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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历史的多次交织与冲突决定着其在中国现实和文化中的多变性：从西方列强的帮凶到国民党的老板，从冷战前期的恶魔到冷战后期的战友，从改革开放初中国学习的榜样到全球竞争中彼此博弈的对手。“美国就这样同时作为想象物与现实物奇特地缝合在中国人的日常现实中，……构成了一种既凌驾于现实之上又深植于现实之中的想象与现实混合的新的‘超级现实’。”[1]这一状况在中国当下电影中表现的愈加明显与复杂。2013年两部以对美国的想象为故事载体的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薛晓璐导演）、《中国合伙人》（陈可辛导演）先后上映，尽管影片呈现了不同的、分裂的美国形象，但都获得不错的票房和口碑。而且将这两部影片与世纪之交表现当时美国的《不见不散》（冯小刚导演，1998）、《刮痧》（郑晓龙导演，2001）合并分析时，会发现美国形象的变化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场等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从以上四部影片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中发现：当下中国电影中的美国面孔在国族层面和民间层面出现了分裂，而且裂痕比世纪之交时更加明显；同时民间层面美国人物形象继续缺席、中美文化差距越来越大，而国族层面中国文化则由自卑转向自大。这一现象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尤其引起注意与反思。
一、 当下中国电影中分裂的美国想象
《北京遇上西雅图》和《中国合伙人》在想象美国的时候所站的位置、选择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前者讲述的身为大款情人的“拜金女”文佳佳（汤唯饰演）只身来到美国西雅图生孩子，遇到了刚刚离婚的司机Frank（吴秀波饰），在交往的过程中两个人彼此相爱。回国后的文佳佳告别了“寄生”的日子，带着孩子自食其力，而在美国的Frank也拿到了医生资格证，恢复了以前的职业。影片最后两个人在帝国大厦相遇，牵手走向美好的明天。整个故事都在讲述普通人在美国社会的经历，通过他们的接触和选择呈现出关于美国的想象，而没有把自己和美国的关系有意识的提升到国家与国家或文化与文化的层面上，我称之为民间层面的美国想象。同时相应地把《中国合伙人》的表达称之为国族层面的美国想象，因为影片着力凸显国族矛盾和价值冲突。真正的谈判只在影片92分钟到105分钟之间，大约14分钟，占用影片时间（110分钟左右）差不多1/8，但是却通过采取插叙的叙事手法，以成东青三人与美国ETS普林斯出版社的谈判为主要矛盾构建影片的叙事框架，以此回顾创业历程，而不是以新梦想的创业时间为叙事时间。这样就把一个在创业过程中复杂的、艰难的过程以及矛盾冲突淡化了，而突出了新梦想与美国公司的矛盾冲突，突出了“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
而这两个视角——民间层面和国族层面——想象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北京遇上西雅图》是作为邻居的“被追求的美国”，而《中国合伙人》是作为对手的“被攻陷的美国”。文佳佳来到西雅图不仅逃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顺利产下婴儿，而且在帝国大厦这个最具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气质的建筑里抓住了自己的爱情。影片特意以“北京遇上西雅图”为名，强调两个城市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应该说，在这里，她和Frank都摆脱了过去的狼狈，找到了自己新的生活。《中国合伙人》让成东青、王阳、孟晓骏的身份极具典型性，代表三种不同的文化群体，而且都与“美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或轻或重的受到过“美国”的欺骗或伤害。成东青来自农村，是一个“土鳖”，他常穿的背心上有鲜红的“中国”二字，他到北京后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在他身上流淌着最正统的政治文化血液。他的女朋友苏梅到美国后与他分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美国”夺走了他的爱情。王阳曾经是一个满怀理想主义的诗人，不为稻粱谋，只想谈恋爱，但是女友Lucy却离开他回了美国，于是，他也被“美国”欺骗了一回。后来他剪掉了长发，烧掉了诗集，从一种先锋的文化姿态回归正统的日常生活。孟晓骏的爷爷和父亲都留学美国，他认定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个人的梦想，拿到美国签证后他扬言再也不回来了。但是美国没有因为他穿着“马甲”就把他当作自己人，他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最终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实现了从认同美国到认同中国的转变。故事的高潮是新梦想的成功上市，而且促成上市的导火索不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而是孟晓骏“太伤自尊”的故事，于是他们要“攻陷美国”，在高亢的《国际歌》的背景音乐中将“我们的赤旗插遍整个美利坚”！
