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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蔡元培从“美育救国”的宗旨出发，将融会中西的学养运用于自由主义立场的美育思想和实践。他从构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宏观视野出发，提出美育思想，推行美育实践，形成了以感情陶养养成高尚人格的美育路径。尽管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其理论和实践的功效未必尽如人意，但他基于“美育救国”宗旨的美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不仅在中国美育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示范效应，而且对于中国当代美育而言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蔡元培 美育救国 美育思想 美育实践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是毛泽东对蔡元培一生的高度评价。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在我国美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为我们今天探究新时代美育的思想内涵和建设路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对蔡元培美育思想和实践的理解和反思，将无法从根本上阐述和解读清楚中国美育的发展历程以及当下的美育现实。探究蔡元培美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实践活动，有利于继承和发扬近代美育精神，实现近代先贤美育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然而探究以上问题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原因有三：其一，蔡元培的著作少说也有皇皇数百万字，单就美学和美育方面的论述便是体大思精、见解精辟，且又立意高远、圆融自洽，笔者恐难全面把控。其二，蔡元培关于美育的论述已是表述晓畅、言辞精当。我辈再有赘言，似有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之嫌。其三，探究这一论题，着眼于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求对话的可能，需立足当下，对美育现实有全局性的理解。这样的要求也确实不低，但考虑到身处美育勃兴的时代，忝居艺术名校的教职，实在不敢忘却本职，故心怀对先贤的仰慕和敬畏之情，不揣孤陋，从蔡元培“美育救国”宗旨的视角对其美育思想和实践谈一点评述性的浅薄体会。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自幼受到很好的旧式教育，有着极好的国学根基。他六岁入私塾，十七岁补诸生，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清光绪十八年（1892），他殿试中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补翰林院编修。但作为封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志向不在做官求富贵，而是希望读书救国。他在就职翰林院时就曾撰写条幅“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1]，自明心迹，后因同情戊戌变法而弃职返回故里。
读书救国的理想遭遇甲午战败和戊戌变法的现实冲击，催生了蔡元培对革命和西学的向往。他积极投身反清斗争，是同盟会的元老，任上海分会会长。当时的同盟会推行恐怖主义暗杀行动，他曾租赁房子学习试制炸弹，并积极投身教育救国事业。 1912年民国建立伊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提出的美育思想，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被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此后，他积极将美育作为国家教育战略推行到教育活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是从属于他的救国实践的。由此出发，他积极推崇学术研究，并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但是，蔡元培的救国路径有其独特性，有别于同时代的孙中山、黄兴等职业革命家。他的学者气质要远远超过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质。基于这一点，冯友兰评价他为“一介寒儒，书生本色”[2]，他也曾自我评价：“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3]这决定了他更热衷于以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来实现社会进步。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两者之间，教育无疑是最佳结合点。教育救国的理想又被他转化成了具体的实施方略——美育救国，即以美育来改造国民性，进而建设一个新社会。这也是蔡元培这一代人的思想特征，如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是希望以文学来拯救中国。
从政治立场上讲，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不赞成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来推翻政府，也不赞成国民党对民主自由的扼杀暴行，所以他筹建了民权保障同盟。他的爱国主张是通过自由主义的理想和理念来体现并坚守的，但在那个时代，自由主义并不是医治中国的良方。不过蔡元培使民主自由思想在當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得以延续，使民主自由的实践在中国得以持续开展。正因为他终生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他的爱国路径更多的是以思想文化建设来改造国民性，正如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一样。他说：“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4]
唐代的杜牧曾言：“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5]对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体系而言，他对美育以及美育救国的具体思想和实践之“丸”始终是在他的美育救国之“盘”内运动的。我们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根本宗旨和思想主线，就很容易理解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而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的局部，这样不是失之空泛、言不及义，就是陷入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泥沼。
蔡元培为国立艺术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刊题词“技进乎道”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可看作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具象问题。何以救国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历史之问，“德先生”和“赛先生”太过虚无缥缈而缺乏实践性。但是，当时的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在中西不同文化的冲击和交融下，很可能产生新的文化，因而借鉴西学仍是新文化学者的目标指向。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有留学西方、效仿西方的先导意识。这个先导意识在他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即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观念、现象和事件，都会被纳入同我国本土观念、现象和事件的比较中去。在这种比较中，西方只是一个参照，目标在于观照自身，以求改变自身。因此，所有对西学的介绍，最终都是为了解决本土问题。蔡元培之于西方学术也不会超越这一历史共性。 在改造国民性以实现民族自新的强烈愿望支配下，蔡元培的特殊性在于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西学阅历。他曾以“旧学深邃，新学深沉”[6]之辞赞誉胡適，这个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他自身。学贯中西的“通人”学养使他对东西方学术的认识深度和广度超越了很多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傅斯年曾道：“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7]这里傅斯年明确表达了蔡元培思想的两大来源，即国学基础和西方思想。同时代的蒋梦麟在给北京大学学生演讲时，也曾讲到蔡先生的两大精神及其来源：“（一）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8]
