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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亿港元！10月5日晚香港苏富比一锤定音，曾梵志“面具系列”中最大尺幅的《最后的晚餐》拍出了中国和亚洲当代的新纪录。
这已经不是曾梵志第一次拍出天价了，在2008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同样是“面具系列”的《面具系列1996 No.6》最终拍出7536万港元。这个数字，打破了前一年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的7425万港元纪录，曾梵志成了当时最贵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后来，这个纪录被张晓刚打破，如今，1.8亿港元也让他甩开了所有的亚洲同行。
曾梵志在哪里？从拍卖槌落下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人都在找他，他却悄悄地收拾行装“逃”去了欧洲。半个月之后，这幅天价油画出现在了巴黎市立当代美术馆，曾梵志在这里举办了他在法国的首次阶段性学术回顾展。
天价，我不受影响
尽管看上去是1.8亿在前，巴黎个展在后，但事实却是，为了这一次的巴黎个展，曾梵志准备了整整三年。
在这次巴黎个展之前，曾梵志已经得知《最后的晚餐》会登上今年的香港苏富比秋拍。当时，他就有些担心，“我不希望价格变成一个话题，盖住展览背后的学术性。”所谓的“学术性”就是曾梵志对这次巴黎个展的定位—阶段性研究回顾展。展览中的40件绘画和雕塑作品，涵盖了他二十五年艺术生涯的各个时期。但这其中，只有几件是曾梵志自己的。所以他称这次是一个“借展”，《最后的晚餐》是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借来的，《兔子》是从法国大富豪皮诺的基金会里借来的，他们都和美术馆签很严格的合同。
曾梵志一再地强调作品本身，但是，1.8亿注定会成为问题，他知道这个问题是躲不过去的—不断地有人问他创下新纪录之后的感想， “我不受影响”，他说，说完后又特意补了一句：“可能别人也不一定相信。”而这一天价也让这幅画的运输和保险费用大大增加。
展览开幕前夕，佳士得老板弗朗索瓦·皮诺特别做东，为曾梵志举办了一场中法名流云集的预展晚宴。法国外交部长、巴黎市长、卢浮宫新任馆长、高古轩画廊老板，还有很多商界、艺术界的要人，都出现在活动现场，美术馆馆长法布里斯·艾尔高特称，这是他到美术馆七年以来最盛大的一次聚会。“这是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第一次用与对待西方艺术家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展示非西方艺术家。”筹备了三年之久的这场展览，一下子成为了“巴黎的大事件”，街头随处可见醒目的展览海报，最新一期法国《今日艺术》以他的作品为封面。
但所有的特殊都到此为止，巴黎的布展完全按照时间脉络来陈列，《最后的晚餐》只是普普通通的1/40。
一走进美术馆大厅，迎面就是曾梵志为这次个展绘制的新作——在展览开幕前一个月创作完成的风景《无题》，展现了曾梵志“乱笔系列”的独特风格。由此进入，展览以倒叙的方式分为五个部分，从“乱笔系列”到“面具系列”再到“医院系列”，中间还分布着各系列间过渡时期的作品。而当你回溯到他最早期的“医院系列”之后，前面并没有出口，而必须返身根据原路返回。这样，观众就在倒叙之后又按照顺叙的方式走了一遍曾梵志的创作之路。
如此用心良苦的布展，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就是要为欧洲观众摘掉曾梵志的“面具”。这位以“面具系列”闻名于世也饱受争议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用作品与观众交流，来改变他在人们心中戴着面具的刻板印象。
根据全球艺术市场信息网ArtPrice近几年的统计，曾梵志的确是当今中国最贵的艺术家。但在曾梵志看来，拍卖市场跟艺术家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价格波动更是艺术家没法控制和掌握的，“艺术家唯一可控的，只有把自己的作品完成好，在创作上保持绝对的自由，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成长，忠实于内心
