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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松禾一般，由创投机构发起成立孵化器，直接参与企业前期孵化，在业内并不多见。
2015年火遍全国的众创空间，如今似乎遭遇了寒冬。
在“创新之都”深圳，2016年上半年，知名众创空间“地库”和孔雀机构先后倒闭，震惊业内。
甚至有预言说，因为创业空间多而优质项目少，普遍“吃不饱”的众创空间中，90%以上可能倒闭。
就在舆论对众创空间的一片唱衰声中，安子威带着乐聚机器人研发团队从哈尔滨南下，来到深圳寻找栖身之地。
初到深圳，与其他初创公司一样，这个团队除了技术，其他资源都极为稀缺。
“当时，无论是资金、管理，还是对政策的理解，我们都知之甚少。所以去深圳的明确目的，就是要找一个资源丰富的创业扶持机构。”乐聚联合创始人安子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接触过多家创投机构后，乐聚选择了松禾资本。而最吸引安子威的，是这家机构旗下的松禾创新孵化器。
“这个孵化器提供给我们的资源超出了许多众创空间及创投机构，除了资金及投后服务之外，还有集聚了众多优秀创业团队的联合办公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交流和碰撞，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安子威说。
截至2016年8月底，在成立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松禾孵化器已经接受过超过3000个项目的咨询，进行场内或场外孵化的企业共50家。
“随着中国的孵化机构的洗牌进入深水区，其分化将日益明显。由于创投基金驱动的孵化器有着最为紧密的利益捆绑机制，因而未来将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活力。”松禾创新孵化器总经理张云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孔雀之死
深圳市南山区科兴科技园曾是创业者憧憬的“圣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有深圳市最大的众创空间之一孔雀机构。
成立于2010年的孔雀机构是深圳本地创立最早的众创空间，早在2013年便开始为入驻企业提供“小型办公隔间 公共洽谈空间（会议室） 公用前台 基础创业服务”。直到两年后，大批的众创空间才开始纷纷模仿和追随这种新型联合办公模式。
从入驻过孔雀机构的企业，即可看出其昔日的辉煌——Uber中国、深圳湾、天使客，等等。
不过，孔雀机构其实从未通过成功孵化创新企业获得可观回报，而主要依赖“一手拿政府补贴、一手拿入驻企业租金”的“包租婆”模式。
据了解，孔雀机构收取的入孵租金，占其整体收入的比重超过60%，而其他一些创业服务、培训及线下活动的收入只占25%～30%。
过于依赖租金收入，意味着入驻率将成为决定其命运的关键。但随着越来越多同类型创业扶持机构的涌现，其市场份额被不断蚕食。
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新增各类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器4000家，而在此之前，全国累计仅有1600家。
另一个压力是租金的日益上涨。
入驻深圳科技园松禾创新孵化器的企业“悦动圈”员工在工作
以孔雀机构的所在地科兴科学园为例：2013年，这座甲A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105元，孔雀机构则以每月每平方米50元出租给创业者。仅仅一年之后，这两个数字分别上涨至145元和110元。
双重压力下，孔雀机构的入驻率从2014年的近100%，下降到70%以下，逼近生死线。
这些变化下，政策扶持下的“转租模式”难以为继：倒闭之前的2016年3月，孔雀机构拖欠科兴科学园租金18.5万元，4月欠租28.5万元。
而这种“转租模式”是不少众创空间的通病。
“伸手摘桃”还是“开荒植树”
事实上，如松禾一般，由创投机构发起成立孵化器，直接参与企业前期孵化，在业内并不多见。
“某种程度上来讲，创投机构自己孵化初创团队，有点得不偿失。”张云鹏说。
早期，创业团队最缺乏的无疑是资金。而作为资金提供方的创投机构，是创业团队求之不得的“财神爷”。
“创投机构处于甲方地位，办不办孵化器，不会对回报有太大影响，但成本却大不一样。”张云鹏说。
实际上，创投机构只需“伸手摘桃”即可。
而松禾除了“伸手摘桃”，还亲自“开荒植树”，创建自己的孵化器。
“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松禾一直参与投资早期项目，有孵化的基因，另一方面，是因为松禾意识到，在当前的形势下，对于创投机构来说，通过孵化器，尽早介入一些优质项目的培育，而非在市场上广种薄收，未来可能会有更加可观的回报。”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厉伟看来，通过建立孵化器自我培育，或是在市场上搜寻好的“种子”，这两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美国擅长通过吸引全球的英才发展自身，日本则是单一文化主体国家，他们没多少移民，主要靠自己培养人才得以发展。但如果出现了另一个美国，那么人才的价格就会变得更高。就像现在，出现大量的众创空间时，大家会争抢项目。”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15年，在众创空间的爆发之年，松禾资本与深港产学研联合发起设立了松禾创新孵化器，聚焦于移动互联网、精准医疗等方向的创业项目。
激励机制比资源更重要
尽管入驻孵化器不过一年多时间，乐聚机器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安子威的预期。“最近一个月我们的销售已经突破100万，并且仍在不断增长，因此今年的销售肯定会超出我们之前预计的1000万元。”
