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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近现代中国，是毛泽东最早倡导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毛泽东一生饱览群书，对中国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理念、表达方式、形式风格等了如指掌。因此，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特点。
一、思想上善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性、现实性和现代性
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整合而形成的一种溶思想、知识、道德、价值取向等为一体的精神成果，再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直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至今在国际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思想资源。毛泽东自幼广泛阅读，尤其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功底深厚，终生与书为伴。因此，他能够充分灵活运用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内容，并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较高的现代价值。这里仅选取几个方面典型事例说明此问题。
第一，在哲学思想上，借用中国古代的“知行关系”学说，实现了实践论和认识论上的大众化。
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毛泽东哲学基础较为深厚，他善于运用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思想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哲学原理。其中“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哲学争论较多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把中国古代“知与行”关系的各家观点进行梳理研究，深入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比如，毛泽东把战国时期荀子的“行高于知”的思想，宋朝朱熹的“知先行后”的观点，明朝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唯心论学说，甚至经明末清初王夫之对上述观点进行批判，提出“行先知后”知行结合观等，虽然它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还是批判地进行了分析整合，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新命题，即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出发，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认识又对实践具有能动作用，从而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知行观。
第二，在政治思想上，将传统文化中“惩前毖后”发展成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独树一帜，符合国情，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了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思想与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许多政治思想。典型代表就是将传统文化中“惩前毖后”发展成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这是对传统文化中“惩前毖后”（《诗·周项·小毖》，意为惩处以前的错误，使以后不再重犯）的思想赋予了新时期的含义。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并指出我们党也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但是，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维护党内和平、增进党内和谐是处理党内矛盾的目的，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毛泽东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从此“左”倾机会主义的那套“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停止了，可以说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起，这一方针就为我党所倡导，直至今日也没有改变。
第三，在军事思想领域，研究古代军事战争理论，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对古代遗产吸收最广泛彻底，运用得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军事思想领域。毛泽东自幼就熟读兵书，深谙对历史军事家们作战方针原则，并能结合中国近代战争实际加以改造发展。比如，他认为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如实掌握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这就符合了孙子所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再比如，毛泽东针对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曾提出过“一可击十”的思想，秦末项羽军队作战勇敢，常“以一当十”的战略技巧，提出了在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的战略战术思想。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对美蒋联合的大举进攻，毛泽东神闲气定，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重大战略战术方针原则。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令也是来源于孙子的“避其锐气”、“以逸待劳”等正确军事原则。
二、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巧用比喻、成语、典故、寓言等使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
马克思主义概括性、抽象性比较强，普通人很难读得懂，因此让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它就更是是一个比较困难问题了。毛泽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寓言、典故、成语等相结合，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推进马克思主义，将深奥的革命理论阐发得通俗易懂。
第一，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用古代“愚公移山”的故事来说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革命对象、任务、动力等基本问题。尤其是要认清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毛泽东用“太行”、“王屋”进而用“三座大山”做比喻，阐明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列宁曾指出，中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借用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中“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人们出门路的故事，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率领人民大众来“挖掉这两座大山”。大革命失败后直至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推翻官僚资本主义也作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至此，“三座大山”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
第二，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上，运用比喻等方式来分析
判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形势并不确定，有时低潮，有时高潮，有时又处于比较缓和的稳定时期。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群众未必能认清楚。因此，毛泽东经常以幽默、比喻的方式向群众讲述革命的发展形势以增强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比如在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时期，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看不清当时的革命形势，都曾对革命感到失望。然而毛泽东的认识却恰恰相反，他认为是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己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这里，毛泽东用了三个精彩的比喻，形象而生动地告诉人们：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了，语言铿锵，气势恢弘，给人一个名的信心和力量信心。 三、在实践上善于与人民群众的斗争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便于 为人民大众所掌握
历史表明，与人民群众斗争实际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的根本路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民族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研究并解决了重大实际问题。比如在两半社会的特殊国度里怎样革命？也就是说领导谁？依靠谁？革谁的命？走怎样的道路？等都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否则，革命不但不能成功，相反会遭到巨大失败。
第一，在革命动力上，强调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中国是一个有着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不仅是封建制度的主要受害者，而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也主要是对农民的压迫，因而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中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马恩早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农民“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把农民看做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口号，指出在无产阶级的联合者与帮助者中，农民占有“首要”的“地位”。毛泽东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农民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因而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一切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离开农民则一事无成。由于中国民主革命道路走的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人力物力的主要源泉在农村，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际上是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第二，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上，提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又一重大问题。道路问题不解决，革命就不能胜利。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马克思曾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列宁也曾指示“东方各民族共产党面临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据此，毛泽东全面客观分析了近代中国国情，即内无民主受封建主义压迫，外无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农村广大，城市很小。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受压迫程度最深，革命性最强。敌人长期占领城市，农村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在城市经过长期的、公开的合法斗争，然后再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国革命只能在农村，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与大众化的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19.
[3]《列宁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3.