在“面具系列”中，学生模样的人物总是戴着红领巾，这个符号对曾梵志来说，却是童年的心灵创伤。上小学时，红领巾意味着荣誉，代表着被集体接纳和认可。当时他所在班级大约有五十名学生，“全班只有两个人没戴红领巾，我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被排除在集体之外的孤独感，给曾梵志之后的人生和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初中毕业时，他对学校的厌恶增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曾梵志求父母让他走上社会。于是父亲安排他进了一家印刷厂，结果反而让他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大他十岁的一个邻居大哥因为没考上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就闲来教他画画。谁也没有想到，曾梵志就这样找到了自己一生的追求。“那时候画画成了我的一个寄托，但是完全没有想过画画还能念大学。”拿起画笔的曾梵志决定重返校园。
为了考进湖北美院，曾梵志参加了高考补习班，重新面对最令他头疼的文化课。这一考就是五年，他每年都坚定不移地报考湖北美院。直到1987年，23岁的他总算成为了那一届油画系招收的八名新生之一。在课余时间里，他开始了自由创作。当他把这些画带进课堂的时候，却同时拿到了两个分数，年轻老师打了98分，而老教师只给了68分。
毕业分配进入武汉的一家广告公司，但他并没有扔掉画笔。那时，他住在武汉协和医院附近。因为住的房子没有洗手间，他每天都得往医院跑，也就天天都能看见在医院排队的病人。“艺术家肯定要表现自己的生活”，于是他画出了最早成名的“医院系列”，其中最著名的那张《协和三联画》，后来也成为曾梵志最早登上杂志、最早卖出的作品。
第一次登上杂志是美国的《艺术新闻》，1991年一位外国艺术评论人在武汉考察时看中了曾梵志的作品。没过多久，这幅画又登上了《江苏画刊》，曾梵志收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300块钱。
那一年夏天，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找到了他，为他引荐了香港汉雅轩老板张颂仁。张颂仁问他：“《协和三联画》多少钱肯卖？”曾梵志不知道怎么开口，张颂仁说：“我给你2000块吧。”
曾梵志没想到得是，几天后，张颂仁交到他手里的是美金，那一刻，他决定终身一画画为业。
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曾梵志第一次卖画。当年第一次卖画，他只换回了一台电风扇。武汉的夏天特别热，有了电风扇，他就不用一边画画一边摇扇子了。但这一次卖画的经历，无疑给了他莫大的鼓励，让他有勇气来北京闯荡一番。1993年，朋友帮他在三里屯租了一间月租300元的小平房。一个月之后，他带着母亲给的100斤粮票，开始了北漂生涯。 刚到北京的时候，曾梵志继续画在武汉时的“医院系列”，“但我当时觉得，这和我的生活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时候的曾梵志最怕被居委会盘查暂住证，每到这时，他就好像戴着面具做人。”“我在这儿画画，我亲戚住在这儿。”每次被查，曾梵志都会说这同一句话，那时候租房子要管房东叫表姐、表哥，他们就是他口中的“亲戚”。
在北京没什么朋友，曾梵志的普通话也不好，经常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起初他总往栗宪庭家跑，去多了又不好意思了，于是就蹲在人家门口。在这个门口，他等到了刘炜、方力钧、宋永红、王劲松，这才多了四个可以说话的好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画“面具系列”。白色的狂欢节面具上，画着张扬的笑脸，而戴着这些面具的，则是被降格为附庸的人。就是这个极具符号感的“面具系列”，后来成为曾梵志最受欢迎的作品。或者用他的话说，应该是“卖的最好”的作品。如今，他个人拍卖排名前三的高价，都出自这个系列。
