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的电脑里有一张excel表，罗列了近八百个教育创新案例，每个案例标注有不同的创新之处。他是《校长》杂志教育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心成员仅他一人。
　　完成《汶川地震168小时》写作后，张良加入《校长》杂志。虽然曾任多年《南风窗》副总编辑，张良却对杂志采编毫无兴趣。他要做的是教育创新研究。在中央教育科学院附近的书店里，他埋头翻书一星期，想知道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当每个人说起中国教育都摇头时，教育界内部正悄然发生着自下而上的革命。
　　他把书中的案例记录下来，准备详细寻访，最后编成《教育创新指南》，供全国有革新之念的校长参考。

流动“实验室”

　　2012年八九月，茅山上一个村庄里，只有几个老人和小孩。张良带着6名学生开垦出村民抛荒的菜地。他以30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一间隐藏在树林中的两层农舍，稍加整饬后变成“泉源训练营”，这也是他的实验室。
　　6名学生中，4人是NGO组织“阳光助学计划”从贵州招来的，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山，见到陌生人会不自觉脸红低头，躲避与人说话；另外两人是从传统教育掉队的浙江籍学生，读了一年职校后投奔而来。“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做什么，就是过来试试。”
　　浙江学生舒译乐到茅山一个月后写下这样一段话：
　　“除了老师叫张良，连学校叫什么都不知道。经过一条小石路，见到伫立在一座小土丘上的两层小楼，竹篱笆围绕，不远处就有一小潭。‘采菊东篱下’的意境油然而生。‘到了。’‘到了？’此时此刻，那是什么心情，学校的形象顿时轰倒。操场呢？学校呢？旗杆呢？”
　　在其余5名学生的《我这一个月》中也有同样的震惊。为缓解无聊，舒译乐带来了他的小猫，母亲给学生送来了葱籽，刚刚种下的萝卜已经在河塘岸边冒出嫩芽，爱打篮球的几个人在屋后钉上了篮筐，画出罚球线……
　　仔细研读高中课本一个月，张良带学生撕了高中一百多本教科书。“最初挺过瘾，觉得解恨，后来就想：为什么早没人告诉我们可以这么干。”学生对此相见恨晚。
　　一年后的10月，新一批学生也完成了对人教版教材的重组：“这次有高速扫描仪助阵，处理速度快多了。内容入电脑后编辑处理，去掉多余的图片和留白，真正的干货不到原厚度的一半。”张良觉得很荒诞：“很多内容在语文教材里有，历史教材里有，地理教材里也有……教材编写组条块分割，互不交流的吗？”
　　重组后的教材归类到法律、传播、商业、伦理等28个板块中。学生根据兴趣认领板块成为版主，将成为日后学习中该板块专题的主导者。
　　带着学生每天早起5公里晨跑，根据营养板块版主要求轮流买菜做饭，再根据环境保护板块版主研究进行垃圾分类，看诸如《浪潮》这样的电影并讨论……一个月后，学生开始焦虑，舒译乐问张良：“张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了啊！”张良回答。
　　张良希望像坐落在美国荒漠中的深泉学院一样，让学生实现劳动、学术和自治的统一。
　　在过去一年里，泉源训练营经历了从茅山到重庆，最后安营广州。这被张良称为“游学”，虽然在微博中感叹“再也不想搬家了”，但他已开始寻找下一处游学地。
　　对张良而言，最难的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而是开启学生的好奇心，使他们主动去探究。邢江（化名）是来自贵州的孤儿，一年前在茅山，他总是腼腆地逃离人群。自主学习中的课堂是用来相互交流的，提出问题或者给出答案。邢江第一次被要求站起来发言时，满脸通红。20分钟集体沉默，所有人都等着邢江跨出这一步，心中暗自假设着自己的这一步。
　　一年后邢江跟随训练营到了广州，他镇定自若地表达着自己，与一年前判若两人：“看了科斯、弗里德曼等几个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觉得我还是喜欢科斯多一点。”但他更喜欢法律，到广州之前，张良和他们上了一堂自我规划课，在比较了全球大学的特点和自己的现实可能后，邢江和王启亮决定申请去意大利读大学。
