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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1日下午，《读库》七周年沙龙现场，张立宪在回答读者提问。
问题一：今天是“双十一”，除了很多单身的人觉得这和情感有关以外（光棍节），今天还是个买书的好日子。京东买三百减一百五，我上午刚下了单。我总结出三种书最好卖，第一种是成功学，第二种教你怎么谈恋爱，第三种就是乱七八糟的文艺书。你对读者选书有什么建议？
张立宪回答：书最好不要和钱发生太多的关系，虽然书是用钱买的。我觉得最好的消费方式是想买就买，和价格无关。并且中国的书贵也贵不到哪儿去，买三百减一百五，为了那减去的一百五，让自己的生命中多一些时间处理那些包袱，消耗的时间贵过那些钱。其实我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现在已经对书失去信心，失去兴趣了。
主持人柴静插话：读书人为什么看书少呢？
张立宪回答：一个是获得信息的渠道丰富了，还有就是中国的书做得不那么让人满意。从前，范用（著名出版家）是编辑，我是读者，我读他的书，很享受，茅塞顿开。现在的情况是，编辑表现出来的专业素质，不足以让读者产生信服感。买一本书上当了，不能让他老上当啊。
问题二：《读库》经过七年，品牌影响力已经很大，你考虑过借助资本的力量上市吗？抛开内容先不说，你对《读库》的运营发展有什么规划？
张立宪回答：我对上市融资不大感冒，几年前就有人要给我们钱，但当时我不知道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给我一个亿，我还是干这些事。没有这些钱，我也没少干。我看到国内几家大的出版商，他们前几年进行了融资，但日子过得并不好，因为欠资本的太多，要对人家的钱负责。比如一本书，我愿意做三年就做三年，想做五年就做五年，如果有资本在旁边指手画脚的话，就要对他们交代，今年为什么没有做出来。一些大的出版商一年要出上千种书，为什么要出那么多？因为出得少了资老师（资本）不干。日本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会把我的企业交给与它无关的人。这种融资和上市，就是让无关的人仅仅因为有钱就来对你说三道四。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多强大，我们多清高，而是因为出版行业本身就不是一个需要多少钱的行业。《读库》创业初期，我跟六嫂要来存折，其实里面不到一万块钱。
问题三：我想问个关于人生的问题，你有没有特别迷惘的事情，有没有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的东西？
张立宪回答：我现在唯一庆幸的事情是当年选择了做《读库》，那是出于对自己的检讨。像我这种交际花，朋友多，机会也多。1997年我和太太决定到北京做北漂，做《读库》是2005年底，中间七八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为温饱发过愁，永远有接不完的订单。“老六，我这里做本杂志，你过来给我当主编吧”，这样的邀请比比皆是。貌似我很能干，貌似我左右逢源，但本质上永远是在被别人挑选。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好办了，你先不去管别人怎么挑选，你得明白自己想挑选什么。我想做《读库》，那一下子就简单了……
张立宪又叫“老六”，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圈子和出版业界，提起老六无人不知，年轻人都会尊称他一声“六哥”。2012年他主演了好朋友高群书执导的电影《神探亨特张》，又往娱乐圈跨界踩了一脚。电影成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老六险些变成影帝，不过他宣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电影，以后还是老实做出版，做他一个人折腾近第八年的《读库》—这是一套连续出版的图书，在日渐细分的图书市场里赢得广泛口碑的好产品。
如果你对张立宪和他的《读库》有所了解，会知道以上三个问题其实已经指向了“如何做一本好书”的关键，比如品质和如何控制品质，比如选择和选择之后的坚持。
最好的方法是独裁
2005年10月底，张立宪做出了《读库》的第一本样品书。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读库0600》，除此干干净净，再无多余点缀。那时候还没多少人爱念叨“极简设计”，用张立宪的话说，这叫“压制美编的创作欲望”。
《读库0600》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的印刷品，按照中国出版领域的法规，它还不是可以公开出版发行的“书”。“但它完全符合一本书的出版标准，如果吹句牛，在各项质量指标上它甚至要高于许多图书。”做这样一本样品出来，张立宪拿着它去和作者约稿，去和出版商、发行商谈合作，可以省去许多口舌。