基于近代中国现实问题，出于改造社会的目标，蔡元培继承和发扬了儒家通过美育培养健全人格的思想。中国具有悠久的美育传统，孔子制礼作乐，就是把礼教（德育）和诗歌教育、音乐教育（美育）结合。徐复观认为：“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9]”追求道德上的善和艺术上的美融合统一，最终实现儒家所推崇的尽善尽美的完美人格。蔡元培认可这种美善合一的美育传统，他的美育思想也处处彰显着希望通过美育培养善的人格的努力。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具有深厚的西方学术内涵，其中融合了他留学西方时汲取的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美学、孔德的实证主义美学以及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学术思想。继梁启超、王国维之后，在融合中西学术的基础之上，蔡元培形成了自己的美育思想。
蔡元培毕生高度重视美育。他在1922年《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感慨：“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10]据说，他辞世之际，对于美育救国依旧是念念不忘。[11]在他留下来的数以百万字计的著作里，美育问题是他谈论的重要问题，其中有七八十篇文章涉及美学、美育和艺术教育，近三十篇集中讨论了美学与美育问题。
蔡元培对美育的关注是从建构中国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宏观视野来综合考量的。他在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时，就希望建立一套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当然美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起初，他从培育“健全的人格”的目标出发，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强调“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12]。后来，他以人的身体的完整统一来说明作为完整教育体系的五种基本教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各自的重要作用：“（五育）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13]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手稿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由于处在现代教育的滥觞期，当时的中国教育还未明确提出德、智、体、美、劳之类关于教育体系构成要素的完整表述。但是，从蔡元培的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世界观教育的“五育并举”思想中可见这种完整表述的基本雏形。他甚至还具体设置了五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所应占有的比重：“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14]这种试图从宏观上建构国家现代教育体系的努力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建设性。这种思想首先得益于任职国家教育部门行政长官所要求具备的全局观念，包括他效仿法国，主张设立大学院主管全国教育的努力，都是希望在国民教育体系建构的宏观视野下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整体性的现代化变革。尽管看重美育，但他还是把美育和德育、智育等教育要素放置在一起综合考量，并未过分强调美育而忽视其他教育在培养健全人格方面的作用。考虑到我国有一段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的重理轻文的错误倾向，这一理念极具启发意义。这种全局观和宏观视野来自他的改造国民性、健全国民人格这一教育目标，他的所有教育思想包括美育在内都是为这一教育目标服务的。
然而，不论是他建构国民教育体系的努力，还是他的美育思想的实践，就其结果和成效来看，都未必真如他所愿。原因不在于他的论述不够精当，他的实践不够用力，而在于美育是一种社会运动，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并未给这种设想提供推行的现实条件，尽管他身居教育总长这样的显赫职位。因此，蔡元培对于民国教育体系的构建，对于美育的推行，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更多的是问题意识，而非现实路径。
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确立了人的地位，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人格健全的人，这是近代化教育的内在本质。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5]
“食色，性也。”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人格健全的人的必然需求。对此，蔡元培说：“吾人固不可不有一种普通职业，以应利用厚生的需要，而于工作的余暇，又不可不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以谋知识与感情的调和。这样，才算是认识了人生的价值了。”[16]因此，他主张人在满足温饱等基本物质需求之外，“还能去享受人生”[17]，也就是满足精神的需求，实现精神的愉悦。
蔡元培认为美育可以使人在高尚的情感享受过程中，实现人性的完满，原因在于艺术给人以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使人性中固有的善良情感“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从而引导人们去进行“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既不是一般的智育所能达到的，更不是宗教能够达到的。美育让人学会发现美、追求美，使人体验到人性的丰富、人生的美好，使人得到灵魂上的洗礼和升华，“养成纯洁之人格”，使人学会去追求人生的幸福与完美，成为人格健全的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美育是如何引导人们产生“伟大而高尚”的行为，“养成纯洁之人格”的呢？蔡元培提出感情陶养的方法：把美的对象作为“陶养的工具”，利用其具有的普遍性打破人我之见，利用其具有的超脱性超越利害关系，使人通过这种长期自由的感情陶冶和涵养，逐步养成高尚的人格，遇事时自觉选择“伟大而高尚”[18]的行为。蔡元培所谓的感情陶养，是一种严肃自律的美育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人享乐、无节制的欲望宣泄和无意义的消遣游戏。他强调：“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言救国者。”[19]很明显，他所主张的通过陶养感情培养高尚人格的最终指归是通过美育改造国民性，以实现美育救国。
蔡元培还集中阐述了美育的具体实施方法。他从教育主体的视角将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强调美育应当贯彻其中。他主张美育对于个人而言是终身的，从公立胎教院到公共育婴院、幼稚园、普通教育，再到专门教育都是应该实施的。对于社会美育，他认为美育是全社会的责任，应该全方位实施，尽可能地为美育提供专门机构和营造氛围。此外，蔡元培还身体力行，竭尽所能地投身于美育实践。在他的感召和组织下，中国美育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一批艺术院校得以组建，许多学校开设了艺术课程，还出现了一批关于美育的研究会、杂志、论文和著作。对此，蔡元培曾不无欣慰地说：“十年来，渐渐地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20]
