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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发现，大国拥有小国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世界大国的疆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从经济学角度可以论述为，大国拥有源源不断、用之不竭的劳动力优势，以及相对丰富的资源优势、潜力巨大的市场优势。
在考察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中国等世界大国的经济发展轨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轨迹后，可以看出如下普遍性规律：只要大国的政局比较稳定，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发展战略，能够比较正确地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就必然会发展兴盛，并获得经济内生动力，以乘数效应形式扩张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既然大国对全球生产链及流通领域各环节均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就必然会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诸环节上的语话权和主动权，而与之不相适宜的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体系模式必将被动围绕这些大国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传统的世界大国。长三角、珠三角及渤海湾属于先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拥用众多小国所不具备的外部优势，比如经济腹地广阔，国内市场空间巨大，资源相对丰富，国家力量强大等等。这就意味着凭借本国特有的较强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先发达地区对国际经济波动冲击和干扰的免疫力较强；同时，这些地区及地区内的行业、企业可以借助国家之力获得小国无法获得的高起点发展平台和强大助推力，从而收益丰厚，并能实现跨越发展。一旦大国政府对某些地区、行业给予重点扶持，受惠方的迅速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深圳和上海就是受国家扶持的例证；“神六”以及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银行、石化企业等则是行业受国家扶持的最好例证。
由于大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性也明显高于小国。这些差异固然增大了国家发展的难度，但另一方面又赋予了该国在国土疆域内部实行“雁形”发展的分工协作模式的天然条件，以梯度发展的客观需求推动和促进国内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全面整合，有利于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发展速度。反过来，地方的发展又必然受到国家的种种约束和牵制。地方政府从经济、社会到行政管理各方面，包括工资、物价、税收、利率、汇率、海关、各种审批权限、甚至长期发展战略等等，这些需要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变化和条件变化而相应调整的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都受制于国家，需要服从国家的统一调控。事实证明，“一刀切”式的国家政策往往无法有效地满足具有客观差异的地方实际需求，而自主权不足又往往导致地方政府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诸多实际发展问题。
尤其对于发达地区而言，由于生产力相对发达，总是站在产业升级、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前沿，这些地区往往就是现行国家制度的最大受限者，必需突破国家现行规制才能有大成就，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充当国家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区和先行者。国家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一般是适应原来发展阶段和原来发展条件制定的，先发地区率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具有了新的发展环境，现行的体制和政策可能不再适应，这就遇到了一个先发地区的先行改革和先行闯关和先行突破旧体制、老政策的问题。既然是先行尝试、先行改革，任何举措都会成为“敢为天下人先”的难题和创新，是对现行政策和制度的突破，其中成功的经验将成为今后国家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的依据与蓝本。这就需要国家对先发地区在体制改革和原有政策突破上给予特殊的准许和特殊的支持。
综上所述，先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转型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发展中的创举，尤其需要政府制度创新。当前，这种政府创新，对于先发达地区而言，是顺利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的前提条件和成功保障；对于国家，则意味着看到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找到了宏观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美国称20世纪90年代为“新经济时代”，其实质是美国向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生产与消费模式、信息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全面升级转型，或者说，是向创新型社会的全面升级转型。尽管当时美国各州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是不同的州在新经济下转型的速度却各不相同。一些先发达地区如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等州继续领先于全国，率先成功转型。而有些在旧经济（工业经济）环境中表现很好的州，在适应新经济上却显得停滞不前。比如，一些依赖自然资源和较老制造业的州，如西弗吉尼亚、怀俄明及密苏里等州，以及一些靠低成本吸引企业的州，如密西西比、亚拉巴马或路易斯安那等州。同时，一些工业化较迟的州，如加州、科罗拉多、华盛顿等州，因为战略得当也较快成功转型。
转型期美国各州普遍遇到了以下问题：⑴工资分配不均衡，大量结构性失业。这是经济转型期的必然产物。据统计，工资差距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急剧拉大。尤其是处于工资分配底层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下降幅度很大。⑵高等教育成本的持续增长，剥夺了更多的工人接受教育的机会。⑶企业增大研发新产品、新工艺投资，冷落基础研究。⑷投资在增长，而设备资产却在减少。⑸经济管制的成本在上升。⑹电子商务已经起飞，企业和家庭上网数量迅速增加，但政府却落后于信息化革命。这些转型问题都需要由政府解决，政府必需采取主动措施，改造自我，帮助劳动者适应转型，帮助公司适应竞争。