总之，两部电影给我们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美国形象：一个是平民视角的形而下的“被追求的美国”，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形而上的“被攻陷的美国”；两个故事都在美国实现了梦想，一个是平民的个人梦，一个是中国的国族梦；两部影片都得到不错的票房和社会反响，很多普通观众对这种分裂的美国形象、不同的价值取向都少有质疑。
二、 世纪之交到2013：裂痕越来越大的美国想象
其实，世纪之交时的《不见不散》和《刮痧》也存在类似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从《不见不散》中看到民间视角的美国想象，从《刮痧》中看到国族层面的美国想象。
《不见不散》讲了刘元（葛优饰演）和李清（徐帆饰演）两人在美国的相遇、相知和相爱，并一起创业，由卖花、卖墓地等做起最后教授美国人汉语。尽管中间有一些辛酸和类似被绑匪打劫等不顺利的事情，但是最后还是过上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刮痧》中许大同作为优秀的电脑游戏设计者也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自己经过努力已经成为真正的、成功的美国人。但接下来的故事却让他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要办理美国绿卡，许大同的父亲许毅祥也来到美国，因为他给孙子丹尼斯“刮痧”被认为是虐待儿童，而打起了官司。控方律师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游记》等的严重误读和歧视让许大同大为恼火，在经受了精神上的一次次打击后，他觉得美国人永远不可能理解中国文化、不可能理解他，美国梦在他的心中彻底破碎。总之，《不见不散》呈现了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美国，《刮痧》则让许大同的美国梦彻底粉碎——他由努力争取成为美国的一员改为回到中国文化的怀抱。无疑两部影片对当代美国的想象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但是，我在此想强调的是，与《不见不散》和《刮痧》的裂痕相比，《北京遇上西雅图》与《中国合伙人》的裂痕无疑更大。细看一下，《不见不散》尽管在美国实现了梦想，过得不错，但是北京依然是个值得怀念的地方。最后刘元选择回到北京照顾生病的母亲，李清也选择了爱情与其同行，一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刮痧》的结尾许大同夫妻深情的教儿子说中文：“中国—北京—长城—黄河”，生发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伤情怀。这个开放式的结尾见证了两人精神的回归。总之，他们都选择了“回家”，有着一定的共性和情感交集。而与它们相比，正如前面分析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和《中国合伙人》中面对“被追求的美国”与“被攻陷的美国”人物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
三、 美国形象背后中国电影片面的文化立场
2013年的两部影片与世纪之交时期的两部影片相比美国形象的裂痕越来越大。这种分裂背后是社会文化的分层，是“众神狂欢”（孟繁华语）后人们的“精神裂变”（周志强语）。同时，如果将民间视角的两部影片和国族视角的两部影片作纵向比较的话，会发现在美国形象分裂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电影片面的文化立场。
从《不见不散》到《北京遇上西雅图》，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越好的美国和越来越糟的北京。《不见不散》中刘元和李清尽管实现了梦想，但是美国城市还是比较混乱，入室盗窃、抢劫商店等时有发生。但是《北京遇上西雅图》里面的社会治安良好，警察执法严格，对待中国人的状态也明显好转。就北京形象来说，《不见不散》中的北京有同学聚会和母亲的牵挂，而后者中则通过暗示违法乱纪的老钟（文佳佳依傍的那位有钱人）的无罪释放来影射一个司法不公、金钱至上的社会。同时两部电影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没有美国人担任故事的主角。故事中的主要矛盾冲突来自于中国人之间，是两个中国人在美国的爱情故事，自然空间得以彰显，但是文化空间被淡化，这便很难表现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直接的交流与对话，因此不是完整、全面的美国想象。总之，透过这两部影片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好的“虚幻的”美国。
