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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这册洋洋洒洒50余万字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是谢贵安教授勤耕史学园地20余年所培育出的一枝嘉禾。长久以来被编年、纪传、典章制度、纪事本末这几大中国古代史学体裁掩盖了光彩的实录体，终于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示出其整体风貌和完整形象。
实录体始于南朝萧梁，虽晚于先秦之编年、西汉之纪传，但先于唐之典制、宋之纪事本末，然其学术价值却一直隐而未显。古人常用而不解，以“实录”为名的史著层出不穷，对实录体的详细研究却少之又少。至上世纪30年代，实录体方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相较于日本、台湾学者持续、深入的研究，大陆学者一度有些滞后，除金毓黼、赵士炜于30年代著文对实录进行初探外，直至80年代以后，该课题才渐渐引起学界关注，继而围绕实录体展开全面开花式的研究。然而花开虽繁，却偏而不全，专而失博，留下大量可待发掘之处，本书适足弥补此一缺憾。通观全书，惠启吾人之处甚多。
1. 史识独到，新论迭出
一部学术专著的核心价值在于选题和立论。此书以全面系统地考察实录体史学为旨要，是看到了实录体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相对其受关注程度不相符合的研究现状，这充分表现出作者的独到眼光。历来提到中国史学体裁，首先莫过于编年、纪传二体，然后再是典制、纪事本末诸体。典制体保存大量原始史料，成为史家案头必备工具书；纪事本末体因其创新性的叙事方式便于阅读和流传，从而广受世人称道。而产生仅次于编年、纪传二体，得到官方认同并持续1400余年的实录体，多被史家归于史料类而非著述类，在分析史学兴盛的近现代鲜有提及。对此，作者开篇明义，将实录定义为“所谓实录，是指创始于萧梁、延续至清代的实录体史学形态，是一种以帝王为记载对象和记事核心，以编年体为基础并融合了纪传体等形式的史学体裁”（第1页），一方面肯定实录体史学在对历代官私修史提供史料方面的“史底”、“成案”作用，同时又指出实录体并非编年体的简单衍生，而是具有特有主题、体裁和体例的独立史体，曾长期作为中国古代史体三大支柱之一，始终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确认识到实录体的价值，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整个中国传统史学。
鉴于实录体的真实价值益加凸显，近年来学界对其关注程度也日渐增长，但多就专题展开点线式探讨。因此作者在早年对《明实录》的专题研究基础上，立志对历代实录作一全面系统研究，还原实录体史学的本来面目，既作为对此前相关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又能启发日后新一轮学术探索热潮。选题立论为此，不可谓不精也。
除了宏观选题与立论独创一格外，全书处处可见作者立足前学而又不囿于此的精辟观点与独立见解。如将标准的实录体明确界定为编年附传体，以去掉附传的元清实录为变体；以直书与曲笔为实录修纂中的基本矛盾，构成一体二翼、相反相成的关系；首次从社会史角度提出实录修纂是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标志之一，详细考证从唐至清30余家修纂实录之世家；对实录体史学遗产的扬弃与继承提出具体意见；将实录体演变过程分为三期：从南朝萧梁到唐朝的起源定型期，五代辽宋夏金元的持续发展期和明清两朝的极盛而衰期，等等。
2. 内容全面系统，结构纵横相错
此书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实录体史学的专著，全面性、系统性为其一大特色。作者对实录体史学的产生源流、概念、本质特点、史料来源与流向、学术价值，历代实录修纂详情、修纂机构与管理制度，以及少数民族实录、修录世家等方面均作了全面考察，书中所列《历代实录情况一览表》，详细列出各朝实录书名、修纂者、卷数、修纂时间等内容，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了解各朝实录的基本信息。全书对实录体的研究完成了从筹备到流传，从单本到全套的全面、系统、立体式考察，是目前对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最全面之作品。