张立宪是《读库》的主编，也是唯一的编辑，还兼任印务、宣传、销售、客服、搬运工……看上去是一人包打天下。实际上从第一本《读库》开始，他就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建立起一个机动、松散、高效的团队，无组织无纪律，却又随叫随到。
“我奔赴石家庄，找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张志伟老师，他是我心目中数一数二的设计大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牛的封面用纸方案。”张立宪回忆说，“我原先供职的出版社的印务也被我动员起来，他有一个与国务院前总理一样的名字，帮我联系好纸厂和印厂。我在几百种纸样里选了最满意的一种，印厂的人马上恭维我真有眼光，挑的是最好的纸。我马上明白了，肯定也是最贵的。”
张立宪想在每本《读库》里做个藏书票提升品位，给台湾漫画家蔡志忠打电话。没过几天，台湾寄来的信封到了。“老头善解人意，听说要先有试刊再正式出书，直接给画了两幅。”约稿是张立宪最拿手的本行，中国一流的文字作者有很多都在他的朋友圈里，或者在他朋友的朋友圈里。不过大牌作者往往喜欢拖稿，张立宪在手机里设置了一条常用短信：“再不把稿子给我，就拿弹弓子崩你们家玻璃。”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并且在每个领域都要找到最合适的人，张立宪认为这样的模式才能发挥最高效率，至少在出版行当里如此。不幸的是，行业现实与理想状态背道而驰。大型的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都人满为患，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编辑，每人每年要做二十多本书才算完成任务。具备一定规模实力的出版社，每年都必须生产出成百上千种图书，不管能不能卖掉，不管有没有人读—因为在中国的出版业内，书号（相当于图书的身份证）是稀缺资源，由主管部门审批下发，一书一号。如果出版社出的书不够多，浪费了当年度的书号，就会影响下一年度的审批额度。所以从出版社、图书公司到责任编辑，无不拼命开足马力生产。换句话说，主管部门每年批下来多少书号，就预示着这一年有多少种书“必须”生产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繁荣”表象下的真相。 张立宪不想按老规矩玩游戏，他认为出版业的运行链条脱节，根源在于从业者的职责、权力、利益划分不清，导致互相推诿扯皮，谁说话也不算数。“一本书卖火了，人人觉得是自己的功劳。书卖得不好，发行说编辑的选题不行，编辑说美编的设计不行，美编说总编没花心思推广，总编一拍桌子说书做得这么烂我没法推广……”张立宪说，“都是一帮自以为是的人在那埋怨别人，却没有一个人为失败负责。”
所以他选择一个人贯穿所有的出版环节，在提升效率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彻底地实现对一本书的所有设想。“做事情最好的方法其实是独裁制，”张立宪说，“就是这个事从头到尾我说了算，成败都算我的。”一年就做六本书，他可以慢慢来，把功课做足，每个环节都反复演练，直到顺畅无误。几年积累下来，张立宪手头囤的稿子已经够他提前安排好一年的出版计划，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就从容了许多。
“现在我每天就是到处串门，一边聊天一边安排各种事情，有时聊着聊着就发现一个好选题。”张立宪说，“回家就闷头编稿子，累了躺床上，回想这一天忙活下来，挺美的。”
当心死在传统渠道
八年前决定做《读库》，是张立宪“怀疑人生”的结果。“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生于1969年的这个老男人为此几天辗转难眠，最后他找到的答案就是创业。
“我陷入迷狂状态，全部的智商和情商都在琢磨一件事情：做一本符合自己理想的书，一本有阅读价值和保留价值的书。”
这是一件听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出版大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多如牛毛，每年出版图书超过37万种，这个数字比美国多出一倍有余。张立宪也曾在一家出版社当过副总编辑，熟悉生产和销售一本书的所有常规流程：组稿、编辑、排版、设计、印刷、装订、宣传、发行、结算回款……这些环节在绝大部分出版机构里需要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团队进行协作，但是张立宪决定，他要独自完成这一切。
《读库》在初创的两三年里，张立宪会用诸如人手不足、节约成本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他为何执意要做“一个人的出版社”，而现在他已经有信心证明这个创新模式的成功。《读库》每两个月出版一本，近两年已经稳定在每本实销四到五万册的数量级。在中国，以一人之力做出版，这是绝对值得骄傲的成绩。