好的体制机制是经济社会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和关键性因素之一。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以及加州、科罗拉多、华盛顿等创新力和转型综合评价排名前10的州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都是以积极创新为导向的，这些州政府采用的关键政策及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⑴政府带头出资，协同社会力量，广泛设立职业技术学院，改善劳动力素质，改善劳动力结构。比如，广泛设立学费低廉的两年制社区学院，降低普通高等教育成本，以及建立针对某些新产业、新岗位设立地区免费劳动力技术培训机构等。⑵政府带头投资，引导和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大力建设各种有利于促进创新的基础设施、技术支持与信息服务平台，降低企业使用新技术、新设备以及寻找新市场的各种成本。⑶政府通过政府采购以及补贴生产企业或消费者退税等各种手段，培育电子商务，开辟并扩大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从而引导和刺激当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大发展，向信息化社会全面迈进。⑷扶持小企业，降低企业注册门槛，鼓励宽容、进取，培养市民的合作精神，间接地促进了企业团队文化。⑸以发展电子政务为契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实现政府一站式服务和网络化服务。以不断提升服务的便民利民性为机构改革、设置和考核的核心目标。⑹密切关注发展进程，随时制定各种相应的配套政策以适应变革的不时之需，以制度优势保障本州经济强势增长，特别是保证处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居民收入获得全面增长，实现社会稳定与竞争力强化的双重目标。
事实上，充满生机的新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它意味着要促进更高、更广的积极目标：新的经济机会和较高的生活水准，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自由。对美国劳动者而言是更高的信息化和自主度，强有力的社区服务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更宽泛的参与度。这些同样也是我国人民的追求目标。因此，对美国先发达州新经济转型时期的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及发展策略进行经验总结，对我国和我省当前转型具有现实、可行的借鉴意义。
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新经济转型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就是：生产主观能动性、科技创新力和市场应变力三大生产动力获得了有效的制度保障。在新经济社会，技术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而且竞争往往来自料想不到的地方，因此，学习、创造和适应成为许多产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能够持续地创新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希望繁荣的组织的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针对组织管理改革提出了“适应性效率”这个概念，它包括：机构创新的能力、持续学习的能力以及转换的有效性。“适应性效率”作为美国新经济公共政策的核心目标，已经取得成功。我们认为，这种“适应性效率”，应该为我所用，也作为我省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目标。
考虑省情国策，学习美国先进经验，为加速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双转型，我们必须紧紧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1.转变陈旧计划经济思维模式，深入贯彻和推行“以人为本”，积极主动地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现代化服务型政府。政府身先士卒，大力倡导和弘扬全社会“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率先行动，全力推动全省向创新型社会迈进。机遇面前，避免等待观望，坐失发展良机。
2.建立与规范有利于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政府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效益和扩大社会效益为核心目标，积极营造市场经济环境以及鼓励创新、有序竞争的浓厚氛围，建设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技术、资源、人才、市场的共生共享，下大力气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对外推介精品名牌，推进我省企业集群化和国际化发展，从而全面提升我省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综合竞争力，增强经济内生力，掌握经济发展自主权。
3.建立与完善以促进和保障人民小康生活为核心目标的社会体制机制。以人民满意度为标尺，通过以调整收入分配为主线的改革，努力扩大中产收入阶层比重，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率先实现社会的公平、富裕与和谐稳定；通过以文教卫为主线的改革，努力提高人民素质和知识水平，从而加速推进城镇化，并在全国率先建设高品质、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圈与城市群。
4.健全与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干部考核体系。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考核模式，提倡社会公平优先和环境生态优先；改变单纯追求税收的考核模式，提倡创新与节能减排优先；改变传统出口与引资的考核模式，提倡产品质量与科技含量优先；改变以往“无错即功”的考核模式，提倡群众满意与生活品质优先。
5.开阔眼界，善用国际战略眼光谋篇布局。立足长三角，以泛长三角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为我经济腹地，放眼全球市场，勇于“开拓合作新思路，实现合作新跨越”。既要积极深化与上海等国内一流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经济联动性与一体化；又要根据自身实际优势，勇于探索与海外先进地区、先进产业及大企业大项目的合作，破除局限性思路，谋求跨越式大发展。□
