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社交媒体环境中，新闻误读的出现频率增大，对现实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新闻误读与“媒体的误读”“文学的误读”有较大区别，平台的产品逻辑、媒体的编码惯性、公众的情绪在场都会导致这一现象的出现。新闻误读否定了所涉新闻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公众基于此所产生的其他解读虽然也可能具有创造性或带来积极效果，但这并不是新闻信息传播“消除不确定性”的本意所在。
[关键词]新闻;误读;社交媒体
新闻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循环往复的过程，需要依托于各种文本符号进行。任何信息在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之前都必须先进行编码，符号的选择与呈现可以影响“意义”的生成;而它是否在社会实践中收到预期的效果还有赖于接收者的解码活动，受众的接收与解读会推动“意义”的发展。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天然距离决定了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没有构成一种直接的同一性，误读必然存在。霍尔就提出在保证交流的前提下，“人类对符码存在着一些整体的误解”，并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由此提出了“主导、协调、对抗”三种解码过程[1]。社交媒体上关系传播、情感传播新闻的特征日益明显，新闻误读现象出现的频率陡然增加，由此可能产生的误解和谣言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新闻误读的研究现状
“误读”的本意是错误的解读，新闻误读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基于自身社会经验、知识体系来理解新闻文本过程中出现的认知差异。有学者将新闻误读分为媒体误读和受众误读，即把媒体在新闻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的误读称为媒体误读，受众解码过程中存在的误读称为受众误读[2]。但实际上，新闻误读更多是指后者，即受众在有意或无意的状况下误解了新闻信息，误解行为本身并不违背社会伦理或相关法律。需要注意的是，“误读”不一定都指向坏的结果，有时只是不一样的理解。而关于前者，即媒体在新闻生产中的误读一般属于“新闻失实”的范畴，该行为会被视为对真实性底线的触碰而受到相关规定和职业规范的约束。所以，对两者进行区分是必要的。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艺理论家布鲁姆曾提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且误读是阅读和写作中具有创造性的行为[3]。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它强调在前人影响过程中误读、批评、修正和创新的一面，激励人们在误读过程中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这与本文所讨论的“新闻误读”同样存在差别。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文学的本质是艺术，两者不能混淆[4]。文艺作品可以在借鉴中发展，在误读中创新，新闻作品则必须严格遵照已有的专业标准。这既是历史和社会的要求，也是维持新闻界职业独立、知识独立的重要基础。但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从另一种角度去理解新闻误读，即在特定条件下，新闻误读可以被视为对原新闻的二次创作或混合书写。
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对新闻误读进行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在新闻误读的分类上，陈秀云从“新闻文本间距”理论出发，详细分析了新闻误读的五种情况：背景化解读、放大负面的解读、逆向解读、娱乐化解读以及贴标签解读[5]。陈力丹则将之分为对事实的误读、对情感的误读和对意义的误读[6]。在新闻误读原因的讨论中，付晓光指出是单向度、中控式的大众传播和无尺度、分布式的群体传播两种媒体形态之间的冲突[7]。袁欣随机选取《人民日报》客户端的热点新闻跟评进行观察，梳理了网民误读背后的个体和社会心理原因[8]。此外，由于跨文化传播所具有的更为明显的文化异质性和传受双方共通意义空间有限等特点，国际新闻误读现象是学者特别关注的新闻类别[9]。
可以看到，相较于学界对“新闻失实”“新闻反转”的紧密关注，对新闻误读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视角和体系，但新闻误读引发的后果可能同样严重，特别是在政策性信息和其他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上，新闻误读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乃至于群体分裂，市场动荡。而对这一现象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的变化、发展及其背后影响因素等的讨论尚不充分。
二、新闻误读的成因分析