“其实最开始就已经计算好了。”张立宪说，“我不是爱冒险的人，每个环节都考虑到了，确定我自己能完成才开始做这件事。”中国的图书市场两极分化，既不乏销量过百万册的超级畅销书，也有更多的书只能卖掉几千册甚至更少。
“我们做发行工作的基本标准是，如果判断一本书连一万本都卖不掉，做这个生意就没多大意思。但是很多小众的书也会出，前提是对读者群体有相对准确的判断。只要退货和库存不多，几千本也不会亏。”新星出版社发行部副主任姜淮说。他所在的出版社是张立宪的稳定合作伙伴，为每本《读库》提供书号，确保其合法出版物的资质，同时也承揽一部分发行业务。
《人民日报》2013年2月的报道称，中国图书出版业正遭遇日渐严重的库存危机：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和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销售总额从2005年的403.95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653.59亿元，而年末库存则从482.92亿元飞涨到804.05亿元。六年时间里，两者的剪刀差从近79亿元增长至150亿元—库存跑赢了销售，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图书只能在仓库中蒙尘，无缘到达读者手中。根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副总裁郁椿德的分析，中国出版业的存销比（库存码洋与销售额的比例）约为1.77∶1。“每一元销售额的实现，都要以近两元的库存额为代价。”郁椿德说，“一般出版社的库存中有70%左右是出版一年以上的书籍。”长期积压的图书在行话里叫“死书”，也就是无效库存，它们最终的归宿是化为纸浆。
图书的定价是高于成本的，只要没有库存压力，卖出去就意味着赚钱，这是很多小众读物也能生存的原理。所以做出版的最大风险就是库存，而产生巨量库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图书零售渠道拥有退货权：书店卖不掉的书可以退回给出版商，只依照实际销售数量结算书款—中国出版业通行的这一规则叫作“寄销制”。张立宪为此头痛不已：“我本来打算专注做《读库》这个产品本身，销售还是交给传统渠道。结果第一年做下来，从账面上看我是赚钱的，实际上却收不到回款，我不得不找朋友借了十几万块钱支付给纸厂。”
张立宪不想欠别人的钱，他自己的钱却压在渠道和终端里收不回来，这是出版业者普遍遭遇的困境。“中国的出版业环境很差，缺乏基本的商业伦理。”张立宪说，“你去看几乎所有供货商的账本，应收账款那栏里永远趴着几百万上千万，这就影响整个产业链条的运转。”
好在有了电子商务。
《读库》的淘宝店是2008年2月20日凌晨两点多上线的，没做任何宣传，几小时之内就有了四五张订单，这让张立宪很吃惊：一方面惊讶于“这么多人半夜不睡觉”，另一方面，他意识到网络是个好东西，电商让出版者直接面对读者，货款实时到账，越过了传统零售渠道这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七八年前大部分读书人还没有形成网络购物习惯，《读库》的订阅是通过邮局汇款，我收到汇款以后自己提着几包书去邮局发货。”有段时间张立宪让夫人（人称六嫂）帮忙发货，六嫂看着成捆的书仰天长叹：“难道这就是我的宿命！”后来习惯了，每天出门前六嫂会问老六：“今天有几个宿命？”当时张立宪有两张银行卡，功能是存款和取现金，不知道网银为何物。现在，《读库》接近一半的销量来自电商。张立宪做的其他图书和周边产品如笔记本，则全部通过自己的网店销售。
极致品质，长销不衰
张立宪为《读库》的内容设定了严格的标准：“有趣、有料、有种”。如何做到这“三有”，则概括为“三不”：不计成本、不惜篇幅、不留遗憾。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读库0601》一炮打了双响，一响是《读库》这个品牌自身，另一响是其中的稿子《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在郭德纲爆红之前，京津一带的文化圈里已经开始流传这个名字，张立宪找到资深曲艺爱好者东东枪，约他写郭德纲，提出的要求就是“不计成本、不惜篇幅、不留遗憾”。从接到约稿任务到写完，东东枪用了半年时间，跟郭德纲掏心掏肺单聊了十几个小时，到郭德纲家里把所有照片资料翻了个遍，还采访了郭德纲从艺以来几乎所有亲密和重要的见证者。这篇人物特稿赢得了无数读者和媒体的赞扬，给《读库》赢得了第一批铁杆读者，也顺带给郭德纲赢得了不少粉丝。张立宪说：“在我看来，做一些高投入、高成本的采访，写一些禁得起时间淘洗的稿子，留一些有文献意义的文字，这三个愿望在这一组稿子中得到了一定体现。” 戏剧编导牟森答应给《读库》写篇稿子，本来预计半年完成，结果拖了四年多，成为老六见面就催的“超级拖拉机”。稿子终于接近完成时，张立宪专门给牟森办了一场读者活动以示庆祝。开场时张立宪感叹说，幸亏这个稿子没有在半年内写出来，因为在这个选题执行的四五年里，牟森不断读书、采访、思考，产生了很多心得，晚也有晚的好处。
