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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说他“有一点担心”。注意，他并不是是担心中国，而是担心美国。三月初，温家宝就表示：“我们买了巨额的美国国债，所以我们自然要关心美国的问题。”与此同时，他敬告美国要“履行诺言”，并“确保中国资产的安全”。他说：“华尔街那些人真是糟透了。我们认为，美元的疲软会使我们所持有的美国国债贬值。你们必须共同行动起来。”
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
就在一年前，这种警告都几乎只会由像美国—样的富国对穷国发出。但现在已是时过境迁了。像中国这样新兴的大国正变得越来越强盛。它们更具经济控制力，也远比以前富有。在一场被广泛认为是七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衰退中，这些国家反而更加充满信心。
所以，这场经济危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全球性”危机。它使最富有的经济体发生萎缩，而对新兴的大国来说，只是使其增速放缓而已。今年，美国和欧洲的GDP预期会出现3％的负增长，日本则预期减退6％，而中国和印度的GDP则会分别以7％和5％的速度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这种增速的差距势必会改变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据高盛的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预测，主要的新兴市场——被称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会在2027年之前赶上G7国家的GDP总和。
这一预测比几年前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结果早了近十年。
亚洲的世纪即将到来
曾经的贫穷大国正在加速前进，而温家宝的措辞并不是这些国家信心的唯一佐证。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也谴责了“发达社会”政府当局的“巨大失策”，但他的同僚都毫不避讳的直接点出美国的名字。俄罗斯总理普京对“毫无责任感可言的领导赋权机制”嗤之以鼻。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一次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美国应对这场危机以及危机的处理负主要责任。
控制权正从其他国家转移到金砖四国，但不仅如此，权力也在这四个国家之间进行着转移。
直言不讳地说，相较印度和中国而言，巴西和俄罗斯在此次危机中承受了更严重的打击。由于俄罗斯依赖于商品零售业，零售价格的下降迫使该国的经济坠人了深谷。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会萎缩三个百分点。巴西可能会停滞不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和痛苦的过程。
高盛公司对2011年到2050年期间各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为：俄罗斯仅增长2.8％，巴西为4.3％，中国为5.2％，印度为6.3％。如果这些数据得以实现，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世界四大经济体——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依次排序)中的三个都将是亚洲国家。属于亚洲的世纪即将到来。
市场似乎已经获知了这一点。在去年已下跌约45％的情况下，标准普尔指数从2009年开年再度下挫15％。而上证综合指数却从去年11月的反弹算起又迎来了20％的上扬。
他们的钱包越来越鼓
悲观的消费观念，对失业的偏执态度和大众的困境心态正困扰着西方国家。而这些因素在亚洲几乎并不存在。在中国和印度，汽车、白色家电以及其他种类商品的销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在上升。这得益于国家所采取的迅速和强有力的刺激性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就在宏观经济的政策制定方面有所建树。
在印度，资本货物和机械正在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长；在中国，水泥的销量呈现出骤然的上升，看来经济已经回暖，可以开始建设了，而俄罗斯又一次成为了反例：该国的消费量依然在急剧下降。
美国人已不再扮演中国和印度商品热衷购买者的角色了。中国的贷款额正在增长，与此同时，政府调低了利率，并刺激房地产市场。“政府正在打开一个全新的更广的本土房地产市场，相信我，他们买得起，也有这个需求。”中国房地产市场调研公司——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的总裁柯志谦(MichaelKlibaner)如是说。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建立一个靠内需，而非靠对西方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柯志谦说这种模式正在建立。因为房产市场的最大增幅并没有发生在由受益于出口的大城市，而是由国内市场驱动的中小城市。这一现象跟巴西的趋势是一致的。巴西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主要部分。而印度也是这样。“内需占印度GDP的60％，”全球殷赛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如是说，“这是印度经济在低迷时期没有遭受更严重打击的关键所在。”
这一切并不代表金砖四国的消费者可以在金融危机中拯救全世界。他们的购买力相比美国和日本等富裕国家仍然还有很大差距。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他们的钱包也会越来越鼓。不需要很长的时间，金砖四国的消费者就足以左右大公司的研发投资，飞机的飞行路线以及多国的市场竞争。
金砖四国比其他国家处于一个更有利于经济复苏的地位。概括地讲，更有效的通货膨胀控制，更低的赤字水平，增长的生产力，更完善的社会统筹和更强的政治稳定使得新兴的大国在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隋况下有了更多的退步的余地。连巴西和深受打击的俄罗斯也开始用易于获取的原材料(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巴西的大豆和铁矿石)来缓冲低迷的经济。俄罗斯投人了三千多亿美元抑制卢布的贬值，并留有同样的数目作为储备。而巴西的2080亿储备资金几乎还未被触及。