在《刮痧》和《中国合伙人》中，美国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但是面对在美国的经历，影片在反观中国文化时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自我认知。《刮痧》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与拒绝沟通的决绝姿态。影片简单的将许大同一家的回归与认同，视为爱国情感或民族情怀的表现，我认为不免武断。与其说是认同中国文化，不如说是拒绝将刮痧等中国文化更好的传播到美国或全世界。文化是用来沟通的，在外国人虽然不了解刮痧但是却对它们感兴趣的时候，最爱国的表现、最有力的担当是把它们更好的推广出去。其实，在影片中，美国人一直在积极的了解刮痧，特别是昆兰用自己刮痧的经历来为许大同做了有说服力的证明。相比较而言，倒是许大同没有积极的去了解美国的文化。比如，他认为昆兰出庭指证他曾经打儿子是“出卖朋友”，但是在昆兰等美国人眼里，实事求是的说出真相是应尽的义务；他认为律师对《西游记》的解读是污蔑了中国文化，但那仅仅是法庭辩论时激怒对方的手段而已。因此，可以说美国人不了解刮痧等中国文化，但是许大同也没有能够很好的理解美国的法治文化；而与昆兰等人尝试着去了解刮痧并最终知道了真实的情况相比，许大同最后拒绝理解美国的法治文化。
与《刮痧》中的文化自卑相反，《中国合伙人》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自负和对美国的不屑一顾。影片让三人在爱情与事业因美国失败之后，最终以成东青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以让美国谈判代表惊愕、让中国观众出气的方式结束了这场谈判；以企业上市的方式不但赢得个体尊严，而且实现了向国族想象的价值过渡。总之，影片呈现了一个日益崛起的、不断更新的中国和一个保守天真、盲目自大的美国。影片视新梦想上市为个人尊严和国族尊严的双赢，让“中国梦”战胜了“美国梦”，在“经济向右政治向左”的方向把控中赢得“左右逢源”的价值认同。但这种建立在文化自负心理上的认同令人担忧。影片接近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镜头，在车里孟晓骏竖起左手中指的、不雅的镜头，这个手势重复了19年前《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姜文饰演）在电视剧结束时的动作，充满了对美国的不屑。这个手势背后折射的是一个经济大国走向世界时不健康的文化心态，况且这种修辞策略建立在对原型故事刻意虚构的基础之上，无疑更显脆弱。我们可以“从电影不为人注意的隐秘缝隙处打进去，尽力窥探那被第一重文本掩盖的隐秘的第二重文本，从而揭示出为我们自己所忽略的深层无意识的价值观冲突。”[2]
首先，《中国合伙人》的整个宣传过程和宣传策略都将片中的新梦想与现实中俞敏洪的新东方相联系，期待观众在与现实的对接中获得一些共鸣，但我们却从与现实的比对中发现一些矛盾。影片的价值立足点是将新梦想公司的上市行为等价于对个体尊严、对民族自尊的捍卫，并以此形成浓烈的国族豪情。但其实这一点升华很难成立。首先，现实中的新东方上市与此毫无关系。俞敏洪面对柴静的提问——“电影里表达的那种出于民族自尊心去上市的动机，对你来说？”——不假思索的回答道：“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是个世界主义者。”针对当时美国公司对新东方的起诉一事，柴静问道：“新东方好像受到了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压迫，然后再反抗回去？” 俞敏洪很坦诚的回答道：“没那么严重，你错就是错了，当时我们也认错了实际上。”①这便使得影片的主要冲突荡然无存，而美国也仅仅是臆想和假设的敌人，个人情绪上升为国族主义的通道无疑会遇到梗阻。当然有人会说影片中的新梦想与新东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一解释难以消除观众在观看电影中心理接受层面的联想，也确实不符合影片创作的实际。退一步说，即便影片内容与现实的新东方没有关系，影片对“中国梦”战胜“美国梦”的判定也存在着修辞的裂痕。成东青三人成功了，是通过个人的努力与奋斗，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和大量中国人出国的契机。如果说“美国梦”指的是一种成功形式——个人凭借自我奋斗获得成功而不是背靠组织获得成功——的话，那他们三个人实现的还是美国梦；如果“美国梦”指的是梦想实现的地方——在美国实现梦想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话，他们通过在美国上市的行为本身说明实现的还是美国梦。总之，《中国合伙人》表达的是“美国out了”，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翻版。 两部影片由一个极端（文化自卑）走向另一个极端（文化自负），这种转变与新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可以说密切相关，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文化崛起的急切愿望。