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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静守在文学的边城到走进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并没有以消极退隐的方式以求自保。只是在一种不作广告，不事声张，旁人迷惑不解，自身也默默无语状态中，开始向另一片天地的艰难跋涉。
1985年，美国女记者去采访沈从文，问他文革的情况。沈从文淡淡地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料，沈从文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
晚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沈从文木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忽然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这句话，也成了他的遗言。沈从文跟随着中国历史的巨浪不断翻滚，他有过最顶峰的时期，却经历过动荡不堪的岁月。但，沈从文始终选择对这个世界保持缄默，不论是那个时代还是对他被迫放下的文学。
“读好书，救救国家！”
1921年，沈从文离开家乡，去了北京，投靠当时正在北京的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
田真一见到沈从文，便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来北京，作什么的？”沈从文老实地回答：“我来寻找理想，想读点书。”
见沈从文一副天真浪漫神气，田真一苦笑起来，“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作，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36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得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
过了六年的军队生活，足见了太多的杀戮，他认为自会有读书才可救国。“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沉默了一会，田真一微笑着，诚恳地对沈从文说：“好，好，你来得好。可是我得告诉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很多年下来，沈从文一直靠着这个信仰活着。
随后田真一夫妇便离开了北京，留下沈从文独自在北京。
他每天早上吃三两个馒头、一点泡咸菜，就出门，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直到闭馆时才返回住处。有时来得早了些，图书馆还没开门，他就在外面候着，门一开就拥进去。到了冬天，北京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几度，沈从文仍然穿着薄薄单衣。逢图书馆不开门的日子，他便呆在会馆里。冬天屋里没有火炉，他就钻进被窝，看随身带来的那本《史记》。
沈从文一边自学，一遍投稿。最后在徐志摩的推荐下，到了北京大学教书。
“楚人的血液正给我命定的悲剧性”
上世纪20年代起，沈从文不断地出作品，引起文学界很大的关注，他也成为很多学生追捧的对象。1934年前后，是沈从文创作的辉煌期。那时，他的《边城》、《湘行散记》便声名鹊起，气撼文坛了。
沈从文的笔下多为湘西下层人，情节有时候乖张怪戾，但他的文字却一如湘西凤凰沱江之水一般隽永，缓缓流淌进入人心。《沈从文湘西散记》的编辑饶毅大量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她感叹道“十四部作品慢慢看下来，就容易被他慢慢带进去，人物、情感慢慢地渗透。他细腻地描写着极质朴的人性。”
沈从文的文字完全的内化，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慷慨激昂的话言。他追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在他看来，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燃烧起作家个人的生命之火。因此，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能忍受。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安静地守着自己内心的边城。
1949年以后，沈从文再也没有提起笔创作文学作品。
他走出湘西20多年来，在旁人不易想象的情形中，追究“文学运动”的意义，学习运用手中一支笔，实证生命的价值，内心世界的独立与自由，这条路在文学政治化的潮流挤迫下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批斗的喧嚣中，他沉缅于那个与自己最初的生命相连结的世界，从中获取一缕春温，故乡的山水便影影绰绰地扑到他的眼前。
但往事的慰藉无法持续，转增成了痛楚。原先那个对生命有理性、有计划的自己，正在被那个宿命论的自己战胜。沈从文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软弱。他写过一句这样的话：“楚人的血液正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他开始无意识地迷乱，耳边常常响起一种声音：“转来吧，你这个乡下人！你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湘西才许是最后的归宿！”他有时候在家呆着呆着，就细声地念叨起来“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语调里透着悲哀。
