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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全球产业变革的新基石,正前所未有地重构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图景。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断涌现的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这让中国与东盟各国再次深刻认识到数字经济对增强本地区发展韧性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并提出四个倡议,其中就包括“提升科技创新,深化数字经济合作”。成都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的重要枢纽,以及国内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之一,正积极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为后疫情时代推动双方关系稳步迈向“钻石十年”贡献“成都力量”。
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成都“底气十足”
尽管成都位于中国西南腹地,不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最前沿,但在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上,成都仍有十足底气。
一是合作基础扎实。对外贸易方面,东盟已经成为成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市场,占全市出口总额的近1/3,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数字经济产品出口增速达到27.3%,占出口比重超过50%。尤其是高新区对东盟的进出口占据全区总额的1/4,成为成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主要集聚区。吸引外资方面,来自东盟的托克集团、正大集团等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在成都投资都获得良好收益。
二是合作各具优势。成都集聚优势明显,新经济总量位居新一线城市首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人才储备总量近500万,以产业功能区为支点在集成电路、光电显示、智能终端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到2022年,有望形成完善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成为中国国内领先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东盟则有着较强的“富矿优势”,主要表现在:劳动适龄人口数量超过4.3亿,有着庞大的数字经济潜在贡献者群体;互联网活跃用户数量达到3.3亿,其中近70%有着显著的数字化消费倾向,是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速最快的地区。
三是合作载体多元。通道方面,成都依托“一市两场”的航空枢纽优势打造“空中丝绸之路”,在已开通的120余条国际航线中有超过1/4定期直飞东盟;同时依托国际铁路港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目前经钦州、凭祥、广州出境联通东南亚的3条“蓉欧+”东盟国际班列已实现常态化开行。可以预见,以亚蓉欧航空枢纽、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为支撑,面向“欧盟-成渝-东盟”市场循环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将加快形成。平台方面,成都与新加坡共建的新川创新科技园,已吸引新加坡创新中心等100多个载体入驻。依托中国(四川)—东盟自贸合作中心,规划建设面积663亩的东盟自贸小镇,将成为东盟企业、机构、人才在蓉集聚发展的综合性基地。
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成都“空间广阔”
数字经济涵盖的内容丰富、产业机会多元,这些也为成都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电子商务方面。成都是中国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城市,不但拥有国家跨境电子商业综合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多层次平台,并且具备跨境电商消费所依赖的经济腹地优势。据成都全球跨境电商服务资源中心发布的数据,2021年1~2月,成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60亿元,同比增长115%,是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幅度的5倍。叠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带来的政策优势、国际班列已有的物流优势,以及海铁联运形成的联通欧盟、东盟的区位优势,成都有望成为“一带一路”沿线跨境电商重要的节点城市,并通过保税展销、跨境电商线下体验等新零售模式深化与东盟各国的产业合作。
东盟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跨境电商出口市场,其中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为主要集中国家,其他国家也有着较大增长空间。当前,受疫情冲击和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商机的双重刺激,东盟迫切希望通過跨境电商帮助本国更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对加强与中国线上“数字贸易”合作抱有更大期待。
远程医疗方面。近年来,成都运用大数据技术管理市民健康,大力推进远程医疗服务。尤其在疫情期间,基于云视频会议打造的远程会诊、视频查房、视频探视等应用逐步落地,构建了丰富的远程医疗应用场景,为“科技抗疫”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泰国是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医药医疗技术信赖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具备与中国开展深度医疗合作的良好政策环境。“东部经济走廊”位于泰国东部沿海地区,是贯彻泰国“4.0战略”的核心经济区,拥有较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和宽松的跨境医疗执业准入门槛,更是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中产阶级最主要的就医目的地。鉴于后疫情时期该区域对远程医疗的需求巨大,这为成都以泰国为中心面向东盟开展远程医疗以及医药品、疫苗、设备、技术出口提供了市场。
智慧城市方面。近年来成都以“互联网+城市”行动为牵引,以“城市大脑”体系构建为抓手,积极建设智慧城市,荣获“2020世界智慧城市大奖中国区决赛入围奖”。新加坡在智慧产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领域都居于全球领先水平,2020年蝉联全球智慧城市榜首,也是唯一的AAA等级城市。近期,成都与新加坡在新川创新科技园携手打造了成都5G智慧城先导区,将建成安全、人本、共享、美丽、智慧的公园城市新型产业社区。双方未来“强强联合”空间广阔,有望呈现更多智慧城市经典之作。
