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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责任政府理念的逐步深入，建立问责制度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官员深入骨髓的认识，也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关键。与此同时，问责制度的文本泛滥与选择性问责的相伴而生，使得中国式问责深陷悖论之中，并面临着广泛质疑。要突出重围，必须理解中国式问责的政治生成场景，进而打破“规范泛滥选择问责”的总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