此书在结构上亦独具特色，它跳出以往习见的通论形式，即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内容，而采用了一种通论结合专题的特殊形式。既以时间为纵线，逐部阐述历代实录的基本情况，又取若干重要专题为横线，完整探讨该专题相关内容。前者主要包括第二至四章，分别论述各朝实录编纂详情；后者则包括第五至十章，分为实录的主题、体裁与体例，直书与曲笔的关系，修纂机构与管理制度，史料来源与流向，相关社会史考察，以及史学遗产的扬弃与继承等若干专题。再加上具有学术前史和总论性质的引言和第一章内容，全书形成了总分结合、纵横相错的严整结构，将客观史实与理性思辩结合，有史有论，既利于读者全面了解实录体史学发展流变的一般过程，也有助于读者重点把握实录体的若干重要特质，这样一种体裁与“编年附传”之实录体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3. 史料丰富翔实，学术脉络清晰可理
全书主要参考书籍、论文达400余种，其中原始史籍便有200余种，除必需的列朝实录外，还涵盖历代官私所修纪传编年体史籍、起居注、奏疏、档案、方志、经传、笔记、文集、丛书、类书等多类。由于列朝实录除明清部分尚属完整外，余者多佚而不传，只能从当时及其后浩如烟海的传世文本中寻求蛛丝马迹。因此，收集实录本身便是一个浩大课题。作者以200余万字的资料长编完成了对此课题基础史料的原始积累。该类史料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参与修撰实录者的相关传记、笔记、文集等，二是以实录为史料基础的列朝官私修史书，而历代目录学著作、大型丛书类书中也多有涉及。在此基础上，结合前学成果，作者完成了对自十六国《敦煌实录》到清末民初《宣统政纪》共21朝（国）144部实录的全面考察。
在收集整理前人研究成果方面，作者也颇费苦心，基本将国内（包括台湾地区）可见的相关论文专著网罗迨尽，还扩展到日、德、英、美等国学者范围。通过对前学的解读辨析，一方面肯定既有研究的成绩和贡献，但也指出前人研究既罕见专著，目前只有作者《明实录研究》和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两部，而其他成果也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往往对存世实录更感兴趣，而对已佚实录的探讨则相对欠缺。因此，学界对实录体的研究还大有可为。正是基于作者对学术源流的精细梳理，从而使此书的观点、论据更加完善丰满，立意更高，基石更牢。
上述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处尤其令笔者印象颇深：此书之任务不仅只限于还原实录体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真实地位，还试图帮助读者通过实录体这一方窥镜而得览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基本特质。因此，此书不只是全面揭示实录的性质体裁、发展演变、修纂流传、价值继承等基本情况而已，在许多地方都或隐或显地表达出作者对传统史学若干重要问题的识见和理解。而最集中体现作者努力探索传统史学特质之处，莫过于“实录直书与曲笔的对立与统一”一章，这也是全书独具吸引力、富于悦读感的部分。作者通过揭示直书与曲笔这对矛盾在实录体中的表现与影响，借此说明了这一对基本矛盾是如何作用于中国传统史学的。
直书与曲笔并不是绝对水火不相容的一对概念，而具有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一体二翼）关系。儒家学说既崇君之尊又限君之专，在处理理想与现实关系时的执两用中的态度构成了“直书—曲笔”一体二翼关系的政治基础。传统史学对求真和求善的执着追求，对学术独立性和社会政治实用性二者的不可缺舍，使“直书—曲笔”一体二翼关系更成为传统史学的核心特质之一。以实录为例，若只执着于直书，不顾君威，根本无法顺利完成修纂工作；若只执着于曲笔阿谀，发泄私情，也无一例外地被淘汰。唯有双翼平衡时，才能支持本体正常发展。“直书—曲笔”问题因此“构成古代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成为传统史学的核心和焦点。对直书与曲笔关系的评价，关系到整个传统史学的价值评判”（第187页）。
立论之后，此书用了大量史例说明实录中曲笔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一是个人恩怨，这大多来自君主、权臣和史臣三类主体；二是朋党之争，一旦某个政治集团把握了实录掌控和修纂权，其所修实录便不可避免地会沦为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工具。最明显之便即为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祐党争和明代士阉之争。