数字农博方面。农业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点,也是越、老、柬、缅等新兴经济体出口创汇的主要领域。近年来,东盟各新兴经济体积极抢抓“互联网+”发展趋势,均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农村减贫的重要抓手。然而,目前东盟各国的农村电商重“销售”轻“供给”,还远未能真正成为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的引擎。当前,成都依托中国天府农博园积极打造服务川渝、面向国际的“数字农博+乡村振兴”综合平台,促进城乡要素互动、双向在线、平等交易,形成“互联网+”“博览+”现代乡村产业集群,为东盟新兴经济体减贫新路径的探索提供了宝贵借鉴。 除此之外,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成都与东盟国家都有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契合点与广阔空间。
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成都的路径与思考
有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空间,成都可以从多个方面推进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的建设。
一是加强数字经济政策对接。成都应准确评估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结合自身数字经济优势与需求,邀请东盟国家相关城市的政府机构、智库共同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中国(成都)—东盟数字经济行动计划”,推进政策创新与精准施策。
二是明晰数字经济合作重点。针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数字经济先发国家,可在科技金融、智慧城市、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数字治理等方面与其建立全方位对接机制。对于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数字经济新兴国家,可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远程医疗、区块链等领域加强合作。对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数字经济后发国家,可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电子商务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三是搭建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鼓励支持在产业功能区(国别合作园区)加强科创空间、孵化器、专业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众创空间等载体建设,加强吸引中国—东盟数字经济领域优秀企业入驻,构建以数字基础型产业、数字应用型产业和数字服务型产业为核心的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打造互利共赢的数字新市场。依托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的优势,营造有益于中小型数字经济企业成长的发展生态。例如,以发布“城市机会清单”的形式优化市场准入方式,为东盟国家中小型數字经济企业提供可感知、可视化、可参与的应用场景。
四是开展数字经济人才联合培养。加强数字经济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在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大学等院校试点,共同讨论制定和开发适应数字经济新要求。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数字经济通识课程。通过政府采购、公私合办等方式加强与阿里巴巴、新加坡Alpha Fintech、马来西亚iFlix等国际知名数字经济企业的产学研教一体化合作,探索在成都、新加坡、马来西亚先行共建数字产业实习、实训基地。与东盟国家相关城市共同出资设立“中国(成都)—东盟数字经济人才专项基金”,支持各国院校靶向培养有利于深化成都与东盟数字经济产业链合作的专业人才。
·作者系成都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
·责任编辑:黎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并提出四个倡议,其中就包括“提升科技创新,深化数字经济合作”。成都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的重要枢纽,以及国内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之一,正积极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为后疫情时代推动双方关系稳步迈向“钻石十年”贡献“成都力量”。
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成都“底气十足”
尽管成都位于中国西南腹地,不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最前沿,但在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上,成都仍有十足底气。
一是合作基础扎实。对外贸易方面,东盟已经成为成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市场,占全市出口总额的近1/3,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数字经济产品出口增速达到27.3%,占出口比重超过50%。尤其是高新区对东盟的进出口占据全区总额的1/4,成为成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主要集聚区。吸引外资方面,来自东盟的托克集团、正大集团等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在成都投资都获得良好收益。
二是合作各具优势。成都集聚优势明显,新经济总量位居新一线城市首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人才储备总量近500万,以产业功能区为支点在集成电路、光电显示、智能终端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到2022年,有望形成完善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成为中国国内领先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东盟则有着较强的“富矿优势”,主要表现在:劳动适龄人口数量超过4.3亿,有着庞大的数字经济潜在贡献者群体;互联网活跃用户数量达到3.3亿,其中近70%有着显著的数字化消费倾向,是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速最快的地区。
三是合作载体多元。通道方面,成都依托“一市两场”的航空枢纽优势打造“空中丝绸之路”,在已开通的120余条国际航线中有超过1/4定期直飞东盟;同时依托国际铁路港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目前经钦州、凭祥、广州出境联通东南亚的3条“蓉欧+”东盟国际班列已实现常态化开行。可以预见,以亚蓉欧航空枢纽、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为支撑,面向“欧盟-成渝-东盟”市场循环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将加快形成。平台方面,成都与新加坡共建的新川创新科技园,已吸引新加坡创新中心等100多个载体入驻。依托中国(四川)—东盟自贸合作中心,规划建设面积663亩的东盟自贸小镇,将成为东盟企业、机构、人才在蓉集聚发展的综合性基地。
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成都“空间广阔”