最终，他拿起了小刀，往自己动脉血管上划了一刀，血瞬间涌出来，头、脖子、手脚全部都是血，他发出微微的呻吟声。
被救活之后，沈从文像个孩子一样哭泣。命被救活了，文学曾给他的那份率性自由和不忌生冷的脾性，也从此远离。 1950年以后，沈从文主动请缨去了历史博物馆。
“他的微笑不收不放，好像录像定格”
沈从文天不亮就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林斤渊被曾祺带着到天安门后边的午门楼上，看几件出土文物，也是去拜访沈从文。林斤渊在《微笑的失落》一文，谈到初见沈从文的印象：“午门院子里没有人进进出出，城墙、台阶、箭垛都还坑坑洼洼，城墙楼上红漆脱落，白木乌黑，沈先生当年已年过半百，在这里面坐着，旧窗旧桌旧藤椅。看见我们进来，招呼的声音细小，听不真。可是的确微笑……
他站起来，自己带我们去看出土文物。我们连声说不必，随便哪位青年指点一下就行了。他只是微笑，说了句什么听不清楚，只是微笑着往外走。曾祺不放心那坑坑洼洼，一路指点、提醒、警告，沈先生只是微笑。
走到一些贴在册页上的破绢烂缟面前，沈先生解说着，解说中断，眼光下沉，微笑也不收不放，就好像录像定格……这些东西都是他亲眼看过多少遍，亲手挑选出来的，难道又有新发现了？……
这天告别时候，曾祺大声，满屋子都听得见，口气倒像是交代几件事：注意休息，有的会可以不开。有的事让别人去做等等。
沈先生只是微笑，也说句把什么，还是细小不知所云。
林斤澜说，其实沈从文是见过面的。文艺界搞统战，有时叫做撒大网的活动，也网罗到沈从文。沈从文大概是寂寞，过来了，脚步都不出声地走来，微笑着。见到老熟人也不笑得大点，不多说几句。见到陌生的年轻人，也不笑得小点，说两句什么。南方口音，细微，以为别人没必要认真听，或者以为别人是不会认真听的。
沈从文研究文物，与静止的坛坛罐罐打交道。相比于其他地方，这里自然安静了许多，可以更少地与人打交道。在当时巨大的政治风波下，沈从文选择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在这个角落里他并没有苟延喘息，而是安身立命。
1981年，沈从文悉心撰写多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问世了，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它又作为国礼，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胡乔木写信向沈从文祝贺说：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80年代第一位研究沈从文的凌宇说：“沈从文并没有以消极退隐的方式以求自保。只是在一种不作广告，不事声张，旁人迷惑不解，自身也默默无语状态中，开始向另一片天地的艰难跋涉，当终于有一天，人们在那片新的领域里发现了沈从文的身影时，便不能不惊叹生命所能创造的奇迹。”
1988年，沈从文离世。家人问他有什么想说的话，他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1985年，美国女记者去采访沈从文，问他文革的情况。沈从文淡淡地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料，沈从文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
晚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沈从文木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忽然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这句话，也成了他的遗言。沈从文跟随着中国历史的巨浪不断翻滚，他有过最顶峰的时期，却经历过动荡不堪的岁月。但，沈从文始终选择对这个世界保持缄默，不论是那个时代还是对他被迫放下的文学。
“读好书，救救国家！”
1921年，沈从文离开家乡，去了北京，投靠当时正在北京的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
田真一见到沈从文，便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来北京，作什么的？”沈从文老实地回答：“我来寻找理想，想读点书。”
见沈从文一副天真浪漫神气，田真一苦笑起来，“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作，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36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得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
过了六年的军队生活，足见了太多的杀戮，他认为自会有读书才可救国。“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沉默了一会，田真一微笑着，诚恳地对沈从文说：“好，好，你来得好。可是我得告诉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很多年下来，沈从文一直靠着这个信仰活着。
随后田真一夫妇便离开了北京，留下沈从文独自在北京。
他每天早上吃三两个馒头、一点泡咸菜，就出门，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直到闭馆时才返回住处。有时来得早了些，图书馆还没开门，他就在外面候着，门一开就拥进去。到了冬天，北京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几度，沈从文仍然穿着薄薄单衣。逢图书馆不开门的日子，他便呆在会馆里。冬天屋里没有火炉，他就钻进被窝，看随身带来的那本《史记》。