在“传—受”二元框架中，新闻误读的成因往往简单归结于传播者的价值偏差与接受者媒介素养的缺乏。实际上，技术的革新带来新闻生产流通全流程的变化，人们的关系模式与交往习惯有了明显不同，导致误读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这不仅是新闻作业或者受众自己的问题，而且与整个社交媒体的传播环境息息相关。
（一）产品逻辑容易影响新闻呈现
近年来，把受众整体转换为用户、把新闻视为一种产品的逻辑在社交媒体传播实践中大行其道。这场观念变革对媒介融合进程作用明显，但需要警惕的是，新闻与内容的边界变得模糊。一方面，社交媒体中新闻生产主体是多元的，各生产主体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是多元的，越来越多的新闻由公众自行生产并经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的判断依据，是由于专业标准演变为个体观感。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发展迅速，传播渠道变得多种多样，群组间的接力传播成为常态，接收与转发之间的二次加工或者多次加工可能导致新闻背离本意。这进一步混淆了新闻与其他文化产品的界限，新闻行业的传统边界正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处在不断融合、消解又重建的过程中[10]。
实际上，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传媒产业产出的产品被笼统地划归为“内容”这个可以涵盖任何故事、影像或其他类别的知识产权类型，而不再是社会公共生活中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新闻”[11]。然而，两者的评价标准、操作规范并不尽然相同，这就使得原有对新闻生产全流程各环节的约束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已經无法适应今天的新闻传播生态。在原有规则失灵、新的规则仍在摸索形成的过程中，即便行业内不断强调要保有新闻的核心价值，仍然不免在困惑中出现不当之处，未能达到消除受众不确定性的传播目的。不过，与新闻失实不同，此类现象是在遵照基本新闻传播规范前提下出现的，更多反映的是新闻采编人员专业意识与职业能力的差异。
（二）编码惯性束缚信息解读
媒体在长时间的新闻实践中会形成类型化的写作模式，这种编码的惯性既不利于文风创新，也会影响信息的解读。有学者认为新闻文本应该是开放式的，其理论前提是坚持认为新闻只提供事实， 而如何理解新闻事实则纯属于受众自己的事[12]。但因为新闻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记者不仅要报道事实，还要充分考虑受众可能性的解读方式，以考虑传播的社会影响。此外，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如果每一条新闻的文本都是开放式的，反而会使受众在接收新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迷茫和无所适从。比如，在政策信息的发布时，如果新闻缺少必要的解读性信息或背景性信息，任由大众解读就会出现乱象。 （三）情绪感染往往胜过事实传播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渠道的价值不断被消解，优质的信息内容不再是稀缺性资源，信息消费更加关注的是信息能够带来的社会情感体验和情绪按摩需求[13]。与传统媒体机构遵循标准的范式进行话语表达和文本建构不同，社交媒体中受众会以符号化、情感宣泄等方式，对媒体叙述进行或顺从、或消解的编码。换句话说，新闻信息进入社交媒体渠道后，人际关系链上的新闻交换行为会放大主观选择和个体倾向，事实性信息与情绪性信息是杂糅并存的。
三、预防新闻误读的思考
误读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误读还可以增加社会的多样性和语言的活力。但无论何种情况下出现的新闻误读，也不管其造成的结果是好是坏，新闻误读的出现必然影响了信息沟通的效率，增加了信息传播的成本。所以，预防新闻误读是必要的。
（一）促进多元传播主体对话
网络科学用图论的方式将“网络”抽象为“节点”和连接节点的“边”组成的集合。社交网络中，我们把个人、媒介、机构、人工智能算法等社会行动者作为节点，把行动者之间的各种关系抽象为连接节点的边，以多个节点和连接这些节点的各种边的集合代表社会网络，揭示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从这一视角出发，实际上要说明的是，一方面，在今天的传播格局中，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现实空间的影响力并不必然决定网络空间的传播力，传媒机构和个人都是以账号节点的身份进行传播活动，传媒机构的公信力遭受质疑，公众在传播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接触外界信息的渠道变得无限丰富，对信息的解读也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传播关系和网络信息结构进一步形塑了新闻生产流程，真实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过程真实，特别是越来越表现为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再现、塑造的真实[14]。基于此，传媒机构的社会角色应该由单一的信息传递者向社会对话促进者转化。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并不谋求永恒结构和思想一律，它是不同声音的交织和争论，是不同意见和思想形成的复调[15]。媒体应真正把握好互动传播、精准传播的时代趋势，强调信息反馈和意见交换，尊重情感、道德的差异与平等，在具体新闻中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在整体氛围上扩大社会共识的范围，避免新闻误读的出现。