张立宪痛感如今市面上粗制滥造图书之多，图书编辑水平之差，认为很多书其实没有达到出版物的基本标准，连封面都有错字的书也堂而皇之摆在书店里，没人看可怪不得读者。他很推崇老一辈出版人的严谨做派，也希望年轻的从业者能练好基本功。
2011年夏天，《读库》办了一期“编辑魔鬼训练营”，吸引了五六百人报名，三堂课下来，大部分人知难而退，小部分人半途而废，最后剩下几十个人，一起狂热地讨论业务细节。张立宪列举了《读库》的几条编辑规范，比如“除年月日之外的所有阿拉伯数字都改用汉字”“编辑成稿必须导成纯文本文件且段前不空格”等等，几近琐碎和严苛，其中自有道理。他从《读库》已经刊发的稿子里挑出几篇，把作者的原稿发给学员们，要求逐字逐句找出原稿和最终成稿的修改之处。一篇万余字的稿件，圈点勾叉密布，从标点到字句，能有七八百处改动。
老六不是校对狂，按他的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修改是最简单的，真正考验编辑功力的是那些“没有标准”的改动，他称之为“编辑力”。“编辑是一本书最后的把关人。编辑的核心工作，是解决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张立宪说，“编辑拿到一个稿子，字数统计一看是七万字，编完了变成五万字，但是让作者看，看不出哪里被删了，这就是一个好编辑。”
他严重怀疑“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品位，这个机构负责制定全国出版物的文字规范，比如规定“林阴道”为正确用法。张立宪说：“就算他们说我的出版物不合格，我也要用‘林荫道’。”
《读库》坚持只发表非虚构作品，在“真实”的大原则下，可以容纳五花八门的题材。作家王小山在《读库》上读到研究各种电影里出现的武器历史的文章《枪，很多很多枪》，“满足得直哼哼”，非要请作者杜嘉吃一个月的饭。寇延丁的《学开会》和《开会啦》，记录乡村民主实践进程；刘青松《一辈子的战争》寻访参加过中越战争的老兵；还有人写京剧、足球、建筑保护、游牧文明、名流往事、农民工生活……涉及如此庞杂的内容领域，有读者爱之若狂，也有读者晕头转向。
《读库》究竟是办给谁看的？张立宪说他的目标读者是“一切爱读书的人”。这个指向既含混又清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张立宪说，“《读库》的读者来自各行各业，遍布大江南北，年轻人和老人都有，我没法用一二三四来具体描述。但是做书最好玩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不同的人拿起这本书都能安静地看一会儿，找到自己的乐趣，这就够了。”
《读库》从来没做过广告宣传，全国各地的读者知道这本书，一部分是靠口碑传播，还有一部分是经常在书店里见到架上摆着《读库》，慢慢混个脸熟。《读库》的内容不追热点，没有时效性，注定成不了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但是足够成为“长销书”。“从一开始的产品设计来说，我就希望《读库》的销售寿命能长一点儿。”张立宪说，通常新书在书店里最多摆放三个月，展示周期太短，没过多久就被更新的书给挤下去了。但是每一本《读库》封面都保持同样的简朴设计，就是为了给读者留下印象：“总能看见这本书，想必不错。”出版业是销售文化的生意，张立宪用心研究商业规律，骨子里还是有文人的情怀。“一个文化产品不用那么着急去讨好别人，尤其是一个好的文化产品，应该有点骄傲感。不用成天嚷嚷我有多么好，我就静静地在那里，你总会注意到。”
几年前出的《读库》至今还有读者在网购，不少人读了几本喜欢上，就想把书都收齐，所以每期都在不断重印。在著作权保护制度完善的环境下，如果一本书几十年后还有人买，作者和出版者就都能持续获得收入。
“我希望我做出来的书能养老。”这是张立宪的理想。
基于这个理想，他倾尽全力，追求极致品质。《青衣张火丁》是张立宪在折腾《读库》之余，同时操作的诸多出版项目之一，是记录京剧艺术之美的大型画册。从2006年启动到2010年出版，整个拍摄制作过程历时五年，张立宪动用了十余位顶尖摄影大师，辗转五座城市，甚至包下一座剧场专门用来拍摄。《青衣张火丁》定价660元，制作成本一百多万元，最终选用的近千张照片，是从全部拍摄的六万张照片中精选得来。做完《青衣张火丁》，张立宪更加手痒，这种呕心沥血换来的巨大成就感让他陶醉，又接着鼓捣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传家》，都是符合他心目中“能养老”标准的力作。
还是基于简单的理想，他拒绝资本力量的介入，因为他把每本书都看成一个小公司，所有参与这本书出版工作的人都是股东，大家按投入劳动的多少，共享公司红利。“这是一个搭建平台、进行制度建设的过程。”张立宪举例说，现有的制度能保证作者的价值体现，比如一个作者拿10%的版税，相当于他在这本书构建的小公司里占了10%的股份。但是一本书的策划编辑应该占多大份额呢？还有美编、印务呢？
“传统的出版社或者民营图书公司，对这些人的价值判断都是一锤子买卖，编辑做完这本书就奔下一本去了。”张立宪说，“我希望《读库》未来能够探索的机制，就是对这种高智力含量的劳动，给予更科学、细分的价值判断。”
