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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美法学院院长许传玺留学海外多年，在获得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双博士学位等杰出成绩后，放弃在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讲报酬，不计名利，回国任教并创建中美法学院，吸引和凝聚了多位和他一样有志报国的海外归国法律人才，并多次应邀担任国家有关部门法律专家，在国际法律与政治等领域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与民族利益。在物欲横流，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的当今时代，许传玺这种无私奉献、一心报国的爱国情怀不仅是对“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亲身实践，而且感染和激励了他身边的许多青年学子。
22岁时，他走出北大校门，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陌生的环境，求学的艰辛，生活的拮据以及独在异国他乡的寂寞，都不曾动摇他的信心和意志。
33岁时，他已经有了优异的学术成绩、“杰出人才”的口碑、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相当于2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却舍弃这一切，毅然返回祖国。
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很多人对他的选择或不解或惊讶。他的一位美国朋友，得知他丢下美国律师不当，回国就任每年只有6万元人民币的法学教授，由衷地钦佩：“你真的很高尚！”
他自己却以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归属：“一个人把他领到的第一份工资交给自己的父母和一个人把自己的所学贡献给祖国，不是理所当然，理应如此的吗？”
“他做人谦逊质朴，犹如平和的绿色；他做学问、做工作成就斐然，犹如灿烂的金色。”
初见许传玺的人，多少都会在心里有些惊讶：北京大学的高才生，美国耶鲁和哈佛两大名校的双料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美国法律研究院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院士……
这些随便哪一项都足以令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光环，环绕在这位年仅38岁的学者身上，而他却依然谦和、内敛和友善。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用两种颜色形容他眼中的许传玺：“许教授做人谦逊，犹如平和的绿色；而做学问做工作则成就斐然，犹如灿烂的金色。”
1983年，15岁的许传玺以山东省高考外语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4年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北大国际政治系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向的硕士生。1990年许传玺踏上了留学美国的征程，并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用“优秀”二字概括许传玺的求学历程，可谓恰如其分。在耶鲁的6年，他一直是学校最高奖学金获得者，被教授们视为本专业最出色的人才，并被推举为《耶鲁人类学学刊》主编。当他日后要离开耶鲁前往哈佛攻读法学博士时，他的教授在推荐信上写道：“他（许传玺）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唯一的担心是：他可能就此离开人类学这个领域，那将是我们专业的重大损失。”
许传玺的表现印证了自己导师的推荐。在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国精英的哈佛法学院，他依然出类拔萃。在学院纠问式的课堂上，他的回答总是迅速、准确、恰到好处；凭着优异的成绩，他不仅每年都获得高额奖学金，还担任了美国国际法学权威期刊之一的《哈佛国际法学刊》编委。
这个生活简单朴素、性格谦逊随和的中国人，靠什么在世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取得如此成就呢？
许传玺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他觉得，是勤奋让他不断进步。在国外求学多年的经历，让他深深感悟到：“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实力。”
凭借这样的精神和非凡的努力，许传玺在即使美国人也很难跻身其中的美国权威学术机构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2000年，他被世界比较法领域最权威的《美国比较法学刊》聘为编委，同时被美国比较法学会聘为理事，成为该学刊和该学会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中国人；２００１年，他被耶鲁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聘为第一位专职研究员；特别是他回国两年后的2004年，由于他杰出的工作成就，当选为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成为美国法律研究院的第8位亚洲院士，也是该院院士中第一位中国内地学者。
“这是一个标志。”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说。美国法律研究院是美国主流的法学家团体，许传玺教授能够当选院士，不仅是他个人的事，也说明我国法学界获得了与美国主流法学界交流对话的资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那是自己生存的根。我从出国时就知道，虽然不知什么时候，但最后肯定要回来。”
从哈佛毕业后，许传玺进入著名的美国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驻纽约总部，成了一名让很多美国人都“眼热”的律师。
丰厚的收入、良好的社会地位、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广阔的发展空间是众多学子所追求的目标，而在许传玺身上都已经变成现实。
可就在这时，他却舍弃这一切返回祖国。
至今，很多人见到他还要问：“为什么？图什么？”
许传玺似乎也说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他觉得：“回家，还需要理由吗？”
