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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四川渠县人李漱芳因“参奏当时权要，言人所不敢言”，有“铁面御史”之称。
李漱芳原名李清芳，其父希望他像兰草一样“奕奕清芳”，成为正直高雅的君子。
从四川盆地到华北平原，李清芳学优登仕，一气呵成。在母亲去世后，他承担起照顾幼弟的担子，一边“包裹布与巾，中夜再三起;邻媪乞乳尽，软嚼糜粥饲”，一边“背灯究经史”，过了6年“放声口若钳，回顾泪渍纸”的日子。在这6年间，他先后通过府试、乡试、会试、殿试，以24岁的年纪进士及第，踏入仕途。
高山大河阻挡不住李清芳的进取之路，渠县的一介布衣，转眼已是六部京官。但进京后不久，李清芳就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北京也有个李清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李清芳入京为官。很快，户部主事李清芳就发现“京官有与同名者”。万万没想到，时任兵部侍郎也叫李清芳。
“老李”比“小李”年长30多岁。当福建人“老李”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入翰林院学习时，四川人“小李”才刚刚学会走路。“老李”不仅年龄大、资历老，身上还有几个独特的标签。
一是“学二代”。福建安溪李氏是资深的书香门第，父子兄弟皆为“考霸”“学神”，百年内曾出现过“四世十进士七翰林”的科举盛况。二是“官三代”。“老李”的叔祖父李光地曾官拜文渊阁大学士，父亲李锺侨出身翰林院编修，哥哥李清时曾任山东巡抚，可以称得上“世代簪缨”。三是“刚直御史”。“老李”先后做过广东道监察御史和兵科、刑科给事中，虽因冒犯皇帝被多次“严加申饬”，但始终刚正直言，凡有关国计民生之事“无不奏陈”，比如他建议放宽奉天海禁等，奏折一上，即被采纳推行。
出于对前辈的尊重，初涉庙堂的“小李”当年就“呈部改漱芳”。
李漱芳“学优才赡，崇尚气节”，在户部任职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河南道监察御史。
直言敢谏的“老李”对李漱芳影响非常大。“御史之设，所以防壅弊，必取特立独行、无所依傍者”，对照着“老李”的话，“小李”特别注意慎独慎友。他“在京都时，耿介自处，不妄交一人。除上朝预班，入部办事外，即闭门静坐，貌若高僧”。
铁面御史的“厉害”
福隆安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富察皇后的亲侄儿，乾隆帝的四女婿，年纪轻轻就做到工部尚书一职。随着權力越来越大，他手下的人也越来越放肆，一个名叫栾大（一作蓝大）的家奴倚仗着主人的权势，经常“招徕无赖辈，肆行市衢间”。一天晚上，栾大和朋友们照例在金陵楼喝酒，不知何故竟互相扭打起来，闹得满城风雨。巡城御史永明和陈憬知道后，因畏惧福隆安的势力，既不制止，也不上报。专管治安的巡城御史尚且如此敷衍，其余官员就更不敢吱声了，一时之间，城内“无人敢过而问者”。
碰巧的是，李漱芳当晚“巡视中城”，亲眼见到栾大闹事、官员袖手的一幕。他当即下令将栾大抓捕，取证审判后，上了一道弹劾奏章，如实报告了栾大的劣迹，并指出这种仗势欺人的风气如果日益滋长，将“贻累于椒房（皇后），其攸关甚巨”，必须对栾大严肃处理。巡城御史徇顾私情，更该受罚。福隆安“以忠谨传家”却没有管好家奴，亦难辞咎。
史书记载，乾隆帝看完奏折后朱批“所奏甚是”，立刻召见李漱芳，当面称赞他“据实参劾，甚属可嘉”，并提拔他担任工科给事中——直接监督福隆安主管的部门。此案的处理结果是：栾大交付“刑部从重治罪”，两名巡城御史“严加议处”，福隆安被点名“明白回奏”并罚俸为诫。
经此一事，李漱芳声震京门。同时，以福隆安为代表的名公巨卿知道了“铁面御史”的厉害，开始管教门人家丁，权臣家奴的骄横风气明显收敛。
