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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东国文学之祖”崔致远生于新罗长于李唐，崔致远将李唐和新罗奉为双重正朔，二者皆为其“家国”。文章在崔致远家国意识的视角下，结合其旅唐返新的生活、仕途轨迹，从“留唐入仕展抱负”“归国出世隐田园”两个层面对其文学作品进行了例举分析。
关键词：李唐 新罗 崔致远 家国意识 文学创作
崔致远，新罗（公元前57～935年）末期人，年幼时入唐留学并入仕为官，深受儒释道三教影响。崔致远是朝鲜不可多得的大诗人、大学者，被奉为朝鲜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文学之祖”的美誉。
国内学者对崔致远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文学艺术特点、哲学思想、相关唐罗交流、以及崔致远的历史观等方面。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如倪文波通过《崔致远文学创作》深入剖析了崔致远的文学作品，并结合崔致远在唐朝的活动路径以及历史背景，还原了崔致远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金淑喜在《崔致远诗歌创作浅探》中则总结了崔致远存诗现状、诗歌思想，将其诗歌创作风格与同时期的诗歌进行了比较;刘沛霖在《关于孤云崔致远的儒、佛、道思想》一文中，对崔致远儒、释、道思想的接受渊源、认知特点与践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党银平则通过《从崔志远诸文看唐末与新罗的交往关系》考证分析了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阐述了李唐与新罗之间活跃、频繁的官民贸易情况。
文章旨在以崔致远在唐的生活轨迹、返新归隐的实况为线索，归纳崔致远横跨唐、新“天下——家国”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将结合其文学作品创作，以求在“双正朔”的视角下对其文学作品进行剖析解读。
一.“东学儒宗”崔致远
崔致远，字海夫，号孤云。公元857年生于新罗，自幼聪慧。12岁时远辞亲人，只身赴唐。临行时，父亲告诫崔致远：“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惰乃力。”[1]崔致远的父亲不仅有学识而且颇受儒家为官入仕、父子之礼思想的影响。崔致远也受其影响，诗文中多次以“儒门末学”“玄菟微儒”自称。少年崔致远受其父激励后，留唐学习并进入国子监。他牢记父训“臣佩服严训，不敢弭忘，悬刺无遑，冀谐养志”，怀抱强烈的入仕之心，孜孜不断地学习。
在长安的六年期间，崔致远学习与创作兼顾。该时期他的作品多抒情咏物，传达出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感受。“观光六年，金名榜尾。此时讽喻情性，寓物名篇，曰赋曰诗，几溢箱箧”。[2]公元874年，崔致远科举及第，继续留京求仕。“浪迹东都，笔作饭囊”，广交好友，彼此间唱和酬答，诗文日进。
公元876年冬，崔致远被调任溧水县尉。溧水地处僻静，缺少了长安、洛阳的繁华熙攘。任期之间，崔致远也曾散淡闲居。但心系家国、高远抱负无法实现，不由得心生失落，倍感孤独。崔致远做长文《仙女红袋》（《双女坟》）一诉衷肠。其中《仙女红袋》详细叙述了招贤驿梦遇亡灵，人鬼相恋的故事。《仙女红袋》深受唐人传奇的影响，以神秘梦境作引，述说男女主人公心中之渴望。身处异域、清冷孤寂的崔致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份心灵的知遇和相契。而兩女恰因婚事遇挫但求如意之人委身于他，彼此皆有同病相怜亟需慰藉之处。《仙女红袋》情节曲折离奇、文笔优美生动，被视为韩国志怪小说的源头之一，是韩国志怪小说古典名著《新罗殊异传》的遗文之一。