一个编辑今年做了一本书，十年之后退休了，某天收到一份报表，告诉他这本书还在为他赚钱—张立宪觉得，这种感觉，美极了。
问题一：今天是“双十一”，除了很多单身的人觉得这和情感有关以外（光棍节），今天还是个买书的好日子。京东买三百减一百五，我上午刚下了单。我总结出三种书最好卖，第一种是成功学，第二种教你怎么谈恋爱，第三种就是乱七八糟的文艺书。你对读者选书有什么建议？
张立宪回答：书最好不要和钱发生太多的关系，虽然书是用钱买的。我觉得最好的消费方式是想买就买，和价格无关。并且中国的书贵也贵不到哪儿去，买三百减一百五，为了那减去的一百五，让自己的生命中多一些时间处理那些包袱，消耗的时间贵过那些钱。其实我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现在已经对书失去信心，失去兴趣了。
主持人柴静插话：读书人为什么看书少呢？
张立宪回答：一个是获得信息的渠道丰富了，还有就是中国的书做得不那么让人满意。从前，范用（著名出版家）是编辑，我是读者，我读他的书，很享受，茅塞顿开。现在的情况是，编辑表现出来的专业素质，不足以让读者产生信服感。买一本书上当了，不能让他老上当啊。
问题二：《读库》经过七年，品牌影响力已经很大，你考虑过借助资本的力量上市吗？抛开内容先不说，你对《读库》的运营发展有什么规划？
张立宪回答：我对上市融资不大感冒，几年前就有人要给我们钱，但当时我不知道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给我一个亿，我还是干这些事。没有这些钱，我也没少干。我看到国内几家大的出版商，他们前几年进行了融资，但日子过得并不好，因为欠资本的太多，要对人家的钱负责。比如一本书，我愿意做三年就做三年，想做五年就做五年，如果有资本在旁边指手画脚的话，就要对他们交代，今年为什么没有做出来。一些大的出版商一年要出上千种书，为什么要出那么多？因为出得少了资老师（资本）不干。日本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会把我的企业交给与它无关的人。这种融资和上市，就是让无关的人仅仅因为有钱就来对你说三道四。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多强大，我们多清高，而是因为出版行业本身就不是一个需要多少钱的行业。《读库》创业初期，我跟六嫂要来存折，其实里面不到一万块钱。
问题三：我想问个关于人生的问题，你有没有特别迷惘的事情，有没有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的东西？
张立宪回答：我现在唯一庆幸的事情是当年选择了做《读库》，那是出于对自己的检讨。像我这种交际花，朋友多，机会也多。1997年我和太太决定到北京做北漂，做《读库》是2005年底，中间七八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为温饱发过愁，永远有接不完的订单。“老六，我这里做本杂志，你过来给我当主编吧”，这样的邀请比比皆是。貌似我很能干，貌似我左右逢源，但本质上永远是在被别人挑选。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好办了，你先不去管别人怎么挑选，你得明白自己想挑选什么。我想做《读库》，那一下子就简单了……
张立宪又叫“老六”，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圈子和出版业界，提起老六无人不知，年轻人都会尊称他一声“六哥”。2012年他主演了好朋友高群书执导的电影《神探亨特张》，又往娱乐圈跨界踩了一脚。电影成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老六险些变成影帝，不过他宣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电影，以后还是老实做出版，做他一个人折腾近第八年的《读库》—这是一套连续出版的图书，在日渐细分的图书市场里赢得广泛口碑的好产品。
如果你对张立宪和他的《读库》有所了解，会知道以上三个问题其实已经指向了“如何做一本好书”的关键，比如品质和如何控制品质，比如选择和选择之后的坚持。
最好的方法是独裁
2005年10月底，张立宪做出了《读库》的第一本样品书。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读库0600》，除此干干净净，再无多余点缀。那时候还没多少人爱念叨“极简设计”，用张立宪的话说，这叫“压制美编的创作欲望”。
《读库0600》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的印刷品，按照中国出版领域的法规，它还不是可以公开出版发行的“书”。“但它完全符合一本书的出版标准，如果吹句牛，在各项质量指标上它甚至要高于许多图书。”做这样一本样品出来，张立宪拿着它去和作者约稿，去和出版商、发行商谈合作，可以省去许多口舌。
张立宪是《读库》的主编，也是唯一的编辑，还兼任印务、宣传、销售、客服、搬运工……看上去是一人包打天下。实际上从第一本《读库》开始，他就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建立起一个机动、松散、高效的团队，无组织无纪律，却又随叫随到。