此书分析确定了曲笔现象发生的特定方面和有限范围。如唐、宋、明、清几个主要朝代的全部实录中，曲笔较严重者分别占4/21、1/7、4/13和2/13，毕竟只是极少数。而曲笔“事故易发地带”则多局限在三方面。一是根据当时君主意旨对实录对象君主进行粉饰虚美或贬抑。唐太宗时史臣修《唐高祖实录》，集体粉饰太宗李世民的形象，隐没原太子李建成功绩，彰显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又如明成祖朱棣在位时重修《太祖实录》，既抬高自己登基的合法性，又极力丑化被其纂位的建文帝形象。二是实录修纂者对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臣僚事迹进行篡改。如南宋秦桧之孙秦熺参修《高宗实录》时，便对岳飞进行污蔑贬斥。这两类可算“明曲”，还有第三种“暗曲”，即有选择地取舍实录中的典章奏疏等政府公文来达到褒贬目的。其中既有出于“公”的隐显皇帝，也有出于“私”的抑扬臣僚。
尽管曲笔现象频频发生，但此书仍肯定了直书在历代实录中的主导地位。这是由“直书”所代表的皇权制约机制所具有的合法合理性、史官对“直书”这一基本史德的自主追求，以及实录体史书自身性质和特点所决定，是以“历代实录修纂都大体上保持了直书精神和真实面貌”（第244页）。实录中直书方式大致有三：一是无政治障碍的史料（中性史料和君主默许史实）的据实直书；二是敏感部分的犯颜直书；三是忌讳地方的巧妙周旋，大多通过微言大义来进行。前者所占比重最大，中性史料自不必多言，直书君主默许的史实如以旁支入嗣的明世宗登基后不买堂兄兼先帝武宗之帐，史臣在其鼓励下对武宗荒唐事直书不讳。次者如《清圣祖实录》修纂者不避雍正之威，如实记载康熙与西洋人握手为礼事；甚至有为坚持直书杀身成仁者，如参修明《太祖实录》直书靖难之变而被族诛的叶惠仲。末者主要表现为史臣以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坚持直书，既可保护史臣个人安全，又能表明其为史之德。
掩卷深思，“直书—曲笔”一体二翼之关系不仅仅表现在实录中，还可推而广之。中国传统史学因其整体的君主专制性和政治性特质，最集中地体现在实录体中，而实录体的基本特质及其流变，亦影响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各个领域。正基于此，该书之价值不仅仅奠定了系统研究实录体史学之基础，还有力拓展了整个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实录体始于南朝萧梁，虽晚于先秦之编年、西汉之纪传，但先于唐之典制、宋之纪事本末，然其学术价值却一直隐而未显。古人常用而不解，以“实录”为名的史著层出不穷，对实录体的详细研究却少之又少。至上世纪30年代，实录体方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相较于日本、台湾学者持续、深入的研究，大陆学者一度有些滞后，除金毓黼、赵士炜于30年代著文对实录进行初探外，直至80年代以后，该课题才渐渐引起学界关注，继而围绕实录体展开全面开花式的研究。然而花开虽繁，却偏而不全，专而失博，留下大量可待发掘之处，本书适足弥补此一缺憾。通观全书，惠启吾人之处甚多。
1. 史识独到，新论迭出
一部学术专著的核心价值在于选题和立论。此书以全面系统地考察实录体史学为旨要，是看到了实录体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相对其受关注程度不相符合的研究现状，这充分表现出作者的独到眼光。历来提到中国史学体裁，首先莫过于编年、纪传二体，然后再是典制、纪事本末诸体。典制体保存大量原始史料，成为史家案头必备工具书；纪事本末体因其创新性的叙事方式便于阅读和流传，从而广受世人称道。而产生仅次于编年、纪传二体，得到官方认同并持续1400余年的实录体，多被史家归于史料类而非著述类，在分析史学兴盛的近现代鲜有提及。对此，作者开篇明义，将实录定义为“所谓实录，是指创始于萧梁、延续至清代的实录体史学形态，是一种以帝王为记载对象和记事核心，以编年体为基础并融合了纪传体等形式的史学体裁”（第1页），一方面肯定实录体史学在对历代官私修史提供史料方面的“史底”、“成案”作用，同时又指出实录体并非编年体的简单衍生，而是具有特有主题、体裁和体例的独立史体，曾长期作为中国古代史体三大支柱之一，始终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确认识到实录体的价值，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整个中国传统史学。