（二）提升新闻信息到达能力
在坐拥数亿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到达似乎异常简单。但什么才是“到达”？到达不仅是被阅读，更是被理解。如今，信息传播的渠道非常多样化，但不代表新闻信息传播的效率是高的。提升新闻信息到达能力，既要防范各平台渠道的呈现方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又要在内容的清晰度、通俗度上下功夫。一方面，媒体通常掌握的事实材料较为丰富全面，但受标签、热搜、push等平台机制所限，超出规定字数的标题无法完整展示，容易出现强调某一信息而相应弱化其他信息点的现象。这就需要媒体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完整度和平衡度。另一方面，从用户的需求出发早已成为媒介传播的共识，新闻信息在分发平台、发布频率上的选择与受众个人接收信息习惯的匹配度也很重要。此外，新闻信息的降维解读越来越重要。比如，时政、财经、法治、科技等释放意义复杂、内容精深不易理解的新闻信息，在无形中抬高了普通公众的解读门槛。但此类信息仍然是人们借以判断环境形势、实现生存发展的必要资源。基于信息开发的多层次性和多角度性，为满足普通公众的信息诉求，媒体要让受众愿意看，看得懂，就要对信息进行降维处理。
（三）培养用户媒介批判意识
互联网强大的赋权能力让网民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让网络空间中每一个网民个体都变得非常重要。然而，由于媒介接触、人际传播、文化偏见等因素的存在，不同社会主体对新闻信息的认知可能不同，同一社会主体在不同社会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在这种动态解读过程中，用户要积极形成批判意识，增强媒介素养，提高知识水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湖北广播电视台《经视直播》主播在节目报尾结束时为观众示范如何正确戴口罩。半张面孔被口罩遮住的主持人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被部分网友误读为“戴口罩播新闻”，并引发争议。但大部分网友没有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是推动事情发展，认为此举可以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示范。这展现了误读的正面影响，同时，也说明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只有培养使用、解读、评价各种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才能更好将网络为我所用，正确处理各种新闻信息。
新闻误读的发生实际上否定了所涉新闻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公众基于此所产生的其他解读雖然也可能具有创造性或带来积极效果，但这并不是新闻信息传播消除不确定性的本意所在。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互动化、情绪化等社交底色增加了新闻误读产生的可能，对其的规避也需要应时应势调整手段，从而达到扩大对话、缩小偏差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力丹，林羽丰.继承与创新：研读斯图亚特·霍尔代表作《编码/解码》[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08）：99-112.
[2]李娅玲.浅析新闻误读的原因及防范策略[J].新闻采编，2018（02）：27-28.
[3][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M].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4]梁衡.新闻原理的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陈秀云.新闻误解——论新闻文本间距[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6]陈力丹，李林燕.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误读[J].新闻与写作，2016（09）：56-59.
[7]付晓光.群体传播视域下的传统媒体新闻误读[J].中国出版，2018（24）：28-31.
[8]袁欣.网民新闻误读的心理形成机制[J].青年记者，2017（26）：37-38.
[9]徐利兰，商敏慧.传播学视角下的国际新闻误读现象解析[J].今传媒，2018（10）：9-13.
[10]双传学. 厘清边界内涵构建凝聚共识的大舆论格局[J].中国记者，2019（11）：93-96.
[11]Ken Auletta.Backstory：Inside the Business of News[M].NY：Penguin Press，2003.
[12]闫洁，蓝东兴. 新闻文本开放式与封闭式的传播机理[J].新闻界，2013（01）：13-16.
[13]喻国明.社交网络时代话语表达的特点与逻辑[J].新闻与写作，2017（07）：41-43.