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两种立场都不是一个大国面对世界文化的正确心态。正如王岳川所说：“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民族性、人类性，我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而要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与世界之用。”[3]同时在文化传播的心态上，季羡林先生提出“送出去”[4]，乐黛云也强调，“对话并非以思想统一为目的、以覆盖或同化对方思想为手段”“冲突最小化就是利益最大化”。[5]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片面的文化立场。
结语
电影是有强烈受众意识的大众消费文化，表现出的价值观和文化导向可以作为意识形态氛围的观测站。为了更好的分析当下中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我们选择了世纪之交同样具有票房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不见不散》和《刮痧》来对比分析。众所周知这两部影片出现后不久，2001年11月中国就加入了WTO、电影也开始了真正的产业化。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从两组影片的横向和纵向对比中可以品味出中国电影经济和电影文化的某些症候。同时，遍寻这一期间的电影作品，应该说，就对美国当代形象的想象而言，四部电影的选择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说服力。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当下电影在国族层面和民间层面的表达上出现“被攻陷”和“被追求”的双重且分裂的当代美国形象；回顾世纪之交的代表性影片，这一裂痕已经存在，但是当下裂痕无疑越来越大，已是分裂状态；导致这一现象的是电影表达上的文化立场问题。总之，缺乏美国主角形象的美国想象与要么自卑要么自负的心态都是片面的，都不是健康的走向世界的文化态度。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因为想象美国一方面是想象世界，同时也是想象中国。当电影文化中的美国形象分裂的时候，也说明中国想象的分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初衷并非对四部影片求全责备，我深知任何一部电影面对繁复厚重的文化都不会面面俱到，我只是站在电影文化生态的角度上审视美国想象的不足，呼唤多样性的文化表达，希望在互相补台与对话中共同搭建文化想象的平台，从而更好的助力中国电影“走出去”。
参考文献：
[1][2]王一川.第二重文本：中国电影文化修辞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31，5.
[3][4]王岳川.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2，19.
[5]乐黛云.中国应向世界贡献思想[EB/OL].新华网，（2012-06-07）[2016-03-01]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06/07/
c_123246285.htm.
一、 当下中国电影中分裂的美国想象
《北京遇上西雅图》和《中国合伙人》在想象美国的时候所站的位置、选择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前者讲述的身为大款情人的“拜金女”文佳佳（汤唯饰演）只身来到美国西雅图生孩子，遇到了刚刚离婚的司机Frank（吴秀波饰），在交往的过程中两个人彼此相爱。回国后的文佳佳告别了“寄生”的日子，带着孩子自食其力，而在美国的Frank也拿到了医生资格证，恢复了以前的职业。影片最后两个人在帝国大厦相遇，牵手走向美好的明天。整个故事都在讲述普通人在美国社会的经历，通过他们的接触和选择呈现出关于美国的想象，而没有把自己和美国的关系有意识的提升到国家与国家或文化与文化的层面上，我称之为民间层面的美国想象。同时相应地把《中国合伙人》的表达称之为国族层面的美国想象，因为影片着力凸显国族矛盾和价值冲突。真正的谈判只在影片92分钟到105分钟之间，大约14分钟，占用影片时间（110分钟左右）差不多1/8，但是却通过采取插叙的叙事手法，以成东青三人与美国ETS普林斯出版社的谈判为主要矛盾构建影片的叙事框架，以此回顾创业历程，而不是以新梦想的创业时间为叙事时间。这样就把一个在创业过程中复杂的、艰难的过程以及矛盾冲突淡化了，而突出了新梦想与美国公司的矛盾冲突，突出了“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