公元880年崔致远溧水县尉任职期满，欲开拔回京之时恰逢黄巢起义。长安沦陷归去无望，便由友人推荐入幕高骈门下。崔致远因才华出众，深得高骈赏识。在此期间，崔致远创作了一系列著名作品。其中，高骈起兵讨伐黄巢时，崔志远撰写的《檄黄巢书》天下传诵，言辞凌厉为讨伐造势。檄书阐明李唐繁盛，军事强大，强将在侧且师出有名，黄巢等人势必不堪一击;以古为鉴，援引中国历史上的叛乱绞杀之辈，如唐虞、苗扈、刘曜、王敦、安禄山等比于黄巢，直指其恶积祸盈、叛军必败;同时，崔致远引经据典，以《春秋》《道德经》等古训抨击黄巢等人藏奸匿暴之行经。崔致远对李唐担忧、忠诚的态度，以及其忠君、治国等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之后，崔致远将幕僚时期撰写的作品整理成了《桂苑笔耕集》。它杂揉了李唐旅居者崔致远家国忧心之思考也彰显了新罗学者崔致远的求学入仕抱负高远之寄托。其作品涵盖表、别纸、檄书、斋词、祭文、疏等多种形式，种类丰富。《桂苑笔耕集》中的诗作，记述了崔致远与晚唐诗人裴瓒、江淮文人顾云、文学家罗隐等众多友人的情谊，幕主高骈的知遇之恩以及其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之情等等。以当时人述当时事，诗作内容详实，精妙传神，文风博雅繁丽。《桂苑笔耕集》比《唐书》《资治通鉴》等后世史书，呈现出更为生动、翔实的历史原貌。《桂苑笔耕集》完成于动荡的唐朝末期，带有唐末的文风笔韵，是崔致远流传后世的代表著作。
公元884年，崔致远之弟崔栖远奉家信来唐，迎接崔致远返回新罗故里。崔致远借此荣归，受到了新罗当时君主宪康王的重用。崔致远返新后致力于思考如何用满腹经纶、治政良策来报效新罗王朝。回国伊始，崔致远就将在唐时所著诗赋及《表奏集》《中山覆篑集》《桂苑笔耕集》等呈现给宪康王，欲以汉文化的先进理念济世救国、振兴朝纲。这些文集受到推崇和赞赏，奠定了崔致远在新罗乃至韩国文学泰斗的地位。
二.家国意识定正朔
朝鲜半岛与我国东北部紧密相连，长久以来交往密切。唐朝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物产富足。又加之李唐政府重视对外邦交，此时李唐与新罗的交往更是空前活跃。
新罗王朝在统一三国（公元668年）以后，一度经济繁荣、国力增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发展与李唐的关系，吸取先进的文明成果。据《三国史记》记载，从公元703年至897年，新罗以“贺正”“朝贡”“朝唐”等名义向唐朝派遣使节团共八十九次[3];派王室子弟到唐朝宿卫;派遣留学生入唐学习，新罗僧人来唐定居在唐求法、从事宗教活动;新罗仿照唐朝的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改革当地的政治集权制度，采用科举制度选拔官吏;建立中国年号，立五庙、祭社稷，推崇李唐正统，学有所成自称“小中华”。高丽历史学家金富轼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讲到，新罗之所以“以至诚待中国，梯航朝聘之使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4]，就是要“袭中国圣贤之风华”以革新罗的“洪荒之俗”以便使新罗成为“礼仪之邦”。 李唐政府也将新罗视为“君子之国”，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唐、新交流。唐朝政府设立专门的“新罗馆”以接待新罗留学生和使节团;承担外国留学生的衣食费用，设立专门的宾功科招贤纳士;颁布《户令》以欢迎外邦人来唐定居;又有《赋税令》以免除赋税和徭役。唐与新罗长期友好的交流，两国使者的频繁往来加之新罗学生、僧侣、商人的交流两国的关系日渐密切。李唐强盛，新罗的追随，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类似“天下——家国”的政治关系[5]。唐、新的交流模式中融合着引导、交互、借鉴与发展。这种相处模式不禁让人产生了唐、新是一家的错觉。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崔致远更是深有体会。