“我奔赴石家庄，找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张志伟老师，他是我心目中数一数二的设计大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牛的封面用纸方案。”张立宪回忆说，“我原先供职的出版社的印务也被我动员起来，他有一个与国务院前总理一样的名字，帮我联系好纸厂和印厂。我在几百种纸样里选了最满意的一种，印厂的人马上恭维我真有眼光，挑的是最好的纸。我马上明白了，肯定也是最贵的。”
张立宪想在每本《读库》里做个藏书票提升品位，给台湾漫画家蔡志忠打电话。没过几天，台湾寄来的信封到了。“老头善解人意，听说要先有试刊再正式出书，直接给画了两幅。”约稿是张立宪最拿手的本行，中国一流的文字作者有很多都在他的朋友圈里，或者在他朋友的朋友圈里。不过大牌作者往往喜欢拖稿，张立宪在手机里设置了一条常用短信：“再不把稿子给我，就拿弹弓子崩你们家玻璃。”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并且在每个领域都要找到最合适的人，张立宪认为这样的模式才能发挥最高效率，至少在出版行当里如此。不幸的是，行业现实与理想状态背道而驰。大型的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都人满为患，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编辑，每人每年要做二十多本书才算完成任务。具备一定规模实力的出版社，每年都必须生产出成百上千种图书，不管能不能卖掉，不管有没有人读—因为在中国的出版业内，书号（相当于图书的身份证）是稀缺资源，由主管部门审批下发，一书一号。如果出版社出的书不够多，浪费了当年度的书号，就会影响下一年度的审批额度。所以从出版社、图书公司到责任编辑，无不拼命开足马力生产。换句话说，主管部门每年批下来多少书号，就预示着这一年有多少种书“必须”生产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繁荣”表象下的真相。 张立宪不想按老规矩玩游戏，他认为出版业的运行链条脱节，根源在于从业者的职责、权力、利益划分不清，导致互相推诿扯皮，谁说话也不算数。“一本书卖火了，人人觉得是自己的功劳。书卖得不好，发行说编辑的选题不行，编辑说美编的设计不行，美编说总编没花心思推广，总编一拍桌子说书做得这么烂我没法推广……”张立宪说，“都是一帮自以为是的人在那埋怨别人，却没有一个人为失败负责。”
所以他选择一个人贯穿所有的出版环节，在提升效率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彻底地实现对一本书的所有设想。“做事情最好的方法其实是独裁制，”张立宪说，“就是这个事从头到尾我说了算，成败都算我的。”一年就做六本书，他可以慢慢来，把功课做足，每个环节都反复演练，直到顺畅无误。几年积累下来，张立宪手头囤的稿子已经够他提前安排好一年的出版计划，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就从容了许多。
“现在我每天就是到处串门，一边聊天一边安排各种事情，有时聊着聊着就发现一个好选题。”张立宪说，“回家就闷头编稿子，累了躺床上，回想这一天忙活下来，挺美的。”
当心死在传统渠道
八年前决定做《读库》，是张立宪“怀疑人生”的结果。“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生于1969年的这个老男人为此几天辗转难眠，最后他找到的答案就是创业。
“我陷入迷狂状态，全部的智商和情商都在琢磨一件事情：做一本符合自己理想的书，一本有阅读价值和保留价值的书。”
这是一件听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出版大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多如牛毛，每年出版图书超过37万种，这个数字比美国多出一倍有余。张立宪也曾在一家出版社当过副总编辑，熟悉生产和销售一本书的所有常规流程：组稿、编辑、排版、设计、印刷、装订、宣传、发行、结算回款……这些环节在绝大部分出版机构里需要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团队进行协作，但是张立宪决定，他要独自完成这一切。
《读库》在初创的两三年里，张立宪会用诸如人手不足、节约成本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他为何执意要做“一个人的出版社”，而现在他已经有信心证明这个创新模式的成功。《读库》每两个月出版一本，近两年已经稳定在每本实销四到五万册的数量级。在中国，以一人之力做出版，这是绝对值得骄傲的成绩。
“其实最开始就已经计算好了。”张立宪说，“我不是爱冒险的人，每个环节都考虑到了，确定我自己能完成才开始做这件事。”中国的图书市场两极分化，既不乏销量过百万册的超级畅销书，也有更多的书只能卖掉几千册甚至更少。