　　这个决定令张良有些吃惊，“但他们做了详细的比较，已经开始报班学习意大利语。”王启亮的哥哥王启祥则决定考上海一所私立国际高等学校——兴韦学院，“前两年在上海，后两年在美国。”这所学校有着严格的招生面试，用多轮英语面试来确定学生是否有志于参与并改变社会。王启祥的目标是获得该校的全额奖学金。一年的商业板块版主，让他对商业产生了兴趣，他已经开始艰难地研读英文版经济学教材。
　　但是王启祥觉得最感兴趣的也许是教育学。“选择兴韦也是因为课堂模式跟泉源很像，是学生自主地研究学习，然后交流探讨。如果我能出去，我想好好研究下张老师的这种教育模式。”张良觉得这完全是意外收获。一年前，对这几位刚刚走出大山的学生而言，出国留学听起来还像天方夜谭。
　　也不是所有学生都如此敢想，现实的窘境限制了他们的意愿。样来自贵州的孤儿赵国（化名）自小由堂哥赡养。离家一年，“他们只知道我换了很多城市，没有考试没有课本，我没法跟他们解释学了什么。”王启亮兄弟也曾遇到类似的质疑：“你们是在旅游还是学习？”但两个人的力量显然大过一个人，最终两兄弟说服了家人。
　　赵国没有这么幸运。堂哥要求他或者回县高中继续学业，或者参加下一年高考证明这一年没有荒废学业。为了继续留在泉源，赵国只好匆匆备考。另外两名学生也与赵国相似，在家庭的压迫下，备战下一年高考。
　　张良心里惋惜：“接下来的备考对他们来说是浪费时间，既无法进一步专题学习，事实上如果考上鸡肋大学，他们也都不会去的，除非学校足够好。”他们的目标无一例外最起码都是名牌大学。
　　9月末，台风“天兔”过境，中山大学大气科学专业本科毕业的张良带领泉源新生正在学习台风专题。新来的学生反应寡淡，很多时候是张良一个人在努力推进。“这个样子和一年前一样，一年后他们也会不一样。” 　　课后，学生看电视、玩游戏、打篮球，无拘无束。新学年来了两位新老师，他们看起来更不习惯张良的“放羊”式教学，希望张良能多给一些规定，少给一些自由，张良悄悄说：“我没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再放松一点。”
　　一年的尝试，让他发现新媒体发展为其展开了实验的更多可能。可汗学院的在线视频教学也列入他的参照系。在传统高中学习过一年的舒译乐，很懊丧地在搜集专题课件时，发现当年老师选用的课件竟是网上抄袭的，“而且是我所看到的最差的课件。”全球名校公开课视频、全国特级教师课件……为这些学生打开了一个百宝箱。一年之间，王启祥不断把他板块内形成的论文和课件传上百度文库，以此积攒下一次下载需要的积分。
　　未来的学校还会有围墙吗？当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还在担心学生玩手机、上网成瘾时，张良想的是如何引导他们在移动终端和网络资源里找到更有用的学习资源。张良从不限制学生玩游戏，游戏是孩子的天然属性。
　　在听了几堂上海师范大学数理信息学院教育技术系主任黎加厚的课之后，张良构想了自己的“未来实验室”：通过网络将现在的实验室连接到各种可能的校园里，哪怕是贫困山区，给每个学生一台电脑，形成知识搜索的垂直引擎。实验室的这一端成为“中央厨房”，老师成为后台的“厨师”——学习分析师，他们对学生的问题和资源进行配菜端上课桌。学习分析师主要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在什么程度时会产生哪些普遍的问题和需求，也就是目前学生的两门核心课程——认识论和自我规划。学生只要输入他的关键词，后台就能跳出一段文字说明、一段视频、一段动画等各种信息来帮助他全方位理解问题。根据他的进度设置不同任务，学习就跟打游戏一样，打通一关，下一关自动解锁。

连锁“梦想中心”

　　张良找到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这是一家由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专业管理人员发起与运营的公益组织。基金会创建的一整套如星巴克般连锁经营的“梦想中心”和“梦想课程”吸引了张良。
　　在贵阳市小河区第九小学的梦想课堂上，老师和小学生在讨论“钱是什么”：“我觉得钱是零花钱，可以买好多好东西。”“钱应该是个时间的问题吧。”“我觉得钱是我们的半个家人。”
　　16堂40分钟的“梦想课程”中，小学生拿着银行点钞纸，通过游戏式的交易流通，知道了钱之于生活的意义；观看视频了解比尔·盖茨和尤努斯的财富故事……没有教材，没有知识点，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
　　“如果我有1000元，我想捐给学校，让学校变得更好。这样就不会有同学转走了。”“如果我有一千万，我要把老家的路修成水泥路，买很多公交车，请一百多名司机给我们开车……”流着泪说出财富梦的女孩，要当银行家的男孩，成为“真爱梦想”这株大树上结出的果实。