这离不开松禾资本庞大资源池的支持——除了资金之外，松禾资本直接关联40家上市企业和200家被投企业。 在这些资源的支撑下，松禾创新孵化器中的不少入驻项目都发展迅速。其中不少项目在资本市场估值不菲，如健康类APP悦动圈最新估值达15亿元人民币，房地产 互联网项目联盟网最新估值达7亿元人民币，次元仓、乐聚机器人、甘来、爱范儿等项目估值均在1亿～5亿元人民币之间。
事实上，与其他类型的顶尖孵化器相比，松禾并无绝对资源优势。
在深圳，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等拥有雄厚背景和资源的机构相比，松禾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但厉伟认为，纸面上的资源并非决定性力量，相比那些背靠政府、科研机构的孵化器，创投机构驱动的孵化器自有其优势。
“一般的项目对接会上的资源对接，和有股权关系纽带带来的资源对接，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在对接会上谈生意，一般肯定会先问，能不能先付定金？但是有股权关系纽带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先期投入资源。”厉伟说，“我们不仅更加知道企业需要对接什么资源，而且，我们在此前的投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人脉，这些具有股权关系的资源，对接动力显然更强。”
“孵化器本身既有物理空间，又有一套机制。创新机制的一个基本元素，就是激励机制。”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政府主导的孵化器，并不具有市场的激励机制。”
这个问题在科研院所主导的孵化器中同样存在。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属问题，一直被视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障碍。
一位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没有转移转化，科研成果还是挂在单位名下，最多不产生价值;一旦转移转化，价格低于市场预期，或者产生的经济价值要大于之前的评估，决策者就容易被冠以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因此，据中国科协2015年年中所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显示：尽管六成科技人员有创业意愿，但真正开始创业的只有2.5%，科研院所的这一比例甚至只有1.2%。
要“女明星”不要“童养媳”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其著作《解读中国经济》中对发明创新的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创新的路径即“试错”。
“试错”机制的基本特点是：“试错”的次数越多、“试错”的基数越大，越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起初，当条件不足时，社会一没有创新氛围，二是创新要素比较分散，三是空间不集聚没有规模效应。这时候，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撬动市场，进而形成庞大的创新主体基数。”郭万达说。
“这就好像，很多人手里有种子，但是这些人一直不敢播种，因为老天一直干旱。这时候，政府实施了人工降雨（如租金、场地之类），人们就敢播种了。”厉伟说。
2015年，全国新增各类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器4000家，而在此之前，全国累计仅有1600家
郭万达认为，在创新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政府和市场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
“就比如，当人工降雨完了之后，种子成长还需要更多的雨水，更多的化肥，但是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这时候，政府就要‘退场’了。”厉伟说，“现在大家都在谈精准，创新也需要精准。而要实现精准创新，一定是通过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因为政府不可能对市场了解那么细，政府主导的都是方向。政府经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市场的方向，有可能成功，更多时候可能失败。因此，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发挥作用。”
而即便在市场主体中，创投机构对创新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已有不少企业启动了内部孵化机制，如英特尔、富士康等。而在一些地区，一些企业、行业协会依托于产业地位，形成了产业孵化模式，例如广州的孵化集群等。
“但是，最优秀的企业背后都有创投机构。”厉伟说。
他认为，企业乃至产业的孵化，因其战略性考虑而具有先天的弱点。
“这些孵化模式，培养之后是为了自己企业服务发展，就好比培养童养媳。而创投机构孵化之后，是为了让企业自主发展，就好比培养一个女明星，而我们作为经纪人，则收获一大笔钱。女孩长大后，她自己也会判断，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厉伟说，“因此，优秀的女孩一定选择做独立的明星，而不是童养媳。”
郭万达认为，为扶持创业，应由政府提供支持，激励创投机构去重组诸多众创空间，这或许是解决当下问题的一个答案。
“我们这个群体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创投机构开办的孵化器。”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王守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政府可以通过倡导、鼓励和补贴等多种形式，引导更多的创业投资机构向上游发展。