直言惹来“穿小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寿张县王伦打着“清水教”的旗号起义。聚集的农民军一路攻占寿张、临清等地，不仅打砸县衙，还控制了临清境内的运河，阻断漕运。消息从山东传到北京，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众说纷纭之际，李漱芳默默递上了奏折。
他直言农民聚众滋事是饥寒所迫，“虽曰奸民”，实则是“无告之饥民”。因为那年山东“雨泽稀少，麦收歉薄”，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不如实上报收成情况。而督抚官员不知灾情，反而额外增加赋税，才导致了“不法之徒乘机起衅”。
他还说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主张要平定起义，必须先安抚饥民，建议乾隆帝停止征剿，尽快查清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再“宽其徭役，给其耔种，俾得豫为来春之计”。
李漱芳掌握的情况基本客观，但却惹恼了乾隆帝。他看完奏疏，也是当场就回复了意见，只是这次的意见与上次截然相反。
“李漱芳所奏一折实大不是！”
皇帝的关注点根本不在“是否饥民”上，只要“聚众叛逆，劫库杀官”，就属于谋逆，对这种行为必须严惩。他严重怀疑李漱芳和自己不是一条心，有沽名钓誉的不良意图，不然怎会“置顺逆大义于不问”，一心为叛逆者辩护？
奏折触犯“龙颜”的第二处，在于捅破了饥荒严重、官吏推诿的窗户纸，刺破了乾隆帝的“盛世梦”。
“若果歉收，各村庄何从得有粮食，以供贼攫掠？”
“若系灾民，岂有见仓粮不取之理？”
“若地方官讳匿灾伤，又岂肯请发仓米？”
乾隆帝连发三问，似乎是在论证王伦一伙是奸民非饥民，指责李漱芳不该夸大灾情。但说到底，他是在倔强地维护“盛世明君”的尊严。
为此，他专门派人带着李漱芳到卢沟桥等京郊城镇实地查看，结果发现“无流民”。起义平定后，又命令李漱芳到审讯俘虏的现场“旁视”，结果没有一人承认是饥寒所迫，问到收成时都说“秋收尚及半”。
乾隆帝对调查结果和证人口供很满意，王伦起义纯属邪教图谋，清朝的统治绝无问题。他开始思考要如何处置李漱芳。“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是乾隆帝惯用的招数，他一面指出李漱芳“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必须撤去谏官之职;一面又抬出圣人的“恕道”，网开一面将他降为礼部主事。
李漱芳因直言被贬，在清廷也引起不小震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敢言事”。
实际上，乾隆帝的恼怒并未轻易消除。4年后，李漱芳因工作出色，吏部尚书永贵保举他晋升员外郎。但乾隆帝不但驳回永贵的推荐，还责备他“擅专邀誉，涉明季党援朋比之习”，将其“削职夺花翎”。又过了几年，李漱芳才升任该职。
接连经历家人去世后，在京沉浮近30年的李漱芳决定辞官回家。当船只慢慢靠近渠江码头时，父老乡亲们站了好几排，争先恐后地想看看这位“直声播中外”的家乡名人。
走上码头的李漱芳，举止谦恭，一点都没有朝臣的架子。老乡们亲切地称呼他为“乡先生”。令大家吃惊的是，船上搬下一个又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没有金银钱财，全是新书。原来，李漱芳考虑到川蜀多人才，但“经籍半残阙，后生失宗仰”，所以希望培养家乡人的好学之风，教育后辈儿孙不贪不腐、清廉刚正。
“尚闻归蜀日，无那陨星何。”回川才几个月，李漱芳就一病不起，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去世，年仅52岁。据说，当地官员和其好友都做了同样一个梦，梦到李漱芳被“彩仗旗帜”接走，成为当地城隍，护佑全县平安。