　　基金会发起人之一潘江雪曾任香港招商证券董事、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教育网站总监，创立“真爱梦想”前几年，常出入四川马尔康地区，“看到当地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而产生极大的触动，“那里90%的学生不可能上高中。可能他们那个村里几十年没有出过大学生。”
　　“他们初中毕业后就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对于他们是否有效？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得不到改善？为什么到城市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底线那么低，而从农村考到城市的大学生就能成为城市的新市民？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为这些初中毕业就成为城市就业大军的孩子们做好在校期间的准备。他们一生的学习就此中断。”语速惊人的潘江雪不间断地问了一串问题。
　　和大多数善良的人一样，潘江雪开始出钱支持山里的孩子上学。“后来发现他们是到了学校，到了初三或六年级，可能整个年级绝大部分孩子不上学了。上学不要钱，可是上学不能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带来好的改变。”
　　潘江雪看到的现实是：为防止学生逃跑，老师让学生住校，锁上门，半夜睡操场看着。原来一周放学一次，现在两周一次，甚至曾考虑一学期才放一次。每个学期末都是老师们最艰难的时候，他们要拎着酒啊肉啊到孩子家里，跟他们喝酒吃肉，直到人家相信你了，说：娃子就交给你了，这才能把孩子从家里请到学校来。
　　潘江雪发现了问题的本质：“教育不均衡。对于那些家庭来说，孩子到了十一二岁有劳动力了，赶紧去挖虫草，这样一年能给家里补贴六千到八千。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思考：教育的价值在哪里？”
　　钱不能解决人的成长问题。连年塌方，从成都到马尔康最久一次走了二十多小时，潘江雪尝试带他们出山。请当地孩子到深圳，教他们做美容，去朋友开的美容院打工，做保姆……“两三个月就逃回去了，不适应城市生活，他们没有做好到大城市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你说，你在这生活比在家里生活好多了。不行，他们就不。”
　　潘江雪反思，或许是一片好心，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潘江雪和她的伙伴又回到马尔康，跟着妇联下乡做家访，了解他们究竟需要什么。

　　在一系列田野调查后，他们发现“能做的是帮孩子打开视野，帮他们树立信心”。“教育的本质不正是如此吗？发现最好的你自己。藏区的孩子不能跟上海、北京的孩子比，但是他们可以跟自己比，他可以变得更好。”他们决定做一个多媒体图书馆，从这个图书馆起步，让孩子接触外面的世界。
　　2007年，潘江雪与前夫吴冲辞职了。吴冲曾任国泰君安证券收购兼并部总经理、兴安证券副总裁。这一年，他们建了首家梦想中心的图书馆。因为没有经验，招标，与当地政府之间博弈，用了半年时间运过去的油漆到冬天就冻住不能用，反反复复导致造价高达11万元。
　　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吸取教训，把建设方案标准化，分成12大步骤。硬件通过远程运送，“跟宜家一样，都能拼装，学校根据我们的建设手册，自己要找人施工。”造价降了下来，批量却不断上涨。
　　所用经费最初都是身边金融圈朋友私募。2007年下半年，潘江雪在深圳偶遇之前的同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销售交易部董事总经理刘蔓，关于金融的话题最后变成了公益。2008年汶川地震，刘蔓也加入了“真爱梦想”。这群金融行业管理者发挥了高效管理的特长，以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将救援物资输送到灾区。这赢得了上海市民政局的信赖，“真爱梦想”很快获批注册。
　　地震前夕，潘江雪在美国自由女神像下与同行者大谈公益助学梦想，一位路人静静地站在她身边听着。回国后，潘江雪收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的邮件，才知道他就是自由女神像下的旁听者。