《祭五方文》中崔致远有云：“五行之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知神鉴则无偏无颇，物情则以享以祀”“今处五方，岂不庇安淮海”。[6]文中崔致远尊崇五方诸神，细数五方神灵的功绩，以祭祀诸神以庇佑李唐社稷安宁。虽是祭文，但其情感之真挚让人可以感受到他将李唐社稷置于心腹之间的殷殷家国情怀;另外，《补安南录异图记》中有言：“交趾四封，图经详矣。……安南之为府也，巡属一十二郡（峰、驩、演、爱、陆、长、郡、谅、武定、武安、苏茂、虞林），羁縻五十八州。……蛮蜑之衆，六种星居，隣诸蕃二十一区。……二十一国鷄犬传声，服食所宜，大较相类。”[7]崔致远在文章之始，记录了安南六种民族与二十一个藩区的民俗风情。各区景物风貌颇具特色且与李唐相区别，但都奉李唐为正朔。诗文表现出李唐管辖范围宽广的同时，也折射出了崔致远身在李唐以其子民自居的文人意识。
崔致远在李唐求学、做官、结交好友，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对中国了解深刻又无法割舍离开。这也使得崔致远以李唐子民自处的心理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表露。尽管身为新罗人，但仍如唐人一般效忠唐皇心忧国家社稷。由此也可以推测崔致远深受李唐文化、风俗、政治、制度的影响之深。
同时，崔致远另有论述：“淮南入本国，兼送诏书等使，前都统巡官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臣崔致远进所着杂诗赋及表，奏集二十八卷，具录如后。”[8]此序是崔致远返国后所作文章。他以李唐使臣持诏返国，文中将新罗称为“本国”，自称新罗“臣”，可以看出他不忘出身首肯新罗人的身份。景物置换，崔致远归国后努力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定位为新罗国效力。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匹夫之责，在李唐留学、入仕多年，并将李唐与新罗故国视为一体的崔致远也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崔致远内心自然也将新罗视为正朔[9]。多种论述皆能够表明，崔致远将李唐与新罗置于同一高度，二者皆为其“家国”。从崔致远的这种家国意识入手，可以将其在唐留学时期和归国后的歌物咏志诗歌囊括在该意识形态之下。
三.家国意识下的诗歌创作
崔致远生于新罗，长于李唐，两种生活环境都给予他莫大的影响，两者皆为其“家国”。在崔致远的“家国”意识下，文章结合崔致远旅唐返新的生活轨迹，将其诗歌创作划分为前期留唐入仕和后期回国归隐两部分进行整理分析。
1.留唐入仕展抱負
崔致远于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及第，公元876年出任溧水县尉。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崔致远官限期满，投奔高骈“专委笔砚”。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27岁时，任馆驿巡官。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崔致远出任都统巡官。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崔致远时年30岁，离开高骈幕府，踏上归国之途。[10]高骈门下为僚期间，崔致远因才华出众，深得其赏识。崔致远拟定了大量的诏、启、状等文书，并创作一系列著名作品。纵观崔致远前期的作品，大多反映年轻时期入仕为官的宏图之志，如《檄黄巢书》《纪德诗》等。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至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黄巢领导农民起义，反抗李唐政府黑暗腐朽且残酷的统治。黄巢起义时正值崔致远初入高骈门下，为助高骈出师有名，崔致远撰写了《檄黄巢书》。