沈从文一边自学，一遍投稿。最后在徐志摩的推荐下，到了北京大学教书。
“楚人的血液正给我命定的悲剧性”
上世纪20年代起，沈从文不断地出作品，引起文学界很大的关注，他也成为很多学生追捧的对象。1934年前后，是沈从文创作的辉煌期。那时，他的《边城》、《湘行散记》便声名鹊起，气撼文坛了。
沈从文的笔下多为湘西下层人，情节有时候乖张怪戾，但他的文字却一如湘西凤凰沱江之水一般隽永，缓缓流淌进入人心。《沈从文湘西散记》的编辑饶毅大量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她感叹道“十四部作品慢慢看下来，就容易被他慢慢带进去，人物、情感慢慢地渗透。他细腻地描写着极质朴的人性。”
沈从文的文字完全的内化，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慷慨激昂的话言。他追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在他看来，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燃烧起作家个人的生命之火。因此，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能忍受。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安静地守着自己内心的边城。
1949年以后，沈从文再也没有提起笔创作文学作品。
他走出湘西20多年来，在旁人不易想象的情形中，追究“文学运动”的意义，学习运用手中一支笔，实证生命的价值，内心世界的独立与自由，这条路在文学政治化的潮流挤迫下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批斗的喧嚣中，他沉缅于那个与自己最初的生命相连结的世界，从中获取一缕春温，故乡的山水便影影绰绰地扑到他的眼前。
但往事的慰藉无法持续，转增成了痛楚。原先那个对生命有理性、有计划的自己，正在被那个宿命论的自己战胜。沈从文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软弱。他写过一句这样的话：“楚人的血液正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他开始无意识地迷乱，耳边常常响起一种声音：“转来吧，你这个乡下人！你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湘西才许是最后的归宿！”他有时候在家呆着呆着，就细声地念叨起来“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语调里透着悲哀。
最终，他拿起了小刀，往自己动脉血管上划了一刀，血瞬间涌出来，头、脖子、手脚全部都是血，他发出微微的呻吟声。
被救活之后，沈从文像个孩子一样哭泣。命被救活了，文学曾给他的那份率性自由和不忌生冷的脾性，也从此远离。 1950年以后，沈从文主动请缨去了历史博物馆。
“他的微笑不收不放，好像录像定格”
沈从文天不亮就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林斤渊被曾祺带着到天安门后边的午门楼上，看几件出土文物，也是去拜访沈从文。林斤渊在《微笑的失落》一文，谈到初见沈从文的印象：“午门院子里没有人进进出出，城墙、台阶、箭垛都还坑坑洼洼，城墙楼上红漆脱落，白木乌黑，沈先生当年已年过半百，在这里面坐着，旧窗旧桌旧藤椅。看见我们进来，招呼的声音细小，听不真。可是的确微笑……
他站起来，自己带我们去看出土文物。我们连声说不必，随便哪位青年指点一下就行了。他只是微笑，说了句什么听不清楚，只是微笑着往外走。曾祺不放心那坑坑洼洼，一路指点、提醒、警告，沈先生只是微笑。
走到一些贴在册页上的破绢烂缟面前，沈先生解说着，解说中断，眼光下沉，微笑也不收不放，就好像录像定格……这些东西都是他亲眼看过多少遍，亲手挑选出来的，难道又有新发现了？……
这天告别时候，曾祺大声，满屋子都听得见，口气倒像是交代几件事：注意休息，有的会可以不开。有的事让别人去做等等。
沈先生只是微笑，也说句把什么，还是细小不知所云。
林斤澜说，其实沈从文是见过面的。文艺界搞统战，有时叫做撒大网的活动，也网罗到沈从文。沈从文大概是寂寞，过来了，脚步都不出声地走来，微笑着。见到老熟人也不笑得大点，不多说几句。见到陌生的年轻人，也不笑得小点，说两句什么。南方口音，细微，以为别人没必要认真听，或者以为别人是不会认真听的。
沈从文研究文物，与静止的坛坛罐罐打交道。相比于其他地方，这里自然安静了许多，可以更少地与人打交道。在当时巨大的政治风波下，沈从文选择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在这个角落里他并没有苟延喘息，而是安身立命。
1981年，沈从文悉心撰写多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问世了，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它又作为国礼，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胡乔木写信向沈从文祝贺说：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80年代第一位研究沈从文的凌宇说：“沈从文并没有以消极退隐的方式以求自保。只是在一种不作广告，不事声张，旁人迷惑不解，自身也默默无语状态中，开始向另一片天地的艰难跋涉，当终于有一天，人们在那片新的领域里发现了沈从文的身影时，便不能不惊叹生命所能创造的奇迹。”
1988年，沈从文离世。家人问他有什么想说的话，他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