　　汶川地震时，他们拉着崔允漷去了马尔康，大山里漂亮的“梦想中心”令其震惊。崔允漷有点遗憾：“这么好的东西如果只是用来开放图书，自由阅读，有点浪费了。”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开始为“真爱梦想”量身定制“梦想课程”。“梦想中心”由原本利用率不高的图书馆，变成了填充着价值观和实用课程的教室，对老师的培训也慢慢变成“真爱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试是学科知识的储备，这个准备过度充分，导致桌子不平。孩子站不起来，因为他缺乏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学习动力，也就是态度情感价值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对社会有什么责任？这些学校全都不教，或者不能让学生正常体会。”
　　“梦想课程”以“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要如何去”为框架。“我们是要让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不断去探索这几个哲学问题。”
　　面向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与秘密课程，“此外还有两门课程必须大量使用计算机，比如了解远方的城市，从乡村到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城市，告诉学生研究方法，告诉他们怎样做计划。不同角色不同计划，你是警察，去抓犯人；你是女大学生去新城市上大学；你是游客去旅游……这些信息网上都有，但学生需要方法去组织。”
　　在此过程中，“真爱梦想”意识到，第一步要改造的是老师。老师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城市参加培训时，下火车就不敢动了。他们不知道怎样走到基金会，一定要人去接。但是今天，他们可以坐地铁四处游览，还有4位老师今年去了埃及。
　　不同于书本里介绍“城市有abc，乡村有456”。“真爱梦想”告诉老师：城市的高度，高楼与高楼不一样；教他们使用模拟飞行器，从家乡飞到上海；通过谷歌模拟器看到家乡的山；城市是什么？城市的底下跟农村一样么？城市有大量地下管线、地铁、光线网线、下水道……
　　还要学习交通规则。乡村的孩子到城市里，交通是第一大杀手，他们不会看红绿灯，交通事故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些课程让他们做好各种准备，以应对未来他们可能要出来。如果不出来，还有淘宝课程，你家乡是无污染的，松茸、虫草、小毡帽、红枣，怎么把它们做成可信的原产地产品？
　　“很大程度上我们能教会他们的，是生活的进步，对待未来世界的态度和观感。很多课程是让孩子们讨论、商量。老师是引导员，在这样的课程里，核心是把一切还给孩子。因为未来要他们自己去面对。”
　　美好的梦想，需要过硬的财力支持。5年时间里，“真爱梦想”每年详细公开审计报告和财务数据，从2009年开始每年公开举办年报发布会，成为国内首家按照上市公司标准公开发布年报的公益基金会。2012年11月，“真爱梦想”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透明NGO组织”。因为透明，“真爱梦想”每年的慈善募捐晚宴也越来越红火。
　　在资金充足的条件下，如麦当劳、星巴克样的“梦想中心”甚至赢得了各地教育部门的垂青，已有60家教育局愿意花钱购买“真爱梦想”的服务。
　　每所申请“梦想中心”的学校，作为交换，要在“校本课程”（学校自主安排的课程）中上“梦想课程”。如何来确定这些学校有没有上课？通过微博平台一样的“梦想盒子”，老师会上传文字、视频等反馈，相互交流，并获得“梦想银行”的积分。加入“真爱梦想”的老师用积分兑换成培训、旅游、实物或奖金。

返璞歸真的华德福

　　与强调新技术与职业化不同，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华德福教育，自9年前被一群有志于“拯救中国教育”的年轻人引进国内后，全国已有三十多所小学和一百四十多所幼儿园开始了华德福教育实践。
　　9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成都华德福学校弥漫着放假前的闲散，它刚刚过完9岁生日。下午3时许，父母拉着幼儿园放学的孩子手肘，他们双手沾满泥巴，拇指和食指捏着这一天的“战绩”——一个泥捏的玩偶，有时看似飞机，有时看似熊猫……门口的保安和孩子开着玩笑。