美育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已经十分重视美育了，尽管迟至18世纪末它才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在我国，最早提倡美育的思想家是孔子。近代中国，梁启超以“情感教育”的称谓首倡美育，王国维在1903年《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首次使用“美育”一词。而“中国美育思想在蔡元培这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21]。
1912年2月，蔡元培在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就职演说《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明确表达了他的美育主张。美育首次被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美育走出个人研究、学界倡导的狭小空间，正式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变成现实的教学实践活动。蔡元培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全国范围内提倡和推行美育。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育才从理念变为实际的社会活动，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育才真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在整个中国近代美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此之前，虽然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于美学问题发表过各自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观点及其影响却过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转化为教育理念和可资利用的救国活动。而蔡元培将美学和教育相融合，将之转化为一种改造国民性的运动，显然比他们走得更远、更彻底。他超越了精致利己主义的孤芳自赏和自我陶醉，不是将美作为个人情趣的标榜，而是将美视作社会改造的现实力量。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才有如此大的社会效应，并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示范效应。“（蔡元培）特别重视把美学与教育紧密结合，创建了自成特色的美育学说，把美育提升到人格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地位。蔡元培倡导美育，没有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付诸社会实践，向学校或更广的社会领域推行。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美育是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途径。……蔡元培闪耀着启蒙思想光芒的美育精神，不仅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还影响了以后数代人，推动中国的文化教育向现代方向前进。”[22]
作为探究生命个体本质的美学属于人文学科，它不仅要思考人类个体精神的理论问题，也要回应特定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遭遇。蔡元培以强烈的救国之心、传承中国美善合一的美育传统、融通中西的学术思想，在创建中国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宏观视野下积极倡导其美育思想，大力推行美育实践，毕生致力于改造世道人心，促进社会进步。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学术财富和实践经验。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的蔡元培坐像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艺术何为？不是天马行空地玩弄概念、生造词语，不是持论甚高，炮制曲高和寡而不具有时代精神和现实根性的少数“精英”的理念游戏。美育旨在改造国民性，造就时代新人，以人性完美实现社会美好。然而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个体生存权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面对普遍文盲的社会民众，蔡元培的美育理想只能局限于社会上层中的极少数。他的美育实践因与时代错位而功效受限，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蔡元培个人的悲哀，但其美育的指向和路径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梁漱溟对蔡元培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23]今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成为新时代的现实需求，文艺强国的号角已经响起。美育的责任谁来担当以及如何担当，蔡元培的美育理论和实践无疑是有教益的。
（翟志强/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支持项目、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二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星空下的思政课—中国美术学院思政课社会实践育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jg2019006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0：6，10.
[2]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G]//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68.
[3]蔡元培.蔡元培自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5：47.
[4]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18.
[5]〔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52.
[6]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8：350.
[7]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82.
[8]同[3]，第66页。
[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10]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7.
[11]唐振常.蔡元培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45.
[1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華书局，1984：474.
[1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5.
[14]同[13]，第135页。
[15]同[10]，第177页。
[16]同[6]，第158页。
[1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520.
[18]同[6]，第157-158页。
[19]同[12]，第255页。
[20]同[10]，第211页。
[21]周然毅.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及其学术史意义[J].东方丛刊，2001（3）：43.
