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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汪曾祺是当代著名作家，拥有“短篇小说王”的美誉。他一生经历丰富，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小说老到、成熟，处处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生命深处力量，如一曲曲从心灵深处自由流淌的生命之歌。
关键词：汪曾祺；生命之歌；心灵；传统；和谐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38-02
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文人作家的代表，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故乡江苏高邮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和悠久的民俗。他十九岁出外求学，40年代在西南联步入文学殿堂，师从“京派”大家沈从文。他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蕴涵，并融入现代文化，他的作品既丰富了传统文化，又营养了现代文化。
巨大的时代变迁，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历经沧桑、饱尝人情冷暖，看人看事总是入木三分，写出来的小说常常举重若轻，让人掩卷而思。他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身份低下的小人物。他们无论是在严厉的制度下，生活被打碎，还是在衰老、病痛的困顿中，都显出一种顽强坚韧的生命力。这些人物在困境中挣扎，承受苦难，最终超越困难，表现出抗压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他们在生活中理解、消化生活，认识人生，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生命内在真、善、美的力量。他笔下人物这种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人情，获得了读者普遍的认同、由衷的赞叹和发自心底的喜爱，在人们心头留下一曲曲饱含深情的生命之歌。
一、抒情的悲歌
怀旧是一种情结，有时甜蜜，有时悲凉，有时苦涩……对于汪曾祺来说，怀旧是悲凉惋惜的。作为“京派传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深情的怀念。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对于渐渐失传的手艺和被人淡忘的传统生活，他感到悲哀和无奈。他替那些身怀技艺的小人物们担心，他们从来没有什么野心，只想着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当时代变化，连最起码的立身之术都无法维持生计时，他们也只是自我默默承受着。
《戴车匠》里的戴车匠“年纪还不顶大，如果他有时也想想老，想得还暧昧，不管惨切安和，总离着他还远，不迫切。他不是那种一步即跌入老境的人，他只是缓缓的，从容的与他的时光厮守。”旧日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和从容，但是从这段对戴车匠的描写中，我们似乎隐约地感受到一点好日子不久了的感觉。是的，“车匠的手艺从此也许竟成了绝学，因为世界上好像已经无须那许多东西，有别种东西代替了。我相信你们之中有很多人根本就无从知道车匠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没有见过。或者戴车匠是最后的车匠了。”在《茶干》的结尾，汪曾祺说的更直截了当，“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空有一身赶鸭的绝艺，然而却屡遭失败，靠赌博麻醉自己。这里，汪曾祺没有怒其不争，只有哀其不幸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深深的叹惋。
沈从文说：“美丽总使人忧愁”。尤其是美丽遭遇到简单粗暴、野蛮的时候，美丽的消逝更令人痛入心扉。天鹅是高贵、幽雅、纯洁的象征，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将胸脯撞碎在坚冰之上，那意味着美的丧失与沦落。《天鹅之死》是汪曾祺借孩子之口发出了对夭折的美的呼唤。在《八月骄阳》里，老舍现实投湖自尽的悲惨情状，更让人感到痛到骨子里的哀凉。
虽然新的伦理道德秩序已经来临，但是封建道德依然根深蒂固，在汪曾祺的笔下，旧的所谓伦理道德也是摧残生命的绳索。在《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小姐身为大家闺秀，聪慧贤良，恪守旧道德。虽然丈夫的遗言让她不要守节，但改嫁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最终悄无声息地死去。或许那象征着多福的“珠子灯”具有反讽意味，但是更多的是让人感到的是在强大的道德伦理面前生命的脆弱。
二、生命的颂歌
汪曾祺的一生经历坎坷，丰厚的学识和生活积淀，尤其是对苦难的理解，以一种极为隐匿的方式渗入他的心灵深处。而他完全消化吸收了这种困难，经过心灵的运化，展现出来是具有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颂歌。
《大淖记事》中的两个年轻人：巧云和十一子。每每想起他们，总是被他们的不畏强敌和困难的坚韧所打动。十一子有位守寡多年老娘，巧云有位半瘫的爹，生活的遭际让他们过早地有所担当，朦胧爱情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愁。恶霸刘号长突如其来的侵犯，让良善的十一子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如此沉重的人生，巧云用自己年轻而柔弱的肩膀坚韧地扛起来了。善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貌似强大的邪恶在善良人的坚忍和不屈中悄悄地溜走了。于是，生活因这次磨难的消逝变得更加的甜蜜。