　　家长从老师王雪梅手中接过过去半个月的“学校简讯”：粉色纸张翻开第一页是一首儿童诗《蚂蚁国王》；随后是幼儿园、小学在过去半个月内的学习内容：中秋诗会，农场露营，人偶剧表演，骑行青城山……这天下午，在位于成都郊区的华德福学校里，大多数教室是空的，学生的学习内容是爬山。用校长李泽武的话说：“我们很注重爬山，要野蛮其肉体，文明其精神。” 　　每年五六月间，空荡荡的教室更为普遍：“一二年级到田间散步去了，三年级到农村学农去了，四年级野营去了，五年级的游学或顺长江而下，或翻秦岭而上，六年级走丝绸之路……各种游学活动根据学生所学来定。”
　　学生没有课本，但他们依然背个小书包，里面通常是饭盒和几套衣服：“学校为孩子提供疯玩的天然环境，他们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一天就要换几身衣服。”高年级孩子会有自己的主课本，那是他们根据学习的内容，自己绘制而成的。我拿过七年级一本用蜡笔写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课本，赞叹内容的创意，女孩张仰意安放完怀里的手工织布机，对此略有微词：“这个，一般吧……”
　　七年级的果敏老师收获了一沓学生的工笔画，“这是一位学生家长用每周一天的时间教学生画的，他们已经这样学了5周。”张俐老师看着欢喜，拍着手说：“挂起来！挂起来！”果敏老师希望这样的训练能让前几年撒野的童心慢慢沉静下来。
　　华德福教室被彩虹色覆盖，“幼儿园的孩子对母亲还有依恋，教室是粉色的，这跟他们在妈妈腹中看到的世界是相似的。到了一二年级，颜色渐渐变橙变黄，更高年级就是绿青蓝……那代表着他们的思想渐趋理性，变得越来越独立思考。”当然，这些教室的窗帘是老师手染的，墙壁是师生一起刷的。
　　每进一间教室，张俐都先敲门，“这是老师和孩子们的家，进别人家门当然要先敲门。”一扇扇门背后是一个个世界：不同学习主题的黑板画，纯天然的竹木、蜜蜡、陶器、毛线玩偶和各种手工装饰画点缀的教室角落……从黑板画和教室背后贴的学生画可以推断学生正在学的内容：古埃及，结绳记事，圣贤故事，西游记，数学，德语……每跨进一个教室，张俐都带着敬意介绍这个班的主班老师：这个主班老师以前是公立学校的校长，这个主班老师以前是NGO组织的，这个老师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校园内，菜地、土房子、篱笆、木架子……各种朴拙之处都有学生劳作和游戏的影子。

　　幼儿园园长张俐是这所中国第一家华德福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这天，她刚刚换了发型，孩子们显然还不适应：“张老师，你的头发……”“好看吗？”孩子忧虑地摇头。张俐有些遗憾：“我以为你会喜欢呢！不过长长就会好起来的。”孩子雀跃着跑开了。
　　放学后，几个孩子倒挂在木架子上玩耍，扎着马尾的女孩爬上绳子和钢架搭成的“金字塔”顶端，俯视着五六米之下、坐在塔底安静翻书的母亲。“到华德福后，孩子最大的问题是，放学不肯回家。”一位家长笑着说。
　　9年后，在这所教师自治学校，张俐已经不用像创办之初那样劳心劳力，她可以一边照顾加拿大的家庭，一边打理成都的学校。“想入学的孩子得提前一两年才能报上一个名额。”学费在私立学校中并不算昂贵，当然这归功于华德福的“非营利性”。
　　9年前可不是这样。在张俐和丈夫黄晓星带着父母在美国华德福社区卖饺子募款一年后，他俩怀揣着包括德国华德福老教师、卢安克父亲捐出的经费在内的20万元，来到成都东南郊一个被称为“鼠岛”的地方。张俐把自己的两个已经习惯国外华德福教育的孩子带回了成都，成为他们办学最初的8名孩子之一。
　　在经历英国和美国7年的优越生活后，“我和孩子们都在重新习惯。”但是家中父母看不下去了：“我妈愤怒地打电话责问我，说我疯了吧，把孩子带回来受苦。”张俐这才意识到，在“鼠岛”上，孩子们夏天被蚊虫叮咬，腿上大块红包已经抓烂；到了冬天，湿冷的空气把孩子冻得发抖。学生中有的不懂中文，有的不懂英文，张俐“跳来跳去，真正的双语教学”。
　　张俐对这些是有心理准备的。20年前，张俐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成都一所公立学校的数学老师，而黄晓星热爱哲学。他俩在滨江路开了一家面向西方背包客的餐馆。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在中国游历近半年的Benjamin Cherry（“本爷爷”：华德福教育亚太地区总培训师，剑桥大学法律硕士，伯明翰大学第一位自然科学管理硕士，曾在澳大利亚创办华德福学校）和Thanh Cherry（“唐奶奶”：澳大利亚资深华德福幼儿教师，澳大利亚政府主导的家庭教育课程顾问，近十年来投身于亚洲各地区的华德福幼儿教师培训和指导）。
