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教育孩子，经常会运用“先例论证”的说理，例如，妈妈对孩子说，你爸爸小时候很听话，你也要听话。意思是，他能够做到，你也要做到，你应该拿他当榜样。类比很容易成为一种惯性的思考方式。
　　习惯性的援用先例可能造成错误的先例论证，因为它可能忽略过去与现在（或未来）环境条件的不同。先例论证经常用在以“光荣过去”对现在人进行的革命教育说理中，过去如何如何廉洁等等。援用先例并不能证明“以前这样，现在应该也是这样”。贪官也还是要贪的，所以“反腐倡廉”光靠用先例说理，不见得会有什么效果。
　　先例论证援引的经常是某个带有情感色彩的过去事件，例如，期待能起教育作用的“励志故事”都是如此。在情绪上调动和操控听众，减弱他们的逻辑分析意愿，以取得说服的效果。这是一种常见的宣传手法。例如，越南战争初期，美国总统约翰逊在战争动员演说中说，“在越南退却换不来和平，慕尼黑协定的希特勒告诉我们，胜利只会刺激侵略的胃口。战争会从一国扩大到另一国，带来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的冲突。”
　　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 津恩（Howard Zinn）驳斥尼克松说，1939年的欧洲与1965年的越南是不同的情况，第一，捷克人遭受的是德国的外来侵略，而越南是内部的叛乱和内战；第二，当时的捷克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而南越政府则腐败而不得人心；第三，希特勒占领捷克是为了攻打波兰，而越共和北越则是为了国家统一。先例论证的残缺在于，它经常片面地强调于它有利的相似方面，而不提于它不利的不同方面。
　　“先例”说理有残缺，经常因为只顾援引先例，而忘记先考虑一下援引的先例到底好不好，值不值得效仿。
　　例如，有人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旅游业作为支柱，而发展工业，不可能没有污染。像西方国家一样先污染后治理，其实是很理想的局面。”还有人对中国严重的地下水污染这么说，“工业发展没污染是不可能的，这些西方国家闲着没事整天恶心中国…… 地下排污恶行早有先例”。
　　这样的先例思维可能导致很荒谬的结论。例如，一位官员曾经这样为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辩护：“当前大气当中累计的温室气体80%源自发达国家，中国只占余下20%里的一部分。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中国有13亿人口，当前人均排放只是发达国家的1/3、1/4甚至1/5……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我们不可能接受中国人只享有发达国家1/3、1/4甚至1/5权利的想法。”
　　污染危害的程度是不能以“人均”来计算的。污染到一定程度，人会得癌，会不能呼吸，会活不下去。一个人或一百个人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致命的后果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有一百个人呼吸有毒空气，空气就变得只有百分之一的毒性。就算西方人同意让中国三倍五倍地污染，这样的污染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
　　先例是一种简单易懂的说理，所以经常用于儿童教育，像孔融让梨这样的“榜样故事”就是一种引用先例。对成人也进行这种儿童式教育，如“忆苦思甜”“吃忆苦饭”“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类说法被反复灌输，便成为成人的思维定势。“文革”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是一种先例推理，由于显然谬误，现在已经没人再公开说了，但是，它的思想影响还在。
　　先例说理容易犯“滑坡论证”（slippery slop）的逻辑谬误。滑坡谬误不合理地使用连串的因果关系，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上纲上线的批判经常运用这种谬误逻辑。
　　例如，某员工因家里有急事上班迟到，经理不问缘由，坚持要罚他，说不罚就会开“有害先例”。这样的理由中包含了一个滑坡论证：员工迟到，公司便会损失；公司赚不到钱，就要裁员；遭解雇的人，就会无工作。因此，无论因何理由迟到都必须受罚。
　　并不是所有的先例论证在说理中都是不当或谬误的，如果运用得当，先例论证可以成为一种帮助说理的修辞手段。但是，在说理中，先例运用得再恰当，也只是为结论提供某种解释和说明，它本身并不能起到支持结论的作用，因此使用时需要特别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