《岁寒三友》里讲述小商人王瘦吾、陶虎臣和画师靳彝甫的“好运”和“背时”。他们运气时好时坏。但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待人忠厚，“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然而他们的“好运”似乎是“背时”的反衬，只是加剧了困境的荒寒。陶虎臣办了平生最大的一次焰火不久，“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根本取缔了鞭炮”，背时接踵而至。陶家的锅，揭不开了。在自责和无奈中陶虎臣卖掉女儿，女儿的遭遇让他更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正如题目所蕴藉的那样：患难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靳彝甫在陶虎臣和王瘦吾生意破产、濒临绝境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变卖了视若性命的三块田黄石章救朋友于绝境。他们的义举都表现了人们在毫无保障的生活中，彼此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情义，凸显人性之美。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和谐中，人的心灵和肉体负载了太多的沉重。和谐人作为生命主体，对于困难的承受、化解，最终释放出善的光芒。精神之火跳跃着，点亮生命的烛火，也照亮了别人的心路。
三、空灵清越的圣歌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的小说完全抛开了政治意识。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动乱、浩劫，一次次地把丑恶和怪诞抛给人们，善良的天性被隐蔽，清净和美丽被淤泥掩盖，人情和善良被扼杀。汪曾祺能够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以平淡的心态感受人生艰难，创造了积极的、乐观的、诗意的、美的文学作品，“用他记忆之网滤去苦难和丑恶，极尽所能留下真善美”。“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睿智的判断，有的是来自儒家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有的是从佛的智慧中领悟人生问题，有的是来自道家适性自得，旷达超脱的精神。这些看似矛盾的理论，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却自然、自由地流动穿梭着，编织出一个立体的思维空间，在艰难时刻给生命照进一丝光明，输送片刻的欢愉。 在《故里三陈》中，写陈泥鳅是个好义也好利的人。“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他不置产业，不成家，怕的是“留下孤儿寡妇，我死在阴间也不踏实”。陈泥鳅虽是小人物，却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尽其所能地周济困境中的人，颇有些儒家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的价值观。
《复仇》写一个复仇者有立志复仇到放弃复仇的故事。小说中复仇者的背负的使命是从小母亲伴着亲情输送给他，“像是已经溶化在血里，有时他觉得这事竟似与自己无缘”。他在遇到杀父仇人之后，他的心灵被仇人佛门博爱之心所震惊。“他的剑落回鞘里。第一朵锈。”流在血液中的仇恨被爱，更确切地说是悲悯众生之情，化解了，化成“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生命因有所傍依和遵循，才显生命的智慧和自律，才有可能获得解脱的真谛。
在《徙》中，一开头引了《庄子·逍遥游》的一段话，影射了小说中三个人物的追求逍遥的人生之路。谈甓渔是地方名士，满腹才华，桃李天下，“没有架子，没大没小，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就是点过翰林的李三麻子远远从轿帘里看见谈老先生曳杖而来，也要赶紧下轿，避立道侧。他还“常常傍花随柳，信步所之，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这种率性而为，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从内而外充满了道家风度。高北溟师从谈甓渔，人虽穷，不为五斗米折腰，心向“南溟”，想要获得人生逍遥。然而，平生最大得志的事就是被聘为国文教员。教书他自是胸有成竹，一以贯之。他教出来的学生底子深厚，他的“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小说中还有一位女子，高先生的女儿——高雪。虽为女子，颇有才华，而且骨子里继承了父亲高洁的性格，也要渡到“南溟”去——去北平上大学。然而现实生活折断了她要飞翔的翅膀，平庸的生活虽然相濡以沫，但她追求的还是相忘于江湖，最终难遂人愿而香消玉殒。然而，生命不仅是个结果，生命更是一个过程。
四、结语
尽管生活千姿百态，但是在作家眼里，接纳生活中给予生命的一切，这一切正是锤炼生命的淬火。没有了它，生命便不会那么闪光。其实，崎岖和坎坷是生命的必经之路。纵观汪曾祺的小说，他所要发现和表达的，所要推崇和赞美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命样态。汪曾祺为他笔下的人物命运而悲伤，但更为他们在困境中刚健自强，充溢着生命的活力而赞叹，最终在文化深处给他们寻到了圆融无碍的和谐的根。对于生命的赞歌，汪曾祺或唱的哀婉，或欢愉，或神圣，“听”过之后，总是不绝于心，令人流连。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杨桦.论汪曾祺的悲剧意蕴[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9）.
[3]杨兹举.动人的生之欢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
[4]文学武.日常生活的诗情[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
[5]王敏.“抒情的人道主义”与“和谐”的艺术样式——谈汪曾祺的创作[J].理论学刊，2009（4）.