李漱芳原名李清芳，其父希望他像兰草一样“奕奕清芳”，成为正直高雅的君子。
从四川盆地到华北平原，李清芳学优登仕，一气呵成。在母亲去世后，他承担起照顾幼弟的担子，一边“包裹布与巾，中夜再三起;邻媪乞乳尽，软嚼糜粥饲”，一边“背灯究经史”，过了6年“放声口若钳，回顾泪渍纸”的日子。在这6年间，他先后通过府试、乡试、会试、殿试，以24岁的年纪进士及第，踏入仕途。
高山大河阻挡不住李清芳的进取之路，渠县的一介布衣，转眼已是六部京官。但进京后不久，李清芳就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北京也有个李清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李清芳入京为官。很快，户部主事李清芳就发现“京官有与同名者”。万万没想到，时任兵部侍郎也叫李清芳。
“老李”比“小李”年长30多岁。当福建人“老李”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入翰林院学习时，四川人“小李”才刚刚学会走路。“老李”不仅年龄大、资历老，身上还有几个独特的标签。
一是“学二代”。福建安溪李氏是资深的书香门第，父子兄弟皆为“考霸”“学神”，百年内曾出现过“四世十进士七翰林”的科举盛况。二是“官三代”。“老李”的叔祖父李光地曾官拜文渊阁大学士，父亲李锺侨出身翰林院编修，哥哥李清时曾任山东巡抚，可以称得上“世代簪缨”。三是“刚直御史”。“老李”先后做过广东道监察御史和兵科、刑科给事中，虽因冒犯皇帝被多次“严加申饬”，但始终刚正直言，凡有关国计民生之事“无不奏陈”，比如他建议放宽奉天海禁等，奏折一上，即被采纳推行。
出于对前辈的尊重，初涉庙堂的“小李”当年就“呈部改漱芳”。
李漱芳“学优才赡，崇尚气节”，在户部任职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河南道监察御史。
直言敢谏的“老李”对李漱芳影响非常大。“御史之设，所以防壅弊，必取特立独行、无所依傍者”，对照着“老李”的话，“小李”特别注意慎独慎友。他“在京都时，耿介自处，不妄交一人。除上朝预班，入部办事外，即闭门静坐，貌若高僧”。
铁面御史的“厉害”
福隆安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富察皇后的亲侄儿，乾隆帝的四女婿，年纪轻轻就做到工部尚书一职。随着權力越来越大，他手下的人也越来越放肆，一个名叫栾大（一作蓝大）的家奴倚仗着主人的权势，经常“招徕无赖辈，肆行市衢间”。一天晚上，栾大和朋友们照例在金陵楼喝酒，不知何故竟互相扭打起来，闹得满城风雨。巡城御史永明和陈憬知道后，因畏惧福隆安的势力，既不制止，也不上报。专管治安的巡城御史尚且如此敷衍，其余官员就更不敢吱声了，一时之间，城内“无人敢过而问者”。
碰巧的是，李漱芳当晚“巡视中城”，亲眼见到栾大闹事、官员袖手的一幕。他当即下令将栾大抓捕，取证审判后，上了一道弹劾奏章，如实报告了栾大的劣迹，并指出这种仗势欺人的风气如果日益滋长，将“贻累于椒房（皇后），其攸关甚巨”，必须对栾大严肃处理。巡城御史徇顾私情，更该受罚。福隆安“以忠谨传家”却没有管好家奴，亦难辞咎。
史书记载，乾隆帝看完奏折后朱批“所奏甚是”，立刻召见李漱芳，当面称赞他“据实参劾，甚属可嘉”，并提拔他担任工科给事中——直接监督福隆安主管的部门。此案的处理结果是：栾大交付“刑部从重治罪”，两名巡城御史“严加议处”，福隆安被点名“明白回奏”并罚俸为诫。
经此一事，李漱芳声震京门。同时，以福隆安为代表的名公巨卿知道了“铁面御史”的厉害，开始管教门人家丁，权臣家奴的骄横风气明显收敛。