另一种视角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待金砖四国所处的有利地位。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的金砖四国的制造业普遍产出更低的产品价值。而创造相对更低的价值在经济萎靡的情况下恰恰意味着损失更少的财富。
安迪·罗斯曼(AndvRothman)，一个目光敏锐的里昂证券公司经济师，最近就为何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取得成功的问题给出了一个透彻的解释。他相信中国并不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在经济的范畴里，这就好像是在说罗马教皇不是天主教徒一样。但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罗斯曼认为大约有一半印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仅仅是在中国组装的，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商并没有挖掘(抑或是失去)商品更多的价值。
举出一个生产30G容量带屏幕iPod的例子，这款产品在2005年上市，美国的零售价是299美元。工厂赋予的价值是150美元，但其中只有5％，也就是7.5美元，是由中国创造的。剩下的价值是由生产复杂部件的其他亚洲国家创造的，而那些复杂部件是在珠三角的工厂被组装起来的。
这就意味着，表面看上去，每当一个被解雇的美国人因经济问题放弃购买一台iPod，中国制造商就会因此而损失150美元，但实际上，中国损失的只是这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的原因了。
而更关键的是，金砖四国吸取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训。强有力的制度性监督使印度和中国的财政部门在信用危机中得到了相对的保全。2008年的前半年(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的银行正在兼并外国的竞争对手，并增加自己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份额。据德意志银行上周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如果这种势头持续的话，中国将在2018年之前成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之一，与占全球债券市场份额13％，股票市场份额40％，银行业份额18％的美国和欧洲市场比肩矗立。
或许在2018年之前，中国就将迎来出口的增长。里昂证券的经济师罗斯曼指出，中国关于采购订单的评估到现在已经进行三个月了，这段时间里，长三角地区的工厂老板正努力填补服装产业急需的工作岗位。而引起恐慌并使订单大幅减少的恰是西方服装产业。罗斯曼称之为“沃尔玛效应”，他期待越来越多的对便宜货感兴趣的西方消费者可以推动中国出口的反弹。还有许多人认为便宜货受青睐的现象会最终对新兴市场的产品与服务产生支持作用，无论是对墨西哥的水泥制造商还是印度的电信业务供应商，总之，他们所提供的价位是最合意的。
当全世界的消费者再次恢复购买力时，看来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金砖四国的商品。
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
就在一年前，这种警告都几乎只会由像美国—样的富国对穷国发出。但现在已是时过境迁了。像中国这样新兴的大国正变得越来越强盛。它们更具经济控制力，也远比以前富有。在一场被广泛认为是七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衰退中，这些国家反而更加充满信心。
所以，这场经济危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全球性”危机。它使最富有的经济体发生萎缩，而对新兴的大国来说，只是使其增速放缓而已。今年，美国和欧洲的GDP预期会出现3％的负增长，日本则预期减退6％，而中国和印度的GDP则会分别以7％和5％的速度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这种增速的差距势必会改变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据高盛的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预测，主要的新兴市场——被称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会在2027年之前赶上G7国家的GDP总和。
这一预测比几年前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结果早了近十年。
亚洲的世纪即将到来
曾经的贫穷大国正在加速前进，而温家宝的措辞并不是这些国家信心的唯一佐证。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也谴责了“发达社会”政府当局的“巨大失策”，但他的同僚都毫不避讳的直接点出美国的名字。俄罗斯总理普京对“毫无责任感可言的领导赋权机制”嗤之以鼻。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一次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美国应对这场危机以及危机的处理负主要责任。
控制权正从其他国家转移到金砖四国，但不仅如此，权力也在这四个国家之间进行着转移。
直言不讳地说，相较印度和中国而言，巴西和俄罗斯在此次危机中承受了更严重的打击。由于俄罗斯依赖于商品零售业，零售价格的下降迫使该国的经济坠人了深谷。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会萎缩三个百分点。巴西可能会停滞不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和痛苦的过程。
高盛公司对2011年到2050年期间各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为：俄罗斯仅增长2.8％，巴西为4.3％，中国为5.2％，印度为6.3％。如果这些数据得以实现，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世界四大经济体——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依次排序)中的三个都将是亚洲国家。属于亚洲的世纪即将到来。