[14]杨保军.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个新问题[J].新闻记者，2014（10）：33-41.
[15]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对话范式（上）——模型建构[J].当代传播，2018（01）：26-31.
[关键词]新闻;误读;社交媒体
新闻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循环往复的过程，需要依托于各种文本符号进行。任何信息在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之前都必须先进行编码，符号的选择与呈现可以影响“意义”的生成;而它是否在社会实践中收到预期的效果还有赖于接收者的解码活动，受众的接收与解读会推动“意义”的发展。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天然距离决定了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没有构成一种直接的同一性，误读必然存在。霍尔就提出在保证交流的前提下，“人类对符码存在着一些整体的误解”，并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由此提出了“主导、协调、对抗”三种解码过程[1]。社交媒体上关系传播、情感传播新闻的特征日益明显，新闻误读现象出现的频率陡然增加，由此可能产生的误解和谣言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新闻误读的研究现状
“误读”的本意是错误的解读，新闻误读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基于自身社会经验、知识体系来理解新闻文本过程中出现的认知差异。有学者将新闻误读分为媒体误读和受众误读，即把媒体在新闻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的误读称为媒体误读，受众解码过程中存在的误读称为受众误读[2]。但实际上，新闻误读更多是指后者，即受众在有意或无意的状况下误解了新闻信息，误解行为本身并不违背社会伦理或相关法律。需要注意的是，“误读”不一定都指向坏的结果，有时只是不一样的理解。而关于前者，即媒体在新闻生产中的误读一般属于“新闻失实”的范畴，该行为会被视为对真实性底线的触碰而受到相关规定和职业规范的约束。所以，对两者进行区分是必要的。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艺理论家布鲁姆曾提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且误读是阅读和写作中具有创造性的行为[3]。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它强调在前人影响过程中误读、批评、修正和创新的一面，激励人们在误读过程中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这与本文所讨论的“新闻误读”同样存在差别。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文学的本质是艺术，两者不能混淆[4]。文艺作品可以在借鉴中发展，在误读中创新，新闻作品则必须严格遵照已有的专业标准。这既是历史和社会的要求，也是维持新闻界职业独立、知识独立的重要基础。但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从另一种角度去理解新闻误读，即在特定条件下，新闻误读可以被视为对原新闻的二次创作或混合书写。
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对新闻误读进行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在新闻误读的分类上，陈秀云从“新闻文本间距”理论出发，详细分析了新闻误读的五种情况：背景化解读、放大负面的解读、逆向解读、娱乐化解读以及贴标签解读[5]。陈力丹则将之分为对事实的误读、对情感的误读和对意义的误读[6]。在新闻误读原因的讨论中，付晓光指出是单向度、中控式的大众传播和无尺度、分布式的群体传播两种媒体形态之间的冲突[7]。袁欣随机选取《人民日报》客户端的热点新闻跟评进行观察，梳理了网民误读背后的个体和社会心理原因[8]。此外，由于跨文化传播所具有的更为明显的文化异质性和传受双方共通意义空间有限等特点，国际新闻误读现象是学者特别关注的新闻类别[9]。
可以看到，相较于学界对“新闻失实”“新闻反转”的紧密关注，对新闻误读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视角和体系，但新闻误读引发的后果可能同样严重，特别是在政策性信息和其他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上，新闻误读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乃至于群体分裂，市场动荡。而对这一现象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的变化、发展及其背后影响因素等的讨论尚不充分。
二、新闻误读的成因分析
在“传—受”二元框架中，新闻误读的成因往往简单归结于传播者的价值偏差与接受者媒介素养的缺乏。实际上，技术的革新带来新闻生产流通全流程的变化，人们的关系模式与交往习惯有了明显不同，导致误读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这不仅是新闻作业或者受众自己的问题，而且与整个社交媒体的传播环境息息相关。
（一）产品逻辑容易影响新闻呈现