而这两个视角——民间层面和国族层面——想象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北京遇上西雅图》是作为邻居的“被追求的美国”，而《中国合伙人》是作为对手的“被攻陷的美国”。文佳佳来到西雅图不仅逃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顺利产下婴儿，而且在帝国大厦这个最具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气质的建筑里抓住了自己的爱情。影片特意以“北京遇上西雅图”为名，强调两个城市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应该说，在这里，她和Frank都摆脱了过去的狼狈，找到了自己新的生活。《中国合伙人》让成东青、王阳、孟晓骏的身份极具典型性，代表三种不同的文化群体，而且都与“美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或轻或重的受到过“美国”的欺骗或伤害。成东青来自农村，是一个“土鳖”，他常穿的背心上有鲜红的“中国”二字，他到北京后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在他身上流淌着最正统的政治文化血液。他的女朋友苏梅到美国后与他分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美国”夺走了他的爱情。王阳曾经是一个满怀理想主义的诗人，不为稻粱谋，只想谈恋爱，但是女友Lucy却离开他回了美国，于是，他也被“美国”欺骗了一回。后来他剪掉了长发，烧掉了诗集，从一种先锋的文化姿态回归正统的日常生活。孟晓骏的爷爷和父亲都留学美国，他认定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个人的梦想，拿到美国签证后他扬言再也不回来了。但是美国没有因为他穿着“马甲”就把他当作自己人，他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最终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实现了从认同美国到认同中国的转变。故事的高潮是新梦想的成功上市，而且促成上市的导火索不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而是孟晓骏“太伤自尊”的故事，于是他们要“攻陷美国”，在高亢的《国际歌》的背景音乐中将“我们的赤旗插遍整个美利坚”！
总之，两部电影给我们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美国形象：一个是平民视角的形而下的“被追求的美国”，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形而上的“被攻陷的美国”；两个故事都在美国实现了梦想，一个是平民的个人梦，一个是中国的国族梦；两部影片都得到不错的票房和社会反响，很多普通观众对这种分裂的美国形象、不同的价值取向都少有质疑。
二、 世纪之交到2013：裂痕越来越大的美国想象
其实，世纪之交时的《不见不散》和《刮痧》也存在类似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从《不见不散》中看到民间视角的美国想象，从《刮痧》中看到国族层面的美国想象。
《不见不散》讲了刘元（葛优饰演）和李清（徐帆饰演）两人在美国的相遇、相知和相爱，并一起创业，由卖花、卖墓地等做起最后教授美国人汉语。尽管中间有一些辛酸和类似被绑匪打劫等不顺利的事情，但是最后还是过上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刮痧》中许大同作为优秀的电脑游戏设计者也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自己经过努力已经成为真正的、成功的美国人。但接下来的故事却让他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要办理美国绿卡，许大同的父亲许毅祥也来到美国，因为他给孙子丹尼斯“刮痧”被认为是虐待儿童，而打起了官司。控方律师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游记》等的严重误读和歧视让许大同大为恼火，在经受了精神上的一次次打击后，他觉得美国人永远不可能理解中国文化、不可能理解他，美国梦在他的心中彻底破碎。总之，《不见不散》呈现了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美国，《刮痧》则让许大同的美国梦彻底粉碎——他由努力争取成为美国的一员改为回到中国文化的怀抱。无疑两部影片对当代美国的想象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但是，我在此想强调的是，与《不见不散》和《刮痧》的裂痕相比，《北京遇上西雅图》与《中国合伙人》的裂痕无疑更大。细看一下，《不见不散》尽管在美国实现了梦想，过得不错，但是北京依然是个值得怀念的地方。最后刘元选择回到北京照顾生病的母亲，李清也选择了爱情与其同行，一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刮痧》的结尾许大同夫妻深情的教儿子说中文：“中国—北京—长城—黄河”，生发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伤情怀。这个开放式的结尾见证了两人精神的回归。总之，他们都选择了“回家”，有着一定的共性和情感交集。而与它们相比，正如前面分析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和《中国合伙人》中面对“被追求的美国”与“被攻陷的美国”人物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