有人曾经出上亿元，想请曾梵志画20张“面具系列”，但是被曾梵志一口拒绝了。“我不能为了钱，把艺术生命坏了。”因为太受欢迎，面具和红领巾，一度成为贴在曾梵志身上的标签，想撕都撕不下来。“心不在这张画里了，我画不出来了。其实，我的创作一直追求一种陌生感。”于是，从1999年起，他开始越来越少画面具。而到2004年，曾梵志决定和这个与“面具系列”彻底说再见。“再往下走，就要从熟练走到俗气了。”
曾梵志有一张传统的静坐椅，动笔之前，他会坐在上面凝神。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次他都需要脱下鞋子放在一边。画画的时候，面对一张空白的画布，想象一些东西，但上面没有构图，每一笔都是随性的。在他看来“任何理论或是现实的杂念，都会影响创造力，创作都是要忠实自己内心的。”
争议，用时间回答
当你想到曾梵志时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天价背后的钱。
他从来都不否认和遮掩自己对于奢侈品的喜爱。他会不厌其烦地对身边的朋友讲他的穿着，衬衫是亚洲唯一的一件，墨镜又是价值多少多少……他画画喜欢连续作业，需要吃虫草补气，他告诉别人，非三十万的不能吃。
很多人都不再当他是艺术家，取而代之的是“时尚先生”，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一个老朋友跟他说，前几天在某时尚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他，捧着一堆昂贵的画笔，双手抱在胸前。他承认自己会想到底该选哪张照片，在镜头前到底应不应该拿一支昂贵的画笔，“但是，”他笑了一下，说：“那都是演的。”
“我特别讨厌别人说我时尚。可能我参加了一次时尚活动，就会被报道一百次。”曾梵志说，自己只不过是比一般的画家穿得整齐一些，“在刚刚开始学艺术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出门时要干干净净的。尽管那时候，没有几件衣服可以穿，更不用说名牌，但是至少要穿得干净。你穿得干净，别人会觉得你很讲究。因为其他艺术家可能不洗。洗与不洗是有区别的。”
这也和他从小养成的习惯有关，“我父母从小就逼着我做家务，从七八岁开始，洗地毯、洗菜、做饭、洗衣服我都要做，怎么把这些琐事做好，我从小就学。小时候学会了这些东西，等我一个人来北京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从小养成的习惯让曾梵志受益匪浅，有时也显得有些“多余”。比如， 曾梵志在1990年在内地城市武汉举办的首个个展上，在几乎不可能有外国人参展的情况下，他还是把展览前言做成了中英文双语。
他极力地想摆脱“时尚先生”的称呼，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为赤裸裸的“天价先生”。
随着身价的攀升，有人哭着喊着来求画，说，“我本来想在卧室放你和张晓刚的画，但现在只想放你的画。”他抵不住恭维，把画低价给了对方。“第二天，却看到那画被拍到了几百万。最生气的是，别人挣的钱也记到我头上。”
几乎在每一次天价拍卖之后，还总有好事者抛出“天价做局”的谜团。今年苏富比秋拍之后，又有人散布这样的言论。曾梵志的态度是不需要说什么，过几年再看就知道了，“如果靠炒作，跳得再高也是要回到原点的。如果谁的拍卖价格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那么大家就不言自明了。”他说：“就算有人愿意做局，我也不敢啊。”十几个人上同一条船，所有人都宣誓一辈子不泄密，但是总有人会把事情给捅出去，那就彻底完了。
但是，流言蜚语还是不断。去年五月，微博有人爆料称：“曾梵志遭到海关约谈，涉及境外拍卖行把自己的画拍回来。”再次身陷做局的迷团，曾梵志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儿，“又不是约谈我一个人，每个人都谈过。”同时他也正面承认，他曾经买过一件自己的作品，“那件作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当初在完成那张画时，曾梵志自己特别喜欢，但迫于生活的压力，他最终把那批画都卖掉了。后来，回头去梳理自己的创作历程时，他意识到那些作品对自己是最重要的。于是，当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件特别重要的肖像作品出现在市场上时，他就直接把画买回来了。