近年来，把受众整体转换为用户、把新闻视为一种产品的逻辑在社交媒体传播实践中大行其道。这场观念变革对媒介融合进程作用明显，但需要警惕的是，新闻与内容的边界变得模糊。一方面，社交媒体中新闻生产主体是多元的，各生产主体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是多元的，越来越多的新闻由公众自行生产并经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的判断依据，是由于专业标准演变为个体观感。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发展迅速，传播渠道变得多种多样，群组间的接力传播成为常态，接收与转发之间的二次加工或者多次加工可能导致新闻背离本意。这进一步混淆了新闻与其他文化产品的界限，新闻行业的传统边界正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处在不断融合、消解又重建的过程中[10]。
实际上，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传媒产业产出的产品被笼统地划归为“内容”这个可以涵盖任何故事、影像或其他类别的知识产权类型，而不再是社会公共生活中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新闻”[11]。然而，两者的评价标准、操作规范并不尽然相同，这就使得原有对新闻生产全流程各环节的约束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已經无法适应今天的新闻传播生态。在原有规则失灵、新的规则仍在摸索形成的过程中，即便行业内不断强调要保有新闻的核心价值，仍然不免在困惑中出现不当之处，未能达到消除受众不确定性的传播目的。不过，与新闻失实不同，此类现象是在遵照基本新闻传播规范前提下出现的，更多反映的是新闻采编人员专业意识与职业能力的差异。
（二）编码惯性束缚信息解读
媒体在长时间的新闻实践中会形成类型化的写作模式，这种编码的惯性既不利于文风创新，也会影响信息的解读。有学者认为新闻文本应该是开放式的，其理论前提是坚持认为新闻只提供事实， 而如何理解新闻事实则纯属于受众自己的事[12]。但因为新闻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记者不仅要报道事实，还要充分考虑受众可能性的解读方式，以考虑传播的社会影响。此外，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如果每一条新闻的文本都是开放式的，反而会使受众在接收新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迷茫和无所适从。比如，在政策信息的发布时，如果新闻缺少必要的解读性信息或背景性信息，任由大众解读就会出现乱象。 （三）情绪感染往往胜过事实传播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渠道的价值不断被消解，优质的信息内容不再是稀缺性资源，信息消费更加关注的是信息能够带来的社会情感体验和情绪按摩需求[13]。与传统媒体机构遵循标准的范式进行话语表达和文本建构不同，社交媒体中受众会以符号化、情感宣泄等方式，对媒体叙述进行或顺从、或消解的编码。换句话说，新闻信息进入社交媒体渠道后，人际关系链上的新闻交换行为会放大主观选择和个体倾向，事实性信息与情绪性信息是杂糅并存的。
三、预防新闻误读的思考
误读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误读还可以增加社会的多样性和语言的活力。但无论何种情况下出现的新闻误读，也不管其造成的结果是好是坏，新闻误读的出现必然影响了信息沟通的效率，增加了信息传播的成本。所以，预防新闻误读是必要的。
（一）促进多元传播主体对话
网络科学用图论的方式将“网络”抽象为“节点”和连接节点的“边”组成的集合。社交网络中，我们把个人、媒介、机构、人工智能算法等社会行动者作为节点，把行动者之间的各种关系抽象为连接节点的边，以多个节点和连接这些节点的各种边的集合代表社会网络，揭示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从这一视角出发，实际上要说明的是，一方面，在今天的传播格局中，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现实空间的影响力并不必然决定网络空间的传播力，传媒机构和个人都是以账号节点的身份进行传播活动，传媒机构的公信力遭受质疑，公众在传播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接触外界信息的渠道变得无限丰富，对信息的解读也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传播关系和网络信息结构进一步形塑了新闻生产流程，真实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过程真实，特别是越来越表现为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再现、塑造的真实[14]。基于此，传媒机构的社会角色应该由单一的信息传递者向社会对话促进者转化。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并不谋求永恒结构和思想一律，它是不同声音的交织和争论，是不同意见和思想形成的复调[15]。媒体应真正把握好互动传播、精准传播的时代趋势，强调信息反馈和意见交换，尊重情感、道德的差异与平等，在具体新闻中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在整体氛围上扩大社会共识的范围，避免新闻误读的出现。
（二）提升新闻信息到达能力