其中有云，“授尔节旄，寄尔方镇，尔犹自扬鸩毒，不敛枭声，动则啮人，行唯吠主”“上帝深仁，屈法申恩，大朝令典。讨官贼者不怀私忿，谕迷途者固在直言”“汝其无成胶柱，早学见机，善自为谋，过而能改。若愿分茅列土，开国承家，免身首之横分……”等[11]。崔致远认为李唐政府将守边大任交付于黄巢，他应知恩图报，尽心职守保卫边疆。并以天君之恩、臣子之礼、家国荣辱、天下之义等劝说黄巢放弃抵抗，以当行“大丈夫之事”。《檄黄巢书》一文仅1158字，但从崔致远的措辞及思想可透视作者对李唐王朝的忠孝、对高骈幕府的拥护、对李唐子民的爱护以及对黄巢反叛的谴责之情。崔致远对李唐的家国情怀，一目了然。
崔致远还作《纪德诗》三十余首。《纪德诗》中的诗歌多对高骈的文韬武略以及建功立业进行歌颂，但也蕴涵了崔致远自己的政治理想，体现了他深谙中华书法、武术、用兵、文学、哲学、典故等多样文化。在《兵机》中将高骈比作张良，颂其功保太平;《笔法》中言及书法，《性箴》中谈及道学、老子，《咏雪》中借东晋谢家赞高骈之才思敏捷，在《射雕》中记录高骈一箭双雕之史实;《执金吾》中歌颂高骈平定蛮夷叛乱，《安化》则记载高骈抗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收复河湟失地之功;《秦城》谈及边疆战事，但成竹在胸，处之泰然;《安南》《平蛮》同为边疆诗，赞都护定南蛮、西川;《浙西》《降寇》中描写了高骈镇压王仙芝等农民起义军的事迹……诸多诗文中皆能看到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李唐国运长久，社稷万年。也都反映出了作者反对社会动荡不安向往统一和平的高远格局。总体来说，《纪德诗》不仅仅是崔致远应酬官场的文章，也是其委婉地表达自己匡扶社稷“扫尽边尘”“济苍生”的家国思想。
附诗《天平》一首，可对其家国抱负洞察一二：
海岱烟尘匝郓城，遥挥一剑落欃枪。
征旗不动降旗尽，永使天平地亦平。[12]
崔致远将李唐视为正朔，在高骈门下做官时，设身处地为其出谋划策。但又洞察民众生活、体恤民情，畅言对李唐社会的不满。他关心民众疾苦，对掌权阶层不事生产、养尊处优且轻蔑讥讽劳苦人民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抨击。在其诗《江南女》中，诗人如是写道：
关键词：李唐 新罗 崔致远 家国意识 文学创作
崔致远，新罗（公元前57～935年）末期人，年幼时入唐留学并入仕为官，深受儒释道三教影响。崔致远是朝鲜不可多得的大诗人、大学者，被奉为朝鲜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文学之祖”的美誉。
国内学者对崔致远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文学艺术特点、哲学思想、相关唐罗交流、以及崔致远的历史观等方面。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如倪文波通过《崔致远文学创作》深入剖析了崔致远的文学作品，并结合崔致远在唐朝的活动路径以及历史背景，还原了崔致远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金淑喜在《崔致远诗歌创作浅探》中则总结了崔致远存诗现状、诗歌思想，将其诗歌创作风格与同时期的诗歌进行了比较;刘沛霖在《关于孤云崔致远的儒、佛、道思想》一文中，对崔致远儒、释、道思想的接受渊源、认知特点与践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党银平则通过《从崔志远诸文看唐末与新罗的交往关系》考证分析了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阐述了李唐与新罗之间活跃、频繁的官民贸易情况。
文章旨在以崔致远在唐的生活轨迹、返新归隐的实况为线索，归纳崔致远横跨唐、新“天下——家国”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将结合其文学作品创作，以求在“双正朔”的视角下对其文学作品进行剖析解读。
一.“东学儒宗”崔致远