（作者张颢瀚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洁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戈尚达
在考察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中国等世界大国的经济发展轨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轨迹后，可以看出如下普遍性规律：只要大国的政局比较稳定，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发展战略，能够比较正确地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就必然会发展兴盛，并获得经济内生动力，以乘数效应形式扩张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既然大国对全球生产链及流通领域各环节均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就必然会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诸环节上的语话权和主动权，而与之不相适宜的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体系模式必将被动围绕这些大国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传统的世界大国。长三角、珠三角及渤海湾属于先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拥用众多小国所不具备的外部优势，比如经济腹地广阔，国内市场空间巨大，资源相对丰富，国家力量强大等等。这就意味着凭借本国特有的较强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先发达地区对国际经济波动冲击和干扰的免疫力较强；同时，这些地区及地区内的行业、企业可以借助国家之力获得小国无法获得的高起点发展平台和强大助推力，从而收益丰厚，并能实现跨越发展。一旦大国政府对某些地区、行业给予重点扶持，受惠方的迅速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深圳和上海就是受国家扶持的例证；“神六”以及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银行、石化企业等则是行业受国家扶持的最好例证。
由于大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性也明显高于小国。这些差异固然增大了国家发展的难度，但另一方面又赋予了该国在国土疆域内部实行“雁形”发展的分工协作模式的天然条件，以梯度发展的客观需求推动和促进国内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全面整合，有利于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发展速度。反过来，地方的发展又必然受到国家的种种约束和牵制。地方政府从经济、社会到行政管理各方面，包括工资、物价、税收、利率、汇率、海关、各种审批权限、甚至长期发展战略等等，这些需要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变化和条件变化而相应调整的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都受制于国家，需要服从国家的统一调控。事实证明，“一刀切”式的国家政策往往无法有效地满足具有客观差异的地方实际需求，而自主权不足又往往导致地方政府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诸多实际发展问题。
尤其对于发达地区而言，由于生产力相对发达，总是站在产业升级、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前沿，这些地区往往就是现行国家制度的最大受限者，必需突破国家现行规制才能有大成就，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充当国家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区和先行者。国家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一般是适应原来发展阶段和原来发展条件制定的，先发地区率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具有了新的发展环境，现行的体制和政策可能不再适应，这就遇到了一个先发地区的先行改革和先行闯关和先行突破旧体制、老政策的问题。既然是先行尝试、先行改革，任何举措都会成为“敢为天下人先”的难题和创新，是对现行政策和制度的突破，其中成功的经验将成为今后国家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的依据与蓝本。这就需要国家对先发地区在体制改革和原有政策突破上给予特殊的准许和特殊的支持。
综上所述，先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转型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发展中的创举，尤其需要政府制度创新。当前，这种政府创新，对于先发达地区而言，是顺利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的前提条件和成功保障；对于国家，则意味着看到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找到了宏观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美国称20世纪90年代为“新经济时代”，其实质是美国向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生产与消费模式、信息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全面升级转型，或者说，是向创新型社会的全面升级转型。尽管当时美国各州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是不同的州在新经济下转型的速度却各不相同。一些先发达地区如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等州继续领先于全国，率先成功转型。而有些在旧经济（工业经济）环境中表现很好的州，在适应新经济上却显得停滞不前。比如，一些依赖自然资源和较老制造业的州，如西弗吉尼亚、怀俄明及密苏里等州，以及一些靠低成本吸引企业的州，如密西西比、亚拉巴马或路易斯安那等州。同时，一些工业化较迟的州，如加州、科罗拉多、华盛顿等州，因为战略得当也较快成功转型。
转型期美国各州普遍遇到了以下问题：⑴工资分配不均衡，大量结构性失业。这是经济转型期的必然产物。据统计，工资差距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急剧拉大。尤其是处于工资分配底层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下降幅度很大。⑵高等教育成本的持续增长，剥夺了更多的工人接受教育的机会。⑶企业增大研发新产品、新工艺投资，冷落基础研究。⑷投资在增长，而设备资产却在减少。⑸经济管制的成本在上升。⑹电子商务已经起飞，企业和家庭上网数量迅速增加，但政府却落后于信息化革命。这些转型问题都需要由政府解决，政府必需采取主动措施，改造自我，帮助劳动者适应转型，帮助公司适应竞争。