“我们做发行工作的基本标准是，如果判断一本书连一万本都卖不掉，做这个生意就没多大意思。但是很多小众的书也会出，前提是对读者群体有相对准确的判断。只要退货和库存不多，几千本也不会亏。”新星出版社发行部副主任姜淮说。他所在的出版社是张立宪的稳定合作伙伴，为每本《读库》提供书号，确保其合法出版物的资质，同时也承揽一部分发行业务。
《人民日报》2013年2月的报道称，中国图书出版业正遭遇日渐严重的库存危机：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和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销售总额从2005年的403.95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653.59亿元，而年末库存则从482.92亿元飞涨到804.05亿元。六年时间里，两者的剪刀差从近79亿元增长至150亿元—库存跑赢了销售，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图书只能在仓库中蒙尘，无缘到达读者手中。根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副总裁郁椿德的分析，中国出版业的存销比（库存码洋与销售额的比例）约为1.77∶1。“每一元销售额的实现，都要以近两元的库存额为代价。”郁椿德说，“一般出版社的库存中有70%左右是出版一年以上的书籍。”长期积压的图书在行话里叫“死书”，也就是无效库存，它们最终的归宿是化为纸浆。
图书的定价是高于成本的，只要没有库存压力，卖出去就意味着赚钱，这是很多小众读物也能生存的原理。所以做出版的最大风险就是库存，而产生巨量库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图书零售渠道拥有退货权：书店卖不掉的书可以退回给出版商，只依照实际销售数量结算书款—中国出版业通行的这一规则叫作“寄销制”。张立宪为此头痛不已：“我本来打算专注做《读库》这个产品本身，销售还是交给传统渠道。结果第一年做下来，从账面上看我是赚钱的，实际上却收不到回款，我不得不找朋友借了十几万块钱支付给纸厂。”
张立宪不想欠别人的钱，他自己的钱却压在渠道和终端里收不回来，这是出版业者普遍遭遇的困境。“中国的出版业环境很差，缺乏基本的商业伦理。”张立宪说，“你去看几乎所有供货商的账本，应收账款那栏里永远趴着几百万上千万，这就影响整个产业链条的运转。”
好在有了电子商务。
《读库》的淘宝店是2008年2月20日凌晨两点多上线的，没做任何宣传，几小时之内就有了四五张订单，这让张立宪很吃惊：一方面惊讶于“这么多人半夜不睡觉”，另一方面，他意识到网络是个好东西，电商让出版者直接面对读者，货款实时到账，越过了传统零售渠道这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七八年前大部分读书人还没有形成网络购物习惯，《读库》的订阅是通过邮局汇款，我收到汇款以后自己提着几包书去邮局发货。”有段时间张立宪让夫人（人称六嫂）帮忙发货，六嫂看着成捆的书仰天长叹：“难道这就是我的宿命！”后来习惯了，每天出门前六嫂会问老六：“今天有几个宿命？”当时张立宪有两张银行卡，功能是存款和取现金，不知道网银为何物。现在，《读库》接近一半的销量来自电商。张立宪做的其他图书和周边产品如笔记本，则全部通过自己的网店销售。
极致品质，长销不衰
张立宪为《读库》的内容设定了严格的标准：“有趣、有料、有种”。如何做到这“三有”，则概括为“三不”：不计成本、不惜篇幅、不留遗憾。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读库0601》一炮打了双响，一响是《读库》这个品牌自身，另一响是其中的稿子《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在郭德纲爆红之前，京津一带的文化圈里已经开始流传这个名字，张立宪找到资深曲艺爱好者东东枪，约他写郭德纲，提出的要求就是“不计成本、不惜篇幅、不留遗憾”。从接到约稿任务到写完，东东枪用了半年时间，跟郭德纲掏心掏肺单聊了十几个小时，到郭德纲家里把所有照片资料翻了个遍，还采访了郭德纲从艺以来几乎所有亲密和重要的见证者。这篇人物特稿赢得了无数读者和媒体的赞扬，给《读库》赢得了第一批铁杆读者，也顺带给郭德纲赢得了不少粉丝。张立宪说：“在我看来，做一些高投入、高成本的采访，写一些禁得起时间淘洗的稿子，留一些有文献意义的文字，这三个愿望在这一组稿子中得到了一定体现。” 戏剧编导牟森答应给《读库》写篇稿子，本来预计半年完成，结果拖了四年多，成为老六见面就催的“超级拖拉机”。稿子终于接近完成时，张立宪专门给牟森办了一场读者活动以示庆祝。开场时张立宪感叹说，幸亏这个稿子没有在半年内写出来，因为在这个选题执行的四五年里，牟森不断读书、采访、思考，产生了很多心得，晚也有晚的好处。
张立宪痛感如今市面上粗制滥造图书之多，图书编辑水平之差，认为很多书其实没有达到出版物的基本标准，连封面都有错字的书也堂而皇之摆在书店里，没人看可怪不得读者。他很推崇老一辈出版人的严谨做派，也希望年轻的从业者能练好基本功。
