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低调的A股“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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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高瓴资本第一季度卖出了623万股美的,第二季度又卖出505万股格力。单在这两只股票上,高瓴资本的收益均已经超100%。图为美的总部大厦

  《南风窗》记者查阅上市公司公布的2018年年报发现,在外资的持仓的股票中,贵州茅台、恒瑞医药、东阿阿胶、联得装备、索菲亚、信立泰、上海机电等白马股也纷纷在列,且持股比例均超过2%。
  第二个特征,外资持仓的行业变化并不显著,持股集中度极高。
  从外资偏好的行业来看,虽然对于部分小公司、风险高的股票有部分投资,但整体而言,外资对A股的偏好比较固定,集中于家用电器、食品饮料、金融、电子、医药生物等几个行业,这几个行业的股票总市值占其所有投资市值近70%。相对于国内投资机构而言,外资的“抱团效应”更显著,并与“去杠杆”引发的紧信用等现象直接关系不大。   从数据统计上来看,这个结论也可以得到佐证。数据宝、中国上市公司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年一季度“QFII持仓榜”和“QFII加仓榜”数据显示,榜单前三名全部都是银行股,分别是新加坡华侨银行持有的宁波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持有的南京银行、荷兰安智银行持有的北京银行。
  除了投资兴趣,分析投资时机,也就是买卖信号,不难发现,外资对A股投资的时机其实和A股近年来几次大周期的波动,有较为精准的重合,尤其集中在A股市场熊牛更替时期。
  比如2005 年三季度,包括瑞士联合银行集团、香港上海汇丰、花旗环球金融等外资机构抄底,大举增仓宝钢股份、新兴铸管、中集集团等重工业企业,使得A股QFII额度利用率从2005年二季度的12.6%上升至了17.9%,迎来了史上最大牛市,此后22个月里A股累计涨幅350%以上。
  比如在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股市沪指跌至1664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利好经济的政策,股市也在刺激下逐步反弹。外资则在2008年年底和2009年一季度重新流入A股,其中被大举增仓的有兴业银行、宁波银行、格力电器、白云机场等,之后沪指出现连续12个月的上涨,累计涨幅达80%。
  还有2013年三季度时期。这一次,以银行和家电为主的龙头股又被外资大幅增仓,虽然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沪指微跌,不过从2014年6月开始,沪指在一年的时间内急涨了108.8%。
  2015年的股灾时期也不例外。从2015年中报的大致数据显示,有约341只QFII出现在243家上市公司十大流通股股东数据中,总计持股达66.03亿股,而一季度QFII的数量为291家,总持股数为78.92亿股,无论是持股数量和参股公司数量,QFII的持仓数据都出现明显减少。
  由此可以看出,外资的投资行为不仅与A股的走势高度重合,成为判断A股趋势的重要参考标准,而且外资还是A股市场回暖的推手之一。在一些特殊时期,外资大举流入,能够起到提振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的作用,使得A股的估值水平得以多次修复,甚至短期可以令其强劲上涨。

如何留住外資?


  外资流入A股市场所带来的影响,除了可以成为A股市场回暖的推手之一,还在特定行业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举例而言,外资持股占比较高的家用电器、休闲服务、食品饮料、建筑材料等行业,占A股该行业股票总市值的绝对比重最高接近10%,超过内资的持股占比5%左右。
  但外资持股和所谓“经济主权”并无直接关联。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外资非常重要,它是长期资本,也是信心来源之一。
  引进外资对于中国金融市场有一个长期、根本的作用,即改善资本存量的匮乏状况,提升国家的技术实力和管理经验,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初衷。而另一个作用,则是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这个经济体金融体系和本币币值的信心。外资进入国内经济体的金融版图之后,也会沉淀为外汇储备,提升货币当局干预汇市的能力,从而稳定本币币值。
但对A股,不是所有的外资都有着“聪明钱”的自信。比如,在流入A股的外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跟踪某一指数的被动型基金。

  管理当局显然清楚这一点。2019年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官网公示显示,为满足境外投资者扩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经国务院批准,QFII总额度由1500亿美元增加至3000亿美元。
  外资流入A股市场确实是一件好事。作为“聪明钱”,外资的流入是一种正向的信号。比如,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预期、制度飞跃以实现股市缺陷的修正、人民币贬值间接带动A股上涨等,这些原因促成了外资部分流入A股,它们也赚得钵满盆盈。
  但对A股,不是所有的外资都有着“聪明钱”的自信。比如,在流入A股的外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跟踪某一指数的被动型基金,即不主动寻求取得超越市场表现,而是试图复制指数的表现,以期望获得市场平均收益的基金。
  此外,有很多主动型基金还在观望中。就像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在2018年6月就发表声明,将试水中国市场,但至今私募备案迟迟未出手。和桥水基金一样,望而却步的主动型基金不在少数。
  外资基金主要来自发达市场,在这些市场,特别是美国股市,由于发行制度完全市场化,而且机构投资者的强大,以及诉讼制度的完善,上市公司的作恶成本极高。但在A股,这些条件还不具备。
  近期,A股被曝出的康美药业财务造假事件,一个曾经备受机构热捧的千亿白马股的300亿元资金,说没了就没了,其夸张程度不亚于美国2001年曝出的安然事件(the Enron Incident)。
  不过,安然的财务技巧显然超过A股的违法者们。安然害怕东窗事发,所以它只能不断通过设立SPV来虚增交易和利润。但在A股,上市公司甚至都不愿意花成本,来提升财务操作的技能。因为,它们根本就缺乏对严刑峻法的畏惧。
  在贸易博弈的时点,A股也处在决定其未来走势的关键时刻。对于那些习惯于成熟市场的外资机构来说,它们显然也希望看到A股真正的变革。提高作恶成本,便是给投资者最大的信心。好市场与坏市场,两者最大的区别不是别的,是坏人是否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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