在坐拥数亿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到达似乎异常简单。但什么才是“到达”？到达不仅是被阅读，更是被理解。如今，信息传播的渠道非常多样化，但不代表新闻信息传播的效率是高的。提升新闻信息到达能力，既要防范各平台渠道的呈现方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又要在内容的清晰度、通俗度上下功夫。一方面，媒体通常掌握的事实材料较为丰富全面，但受标签、热搜、push等平台机制所限，超出规定字数的标题无法完整展示，容易出现强调某一信息而相应弱化其他信息点的现象。这就需要媒体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完整度和平衡度。另一方面，从用户的需求出发早已成为媒介传播的共识，新闻信息在分发平台、发布频率上的选择与受众个人接收信息习惯的匹配度也很重要。此外，新闻信息的降维解读越来越重要。比如，时政、财经、法治、科技等释放意义复杂、内容精深不易理解的新闻信息，在无形中抬高了普通公众的解读门槛。但此类信息仍然是人们借以判断环境形势、实现生存发展的必要资源。基于信息开发的多层次性和多角度性，为满足普通公众的信息诉求，媒体要让受众愿意看，看得懂，就要对信息进行降维处理。
（三）培养用户媒介批判意识
互联网强大的赋权能力让网民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让网络空间中每一个网民个体都变得非常重要。然而，由于媒介接触、人际传播、文化偏见等因素的存在，不同社会主体对新闻信息的认知可能不同，同一社会主体在不同社会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在这种动态解读过程中，用户要积极形成批判意识，增强媒介素养，提高知识水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湖北广播电视台《经视直播》主播在节目报尾结束时为观众示范如何正确戴口罩。半张面孔被口罩遮住的主持人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被部分网友误读为“戴口罩播新闻”，并引发争议。但大部分网友没有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是推动事情发展，认为此举可以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示范。这展现了误读的正面影响，同时，也说明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只有培养使用、解读、评价各种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才能更好将网络为我所用，正确处理各种新闻信息。
新闻误读的发生实际上否定了所涉新闻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公众基于此所产生的其他解读雖然也可能具有创造性或带来积极效果，但这并不是新闻信息传播消除不确定性的本意所在。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互动化、情绪化等社交底色增加了新闻误读产生的可能，对其的规避也需要应时应势调整手段，从而达到扩大对话、缩小偏差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力丹，林羽丰.继承与创新：研读斯图亚特·霍尔代表作《编码/解码》[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08）：99-112.
[2]李娅玲.浅析新闻误读的原因及防范策略[J].新闻采编，2018（02）：27-28.
[3][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M].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4]梁衡.新闻原理的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陈秀云.新闻误解——论新闻文本间距[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6]陈力丹，李林燕.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误读[J].新闻与写作，2016（09）：56-59.
[7]付晓光.群体传播视域下的传统媒体新闻误读[J].中国出版，2018（24）：28-31.
[8]袁欣.网民新闻误读的心理形成机制[J].青年记者，2017（26）：37-38.
[9]徐利兰，商敏慧.传播学视角下的国际新闻误读现象解析[J].今传媒，2018（10）：9-13.
[10]双传学. 厘清边界内涵构建凝聚共识的大舆论格局[J].中国记者，2019（11）：93-96.
[11]Ken Auletta.Backstory：Inside the Business of News[M].NY：Penguin Press，2003.
[12]闫洁，蓝东兴. 新闻文本开放式与封闭式的传播机理[J].新闻界，2013（01）：13-16.
[13]喻国明.社交网络时代话语表达的特点与逻辑[J].新闻与写作，2017（07）：41-43.
[14]杨保军.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真实论视野中的几个新问题[J].新闻记者，2014（10）：33-41.
[15]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对话范式（上）——模型建构[J].当代传播，2018（01）：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