　　他们在餐馆里聊起了教育和哲学，张俐夫妇第一次听到了“华德福”和“人智学”这几个词。张俐对切利夫妇描述的教育难以置信，她不停地质疑：“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学生不听讲怎么办？学生不做作业怎么办？”对方的答案是：“更爱他们，更爱他们，更爱他们。”
　　在张俐产生疑问的同时，黄晓星却坚信自己找到了一条拯救中国教育的道路，他决定前往英国学习华德福教育。张俐却觉得这种教育在中国行不通：“不考试不读书，还不用电脑，尽是绘画和游戏，怎么可能？”
　　争执结果是，张俐作为家属到英国陪读。一次，黄晓星就读的爱默生学院安排张俐到附近的华德福学校观摩，一到那里，“我的眼泪就掉下來了。大片大片蓝莲花和樱桃……太美了。美轮美奂的大自然，老奶奶一样安详的老师，孩子自由自在玩耍。这才是孩子的天堂啊！”
　　第二天，张俐继续听课。上课内容是数学板块，“但教室里没有人，学生们修房子去了。修了很久，回来后他们在作业本上涂涂画画。”张俐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学数学呢？”老师说：“已经开始了啊！”张俐震撼，她从陪读变成华德福的学生，开始学习华德福幼儿教育。
　　此前，黄晓星每年都回国寻找发展机会。他在国内遇见了卢安克和北京春之谷社区创办人郁宁远。但是张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她无法割舍国外华德福社区美丽的大自然给孩子提供的优越的生长环境。
　　2001年，张俐发现自己怀了第三个孩子时，“9·11”在离她住地1个小时路程的世贸发生了，“我们平时也常去那里玩。”张俐突然意识到生命短暂，“看似和平的国度，这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一闭眼，生命可能就没了。”一种不确定性让她对继续留在美国产生了疑问。 　　老三出生后第二天就进了医院，张俐抱着这个周身插满管子的弱小生命，时刻感受到死亡在她身边游荡。“生命太短暂了，必须做点什么。我突然有一种从梦里醒来的感觉，从一种安居乐业、田园风光、一切都很平稳的状态中一下子醒过来。我这辈子到底要干嘛？我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为什么要学教育？我的命运是什么？和周围的人是什么关系？和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张俐第一次考虑这么多问题。
　　此时，曾在“鼠岛”附近一所公立学校做了一年小学数学老师的李泽武也开始了他在爱默生学院的华德福学习。李泽武妻子和张俐是好友。2003年，张俐夫妇冒着“非典”危险回国，遇到李泽武，他们决定有所行动。
　　2004年9月13日，李泽武记得他与表哥签下“鼠岛”租赁合同的同时，签下了自己第一本书《我在英格兰学师范》的出版合同。校舍的很多东西不是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就是到二手市场淘的，卢安克也从广西来到这里帮他们刷墙，一群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来到“鼠岛”。
　　对李泽武这位初创时期的全科老师来说，困难是具体的。“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完全按照国外受训时的那一套内容来教孩子。华德福教育没有教材，只有教学大纲，大綱的主线是孩子的意识发展。”
　　华德福教育在中国被提得最多的是“本土化”问题。“我们不能不讲《山海经》，不讲盘古开天地。四年级在西方讲的是北欧神话，突出神的人性和个性呈现，我们就想到《西游记》；五年级是古代历史，孩子智力也如同人的周礼时代，诗经里风雅颂成为学习内容；六年级是孩子身心意识发展的春秋战国到秦时期。汉唐宋元明清与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另一个“本土化”问题是，华德福的孩子会不会不食人间烟火，难以适应国内的高中甚至大学教育。也有很多人质疑，华德福的孩子最终的出路只能是出国。