鉴于实录体的真实价值益加凸显，近年来学界对其关注程度也日渐增长，但多就专题展开点线式探讨。因此作者在早年对《明实录》的专题研究基础上，立志对历代实录作一全面系统研究，还原实录体史学的本来面目，既作为对此前相关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又能启发日后新一轮学术探索热潮。选题立论为此，不可谓不精也。
除了宏观选题与立论独创一格外，全书处处可见作者立足前学而又不囿于此的精辟观点与独立见解。如将标准的实录体明确界定为编年附传体，以去掉附传的元清实录为变体；以直书与曲笔为实录修纂中的基本矛盾，构成一体二翼、相反相成的关系；首次从社会史角度提出实录修纂是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标志之一，详细考证从唐至清30余家修纂实录之世家；对实录体史学遗产的扬弃与继承提出具体意见；将实录体演变过程分为三期：从南朝萧梁到唐朝的起源定型期，五代辽宋夏金元的持续发展期和明清两朝的极盛而衰期，等等。
2. 内容全面系统，结构纵横相错
此书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实录体史学的专著，全面性、系统性为其一大特色。作者对实录体史学的产生源流、概念、本质特点、史料来源与流向、学术价值，历代实录修纂详情、修纂机构与管理制度，以及少数民族实录、修录世家等方面均作了全面考察，书中所列《历代实录情况一览表》，详细列出各朝实录书名、修纂者、卷数、修纂时间等内容，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了解各朝实录的基本信息。全书对实录体的研究完成了从筹备到流传，从单本到全套的全面、系统、立体式考察，是目前对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最全面之作品。
此书在结构上亦独具特色，它跳出以往习见的通论形式，即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内容，而采用了一种通论结合专题的特殊形式。既以时间为纵线，逐部阐述历代实录的基本情况，又取若干重要专题为横线，完整探讨该专题相关内容。前者主要包括第二至四章，分别论述各朝实录编纂详情；后者则包括第五至十章，分为实录的主题、体裁与体例，直书与曲笔的关系，修纂机构与管理制度，史料来源与流向，相关社会史考察，以及史学遗产的扬弃与继承等若干专题。再加上具有学术前史和总论性质的引言和第一章内容，全书形成了总分结合、纵横相错的严整结构，将客观史实与理性思辩结合，有史有论，既利于读者全面了解实录体史学发展流变的一般过程，也有助于读者重点把握实录体的若干重要特质，这样一种体裁与“编年附传”之实录体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3. 史料丰富翔实，学术脉络清晰可理
全书主要参考书籍、论文达400余种，其中原始史籍便有200余种，除必需的列朝实录外，还涵盖历代官私所修纪传编年体史籍、起居注、奏疏、档案、方志、经传、笔记、文集、丛书、类书等多类。由于列朝实录除明清部分尚属完整外，余者多佚而不传，只能从当时及其后浩如烟海的传世文本中寻求蛛丝马迹。因此，收集实录本身便是一个浩大课题。作者以200余万字的资料长编完成了对此课题基础史料的原始积累。该类史料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参与修撰实录者的相关传记、笔记、文集等，二是以实录为史料基础的列朝官私修史书，而历代目录学著作、大型丛书类书中也多有涉及。在此基础上，结合前学成果，作者完成了对自十六国《敦煌实录》到清末民初《宣统政纪》共21朝（国）144部实录的全面考察。
在收集整理前人研究成果方面，作者也颇费苦心，基本将国内（包括台湾地区）可见的相关论文专著网罗迨尽，还扩展到日、德、英、美等国学者范围。通过对前学的解读辨析，一方面肯定既有研究的成绩和贡献，但也指出前人研究既罕见专著，目前只有作者《明实录研究》和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两部，而其他成果也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往往对存世实录更感兴趣，而对已佚实录的探讨则相对欠缺。因此，学界对实录体的研究还大有可为。正是基于作者对学术源流的精细梳理，从而使此书的观点、论据更加完善丰满，立意更高，基石更牢。