美国，是他学有所成，崭露头角的地方。八九年的时间，他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培养了自己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但中国，是他生长的地方，是融入血脉之中的挂念。无论他的人类学研究还是他的法学研究，他选择的课题自然而然地都与中国有关；虽身在大洋彼岸，他却时时关注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1998年，中国第一个法学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团员中就有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助理兼法学院院长，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代表团应邀来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参观时，徐显明结识了正在这里攻读博士的许传玺。第一次邂逅，许传玺给徐显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许传玺对国内发生的变化特别关心，和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直询问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当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邀请他回国。”
4年之后，许传玺放弃一切优厚的待遇踏上回国的路程，而他在众多邀请中最终选择的果然是徐显明担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
不少人好奇地问徐显明到底开出了什么条件？“事业与空间，是吸引这位年轻人的关键因素。”徐显明说，他与许传玺几乎没有谈到物质待遇问题，他们的交流主要是在探讨“创办一所中国发展所迫切需要、培养有国际视野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法学院”。
“美国法多年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跨国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研究美国法已成为维护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必要途径。”让徐显明十分慨叹的是，在WTO等大型谈判场合，有时我们竟找不出一位精通中美法律的专业人才：“令人心痛啊！”
徐显明求贤若渴，许传玺报国心切。2002年，许传玺回国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并开始筹建以中美法律比较为重点的中美法学院。论及个人得失，许传玺说：“创办中美法学院符合我的专业兴趣，也可以成为中美法学交流的有效途径，还可以为国家的法制建设提供建设性意见、培养高端人才。对我来说，这比‘收入高、待遇好’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
“创业，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不仅需要热情和理想，更需要坚韧的实干精神。”
在漫长而艰苦的求学之路上，聪明、勤奋的许传玺曾喜欢过文学、历史，钻研过哲学，攻读过国际政治和社会文化人类学，但他最后却选择了法学。他说：“法学最讲求实践性，关注的是权利、义务等实质内容，是一门参与性很强的学科。”
一直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许传玺，5年来，不辞辛劳、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能力、才华、心血投入到为国服务之中。
创建中美法学院，许传玺被委以重任。由于条件所限，这所新建的学院在长达１年的时间里，办公经费和办公空间都非常缺乏。面对种种困难，许传玺坦率承认，事先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他并不因此气馁，也不一味抱怨，更没有打退堂鼓，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去争取，去转变困境。
许传玺不等，不靠，他把自己的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甚至车辆都用于学院办公，甚至动用自己的积蓄作为学院的启动经费。新来的行政人员一时没有办完调入手续领不到工资，他干脆拿出自己的钱，为大家发了几个月的工资。
中美法学院从筹建到运转、招生，事情千头万绪，许传玺经常工作到深夜。政法大学办公楼每天晚上11点关门，而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的许传玺，每每被锁在楼里，不得不请保安来为他开门。日子久了，他和保安成了老熟人。中美法学院办公室主任尹超说，这5年，许老师全身心投入，极少休假，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已经成了常事。
靠着他和大家兢兢业业的不懈努力，中美法学院创办的第2年就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法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并同时开始在国家统一计划内招生。如今，学院已经先后招收了4届研究生，报考人数逐年增长，在国内法学教育领域打出了自己的知名度。
更让人欣喜的是，中美法学院这个平台，加上许传玺特殊的学术背景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一批在国外一流大学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崔威，现在已经是中美法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谈及自己回国任教，他说，受许传玺的影响很大。“传玺多次与我通过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等进行沟通。他对我说，目前国内的发展势头是百年不遇的，如果能够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总比在国外多赚些钱有意义。”
“以传玺的出色学术成就尚且义无反顾，这对我很有感召力。”崔威决定回国一起奋斗。
齐东祥、胡霁光、郝倩、王昶、彭亚楠……一个个在国外获得法学博士的青年才俊陆续走进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开始他们新的事业，新的生活。中美法学院的影响力随之迅速扩大，甚至连美国的同行们也刮目相看。
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的车虎，最初得知国内这个新生的法学院，就是通过他的美国导师的推荐。车虎记得，当时他的导师告诉他，许传玺回国创办了中美法学院，“那是一个很好的事业”，并建议他回来看看。
一拿到博士学位就“回来看看”的车虎，成了中美法学院吸纳的第3位“海归”教师。现在已是副教授、院长助理的车虎说，他们这个团队十分融洽，每个人虽各有主攻方向，但又能互相激发，互相理解，互相认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创业，一起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目前，中美法学院已经拥有15位全职教师，几乎囊括了近年来所有在国外知名大学取得法学博士的“海归”人才。“爱才如命”的徐显明校长称道说：“许教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凝聚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团队。”