好的体制机制是经济社会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和关键性因素之一。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以及加州、科罗拉多、华盛顿等创新力和转型综合评价排名前10的州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都是以积极创新为导向的，这些州政府采用的关键政策及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⑴政府带头出资，协同社会力量，广泛设立职业技术学院，改善劳动力素质，改善劳动力结构。比如，广泛设立学费低廉的两年制社区学院，降低普通高等教育成本，以及建立针对某些新产业、新岗位设立地区免费劳动力技术培训机构等。⑵政府带头投资，引导和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大力建设各种有利于促进创新的基础设施、技术支持与信息服务平台，降低企业使用新技术、新设备以及寻找新市场的各种成本。⑶政府通过政府采购以及补贴生产企业或消费者退税等各种手段，培育电子商务，开辟并扩大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从而引导和刺激当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大发展，向信息化社会全面迈进。⑷扶持小企业，降低企业注册门槛，鼓励宽容、进取，培养市民的合作精神，间接地促进了企业团队文化。⑸以发展电子政务为契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实现政府一站式服务和网络化服务。以不断提升服务的便民利民性为机构改革、设置和考核的核心目标。⑹密切关注发展进程，随时制定各种相应的配套政策以适应变革的不时之需，以制度优势保障本州经济强势增长，特别是保证处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居民收入获得全面增长，实现社会稳定与竞争力强化的双重目标。
事实上，充满生机的新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它意味着要促进更高、更广的积极目标：新的经济机会和较高的生活水准，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自由。对美国劳动者而言是更高的信息化和自主度，强有力的社区服务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更宽泛的参与度。这些同样也是我国人民的追求目标。因此，对美国先发达州新经济转型时期的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及发展策略进行经验总结，对我国和我省当前转型具有现实、可行的借鉴意义。
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新经济转型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就是：生产主观能动性、科技创新力和市场应变力三大生产动力获得了有效的制度保障。在新经济社会，技术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而且竞争往往来自料想不到的地方，因此，学习、创造和适应成为许多产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能够持续地创新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希望繁荣的组织的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针对组织管理改革提出了“适应性效率”这个概念，它包括：机构创新的能力、持续学习的能力以及转换的有效性。“适应性效率”作为美国新经济公共政策的核心目标，已经取得成功。我们认为，这种“适应性效率”，应该为我所用，也作为我省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目标。
考虑省情国策，学习美国先进经验，为加速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双转型，我们必须紧紧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1.转变陈旧计划经济思维模式，深入贯彻和推行“以人为本”，积极主动地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现代化服务型政府。政府身先士卒，大力倡导和弘扬全社会“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率先行动，全力推动全省向创新型社会迈进。机遇面前，避免等待观望，坐失发展良机。
2.建立与规范有利于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政府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效益和扩大社会效益为核心目标，积极营造市场经济环境以及鼓励创新、有序竞争的浓厚氛围，建设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技术、资源、人才、市场的共生共享，下大力气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对外推介精品名牌，推进我省企业集群化和国际化发展，从而全面提升我省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综合竞争力，增强经济内生力，掌握经济发展自主权。
3.建立与完善以促进和保障人民小康生活为核心目标的社会体制机制。以人民满意度为标尺，通过以调整收入分配为主线的改革，努力扩大中产收入阶层比重，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率先实现社会的公平、富裕与和谐稳定；通过以文教卫为主线的改革，努力提高人民素质和知识水平，从而加速推进城镇化，并在全国率先建设高品质、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圈与城市群。
4.健全与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干部考核体系。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考核模式，提倡社会公平优先和环境生态优先；改变单纯追求税收的考核模式，提倡创新与节能减排优先；改变传统出口与引资的考核模式，提倡产品质量与科技含量优先；改变以往“无错即功”的考核模式，提倡群众满意与生活品质优先。
5.开阔眼界，善用国际战略眼光谋篇布局。立足长三角，以泛长三角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为我经济腹地，放眼全球市场，勇于“开拓合作新思路，实现合作新跨越”。既要积极深化与上海等国内一流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经济联动性与一体化；又要根据自身实际优势，勇于探索与海外先进地区、先进产业及大企业大项目的合作，破除局限性思路，谋求跨越式大发展。□
（作者张颢瀚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洁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戈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