上述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处尤其令笔者印象颇深：此书之任务不仅只限于还原实录体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真实地位，还试图帮助读者通过实录体这一方窥镜而得览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基本特质。因此，此书不只是全面揭示实录的性质体裁、发展演变、修纂流传、价值继承等基本情况而已，在许多地方都或隐或显地表达出作者对传统史学若干重要问题的识见和理解。而最集中体现作者努力探索传统史学特质之处，莫过于“实录直书与曲笔的对立与统一”一章，这也是全书独具吸引力、富于悦读感的部分。作者通过揭示直书与曲笔这对矛盾在实录体中的表现与影响，借此说明了这一对基本矛盾是如何作用于中国传统史学的。
直书与曲笔并不是绝对水火不相容的一对概念，而具有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一体二翼）关系。儒家学说既崇君之尊又限君之专，在处理理想与现实关系时的执两用中的态度构成了“直书—曲笔”一体二翼关系的政治基础。传统史学对求真和求善的执着追求，对学术独立性和社会政治实用性二者的不可缺舍，使“直书—曲笔”一体二翼关系更成为传统史学的核心特质之一。以实录为例，若只执着于直书，不顾君威，根本无法顺利完成修纂工作；若只执着于曲笔阿谀，发泄私情，也无一例外地被淘汰。唯有双翼平衡时，才能支持本体正常发展。“直书—曲笔”问题因此“构成古代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成为传统史学的核心和焦点。对直书与曲笔关系的评价，关系到整个传统史学的价值评判”（第187页）。
立论之后，此书用了大量史例说明实录中曲笔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一是个人恩怨，这大多来自君主、权臣和史臣三类主体；二是朋党之争，一旦某个政治集团把握了实录掌控和修纂权，其所修实录便不可避免地会沦为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工具。最明显之便即为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祐党争和明代士阉之争。
此书分析确定了曲笔现象发生的特定方面和有限范围。如唐、宋、明、清几个主要朝代的全部实录中，曲笔较严重者分别占4/21、1/7、4/13和2/13，毕竟只是极少数。而曲笔“事故易发地带”则多局限在三方面。一是根据当时君主意旨对实录对象君主进行粉饰虚美或贬抑。唐太宗时史臣修《唐高祖实录》，集体粉饰太宗李世民的形象，隐没原太子李建成功绩，彰显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又如明成祖朱棣在位时重修《太祖实录》，既抬高自己登基的合法性，又极力丑化被其纂位的建文帝形象。二是实录修纂者对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臣僚事迹进行篡改。如南宋秦桧之孙秦熺参修《高宗实录》时，便对岳飞进行污蔑贬斥。这两类可算“明曲”，还有第三种“暗曲”，即有选择地取舍实录中的典章奏疏等政府公文来达到褒贬目的。其中既有出于“公”的隐显皇帝，也有出于“私”的抑扬臣僚。
尽管曲笔现象频频发生，但此书仍肯定了直书在历代实录中的主导地位。这是由“直书”所代表的皇权制约机制所具有的合法合理性、史官对“直书”这一基本史德的自主追求，以及实录体史书自身性质和特点所决定，是以“历代实录修纂都大体上保持了直书精神和真实面貌”（第244页）。实录中直书方式大致有三：一是无政治障碍的史料（中性史料和君主默许史实）的据实直书；二是敏感部分的犯颜直书；三是忌讳地方的巧妙周旋，大多通过微言大义来进行。前者所占比重最大，中性史料自不必多言，直书君主默许的史实如以旁支入嗣的明世宗登基后不买堂兄兼先帝武宗之帐，史臣在其鼓励下对武宗荒唐事直书不讳。次者如《清圣祖实录》修纂者不避雍正之威，如实记载康熙与西洋人握手为礼事；甚至有为坚持直书杀身成仁者，如参修明《太祖实录》直书靖难之变而被族诛的叶惠仲。末者主要表现为史臣以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坚持直书，既可保护史臣个人安全，又能表明其为史之德。
掩卷深思，“直书—曲笔”一体二翼之关系不仅仅表现在实录中，还可推而广之。中国传统史学因其整体的君主专制性和政治性特质，最集中地体现在实录体中，而实录体的基本特质及其流变，亦影响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各个领域。正基于此，该书之价值不仅仅奠定了系统研究实录体史学之基础，还有力拓展了整个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