“一个人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强盛做些实际的贡献，是任何报酬都换不来的荣幸。”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参与国际活动日益增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作为具有突出国际学术背景和专业能力的法学专家，许传玺从一回国，就相继被国家有关部门聘请为法律顾问或咨询专家，还经常负责我国法律条文翻译的审定等。
承担这些额外的工作不仅要求高，任务重，且无名无利，但许传玺却毫无怨言，全心投入。
2003年8月，受国务院选派，许传玺作为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韩国召开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28次全会。在此次全会上，我国派出的主管官员要竞选该联合会副主席。许传玺以一贯的认真和严谨，对联合会的法律框架和国际惯例进行了细致研究，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制定了周密的竞选方案并指导实施。当中方以绝对优势胜出的那一刻，一向理性内敛的许传玺禁不住热泪盈眶。
仅仅2个月后，许传玺又以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的身份出现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第14届缔约国大会上。在中国代表团20多位成员中，许教授被公认是最忙碌的一位：他要起草向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还要处理各类法律文书和文件，经常彻夜不眠。大会结束时，他的两鬓竟平添了丝丝白发。
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并由中方担任大会主席。许传玺再次出任中方首席法律专家。他协助处理了大量有关法律事务和国际政治事务，为提高我国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许传玺又一次作为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执委会。在这次会议上，他通过代理投票，成功地协助我国哈尔滨扭转不利局面，成为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举办城市，由此改写了我国从未举办过世界性冬季综合体育赛事的历史。
“一个人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强盛做些实际工作，那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许传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眼下，他除了学院本身的领导工作，还担任着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国际交流委员会副主任等；担任着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评议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译审专家等。
“爱国，就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个人利益和个人得失之上。”许传玺说，爱国主义不是喊口号，不是煽情，而是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哪怕这意味着牺牲个人收入、时间和其他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爱国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摘自“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世赋◇
22岁时，他走出北大校门，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陌生的环境，求学的艰辛，生活的拮据以及独在异国他乡的寂寞，都不曾动摇他的信心和意志。
33岁时，他已经有了优异的学术成绩、“杰出人才”的口碑、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相当于2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却舍弃这一切，毅然返回祖国。
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很多人对他的选择或不解或惊讶。他的一位美国朋友，得知他丢下美国律师不当，回国就任每年只有6万元人民币的法学教授，由衷地钦佩：“你真的很高尚！”
他自己却以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归属：“一个人把他领到的第一份工资交给自己的父母和一个人把自己的所学贡献给祖国，不是理所当然，理应如此的吗？”
“他做人谦逊质朴，犹如平和的绿色；他做学问、做工作成就斐然，犹如灿烂的金色。”
初见许传玺的人，多少都会在心里有些惊讶：北京大学的高才生，美国耶鲁和哈佛两大名校的双料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美国法律研究院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院士……
这些随便哪一项都足以令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光环，环绕在这位年仅38岁的学者身上，而他却依然谦和、内敛和友善。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用两种颜色形容他眼中的许传玺：“许教授做人谦逊，犹如平和的绿色；而做学问做工作则成就斐然，犹如灿烂的金色。”
1983年，15岁的许传玺以山东省高考外语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4年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北大国际政治系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向的硕士生。1990年许传玺踏上了留学美国的征程，并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用“优秀”二字概括许传玺的求学历程，可谓恰如其分。在耶鲁的6年，他一直是学校最高奖学金获得者，被教授们视为本专业最出色的人才，并被推举为《耶鲁人类学学刊》主编。当他日后要离开耶鲁前往哈佛攻读法学博士时，他的教授在推荐信上写道：“他（许传玺）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唯一的担心是：他可能就此离开人类学这个领域，那将是我们专业的重大损失。”
许传玺的表现印证了自己导师的推荐。在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国精英的哈佛法学院，他依然出类拔萃。在学院纠问式的课堂上，他的回答总是迅速、准确、恰到好处；凭着优异的成绩，他不仅每年都获得高额奖学金，还担任了美国国际法学权威期刊之一的《哈佛国际法学刊》编委。