2015年火遍全国的众创空间，如今似乎遭遇了寒冬。
在“创新之都”深圳，2016年上半年，知名众创空间“地库”和孔雀机构先后倒闭，震惊业内。
甚至有预言说，因为创业空间多而优质项目少，普遍“吃不饱”的众创空间中，90%以上可能倒闭。
就在舆论对众创空间的一片唱衰声中，安子威带着乐聚机器人研发团队从哈尔滨南下，来到深圳寻找栖身之地。
初到深圳，与其他初创公司一样，这个团队除了技术，其他资源都极为稀缺。
“当时，无论是资金、管理，还是对政策的理解，我们都知之甚少。所以去深圳的明确目的，就是要找一个资源丰富的创业扶持机构。”乐聚联合创始人安子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接触过多家创投机构后，乐聚选择了松禾资本。而最吸引安子威的，是这家机构旗下的松禾创新孵化器。
“这个孵化器提供给我们的资源超出了许多众创空间及创投机构，除了资金及投后服务之外，还有集聚了众多优秀创业团队的联合办公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交流和碰撞，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安子威说。
截至2016年8月底，在成立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松禾孵化器已经接受过超过3000个项目的咨询，进行场内或场外孵化的企业共50家。
“随着中国的孵化机构的洗牌进入深水区，其分化将日益明显。由于创投基金驱动的孵化器有着最为紧密的利益捆绑机制，因而未来将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活力。”松禾创新孵化器总经理张云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孔雀之死
深圳市南山区科兴科技园曾是创业者憧憬的“圣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有深圳市最大的众创空间之一孔雀机构。
成立于2010年的孔雀机构是深圳本地创立最早的众创空间，早在2013年便开始为入驻企业提供“小型办公隔间 公共洽谈空间（会议室） 公用前台 基础创业服务”。直到两年后，大批的众创空间才开始纷纷模仿和追随这种新型联合办公模式。
从入驻过孔雀机构的企业，即可看出其昔日的辉煌——Uber中国、深圳湾、天使客，等等。
不过，孔雀机构其实从未通过成功孵化创新企业获得可观回报，而主要依赖“一手拿政府补贴、一手拿入驻企业租金”的“包租婆”模式。
据了解，孔雀机构收取的入孵租金，占其整体收入的比重超过60%，而其他一些创业服务、培训及线下活动的收入只占25%～30%。
过于依赖租金收入，意味着入驻率将成为决定其命运的关键。但随着越来越多同类型创业扶持机构的涌现，其市场份额被不断蚕食。
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新增各类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器4000家，而在此之前，全国累计仅有1600家。
另一个压力是租金的日益上涨。
以孔雀机构的所在地科兴科学园为例：2013年，这座甲A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105元，孔雀机构则以每月每平方米50元出租给创业者。仅仅一年之后，这两个数字分别上涨至145元和110元。
双重压力下，孔雀机构的入驻率从2014年的近100%，下降到70%以下，逼近生死线。
这些变化下，政策扶持下的“转租模式”难以为继：倒闭之前的2016年3月，孔雀机构拖欠科兴科学园租金18.5万元，4月欠租28.5万元。
而这种“转租模式”是不少众创空间的通病。
“伸手摘桃”还是“开荒植树”
事实上，如松禾一般，由创投机构发起成立孵化器，直接参与企业前期孵化，在业内并不多见。
“某种程度上来讲，创投机构自己孵化初创团队，有点得不偿失。”张云鹏说。
早期，创业团队最缺乏的无疑是资金。而作为资金提供方的创投机构，是创业团队求之不得的“财神爷”。
“创投机构处于甲方地位，办不办孵化器，不会对回报有太大影响，但成本却大不一样。”张云鹏说。
实际上，创投机构只需“伸手摘桃”即可。
而松禾除了“伸手摘桃”，还亲自“开荒植树”，创建自己的孵化器。
“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松禾一直参与投资早期项目，有孵化的基因，另一方面，是因为松禾意识到，在当前的形势下，对于创投机构来说，通过孵化器，尽早介入一些优质项目的培育，而非在市场上广种薄收，未来可能会有更加可观的回报。”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厉伟看来，通过建立孵化器自我培育，或是在市场上搜寻好的“种子”，这两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美国擅长通过吸引全球的英才发展自身，日本则是单一文化主体国家，他们没多少移民，主要靠自己培养人才得以发展。但如果出现了另一个美国，那么人才的价格就会变得更高。就像现在，出现大量的众创空间时，大家会争抢项目。”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15年，在众创空间的爆发之年，松禾资本与深港产学研联合发起设立了松禾创新孵化器，聚焦于移动互联网、精准医疗等方向的创业项目。
激励机制比资源更重要
尽管入驻孵化器不过一年多时间，乐聚机器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安子威的预期。“最近一个月我们的销售已经突破100万，并且仍在不断增长，因此今年的销售肯定会超出我们之前预计的1000万元。”