2011年夏天，《读库》办了一期“编辑魔鬼训练营”，吸引了五六百人报名，三堂课下来，大部分人知难而退，小部分人半途而废，最后剩下几十个人，一起狂热地讨论业务细节。张立宪列举了《读库》的几条编辑规范，比如“除年月日之外的所有阿拉伯数字都改用汉字”“编辑成稿必须导成纯文本文件且段前不空格”等等，几近琐碎和严苛，其中自有道理。他从《读库》已经刊发的稿子里挑出几篇，把作者的原稿发给学员们，要求逐字逐句找出原稿和最终成稿的修改之处。一篇万余字的稿件，圈点勾叉密布，从标点到字句，能有七八百处改动。
老六不是校对狂，按他的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修改是最简单的，真正考验编辑功力的是那些“没有标准”的改动，他称之为“编辑力”。“编辑是一本书最后的把关人。编辑的核心工作，是解决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张立宪说，“编辑拿到一个稿子，字数统计一看是七万字，编完了变成五万字，但是让作者看，看不出哪里被删了，这就是一个好编辑。”
他严重怀疑“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品位，这个机构负责制定全国出版物的文字规范，比如规定“林阴道”为正确用法。张立宪说：“就算他们说我的出版物不合格，我也要用‘林荫道’。”
《读库》坚持只发表非虚构作品，在“真实”的大原则下，可以容纳五花八门的题材。作家王小山在《读库》上读到研究各种电影里出现的武器历史的文章《枪，很多很多枪》，“满足得直哼哼”，非要请作者杜嘉吃一个月的饭。寇延丁的《学开会》和《开会啦》，记录乡村民主实践进程；刘青松《一辈子的战争》寻访参加过中越战争的老兵；还有人写京剧、足球、建筑保护、游牧文明、名流往事、农民工生活……涉及如此庞杂的内容领域，有读者爱之若狂，也有读者晕头转向。
《读库》究竟是办给谁看的？张立宪说他的目标读者是“一切爱读书的人”。这个指向既含混又清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张立宪说，“《读库》的读者来自各行各业，遍布大江南北，年轻人和老人都有，我没法用一二三四来具体描述。但是做书最好玩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不同的人拿起这本书都能安静地看一会儿，找到自己的乐趣，这就够了。”
《读库》从来没做过广告宣传，全国各地的读者知道这本书，一部分是靠口碑传播，还有一部分是经常在书店里见到架上摆着《读库》，慢慢混个脸熟。《读库》的内容不追热点，没有时效性，注定成不了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但是足够成为“长销书”。“从一开始的产品设计来说，我就希望《读库》的销售寿命能长一点儿。”张立宪说，通常新书在书店里最多摆放三个月，展示周期太短，没过多久就被更新的书给挤下去了。但是每一本《读库》封面都保持同样的简朴设计，就是为了给读者留下印象：“总能看见这本书，想必不错。”出版业是销售文化的生意，张立宪用心研究商业规律，骨子里还是有文人的情怀。“一个文化产品不用那么着急去讨好别人，尤其是一个好的文化产品，应该有点骄傲感。不用成天嚷嚷我有多么好，我就静静地在那里，你总会注意到。”
几年前出的《读库》至今还有读者在网购，不少人读了几本喜欢上，就想把书都收齐，所以每期都在不断重印。在著作权保护制度完善的环境下，如果一本书几十年后还有人买，作者和出版者就都能持续获得收入。
“我希望我做出来的书能养老。”这是张立宪的理想。
基于这个理想，他倾尽全力，追求极致品质。《青衣张火丁》是张立宪在折腾《读库》之余，同时操作的诸多出版项目之一，是记录京剧艺术之美的大型画册。从2006年启动到2010年出版，整个拍摄制作过程历时五年，张立宪动用了十余位顶尖摄影大师，辗转五座城市，甚至包下一座剧场专门用来拍摄。《青衣张火丁》定价660元，制作成本一百多万元，最终选用的近千张照片，是从全部拍摄的六万张照片中精选得来。做完《青衣张火丁》，张立宪更加手痒，这种呕心沥血换来的巨大成就感让他陶醉，又接着鼓捣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传家》，都是符合他心目中“能养老”标准的力作。
还是基于简单的理想，他拒绝资本力量的介入，因为他把每本书都看成一个小公司，所有参与这本书出版工作的人都是股东，大家按投入劳动的多少，共享公司红利。“这是一个搭建平台、进行制度建设的过程。”张立宪举例说，现有的制度能保证作者的价值体现，比如一个作者拿10%的版税，相当于他在这本书构建的小公司里占了10%的股份。但是一本书的策划编辑应该占多大份额呢？还有美编、印务呢？
“传统的出版社或者民营图书公司，对这些人的价值判断都是一锤子买卖，编辑做完这本书就奔下一本去了。”张立宪说，“我希望《读库》未来能够探索的机制，就是对这种高智力含量的劳动，给予更科学、细分的价值判断。”
一个编辑今年做了一本书，十年之后退休了，某天收到一份报表，告诉他这本书还在为他赚钱—张立宪觉得，这种感觉，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