崔致远，字海夫，号孤云。公元857年生于新罗，自幼聪慧。12岁时远辞亲人，只身赴唐。临行时，父亲告诫崔致远：“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惰乃力。”[1]崔致远的父亲不仅有学识而且颇受儒家为官入仕、父子之礼思想的影响。崔致远也受其影响，诗文中多次以“儒门末学”“玄菟微儒”自称。少年崔致远受其父激励后，留唐学习并进入国子监。他牢记父训“臣佩服严训，不敢弭忘，悬刺无遑，冀谐养志”，怀抱强烈的入仕之心，孜孜不断地学习。
在长安的六年期间，崔致远学习与创作兼顾。该时期他的作品多抒情咏物，传达出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感受。“观光六年，金名榜尾。此时讽喻情性，寓物名篇，曰赋曰诗，几溢箱箧”。[2]公元874年，崔致远科举及第，继续留京求仕。“浪迹东都，笔作饭囊”，广交好友，彼此间唱和酬答，诗文日进。
公元876年冬，崔致远被调任溧水县尉。溧水地处僻静，缺少了长安、洛阳的繁华熙攘。任期之间，崔致远也曾散淡闲居。但心系家国、高远抱负无法实现，不由得心生失落，倍感孤独。崔致远做长文《仙女红袋》（《双女坟》）一诉衷肠。其中《仙女红袋》详细叙述了招贤驿梦遇亡灵，人鬼相恋的故事。《仙女红袋》深受唐人传奇的影响，以神秘梦境作引，述说男女主人公心中之渴望。身处异域、清冷孤寂的崔致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份心灵的知遇和相契。而兩女恰因婚事遇挫但求如意之人委身于他，彼此皆有同病相怜亟需慰藉之处。《仙女红袋》情节曲折离奇、文笔优美生动，被视为韩国志怪小说的源头之一，是韩国志怪小说古典名著《新罗殊异传》的遗文之一。
公元880年崔致远溧水县尉任职期满，欲开拔回京之时恰逢黄巢起义。长安沦陷归去无望，便由友人推荐入幕高骈门下。崔致远因才华出众，深得高骈赏识。在此期间，崔致远创作了一系列著名作品。其中，高骈起兵讨伐黄巢时，崔志远撰写的《檄黄巢书》天下传诵，言辞凌厉为讨伐造势。檄书阐明李唐繁盛，军事强大，强将在侧且师出有名，黄巢等人势必不堪一击;以古为鉴，援引中国历史上的叛乱绞杀之辈，如唐虞、苗扈、刘曜、王敦、安禄山等比于黄巢，直指其恶积祸盈、叛军必败;同时，崔致远引经据典，以《春秋》《道德经》等古训抨击黄巢等人藏奸匿暴之行经。崔致远对李唐担忧、忠诚的态度，以及其忠君、治国等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之后，崔致远将幕僚时期撰写的作品整理成了《桂苑笔耕集》。它杂揉了李唐旅居者崔致远家国忧心之思考也彰显了新罗学者崔致远的求学入仕抱负高远之寄托。其作品涵盖表、别纸、檄书、斋词、祭文、疏等多种形式，种类丰富。《桂苑笔耕集》中的诗作，记述了崔致远与晚唐诗人裴瓒、江淮文人顾云、文学家罗隐等众多友人的情谊，幕主高骈的知遇之恩以及其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之情等等。以当时人述当时事，诗作内容详实，精妙传神，文风博雅繁丽。《桂苑笔耕集》比《唐书》《资治通鉴》等后世史书，呈现出更为生动、翔实的历史原貌。《桂苑笔耕集》完成于动荡的唐朝末期，带有唐末的文风笔韵，是崔致远流传后世的代表著作。
公元884年，崔致远之弟崔栖远奉家信来唐，迎接崔致远返回新罗故里。崔致远借此荣归，受到了新罗当时君主宪康王的重用。崔致远返新后致力于思考如何用满腹经纶、治政良策来报效新罗王朝。回国伊始，崔致远就将在唐时所著诗赋及《表奏集》《中山覆篑集》《桂苑笔耕集》等呈现给宪康王，欲以汉文化的先进理念济世救国、振兴朝纲。这些文集受到推崇和赞赏，奠定了崔致远在新罗乃至韩国文学泰斗的地位。
二.家国意识定正朔
朝鲜半岛与我国东北部紧密相连，长久以来交往密切。唐朝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物产富足。又加之李唐政府重视对外邦交，此时李唐与新罗的交往更是空前活跃。