这离不开松禾资本庞大资源池的支持——除了资金之外，松禾资本直接关联40家上市企业和200家被投企业。 在这些资源的支撑下，松禾创新孵化器中的不少入驻项目都发展迅速。其中不少项目在资本市场估值不菲，如健康类APP悦动圈最新估值达15亿元人民币，房地产 互联网项目联盟网最新估值达7亿元人民币，次元仓、乐聚机器人、甘来、爱范儿等项目估值均在1亿～5亿元人民币之间。
事实上，与其他类型的顶尖孵化器相比，松禾并无绝对资源优势。
在深圳，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等拥有雄厚背景和资源的机构相比，松禾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但厉伟认为，纸面上的资源并非决定性力量，相比那些背靠政府、科研机构的孵化器，创投机构驱动的孵化器自有其优势。
“一般的项目对接会上的资源对接，和有股权关系纽带带来的资源对接，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在对接会上谈生意，一般肯定会先问，能不能先付定金？但是有股权关系纽带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先期投入资源。”厉伟说，“我们不仅更加知道企业需要对接什么资源，而且，我们在此前的投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人脉，这些具有股权关系的资源，对接动力显然更强。”
“孵化器本身既有物理空间，又有一套机制。创新机制的一个基本元素，就是激励机制。”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政府主导的孵化器，并不具有市场的激励机制。”
这个问题在科研院所主导的孵化器中同样存在。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属问题，一直被视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大障碍。
一位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没有转移转化，科研成果还是挂在单位名下，最多不产生价值;一旦转移转化，价格低于市场预期，或者产生的经济价值要大于之前的评估，决策者就容易被冠以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因此，据中国科协2015年年中所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显示：尽管六成科技人员有创业意愿，但真正开始创业的只有2.5%，科研院所的这一比例甚至只有1.2%。
要“女明星”不要“童养媳”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其著作《解读中国经济》中对发明创新的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创新的路径即“试错”。
“试错”机制的基本特点是：“试错”的次数越多、“试错”的基数越大，越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起初，当条件不足时，社会一没有创新氛围，二是创新要素比较分散，三是空间不集聚没有规模效应。这时候，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撬动市场，进而形成庞大的创新主体基数。”郭万达说。
“这就好像，很多人手里有种子，但是这些人一直不敢播种，因为老天一直干旱。这时候，政府实施了人工降雨（如租金、场地之类），人们就敢播种了。”厉伟说。
郭万达认为，在创新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政府和市场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
“就比如，当人工降雨完了之后，种子成长还需要更多的雨水，更多的化肥，但是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这时候，政府就要‘退场’了。”厉伟说，“现在大家都在谈精准，创新也需要精准。而要实现精准创新，一定是通过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因为政府不可能对市场了解那么细，政府主导的都是方向。政府经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市场的方向，有可能成功，更多时候可能失败。因此，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发挥作用。”
而即便在市场主体中，创投机构对创新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已有不少企业启动了内部孵化机制，如英特尔、富士康等。而在一些地区，一些企业、行业协会依托于产业地位，形成了产业孵化模式，例如广州的孵化集群等。
“但是，最优秀的企业背后都有创投机构。”厉伟说。
他认为，企业乃至产业的孵化，因其战略性考虑而具有先天的弱点。
“这些孵化模式，培养之后是为了自己企业服务发展，就好比培养童养媳。而创投机构孵化之后，是为了让企业自主发展，就好比培养一个女明星，而我们作为经纪人，则收获一大笔钱。女孩长大后，她自己也会判断，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厉伟说，“因此，优秀的女孩一定选择做独立的明星，而不是童养媳。”
郭万达认为，为扶持创业，应由政府提供支持，激励创投机构去重组诸多众创空间，这或许是解决当下问题的一个答案。
“我们这个群体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创投机构开办的孵化器。”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王守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政府可以通过倡导、鼓励和补贴等多种形式，引导更多的创业投资机构向上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