三、 美国形象背后中国电影片面的文化立场
2013年的两部影片与世纪之交时期的两部影片相比美国形象的裂痕越来越大。这种分裂背后是社会文化的分层，是“众神狂欢”（孟繁华语）后人们的“精神裂变”（周志强语）。同时，如果将民间视角的两部影片和国族视角的两部影片作纵向比较的话，会发现在美国形象分裂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电影片面的文化立场。
从《不见不散》到《北京遇上西雅图》，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越好的美国和越来越糟的北京。《不见不散》中刘元和李清尽管实现了梦想，但是美国城市还是比较混乱，入室盗窃、抢劫商店等时有发生。但是《北京遇上西雅图》里面的社会治安良好，警察执法严格，对待中国人的状态也明显好转。就北京形象来说，《不见不散》中的北京有同学聚会和母亲的牵挂，而后者中则通过暗示违法乱纪的老钟（文佳佳依傍的那位有钱人）的无罪释放来影射一个司法不公、金钱至上的社会。同时两部电影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没有美国人担任故事的主角。故事中的主要矛盾冲突来自于中国人之间，是两个中国人在美国的爱情故事，自然空间得以彰显，但是文化空间被淡化，这便很难表现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直接的交流与对话，因此不是完整、全面的美国想象。总之，透过这两部影片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好的“虚幻的”美国。
在《刮痧》和《中国合伙人》中，美国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但是面对在美国的经历，影片在反观中国文化时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自我认知。《刮痧》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与拒绝沟通的决绝姿态。影片简单的将许大同一家的回归与认同，视为爱国情感或民族情怀的表现，我认为不免武断。与其说是认同中国文化，不如说是拒绝将刮痧等中国文化更好的传播到美国或全世界。文化是用来沟通的，在外国人虽然不了解刮痧但是却对它们感兴趣的时候，最爱国的表现、最有力的担当是把它们更好的推广出去。其实，在影片中，美国人一直在积极的了解刮痧，特别是昆兰用自己刮痧的经历来为许大同做了有说服力的证明。相比较而言，倒是许大同没有积极的去了解美国的文化。比如，他认为昆兰出庭指证他曾经打儿子是“出卖朋友”，但是在昆兰等美国人眼里，实事求是的说出真相是应尽的义务；他认为律师对《西游记》的解读是污蔑了中国文化，但那仅仅是法庭辩论时激怒对方的手段而已。因此，可以说美国人不了解刮痧等中国文化，但是许大同也没有能够很好的理解美国的法治文化；而与昆兰等人尝试着去了解刮痧并最终知道了真实的情况相比，许大同最后拒绝理解美国的法治文化。
与《刮痧》中的文化自卑相反，《中国合伙人》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自负和对美国的不屑一顾。影片让三人在爱情与事业因美国失败之后，最终以成东青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以让美国谈判代表惊愕、让中国观众出气的方式结束了这场谈判；以企业上市的方式不但赢得个体尊严，而且实现了向国族想象的价值过渡。总之，影片呈现了一个日益崛起的、不断更新的中国和一个保守天真、盲目自大的美国。影片视新梦想上市为个人尊严和国族尊严的双赢，让“中国梦”战胜了“美国梦”，在“经济向右政治向左”的方向把控中赢得“左右逢源”的价值认同。但这种建立在文化自负心理上的认同令人担忧。影片接近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镜头，在车里孟晓骏竖起左手中指的、不雅的镜头，这个手势重复了19年前《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姜文饰演）在电视剧结束时的动作，充满了对美国的不屑。这个手势背后折射的是一个经济大国走向世界时不健康的文化心态，况且这种修辞策略建立在对原型故事刻意虚构的基础之上，无疑更显脆弱。我们可以“从电影不为人注意的隐秘缝隙处打进去，尽力窥探那被第一重文本掩盖的隐秘的第二重文本，从而揭示出为我们自己所忽略的深层无意识的价值观冲突。”[2]