　　唐敏（化名）六年级从华德福去考公立中学，3个月强化学习，以倒数第二的成绩考入一所不错的中学。他妈妈很担心，他却说：“没有什么，我才学3个月，他们学了6年。”不久，他的成绩便跃居中上。“虽然成绩不是最好，但他DIY能力强，也有领导力，在同学中很快建立起了个人。”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到美国继续学业：“那么学下去，什么也学不会，会废了的。”
　　有学生六年级转到田家炳中学，很快成了全校前十名，“这个简单，只要记住就完了。” “华德福教育是面对生活的。小到爬墙上树，穿针引线，大到修工程、房子，甚至是有组织能力领导国家。”近百年历史上，如数家珍的校友如德国前总理科尔，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华德福还有“治疗教育”。有忧郁症的孩子八年级才来，“一个学期后，他就愿意去帮做事情，愿跟人交流了。”
　　目前高中一学生，三年级入学时带有攻击性，班里只有四五个孩子，他总是欺负别的孩子，常打架。老师做了个沙包，让他发泄；把沙包放在他膝盖上，让他坐踏实，脚底踏实。有时，老师会让他一个人去外面跑几圈，让他释放出来。最后他迷上了篮球。“从华德福毕业时，他已经是一名谦谦君子了。一些艺术行为，很精致。他的创作力可以造一杆枪出来杀人，也可以创作一件艺术品，两者是可以转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即转化，老师起不到大的作用，更多的是去引导内在力量的转化。”

　　李泽武的教育理想是“集广大而进精微，集高明而道中庸”：前者是很大的宇宙图景，另一方面认认真真、精致地做一件事。李泽武指着他桌上清洁阿姨摘的一束花：“每个人内心都有精致的部分。”

城乡结合部的“新教育”

　　李泽武是在2012年10月召开的宁波新教育国际论坛上见到朱永新的，朱将华德福教育称为“教育自救”。此时距离这位民进中央副主席发起“新教育实验”已有十多年，发展到全国37个实验区，一千四百五十多所实验学校，十多万教师，一百五十多万名学生被纳入了“新教育实验”。
　　推行之初，朱永新还是苏州市副市长，而这项实验与朱永新的官方身份并无多大关系，成为一项由官方人士发起的民间实验。为了避免实验变身行政命令，新教育的“井冈山”落在毗邻苏州的一所乡镇小学。但“新教育实验”为传统公立学校广为接纳，大概也得益于朱永新所在的“教育党”——民进中央。
　　2004年，张良主持的《南风窗》杂志第一次以“新希望工程：一场对抗教育异化的实验”为题，将还是江南地区“星星之火”的“新教育实验”展示给读者。
　　此时的常州市武进县湖塘桥中心小学校长（现改名刘海粟小学）奚亚英，刚刚渡过最艰难的时刻，“看得到前方的光明了。”她当然想不到10年后，会发展成拥有8所学校的教育集团，一万多名学生，从不断有学生转学到排着队也难入学。
　　湖塘桥是武进县的一个镇，经过“撤村并校”后的湖塘桥中心小学面临着48个村的孩子上学问题。1998年，奚亚英从一所农村小学调到湖塘桥中心小学。
　　在吴江的一次活动中，奚亚英第一次认识朱永新，“他是分管苏州市教育的副市长，居然去担任校长班的班主任。他还把全国有名的儿童作家请到苏州，给小朋友编书。”奚亚英感动了，跑过去跟朱永新聊天，邀请他到其所在的学校看看。
　　朱永新递了一张名片给她。“这张名片只有一个办公室的电话。”刚到学校任校长的奚亚英有着满腔的办学热情，“不断给他打电话，每次电话都是他秘书接。一共打了十几次，总算他回了我电话。告诉我，他的书编好了，第一个就要给我们学校的学生读。”朱永新也答应到湖塘桥小学去看看师生。
　　1999年的5月，“他真的来了！”奚亚英有些意外，甚至都来不及准备些什么：“当时的湖小，六百多学生，只有两栋教学楼，条件最好的就是一架钢琴，21台386电脑。” 　　兼任苏州大学教授的朱永新遇到有教育热情的知音，有些激动，主动要求到学校当老师们的老师。奚亚英临时让学校总务处主任到镇上买了一本聘书。“从此他每年都会到我们湖小来。最多的时候，一年来三四次。”
　　“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理想的学校应该是怎样的，理想的教师应该是怎样的，理想的校长、家长是怎样的。”这些最初的想法，后来形成了朱永新系统的《我的教育理想》。这本书的出版在教育界掀起了“新教育旋风”。
　　奚亚英是最先把朱永新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我在学校全面启动改革，按照他的理想描绘，比如有特色课程，从抓教师的阅读开始，启动书香校园建设……”
　　当时的武进县面临着撤县建市，“农民马上要变成市民了，而我的孩子们都来自农村，满口脏话，也不讲卫生，虽然也有思想品德教育，效果却很差。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审美能力不够，老师和孩子们都不懂得什么是美。”