这个生活简单朴素、性格谦逊随和的中国人，靠什么在世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取得如此成就呢？
许传玺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他觉得，是勤奋让他不断进步。在国外求学多年的经历，让他深深感悟到：“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实力。”
凭借这样的精神和非凡的努力，许传玺在即使美国人也很难跻身其中的美国权威学术机构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2000年，他被世界比较法领域最权威的《美国比较法学刊》聘为编委，同时被美国比较法学会聘为理事，成为该学刊和该学会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中国人；２００１年，他被耶鲁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聘为第一位专职研究员；特别是他回国两年后的2004年，由于他杰出的工作成就，当选为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成为美国法律研究院的第8位亚洲院士，也是该院院士中第一位中国内地学者。
“这是一个标志。”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说。美国法律研究院是美国主流的法学家团体，许传玺教授能够当选院士，不仅是他个人的事，也说明我国法学界获得了与美国主流法学界交流对话的资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那是自己生存的根。我从出国时就知道，虽然不知什么时候，但最后肯定要回来。”
从哈佛毕业后，许传玺进入著名的美国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驻纽约总部，成了一名让很多美国人都“眼热”的律师。
丰厚的收入、良好的社会地位、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广阔的发展空间是众多学子所追求的目标，而在许传玺身上都已经变成现实。
可就在这时，他却舍弃这一切返回祖国。
至今，很多人见到他还要问：“为什么？图什么？”
许传玺似乎也说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他觉得：“回家，还需要理由吗？”
美国，是他学有所成，崭露头角的地方。八九年的时间，他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培养了自己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但中国，是他生长的地方，是融入血脉之中的挂念。无论他的人类学研究还是他的法学研究，他选择的课题自然而然地都与中国有关；虽身在大洋彼岸，他却时时关注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1998年，中国第一个法学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团员中就有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助理兼法学院院长，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代表团应邀来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参观时，徐显明结识了正在这里攻读博士的许传玺。第一次邂逅，许传玺给徐显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许传玺对国内发生的变化特别关心，和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直询问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当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邀请他回国。”
4年之后，许传玺放弃一切优厚的待遇踏上回国的路程，而他在众多邀请中最终选择的果然是徐显明担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
不少人好奇地问徐显明到底开出了什么条件？“事业与空间，是吸引这位年轻人的关键因素。”徐显明说，他与许传玺几乎没有谈到物质待遇问题，他们的交流主要是在探讨“创办一所中国发展所迫切需要、培养有国际视野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法学院”。
“美国法多年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跨国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研究美国法已成为维护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必要途径。”让徐显明十分慨叹的是，在WTO等大型谈判场合，有时我们竟找不出一位精通中美法律的专业人才：“令人心痛啊！”
徐显明求贤若渴，许传玺报国心切。2002年，许传玺回国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并开始筹建以中美法律比较为重点的中美法学院。论及个人得失，许传玺说：“创办中美法学院符合我的专业兴趣，也可以成为中美法学交流的有效途径，还可以为国家的法制建设提供建设性意见、培养高端人才。对我来说，这比‘收入高、待遇好’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
“创业，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不仅需要热情和理想，更需要坚韧的实干精神。”
在漫长而艰苦的求学之路上，聪明、勤奋的许传玺曾喜欢过文学、历史，钻研过哲学，攻读过国际政治和社会文化人类学，但他最后却选择了法学。他说：“法学最讲求实践性，关注的是权利、义务等实质内容，是一门参与性很强的学科。”
一直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许传玺，5年来，不辞辛劳、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能力、才华、心血投入到为国服务之中。
创建中美法学院，许传玺被委以重任。由于条件所限，这所新建的学院在长达１年的时间里，办公经费和办公空间都非常缺乏。面对种种困难，许传玺坦率承认，事先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他并不因此气馁，也不一味抱怨，更没有打退堂鼓，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去争取，去转变困境。
许传玺不等，不靠，他把自己的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甚至车辆都用于学院办公，甚至动用自己的积蓄作为学院的启动经费。新来的行政人员一时没有办完调入手续领不到工资，他干脆拿出自己的钱，为大家发了几个月的工资。