市场似乎已经获知了这一点。在去年已下跌约45％的情况下，标准普尔指数从2009年开年再度下挫15％。而上证综合指数却从去年11月的反弹算起又迎来了20％的上扬。
他们的钱包越来越鼓
悲观的消费观念，对失业的偏执态度和大众的困境心态正困扰着西方国家。而这些因素在亚洲几乎并不存在。在中国和印度，汽车、白色家电以及其他种类商品的销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在上升。这得益于国家所采取的迅速和强有力的刺激性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就在宏观经济的政策制定方面有所建树。
在印度，资本货物和机械正在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长；在中国，水泥的销量呈现出骤然的上升，看来经济已经回暖，可以开始建设了，而俄罗斯又一次成为了反例：该国的消费量依然在急剧下降。
美国人已不再扮演中国和印度商品热衷购买者的角色了。中国的贷款额正在增长，与此同时，政府调低了利率，并刺激房地产市场。“政府正在打开一个全新的更广的本土房地产市场，相信我，他们买得起，也有这个需求。”中国房地产市场调研公司——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的总裁柯志谦(MichaelKlibaner)如是说。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建立一个靠内需，而非靠对西方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柯志谦说这种模式正在建立。因为房产市场的最大增幅并没有发生在由受益于出口的大城市，而是由国内市场驱动的中小城市。这一现象跟巴西的趋势是一致的。巴西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主要部分。而印度也是这样。“内需占印度GDP的60％，”全球殷赛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如是说，“这是印度经济在低迷时期没有遭受更严重打击的关键所在。”
这一切并不代表金砖四国的消费者可以在金融危机中拯救全世界。他们的购买力相比美国和日本等富裕国家仍然还有很大差距。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他们的钱包也会越来越鼓。不需要很长的时间，金砖四国的消费者就足以左右大公司的研发投资，飞机的飞行路线以及多国的市场竞争。
金砖四国比其他国家处于一个更有利于经济复苏的地位。概括地讲，更有效的通货膨胀控制，更低的赤字水平，增长的生产力，更完善的社会统筹和更强的政治稳定使得新兴的大国在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隋况下有了更多的退步的余地。连巴西和深受打击的俄罗斯也开始用易于获取的原材料(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巴西的大豆和铁矿石)来缓冲低迷的经济。俄罗斯投人了三千多亿美元抑制卢布的贬值，并留有同样的数目作为储备。而巴西的2080亿储备资金几乎还未被触及。
另一种视角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待金砖四国所处的有利地位。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的金砖四国的制造业普遍产出更低的产品价值。而创造相对更低的价值在经济萎靡的情况下恰恰意味着损失更少的财富。
安迪·罗斯曼(AndvRothman)，一个目光敏锐的里昂证券公司经济师，最近就为何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取得成功的问题给出了一个透彻的解释。他相信中国并不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在经济的范畴里，这就好像是在说罗马教皇不是天主教徒一样。但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罗斯曼认为大约有一半印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仅仅是在中国组装的，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商并没有挖掘(抑或是失去)商品更多的价值。
举出一个生产30G容量带屏幕iPod的例子，这款产品在2005年上市，美国的零售价是299美元。工厂赋予的价值是150美元，但其中只有5％，也就是7.5美元，是由中国创造的。剩下的价值是由生产复杂部件的其他亚洲国家创造的，而那些复杂部件是在珠三角的工厂被组装起来的。
这就意味着，表面看上去，每当一个被解雇的美国人因经济问题放弃购买一台iPod，中国制造商就会因此而损失150美元，但实际上，中国损失的只是这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的原因了。
而更关键的是，金砖四国吸取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训。强有力的制度性监督使印度和中国的财政部门在信用危机中得到了相对的保全。2008年的前半年(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的银行正在兼并外国的竞争对手，并增加自己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份额。据德意志银行上周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如果这种势头持续的话，中国将在2018年之前成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之一，与占全球债券市场份额13％，股票市场份额40％，银行业份额18％的美国和欧洲市场比肩矗立。
或许在2018年之前，中国就将迎来出口的增长。里昂证券的经济师罗斯曼指出，中国关于采购订单的评估到现在已经进行三个月了，这段时间里，长三角地区的工厂老板正努力填补服装产业急需的工作岗位。而引起恐慌并使订单大幅减少的恰是西方服装产业。罗斯曼称之为“沃尔玛效应”，他期待越来越多的对便宜货感兴趣的西方消费者可以推动中国出口的反弹。还有许多人认为便宜货受青睐的现象会最终对新兴市场的产品与服务产生支持作用，无论是对墨西哥的水泥制造商还是印度的电信业务供应商，总之，他们所提供的价位是最合意的。
当全世界的消费者再次恢复购买力时，看来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金砖四国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