　　奚亚英决定进行艺术课改，要求人人学会一门乐器，或者绘画、书法，“要懂得美，会欣赏美。”
　　当时的课程还不允许改动，稍有改動都得打报告，奚亚英在朱永新的不断鼓动下打了份报告。第一年石沉大海。1999年底，奚亚英从《人民教育》上看到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谈到课程改革，倡导“建立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她拿着《人民教育》杂志去找教育局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拖到2000年初，教育局才正式批准。”
　　奚亚英的下一个难题是：缺人。
　　课程改革涉及到编制、经费，都要学校自己解决。奚亚英求助于湖塘桥镇长书记，“一拍即合，他们全力支持我。没有经费，家长买不起乐器，第一笔钱就给了我10万，给孩子们买乐器。”
　　从此湖塘桥小学有了一门乐器选修课，“喜欢什么课程，愿不愿意上，都由学生自己选择。”奚亚英几次带着镇领导到南京市歌舞团去请老师。“只有那里才有国家一级演奏家。”但是国家一级演奏家哪里肯买一个镇领导和小学校长的账。
　　“我们就一次又一次跑，连续跑了13次南京歌舞团。总算感动他们了，当时没有高铁，也没有私家车，政府给我一辆车接他们来上课。第一次从南京过来11位老师，一直坚持到现在。”
　　学费几乎只是路费，80元。“他们在南京单独做一个孩子的家教，收入都远高于此。来回6小时车程，要面对的学生可不是一个，而是二三十个。”
　　学生是自主选择，对老师来说可不这么简单，奚亚英要求每位老师都必须选一门艺术课跟学生一起学。“一个语文老师，要学画画，学乐器。老师的素养，首先要懂得生活的多姿多彩的美，才能让学生懂得欣赏美。家长和老师都认为：“奚校长一定是疯了！”
　　反弹最先从老师起，不少优秀老师申请调走，这让奚亚英痛心。痛心背后的动力，还是朱永新。“我不断问朱老师：我这样做对不对？他一直鼓励我，我就一直做了下来。痛苦的时候，我翻《邓选》。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要看邓小平怎么顶过三起三落的。”
　　传统的学校，传统的老师，所有人都习惯传统的教学生活，不喜欢改变，大改变会觉得很不踏实。但是改变一来，“全部都打乱了，自己的角色也错乱了。我一年级教学生科学，他们见到我喊‘实验老师好’，一会转身又变成‘萨克斯老师好’，这个角色自己也找不到定位了。”
　　为完成任务学萨克斯的科学老师王晓波，最初的苦恼和所有老师一样：“为什么要去学啊？我又不是这个专业。每天备课上课已经很辛苦了！但现在发现了乐趣，完全成了自发。这回我去学了8天古筝，然后自己就买了一个。”
　　刚刚洗脚上田的家长也难以理解：“孩子只要学好语数外够了，这些敲敲打打的东西，跟孩子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奚亚英让南京来的专家开家长会现身说法，还是没用，最初选艺术课的学生只有40%。但是很快这40%就展现出不同来，“这些孩子艺术修养提高了，家长认为很重要的那些素质都能彰显出来。”

　　课改后的湖塘桥小学，在武进区教育局的综合质量评估中一路领先，连续14年排名第一。
　　2002年，“教育在线”网站开通，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挂牌，成为“新教育元年”。奚亚英也不断请朱永新到学校给老师“煽风点火”，“那种疯狂的形势使我们每个人都被点燃了。”
　　学校一个办公室一台电脑，从原来的无人问津一下子变成了人满为患。“我们一下课，就跑到电脑前，上教育在线，看自己的帖子有没有回帖，后面还有老师在排着队。我是班主任，发完帖，还要给学生发作文，吃不上饭，也不午休了，带着学生们去电脑房，继续上线。”这一幕让王晓波印象深刻。每天晚上12点多，王晓波和老师们都赖在“教育在线”上讨论各自教学的收获，“都到了疯狂的程度”。
　　每天早上老师们见面的问候是：“你昨天发的问题，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教育在线”成为全国“新教育实验”老师相互展现和获得鼓舞的舞台。而朱永新这位“新教育实验”的“教父”此刻也在网络另一端与老师和校长在线交流。
　　老师和革新者的脸上都焕发着“发现了生命意义”的满足感，也许正如朱永新所言：他们过上了“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