[22]胡经之.蔡元培的美育精神[J].艺术百家，2013（5）：144.
[2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110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2.
关键词：蔡元培 美育救国 美育思想 美育实践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是毛泽东对蔡元培一生的高度评价。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在我国美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为我们今天探究新时代美育的思想内涵和建设路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对蔡元培美育思想和实践的理解和反思，将无法从根本上阐述和解读清楚中国美育的发展历程以及当下的美育现实。探究蔡元培美育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实践活动，有利于继承和发扬近代美育精神，实现近代先贤美育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然而探究以上问题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原因有三：其一，蔡元培的著作少说也有皇皇数百万字，单就美学和美育方面的论述便是体大思精、见解精辟，且又立意高远、圆融自洽，笔者恐难全面把控。其二，蔡元培关于美育的论述已是表述晓畅、言辞精当。我辈再有赘言，似有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之嫌。其三，探究这一论题，着眼于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求对话的可能，需立足当下，对美育现实有全局性的理解。这样的要求也确实不低，但考虑到身处美育勃兴的时代，忝居艺术名校的教职，实在不敢忘却本职，故心怀对先贤的仰慕和敬畏之情，不揣孤陋，从蔡元培“美育救国”宗旨的视角对其美育思想和实践谈一点评述性的浅薄体会。
一、革命经历和美育救国志向
蔡元培自幼受到很好的旧式教育，有着极好的国学根基。他六岁入私塾，十七岁补诸生，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清光绪十八年（1892），他殿试中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补翰林院编修。但作为封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志向不在做官求富贵，而是希望读书救国。他在就职翰林院时就曾撰写条幅“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1]，自明心迹，后因同情戊戌变法而弃职返回故里。
读书救国的理想遭遇甲午战败和戊戌变法的现实冲击，催生了蔡元培对革命和西学的向往。他积极投身反清斗争，是同盟会的元老，任上海分会会长。当时的同盟会推行恐怖主义暗杀行动，他曾租赁房子学习试制炸弹，并积极投身教育救国事业。 1912年民国建立伊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提出的美育思想，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被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此后，他积极将美育作为国家教育战略推行到教育活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是从属于他的救国实践的。由此出发，他积极推崇学术研究，并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但是，蔡元培的救国路径有其独特性，有别于同时代的孙中山、黄兴等职业革命家。他的学者气质要远远超过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质。基于这一点，冯友兰评价他为“一介寒儒，书生本色”[2]，他也曾自我评价：“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3]这决定了他更热衷于以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来实现社会进步。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两者之间，教育无疑是最佳结合点。教育救国的理想又被他转化成了具体的实施方略——美育救国，即以美育来改造国民性，进而建设一个新社会。这也是蔡元培这一代人的思想特征，如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是希望以文学来拯救中国。
从政治立场上讲，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不赞成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来推翻政府，也不赞成国民党对民主自由的扼杀暴行，所以他筹建了民权保障同盟。他的爱国主张是通过自由主义的理想和理念来体现并坚守的，但在那个时代，自由主义并不是医治中国的良方。不过蔡元培使民主自由思想在當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得以延续，使民主自由的实践在中国得以持续开展。正因为他终生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他的爱国路径更多的是以思想文化建设来改造国民性，正如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一样。他说：“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4]
唐代的杜牧曾言：“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5]对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体系而言，他对美育以及美育救国的具体思想和实践之“丸”始终是在他的美育救国之“盘”内运动的。我们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根本宗旨和思想主线，就很容易理解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而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的局部，这样不是失之空泛、言不及义，就是陷入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泥沼。
二、在融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建构美育思想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可看作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具象问题。何以救国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历史之问，“德先生”和“赛先生”太过虚无缥缈而缺乏实践性。但是，当时的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在中西不同文化的冲击和交融下，很可能产生新的文化，因而借鉴西学仍是新文化学者的目标指向。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有留学西方、效仿西方的先导意识。这个先导意识在他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即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观念、现象和事件，都会被纳入同我国本土观念、现象和事件的比较中去。在这种比较中，西方只是一个参照，目标在于观照自身，以求改变自身。因此，所有对西学的介绍，最终都是为了解决本土问题。蔡元培之于西方学术也不会超越这一历史共性。 在改造国民性以实现民族自新的强烈愿望支配下，蔡元培的特殊性在于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西学阅历。他曾以“旧学深邃，新学深沉”[6]之辞赞誉胡適，这个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他自身。学贯中西的“通人”学养使他对东西方学术的认识深度和广度超越了很多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傅斯年曾道：“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7]这里傅斯年明确表达了蔡元培思想的两大来源，即国学基础和西方思想。同时代的蒋梦麟在给北京大学学生演讲时，也曾讲到蔡先生的两大精神及其来源：“（一）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8]