[6]张川平.俗世的大爱与大美——试论汪曾祺以故乡人事为题材的小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
关键词：汪曾祺；生命之歌；心灵；传统；和谐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38-02
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文人作家的代表，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故乡江苏高邮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和悠久的民俗。他十九岁出外求学，40年代在西南联步入文学殿堂，师从“京派”大家沈从文。他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蕴涵，并融入现代文化，他的作品既丰富了传统文化，又营养了现代文化。
巨大的时代变迁，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历经沧桑、饱尝人情冷暖，看人看事总是入木三分，写出来的小说常常举重若轻，让人掩卷而思。他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身份低下的小人物。他们无论是在严厉的制度下，生活被打碎，还是在衰老、病痛的困顿中，都显出一种顽强坚韧的生命力。这些人物在困境中挣扎，承受苦难，最终超越困难，表现出抗压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他们在生活中理解、消化生活，认识人生，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生命内在真、善、美的力量。他笔下人物这种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人情，获得了读者普遍的认同、由衷的赞叹和发自心底的喜爱，在人们心头留下一曲曲饱含深情的生命之歌。
一、抒情的悲歌
怀旧是一种情结，有时甜蜜，有时悲凉，有时苦涩……对于汪曾祺来说，怀旧是悲凉惋惜的。作为“京派传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深情的怀念。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对于渐渐失传的手艺和被人淡忘的传统生活，他感到悲哀和无奈。他替那些身怀技艺的小人物们担心，他们从来没有什么野心，只想着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当时代变化，连最起码的立身之术都无法维持生计时，他们也只是自我默默承受着。
《戴车匠》里的戴车匠“年纪还不顶大，如果他有时也想想老，想得还暧昧，不管惨切安和，总离着他还远，不迫切。他不是那种一步即跌入老境的人，他只是缓缓的，从容的与他的时光厮守。”旧日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和从容，但是从这段对戴车匠的描写中，我们似乎隐约地感受到一点好日子不久了的感觉。是的，“车匠的手艺从此也许竟成了绝学，因为世界上好像已经无须那许多东西，有别种东西代替了。我相信你们之中有很多人根本就无从知道车匠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没有见过。或者戴车匠是最后的车匠了。”在《茶干》的结尾，汪曾祺说的更直截了当，“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空有一身赶鸭的绝艺，然而却屡遭失败，靠赌博麻醉自己。这里，汪曾祺没有怒其不争，只有哀其不幸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深深的叹惋。
沈从文说：“美丽总使人忧愁”。尤其是美丽遭遇到简单粗暴、野蛮的时候，美丽的消逝更令人痛入心扉。天鹅是高贵、幽雅、纯洁的象征，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将胸脯撞碎在坚冰之上，那意味着美的丧失与沦落。《天鹅之死》是汪曾祺借孩子之口发出了对夭折的美的呼唤。在《八月骄阳》里，老舍现实投湖自尽的悲惨情状，更让人感到痛到骨子里的哀凉。
虽然新的伦理道德秩序已经来临，但是封建道德依然根深蒂固，在汪曾祺的笔下，旧的所谓伦理道德也是摧残生命的绳索。在《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小姐身为大家闺秀，聪慧贤良，恪守旧道德。虽然丈夫的遗言让她不要守节，但改嫁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最终悄无声息地死去。或许那象征着多福的“珠子灯”具有反讽意味，但是更多的是让人感到的是在强大的道德伦理面前生命的脆弱。
二、生命的颂歌
汪曾祺的一生经历坎坷，丰厚的学识和生活积淀，尤其是对苦难的理解，以一种极为隐匿的方式渗入他的心灵深处。而他完全消化吸收了这种困难，经过心灵的运化，展现出来是具有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颂歌。
《大淖记事》中的两个年轻人：巧云和十一子。每每想起他们，总是被他们的不畏强敌和困难的坚韧所打动。十一子有位守寡多年老娘，巧云有位半瘫的爹，生活的遭际让他们过早地有所担当，朦胧爱情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愁。恶霸刘号长突如其来的侵犯，让良善的十一子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如此沉重的人生，巧云用自己年轻而柔弱的肩膀坚韧地扛起来了。善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貌似强大的邪恶在善良人的坚忍和不屈中悄悄地溜走了。于是，生活因这次磨难的消逝变得更加的甜蜜。