作者简介： 李冬梅（1968.12—），女，吉林德惠人，长春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科研究项目“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2]第250号）的阶段性成果。
一、思想上善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性、现实性和现代性
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整合而形成的一种溶思想、知识、道德、价值取向等为一体的精神成果，再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直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至今在国际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思想资源。毛泽东自幼广泛阅读，尤其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功底深厚，终生与书为伴。因此，他能够充分灵活运用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内容，并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较高的现代价值。这里仅选取几个方面典型事例说明此问题。
第一，在哲学思想上，借用中国古代的“知行关系”学说，实现了实践论和认识论上的大众化。
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毛泽东哲学基础较为深厚，他善于运用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思想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哲学原理。其中“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哲学争论较多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把中国古代“知与行”关系的各家观点进行梳理研究，深入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比如，毛泽东把战国时期荀子的“行高于知”的思想，宋朝朱熹的“知先行后”的观点，明朝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唯心论学说，甚至经明末清初王夫之对上述观点进行批判，提出“行先知后”知行结合观等，虽然它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还是批判地进行了分析整合，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新命题，即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出发，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认识又对实践具有能动作用，从而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知行观。
第二，在政治思想上，将传统文化中“惩前毖后”发展成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独树一帜，符合国情，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了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思想与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许多政治思想。典型代表就是将传统文化中“惩前毖后”发展成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这是对传统文化中“惩前毖后”（《诗·周项·小毖》，意为惩处以前的错误，使以后不再重犯）的思想赋予了新时期的含义。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并指出我们党也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但是，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维护党内和平、增进党内和谐是处理党内矛盾的目的，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毛泽东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从此“左”倾机会主义的那套“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停止了，可以说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起，这一方针就为我党所倡导，直至今日也没有改变。
第三，在军事思想领域，研究古代军事战争理论，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对古代遗产吸收最广泛彻底，运用得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军事思想领域。毛泽东自幼就熟读兵书，深谙对历史军事家们作战方针原则，并能结合中国近代战争实际加以改造发展。比如，他认为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如实掌握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这就符合了孙子所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再比如，毛泽东针对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曾提出过“一可击十”的思想，秦末项羽军队作战勇敢，常“以一当十”的战略技巧，提出了在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的战略战术思想。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对美蒋联合的大举进攻，毛泽东神闲气定，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重大战略战术方针原则。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令也是来源于孙子的“避其锐气”、“以逸待劳”等正确军事原则。
二、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巧用比喻、成语、典故、寓言等使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
马克思主义概括性、抽象性比较强，普通人很难读得懂，因此让人民大众理解、掌握它就更是是一个比较困难问题了。毛泽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寓言、典故、成语等相结合，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推进马克思主义，将深奥的革命理论阐发得通俗易懂。
第一，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用古代“愚公移山”的故事来说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革命对象、任务、动力等基本问题。尤其是要认清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毛泽东用“太行”、“王屋”进而用“三座大山”做比喻，阐明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列宁曾指出，中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借用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中“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人们出门路的故事，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率领人民大众来“挖掉这两座大山”。大革命失败后直至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推翻官僚资本主义也作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至此，“三座大山”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
第二，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上，运用比喻等方式来分析
判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形势并不确定，有时低潮，有时高潮，有时又处于比较缓和的稳定时期。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群众未必能认清楚。因此，毛泽东经常以幽默、比喻的方式向群众讲述革命的发展形势以增强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比如在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时期，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看不清当时的革命形势，都曾对革命感到失望。然而毛泽东的认识却恰恰相反，他认为是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己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这里，毛泽东用了三个精彩的比喻，形象而生动地告诉人们：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了，语言铿锵，气势恢弘，给人一个名的信心和力量信心。 三、在实践上善于与人民群众的斗争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便于 为人民大众所掌握
历史表明，与人民群众斗争实际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的根本路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民族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研究并解决了重大实际问题。比如在两半社会的特殊国度里怎样革命？也就是说领导谁？依靠谁？革谁的命？走怎样的道路？等都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否则，革命不但不能成功，相反会遭到巨大失败。
第一，在革命动力上，强调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中国是一个有着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不仅是封建制度的主要受害者，而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也主要是对农民的压迫，因而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中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马恩早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农民“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把农民看做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口号，指出在无产阶级的联合者与帮助者中，农民占有“首要”的“地位”。毛泽东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农民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因而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一切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离开农民则一事无成。由于中国民主革命道路走的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人力物力的主要源泉在农村，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际上是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第二，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上，提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又一重大问题。道路问题不解决，革命就不能胜利。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马克思曾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列宁也曾指示“东方各民族共产党面临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据此，毛泽东全面客观分析了近代中国国情，即内无民主受封建主义压迫，外无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农村广大，城市很小。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受压迫程度最深，革命性最强。敌人长期占领城市，农村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在城市经过长期的、公开的合法斗争，然后再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国革命只能在农村，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与大众化的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19.
[3]《列宁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3.
作者简介： 李冬梅（1968.12—），女，吉林德惠人，长春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科研究项目“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2]第250号）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