基于近代中国现实问题，出于改造社会的目标，蔡元培继承和发扬了儒家通过美育培养健全人格的思想。中国具有悠久的美育传统，孔子制礼作乐，就是把礼教（德育）和诗歌教育、音乐教育（美育）结合。徐复观认为：“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9]”追求道德上的善和艺术上的美融合统一，最终实现儒家所推崇的尽善尽美的完美人格。蔡元培认可这种美善合一的美育传统，他的美育思想也处处彰显着希望通过美育培养善的人格的努力。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具有深厚的西方学术内涵，其中融合了他留学西方时汲取的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美学、孔德的实证主义美学以及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学术思想。继梁启超、王国维之后，在融合中西学术的基础之上，蔡元培形成了自己的美育思想。
三、教育体系现代化建构视野下的美育主张
蔡元培毕生高度重视美育。他在1922年《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感慨：“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10]据说，他辞世之际，对于美育救国依旧是念念不忘。[11]在他留下来的数以百万字计的著作里，美育问题是他谈论的重要问题，其中有七八十篇文章涉及美学、美育和艺术教育，近三十篇集中讨论了美学与美育问题。
蔡元培对美育的关注是从建构中国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宏观视野来综合考量的。他在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时，就希望建立一套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当然美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起初，他从培育“健全的人格”的目标出发，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强调“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12]。后来，他以人的身体的完整统一来说明作为完整教育体系的五种基本教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各自的重要作用：“（五育）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13]
由于处在现代教育的滥觞期，当时的中国教育还未明确提出德、智、体、美、劳之类关于教育体系构成要素的完整表述。但是，从蔡元培的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世界观教育的“五育并举”思想中可见这种完整表述的基本雏形。他甚至还具体设置了五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所应占有的比重：“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14]这种试图从宏观上建构国家现代教育体系的努力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建设性。这种思想首先得益于任职国家教育部门行政长官所要求具备的全局观念，包括他效仿法国，主张设立大学院主管全国教育的努力，都是希望在国民教育体系建构的宏观视野下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整体性的现代化变革。尽管看重美育，但他还是把美育和德育、智育等教育要素放置在一起综合考量，并未过分强调美育而忽视其他教育在培养健全人格方面的作用。考虑到我国有一段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的重理轻文的错误倾向，这一理念极具启发意义。这种全局观和宏观视野来自他的改造国民性、健全国民人格这一教育目标，他的所有教育思想包括美育在内都是为这一教育目标服务的。
然而，不论是他建构国民教育体系的努力，还是他的美育思想的实践，就其结果和成效来看，都未必真如他所愿。原因不在于他的论述不够精当，他的实践不够用力，而在于美育是一种社会运动，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并未给这种设想提供推行的现实条件，尽管他身居教育总长这样的显赫职位。因此，蔡元培对于民国教育体系的构建，对于美育的推行，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更多的是问题意识，而非现实路径。
四、养成高尚人格的美育路径
近代教育与古代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确立了人的地位，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人格健全的人，这是近代化教育的内在本质。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5]
“食色，性也。”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人格健全的人的必然需求。对此，蔡元培说：“吾人固不可不有一种普通职业，以应利用厚生的需要，而于工作的余暇，又不可不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以谋知识与感情的调和。这样，才算是认识了人生的价值了。”[16]因此，他主张人在满足温饱等基本物质需求之外，“还能去享受人生”[17]，也就是满足精神的需求，实现精神的愉悦。
蔡元培认为美育可以使人在高尚的情感享受过程中，实现人性的完满，原因在于艺术给人以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使人性中固有的善良情感“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从而引导人们去进行“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既不是一般的智育所能达到的，更不是宗教能够达到的。美育让人学会发现美、追求美，使人体验到人性的丰富、人生的美好，使人得到灵魂上的洗礼和升华，“养成纯洁之人格”，使人学会去追求人生的幸福与完美，成为人格健全的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美育是如何引导人们产生“伟大而高尚”的行为，“养成纯洁之人格”的呢？蔡元培提出感情陶养的方法：把美的对象作为“陶养的工具”，利用其具有的普遍性打破人我之见，利用其具有的超脱性超越利害关系，使人通过这种长期自由的感情陶冶和涵养，逐步养成高尚的人格，遇事时自觉选择“伟大而高尚”[18]的行为。蔡元培所谓的感情陶养，是一种严肃自律的美育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人享乐、无节制的欲望宣泄和无意义的消遣游戏。他强调：“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言救国者。”[19]很明显，他所主张的通过陶养感情培养高尚人格的最终指归是通过美育改造国民性，以实现美育救国。
蔡元培还集中阐述了美育的具体实施方法。他从教育主体的视角将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强调美育应当贯彻其中。他主张美育对于个人而言是终身的，从公立胎教院到公共育婴院、幼稚园、普通教育，再到专门教育都是应该实施的。对于社会美育，他认为美育是全社会的责任，应该全方位实施，尽可能地为美育提供专门机构和营造氛围。此外，蔡元培还身体力行，竭尽所能地投身于美育实践。在他的感召和组织下，中国美育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一批艺术院校得以组建，许多学校开设了艺术课程，还出现了一批关于美育的研究会、杂志、论文和著作。对此，蔡元培曾不无欣慰地说：“十年来，渐渐地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20]