《岁寒三友》里讲述小商人王瘦吾、陶虎臣和画师靳彝甫的“好运”和“背时”。他们运气时好时坏。但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待人忠厚，“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然而他们的“好运”似乎是“背时”的反衬，只是加剧了困境的荒寒。陶虎臣办了平生最大的一次焰火不久，“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根本取缔了鞭炮”，背时接踵而至。陶家的锅，揭不开了。在自责和无奈中陶虎臣卖掉女儿，女儿的遭遇让他更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正如题目所蕴藉的那样：患难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靳彝甫在陶虎臣和王瘦吾生意破产、濒临绝境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变卖了视若性命的三块田黄石章救朋友于绝境。他们的义举都表现了人们在毫无保障的生活中，彼此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情义，凸显人性之美。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和谐中，人的心灵和肉体负载了太多的沉重。和谐人作为生命主体，对于困难的承受、化解，最终释放出善的光芒。精神之火跳跃着，点亮生命的烛火，也照亮了别人的心路。
三、空灵清越的圣歌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的小说完全抛开了政治意识。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动乱、浩劫，一次次地把丑恶和怪诞抛给人们，善良的天性被隐蔽，清净和美丽被淤泥掩盖，人情和善良被扼杀。汪曾祺能够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以平淡的心态感受人生艰难，创造了积极的、乐观的、诗意的、美的文学作品，“用他记忆之网滤去苦难和丑恶，极尽所能留下真善美”。“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睿智的判断，有的是来自儒家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有的是从佛的智慧中领悟人生问题，有的是来自道家适性自得，旷达超脱的精神。这些看似矛盾的理论，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却自然、自由地流动穿梭着，编织出一个立体的思维空间，在艰难时刻给生命照进一丝光明，输送片刻的欢愉。 在《故里三陈》中，写陈泥鳅是个好义也好利的人。“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他不置产业，不成家，怕的是“留下孤儿寡妇，我死在阴间也不踏实”。陈泥鳅虽是小人物，却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尽其所能地周济困境中的人，颇有些儒家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的价值观。
《复仇》写一个复仇者有立志复仇到放弃复仇的故事。小说中复仇者的背负的使命是从小母亲伴着亲情输送给他，“像是已经溶化在血里，有时他觉得这事竟似与自己无缘”。他在遇到杀父仇人之后，他的心灵被仇人佛门博爱之心所震惊。“他的剑落回鞘里。第一朵锈。”流在血液中的仇恨被爱，更确切地说是悲悯众生之情，化解了，化成“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生命因有所傍依和遵循，才显生命的智慧和自律，才有可能获得解脱的真谛。
在《徙》中，一开头引了《庄子·逍遥游》的一段话，影射了小说中三个人物的追求逍遥的人生之路。谈甓渔是地方名士，满腹才华，桃李天下，“没有架子，没大没小，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就是点过翰林的李三麻子远远从轿帘里看见谈老先生曳杖而来，也要赶紧下轿，避立道侧。他还“常常傍花随柳，信步所之，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这种率性而为，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从内而外充满了道家风度。高北溟师从谈甓渔，人虽穷，不为五斗米折腰，心向“南溟”，想要获得人生逍遥。然而，平生最大得志的事就是被聘为国文教员。教书他自是胸有成竹，一以贯之。他教出来的学生底子深厚，他的“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小说中还有一位女子，高先生的女儿——高雪。虽为女子，颇有才华，而且骨子里继承了父亲高洁的性格，也要渡到“南溟”去——去北平上大学。然而现实生活折断了她要飞翔的翅膀，平庸的生活虽然相濡以沫，但她追求的还是相忘于江湖，最终难遂人愿而香消玉殒。然而，生命不仅是个结果，生命更是一个过程。
四、结语
尽管生活千姿百态，但是在作家眼里，接纳生活中给予生命的一切，这一切正是锤炼生命的淬火。没有了它，生命便不会那么闪光。其实，崎岖和坎坷是生命的必经之路。纵观汪曾祺的小说，他所要发现和表达的，所要推崇和赞美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命样态。汪曾祺为他笔下的人物命运而悲伤，但更为他们在困境中刚健自强，充溢着生命的活力而赞叹，最终在文化深处给他们寻到了圆融无碍的和谐的根。对于生命的赞歌，汪曾祺或唱的哀婉，或欢愉，或神圣，“听”过之后，总是不绝于心，令人流连。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杨桦.论汪曾祺的悲剧意蕴[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9）.
[3]杨兹举.动人的生之欢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
[4]文学武.日常生活的诗情[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
[5]王敏.“抒情的人道主义”与“和谐”的艺术样式——谈汪曾祺的创作[J].理论学刊，2009（4）.
[6]张川平.俗世的大爱与大美——试论汪曾祺以故乡人事为题材的小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