数字经济涵盖的内容丰富、产业机会多元,这些也为成都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电子商务方面。成都是中国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城市,不但拥有国家跨境电子商业综合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多层次平台,并且具备跨境电商消费所依赖的经济腹地优势。据成都全球跨境电商服务资源中心发布的数据,2021年1~2月,成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60亿元,同比增长115%,是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幅度的5倍。叠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带来的政策优势、国际班列已有的物流优势,以及海铁联运形成的联通欧盟、东盟的区位优势,成都有望成为“一带一路”沿线跨境电商重要的节点城市,并通过保税展销、跨境电商线下体验等新零售模式深化与东盟各国的产业合作。
东盟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跨境电商出口市场,其中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为主要集中国家,其他国家也有着较大增长空间。当前,受疫情冲击和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商机的双重刺激,东盟迫切希望通過跨境电商帮助本国更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对加强与中国线上“数字贸易”合作抱有更大期待。
远程医疗方面。近年来,成都运用大数据技术管理市民健康,大力推进远程医疗服务。尤其在疫情期间,基于云视频会议打造的远程会诊、视频查房、视频探视等应用逐步落地,构建了丰富的远程医疗应用场景,为“科技抗疫”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泰国是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医药医疗技术信赖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具备与中国开展深度医疗合作的良好政策环境。“东部经济走廊”位于泰国东部沿海地区,是贯彻泰国“4.0战略”的核心经济区,拥有较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和宽松的跨境医疗执业准入门槛,更是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中产阶级最主要的就医目的地。鉴于后疫情时期该区域对远程医疗的需求巨大,这为成都以泰国为中心面向东盟开展远程医疗以及医药品、疫苗、设备、技术出口提供了市场。
智慧城市方面。近年来成都以“互联网+城市”行动为牵引,以“城市大脑”体系构建为抓手,积极建设智慧城市,荣获“2020世界智慧城市大奖中国区决赛入围奖”。新加坡在智慧产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领域都居于全球领先水平,2020年蝉联全球智慧城市榜首,也是唯一的AAA等级城市。近期,成都与新加坡在新川创新科技园携手打造了成都5G智慧城先导区,将建成安全、人本、共享、美丽、智慧的公园城市新型产业社区。双方未来“强强联合”空间广阔,有望呈现更多智慧城市经典之作。
数字农博方面。农业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点,也是越、老、柬、缅等新兴经济体出口创汇的主要领域。近年来,东盟各新兴经济体积极抢抓“互联网+”发展趋势,均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农村减贫的重要抓手。然而,目前东盟各国的农村电商重“销售”轻“供给”,还远未能真正成为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的引擎。当前,成都依托中国天府农博园积极打造服务川渝、面向国际的“数字农博+乡村振兴”综合平台,促进城乡要素互动、双向在线、平等交易,形成“互联网+”“博览+”现代乡村产业集群,为东盟新兴经济体减贫新路径的探索提供了宝贵借鉴。 除此之外,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成都与东盟国家都有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契合点与广阔空间。
建设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成都的路径与思考
有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空间,成都可以从多个方面推进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的建设。
一是加强数字经济政策对接。成都应准确评估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结合自身数字经济优势与需求,邀请东盟国家相关城市的政府机构、智库共同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中国(成都)—东盟数字经济行动计划”,推进政策创新与精准施策。
二是明晰数字经济合作重点。针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数字经济先发国家,可在科技金融、智慧城市、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数字治理等方面与其建立全方位对接机制。对于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数字经济新兴国家,可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远程医疗、区块链等领域加强合作。对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数字经济后发国家,可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电子商务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三是搭建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鼓励支持在产业功能区(国别合作园区)加强科创空间、孵化器、专业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众创空间等载体建设,加强吸引中国—东盟数字经济领域优秀企业入驻,构建以数字基础型产业、数字应用型产业和数字服务型产业为核心的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打造互利共赢的数字新市场。依托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的优势,营造有益于中小型数字经济企业成长的发展生态。例如,以发布“城市机会清单”的形式优化市场准入方式,为东盟国家中小型數字经济企业提供可感知、可视化、可参与的应用场景。
四是开展数字经济人才联合培养。加强数字经济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在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大学等院校试点,共同讨论制定和开发适应数字经济新要求。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数字经济通识课程。通过政府采购、公私合办等方式加强与阿里巴巴、新加坡Alpha Fintech、马来西亚iFlix等国际知名数字经济企业的产学研教一体化合作,探索在成都、新加坡、马来西亚先行共建数字产业实习、实训基地。与东盟国家相关城市共同出资设立“中国(成都)—东盟数字经济人才专项基金”,支持各国院校靶向培养有利于深化成都与东盟数字经济产业链合作的专业人才。
·作者系成都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
·责任编辑: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