五、蔡元培美育思想和实践的地位和影响
美育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已经十分重视美育了，尽管迟至18世纪末它才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在我国，最早提倡美育的思想家是孔子。近代中国，梁启超以“情感教育”的称谓首倡美育，王国维在1903年《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首次使用“美育”一词。而“中国美育思想在蔡元培这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21]。
1912年2月，蔡元培在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就职演说《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明确表达了他的美育主张。美育首次被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美育走出个人研究、学界倡导的狭小空间，正式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变成现实的教学实践活动。蔡元培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全国范围内提倡和推行美育。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育才从理念变为实际的社会活动，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育才真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在整个中国近代美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此之前，虽然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于美学问题发表过各自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观点及其影响却过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转化为教育理念和可资利用的救国活动。而蔡元培将美学和教育相融合，将之转化为一种改造国民性的运动，显然比他们走得更远、更彻底。他超越了精致利己主义的孤芳自赏和自我陶醉，不是将美作为个人情趣的标榜，而是将美视作社会改造的现实力量。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才有如此大的社会效应，并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示范效应。“（蔡元培）特别重视把美学与教育紧密结合，创建了自成特色的美育学说，把美育提升到人格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地位。蔡元培倡导美育，没有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付诸社会实践，向学校或更广的社会领域推行。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美育是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途径。……蔡元培闪耀着启蒙思想光芒的美育精神，不仅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还影响了以后数代人，推动中国的文化教育向现代方向前进。”[22]
作为探究生命个体本质的美学属于人文学科，它不仅要思考人类个体精神的理论问题，也要回应特定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遭遇。蔡元培以强烈的救国之心、传承中国美善合一的美育传统、融通中西的学术思想，在创建中国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宏观视野下积极倡导其美育思想，大力推行美育实践，毕生致力于改造世道人心，促进社会进步。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学术财富和实践经验。
艺术何为？不是天马行空地玩弄概念、生造词语，不是持论甚高，炮制曲高和寡而不具有时代精神和现实根性的少数“精英”的理念游戏。美育旨在改造国民性，造就时代新人，以人性完美实现社会美好。然而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个体生存权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面对普遍文盲的社会民众，蔡元培的美育理想只能局限于社会上层中的极少数。他的美育实践因与时代错位而功效受限，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蔡元培个人的悲哀，但其美育的指向和路径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梁漱溟对蔡元培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23]今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成为新时代的现实需求，文艺强国的号角已经响起。美育的责任谁来担当以及如何担当，蔡元培的美育理论和实践无疑是有教益的。
（翟志强/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支持项目、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二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星空下的思政课—中国美术学院思政课社会实践育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jg2019006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0：6，10.
[2]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G]//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68.
[3]蔡元培.蔡元培自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5：47.
[4]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18.
[5]〔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52.
[6]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8：350.
[7]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82.
[8]同[3]，第66页。
[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10]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7.
[11]唐振常.蔡元培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45.
[1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華书局，1984：474.
[1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5.
[14]同[13]，第135页。
[15]同[10]，第177页。
[16]同[6]，第158页。
[1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520.
[18]同[6]，第157-158页。
[19]同[12]，第255页。
[20]同[10]，第211页。
[21]周然毅.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及其学术史意义[J].东方丛刊，2001（3）：43.
[22]胡经之.蔡元培的美育精神[J].艺术百家，2013（5）：144.
[2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110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