中美法学院从筹建到运转、招生，事情千头万绪，许传玺经常工作到深夜。政法大学办公楼每天晚上11点关门，而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的许传玺，每每被锁在楼里，不得不请保安来为他开门。日子久了，他和保安成了老熟人。中美法学院办公室主任尹超说，这5年，许老师全身心投入，极少休假，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已经成了常事。
靠着他和大家兢兢业业的不懈努力，中美法学院创办的第2年就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法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并同时开始在国家统一计划内招生。如今，学院已经先后招收了4届研究生，报考人数逐年增长，在国内法学教育领域打出了自己的知名度。
更让人欣喜的是，中美法学院这个平台，加上许传玺特殊的学术背景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一批在国外一流大学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崔威，现在已经是中美法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谈及自己回国任教，他说，受许传玺的影响很大。“传玺多次与我通过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等进行沟通。他对我说，目前国内的发展势头是百年不遇的，如果能够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总比在国外多赚些钱有意义。”
“以传玺的出色学术成就尚且义无反顾，这对我很有感召力。”崔威决定回国一起奋斗。
齐东祥、胡霁光、郝倩、王昶、彭亚楠……一个个在国外获得法学博士的青年才俊陆续走进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开始他们新的事业，新的生活。中美法学院的影响力随之迅速扩大，甚至连美国的同行们也刮目相看。
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的车虎，最初得知国内这个新生的法学院，就是通过他的美国导师的推荐。车虎记得，当时他的导师告诉他，许传玺回国创办了中美法学院，“那是一个很好的事业”，并建议他回来看看。
一拿到博士学位就“回来看看”的车虎，成了中美法学院吸纳的第3位“海归”教师。现在已是副教授、院长助理的车虎说，他们这个团队十分融洽，每个人虽各有主攻方向，但又能互相激发，互相理解，互相认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创业，一起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目前，中美法学院已经拥有15位全职教师，几乎囊括了近年来所有在国外知名大学取得法学博士的“海归”人才。“爱才如命”的徐显明校长称道说：“许教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凝聚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团队。”
“一个人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强盛做些实际的贡献，是任何报酬都换不来的荣幸。”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参与国际活动日益增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作为具有突出国际学术背景和专业能力的法学专家，许传玺从一回国，就相继被国家有关部门聘请为法律顾问或咨询专家，还经常负责我国法律条文翻译的审定等。
承担这些额外的工作不仅要求高，任务重，且无名无利，但许传玺却毫无怨言，全心投入。
2003年8月，受国务院选派，许传玺作为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韩国召开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28次全会。在此次全会上，我国派出的主管官员要竞选该联合会副主席。许传玺以一贯的认真和严谨，对联合会的法律框架和国际惯例进行了细致研究，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制定了周密的竞选方案并指导实施。当中方以绝对优势胜出的那一刻，一向理性内敛的许传玺禁不住热泪盈眶。
仅仅2个月后，许传玺又以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的身份出现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第14届缔约国大会上。在中国代表团20多位成员中，许教授被公认是最忙碌的一位：他要起草向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还要处理各类法律文书和文件，经常彻夜不眠。大会结束时，他的两鬓竟平添了丝丝白发。
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并由中方担任大会主席。许传玺再次出任中方首席法律专家。他协助处理了大量有关法律事务和国际政治事务，为提高我国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许传玺又一次作为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执委会。在这次会议上，他通过代理投票，成功地协助我国哈尔滨扭转不利局面，成为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举办城市，由此改写了我国从未举办过世界性冬季综合体育赛事的历史。
“一个人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强盛做些实际工作，那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许传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眼下，他除了学院本身的领导工作，还担任着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国际交流委员会副主任等；担任着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评议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译审专家等。
“爱国，就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个人利益和个人得失之上。”许传玺说，爱国主义不是喊口号，不是煽情，而是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哪怕这意味着牺牲个人收入、时间和其他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爱国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摘自“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世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