首先，《中国合伙人》的整个宣传过程和宣传策略都将片中的新梦想与现实中俞敏洪的新东方相联系，期待观众在与现实的对接中获得一些共鸣，但我们却从与现实的比对中发现一些矛盾。影片的价值立足点是将新梦想公司的上市行为等价于对个体尊严、对民族自尊的捍卫，并以此形成浓烈的国族豪情。但其实这一点升华很难成立。首先，现实中的新东方上市与此毫无关系。俞敏洪面对柴静的提问——“电影里表达的那种出于民族自尊心去上市的动机，对你来说？”——不假思索的回答道：“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是个世界主义者。”针对当时美国公司对新东方的起诉一事，柴静问道：“新东方好像受到了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压迫，然后再反抗回去？” 俞敏洪很坦诚的回答道：“没那么严重，你错就是错了，当时我们也认错了实际上。”①这便使得影片的主要冲突荡然无存，而美国也仅仅是臆想和假设的敌人，个人情绪上升为国族主义的通道无疑会遇到梗阻。当然有人会说影片中的新梦想与新东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一解释难以消除观众在观看电影中心理接受层面的联想，也确实不符合影片创作的实际。退一步说，即便影片内容与现实的新东方没有关系，影片对“中国梦”战胜“美国梦”的判定也存在着修辞的裂痕。成东青三人成功了，是通过个人的努力与奋斗，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和大量中国人出国的契机。如果说“美国梦”指的是一种成功形式——个人凭借自我奋斗获得成功而不是背靠组织获得成功——的话，那他们三个人实现的还是美国梦；如果“美国梦”指的是梦想实现的地方——在美国实现梦想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话，他们通过在美国上市的行为本身说明实现的还是美国梦。总之，《中国合伙人》表达的是“美国out了”，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翻版。 两部影片由一个极端（文化自卑）走向另一个极端（文化自负），这种转变与新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可以说密切相关，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文化崛起的急切愿望。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两种立场都不是一个大国面对世界文化的正确心态。正如王岳川所说：“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民族性、人类性，我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而要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与世界之用。”[3]同时在文化传播的心态上，季羡林先生提出“送出去”[4]，乐黛云也强调，“对话并非以思想统一为目的、以覆盖或同化对方思想为手段”“冲突最小化就是利益最大化”。[5]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片面的文化立场。
结语
电影是有强烈受众意识的大众消费文化，表现出的价值观和文化导向可以作为意识形态氛围的观测站。为了更好的分析当下中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我们选择了世纪之交同样具有票房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不见不散》和《刮痧》来对比分析。众所周知这两部影片出现后不久，2001年11月中国就加入了WTO、电影也开始了真正的产业化。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从两组影片的横向和纵向对比中可以品味出中国电影经济和电影文化的某些症候。同时，遍寻这一期间的电影作品，应该说，就对美国当代形象的想象而言，四部电影的选择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说服力。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当下电影在国族层面和民间层面的表达上出现“被攻陷”和“被追求”的双重且分裂的当代美国形象；回顾世纪之交的代表性影片，这一裂痕已经存在，但是当下裂痕无疑越来越大，已是分裂状态；导致这一现象的是电影表达上的文化立场问题。总之，缺乏美国主角形象的美国想象与要么自卑要么自负的心态都是片面的，都不是健康的走向世界的文化态度。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因为想象美国一方面是想象世界，同时也是想象中国。当电影文化中的美国形象分裂的时候，也说明中国想象的分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初衷并非对四部影片求全责备，我深知任何一部电影面对繁复厚重的文化都不会面面俱到，我只是站在电影文化生态的角度上审视美国想象的不足，呼唤多样性的文化表达，希望在互相补台与对话中共同搭建文化想象的平台，从而更好的助力中国电影“走出去”。
参考文献：
[1][2]王一川.第二重文本：中国电影文化修辞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31，5.
[3][4]王岳川.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2，19.
[5]乐黛云.中国应向世界贡献思想[EB/OL].新华网，（2012-06-07）[2016-03-01]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06/07/
c_1232462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