新罗王朝在统一三国（公元668年）以后，一度经济繁荣、国力增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发展与李唐的关系，吸取先进的文明成果。据《三国史记》记载，从公元703年至897年，新罗以“贺正”“朝贡”“朝唐”等名义向唐朝派遣使节团共八十九次[3];派王室子弟到唐朝宿卫;派遣留学生入唐学习，新罗僧人来唐定居在唐求法、从事宗教活动;新罗仿照唐朝的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改革当地的政治集权制度，采用科举制度选拔官吏;建立中国年号，立五庙、祭社稷，推崇李唐正统，学有所成自称“小中华”。高丽历史学家金富轼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讲到，新罗之所以“以至诚待中国，梯航朝聘之使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4]，就是要“袭中国圣贤之风华”以革新罗的“洪荒之俗”以便使新罗成为“礼仪之邦”。 李唐政府也将新罗视为“君子之国”，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唐、新交流。唐朝政府设立专门的“新罗馆”以接待新罗留学生和使节团;承担外国留学生的衣食费用，设立专门的宾功科招贤纳士;颁布《户令》以欢迎外邦人来唐定居;又有《赋税令》以免除赋税和徭役。唐与新罗长期友好的交流，两国使者的频繁往来加之新罗学生、僧侣、商人的交流两国的关系日渐密切。李唐强盛，新罗的追随，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类似“天下——家国”的政治关系[5]。唐、新的交流模式中融合着引导、交互、借鉴与发展。这种相处模式不禁让人产生了唐、新是一家的错觉。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崔致远更是深有体会。
《祭五方文》中崔致远有云：“五行之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知神鉴则无偏无颇，物情则以享以祀”“今处五方，岂不庇安淮海”。[6]文中崔致远尊崇五方诸神，细数五方神灵的功绩，以祭祀诸神以庇佑李唐社稷安宁。虽是祭文，但其情感之真挚让人可以感受到他将李唐社稷置于心腹之间的殷殷家国情怀;另外，《补安南录异图记》中有言：“交趾四封，图经详矣。……安南之为府也，巡属一十二郡（峰、驩、演、爱、陆、长、郡、谅、武定、武安、苏茂、虞林），羁縻五十八州。……蛮蜑之衆，六种星居，隣诸蕃二十一区。……二十一国鷄犬传声，服食所宜，大较相类。”[7]崔致远在文章之始，记录了安南六种民族与二十一个藩区的民俗风情。各区景物风貌颇具特色且与李唐相区别，但都奉李唐为正朔。诗文表现出李唐管辖范围宽广的同时，也折射出了崔致远身在李唐以其子民自居的文人意识。
崔致远在李唐求学、做官、结交好友，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对中国了解深刻又无法割舍离开。这也使得崔致远以李唐子民自处的心理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表露。尽管身为新罗人，但仍如唐人一般效忠唐皇心忧国家社稷。由此也可以推测崔致远深受李唐文化、风俗、政治、制度的影响之深。
同时，崔致远另有论述：“淮南入本国，兼送诏书等使，前都统巡官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臣崔致远进所着杂诗赋及表，奏集二十八卷，具录如后。”[8]此序是崔致远返国后所作文章。他以李唐使臣持诏返国，文中将新罗称为“本国”，自称新罗“臣”，可以看出他不忘出身首肯新罗人的身份。景物置换，崔致远归国后努力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定位为新罗国效力。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匹夫之责，在李唐留学、入仕多年，并将李唐与新罗故国视为一体的崔致远也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崔致远内心自然也将新罗视为正朔[9]。多种论述皆能够表明，崔致远将李唐与新罗置于同一高度，二者皆为其“家国”。从崔致远的这种家国意识入手，可以将其在唐留学时期和归国后的歌物咏志诗歌囊括在该意识形态之下。