直言惹来“穿小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寿张县王伦打着“清水教”的旗号起义。聚集的农民军一路攻占寿张、临清等地，不仅打砸县衙，还控制了临清境内的运河，阻断漕运。消息从山东传到北京，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众说纷纭之际，李漱芳默默递上了奏折。
他直言农民聚众滋事是饥寒所迫，“虽曰奸民”，实则是“无告之饥民”。因为那年山东“雨泽稀少，麦收歉薄”，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不如实上报收成情况。而督抚官员不知灾情，反而额外增加赋税，才导致了“不法之徒乘机起衅”。
他还说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主张要平定起义，必须先安抚饥民，建议乾隆帝停止征剿，尽快查清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再“宽其徭役，给其耔种，俾得豫为来春之计”。
李漱芳掌握的情况基本客观，但却惹恼了乾隆帝。他看完奏疏，也是当场就回复了意见，只是这次的意见与上次截然相反。
“李漱芳所奏一折实大不是！”
皇帝的关注点根本不在“是否饥民”上，只要“聚众叛逆，劫库杀官”，就属于谋逆，对这种行为必须严惩。他严重怀疑李漱芳和自己不是一条心，有沽名钓誉的不良意图，不然怎会“置顺逆大义于不问”，一心为叛逆者辩护？
奏折触犯“龙颜”的第二处，在于捅破了饥荒严重、官吏推诿的窗户纸，刺破了乾隆帝的“盛世梦”。
“若果歉收，各村庄何从得有粮食，以供贼攫掠？”
“若系灾民，岂有见仓粮不取之理？”
“若地方官讳匿灾伤，又岂肯请发仓米？”
乾隆帝连发三问，似乎是在论证王伦一伙是奸民非饥民，指责李漱芳不该夸大灾情。但说到底，他是在倔强地维护“盛世明君”的尊严。
为此，他专门派人带着李漱芳到卢沟桥等京郊城镇实地查看，结果发现“无流民”。起义平定后，又命令李漱芳到审讯俘虏的现场“旁视”，结果没有一人承认是饥寒所迫，问到收成时都说“秋收尚及半”。
乾隆帝对调查结果和证人口供很满意，王伦起义纯属邪教图谋，清朝的统治绝无问题。他开始思考要如何处置李漱芳。“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是乾隆帝惯用的招数，他一面指出李漱芳“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必须撤去谏官之职;一面又抬出圣人的“恕道”，网开一面将他降为礼部主事。
李漱芳因直言被贬，在清廷也引起不小震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敢言事”。
实际上，乾隆帝的恼怒并未轻易消除。4年后，李漱芳因工作出色，吏部尚书永贵保举他晋升员外郎。但乾隆帝不但驳回永贵的推荐，还责备他“擅专邀誉，涉明季党援朋比之习”，将其“削职夺花翎”。又过了几年，李漱芳才升任该职。
接连经历家人去世后，在京沉浮近30年的李漱芳决定辞官回家。当船只慢慢靠近渠江码头时，父老乡亲们站了好几排，争先恐后地想看看这位“直声播中外”的家乡名人。
走上码头的李漱芳，举止谦恭，一点都没有朝臣的架子。老乡们亲切地称呼他为“乡先生”。令大家吃惊的是，船上搬下一个又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没有金银钱财，全是新书。原来，李漱芳考虑到川蜀多人才，但“经籍半残阙，后生失宗仰”，所以希望培养家乡人的好学之风，教育后辈儿孙不贪不腐、清廉刚正。
“尚闻归蜀日，无那陨星何。”回川才几个月，李漱芳就一病不起，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去世，年仅52岁。据说，当地官员和其好友都做了同样一个梦，梦到李漱芳被“彩仗旗帜”接走，成为当地城隍，护佑全县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