三.家国意识下的诗歌创作
崔致远生于新罗，长于李唐，两种生活环境都给予他莫大的影响，两者皆为其“家国”。在崔致远的“家国”意识下，文章结合崔致远旅唐返新的生活轨迹，将其诗歌创作划分为前期留唐入仕和后期回国归隐两部分进行整理分析。
1.留唐入仕展抱負
崔致远于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及第，公元876年出任溧水县尉。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崔致远官限期满，投奔高骈“专委笔砚”。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27岁时，任馆驿巡官。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崔致远出任都统巡官。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崔致远时年30岁，离开高骈幕府，踏上归国之途。[10]高骈门下为僚期间，崔致远因才华出众，深得其赏识。崔致远拟定了大量的诏、启、状等文书，并创作一系列著名作品。纵观崔致远前期的作品，大多反映年轻时期入仕为官的宏图之志，如《檄黄巢书》《纪德诗》等。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至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黄巢领导农民起义，反抗李唐政府黑暗腐朽且残酷的统治。黄巢起义时正值崔致远初入高骈门下，为助高骈出师有名，崔致远撰写了《檄黄巢书》。其中有云，“授尔节旄，寄尔方镇，尔犹自扬鸩毒，不敛枭声，动则啮人，行唯吠主”“上帝深仁，屈法申恩，大朝令典。讨官贼者不怀私忿，谕迷途者固在直言”“汝其无成胶柱，早学见机，善自为谋，过而能改。若愿分茅列土，开国承家，免身首之横分……”等[11]。崔致远认为李唐政府将守边大任交付于黄巢，他应知恩图报，尽心职守保卫边疆。并以天君之恩、臣子之礼、家国荣辱、天下之义等劝说黄巢放弃抵抗，以当行“大丈夫之事”。《檄黄巢书》一文仅1158字，但从崔致远的措辞及思想可透视作者对李唐王朝的忠孝、对高骈幕府的拥护、对李唐子民的爱护以及对黄巢反叛的谴责之情。崔致远对李唐的家国情怀，一目了然。
崔致远还作《纪德诗》三十余首。《纪德诗》中的诗歌多对高骈的文韬武略以及建功立业进行歌颂，但也蕴涵了崔致远自己的政治理想，体现了他深谙中华书法、武术、用兵、文学、哲学、典故等多样文化。在《兵机》中将高骈比作张良，颂其功保太平;《笔法》中言及书法，《性箴》中谈及道学、老子，《咏雪》中借东晋谢家赞高骈之才思敏捷，在《射雕》中记录高骈一箭双雕之史实;《执金吾》中歌颂高骈平定蛮夷叛乱，《安化》则记载高骈抗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收复河湟失地之功;《秦城》谈及边疆战事，但成竹在胸，处之泰然;《安南》《平蛮》同为边疆诗，赞都护定南蛮、西川;《浙西》《降寇》中描写了高骈镇压王仙芝等农民起义军的事迹……诸多诗文中皆能看到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李唐国运长久，社稷万年。也都反映出了作者反对社会动荡不安向往统一和平的高远格局。总体来说，《纪德诗》不仅仅是崔致远应酬官场的文章，也是其委婉地表达自己匡扶社稷“扫尽边尘”“济苍生”的家国思想。
附诗《天平》一首，可对其家国抱负洞察一二：
海岱烟尘匝郓城，遥挥一剑落欃枪。
征旗不动降旗尽，永使天平地亦平。[12]
崔致远将李唐视为正朔，在高骈门下做官时，设身处地为其出谋划策。但又洞察民众生活、体恤民情，畅言对李唐社会的不满。他关心民众疾苦，对掌权阶层不事生产、养尊处优且轻蔑讥讽劳苦人民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抨击。在其诗《江南女》中，诗人如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