奇怪的是，这样的质疑和传闻多来自国内，甚至还有人说他抄袭。
曾梵志在伦敦亮相的“乱笔系列”《兔子》被指抄袭德国画家丢勒的作品。类似的质疑其实早在“面具系列”《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出现过，当时很多人指责他完全照搬达·芬奇的同名画作。但曾梵志自己解释说，这是“在挪用基础上的再创作，我们在伦敦做这个展览，在那里根本没有争议。”在他看来，是否是抄袭，完全看后来者能否画的有新意。
这次巴黎的个展中，这两幅饱受争议的作品都在展品之列，欧洲评论界完全没有人提出类似的质疑，只是有人不断地问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办一次这样大型的个展呢？面对这个问题，曾梵志自己也觉得两难，他心里的想法是：“我特别愿意用作品和观众交流。”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和中国观众隔着一层—很多人看到他的作品，都是通过拍卖会、通过媒体。但是这些通通都不是直接面对原作，只是现在在中国本土，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平台、也没有成熟的观众群体。
他到底应该获得怎样的评价？曾梵志至今都清晰地记得一个场景—有一次，他去幼儿园接女儿，他远远地听见幼儿园小朋友问女儿：“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女儿骄傲回答：“我爸是艺术家。”“她特意强调了‘艺术家’三个字，”曾梵志说。
曾梵志的三个“系列”
医院系列 《协和三联画》
这幅画创作于1992年，当时曾梵志住在武汉协和医院附近，有一次受医生给病人看病现象的启示，他创作了《协和三联画》。他并不是如实地表现，而是借创作象征性表现了一些人的生存困境。蓝黑阴冷的背景与白色的前景色调形成了强烈对比，而粗壮有力的线条与夸张的人物造型突出了人们的不安、痛苦、惶恐与绝望，赤裸裸地呈现社会的病态与人在中国社会的渺小与无价值感。
面具系列 《最后的晚餐》
曾梵志的“面具系列”一直颇受好评和追捧，《最后的晚餐》是此系列中尺幅最大的一张。作品规格长4米、高2.2米。取材自达·芬奇的同名作品，曾梵志把宗教人物换成戴上面具的少先队成员，系着红领巾在桌前吃着西瓜。此作是对经济日益发达的中国的一种隐喻，而原作中的犹大，则由一个戴着金黄色西式领带的人物饰演。
乱笔系列 《兔子》
2012年新作，《兔子》的灵感源自德国画家丢勒的素描。这幅作品长、宽都是4米，是“乱笔系列”中的一幅重要作品。巨幅的画布远看是把丢勒的兔子放在了灌木丛中，走近再看兔子就消失了，因为曾梵志的乱笔特色，近看就变成了一幅抽象主义绘画，这也赋予了丢勒的兔子以新的主题。曾梵志一反传统的东西美学，以粗画笔涂上厚厚的颜料，重新演绎丢勒细致复杂的画面和精准纤细的笔触，呼应中国的传统水墨画。
这已经不是曾梵志第一次拍出天价了，在2008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同样是“面具系列”的《面具系列1996 No.6》最终拍出7536万港元。这个数字，打破了前一年蔡国强《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的7425万港元纪录，曾梵志成了当时最贵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后来，这个纪录被张晓刚打破，如今，1.8亿港元也让他甩开了所有的亚洲同行。
曾梵志在哪里？从拍卖槌落下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人都在找他，他却悄悄地收拾行装“逃”去了欧洲。半个月之后，这幅天价油画出现在了巴黎市立当代美术馆，曾梵志在这里举办了他在法国的首次阶段性学术回顾展。
天价，我不受影响
尽管看上去是1.8亿在前，巴黎个展在后，但事实却是，为了这一次的巴黎个展，曾梵志准备了整整三年。
在这次巴黎个展之前，曾梵志已经得知《最后的晚餐》会登上今年的香港苏富比秋拍。当时，他就有些担心，“我不希望价格变成一个话题，盖住展览背后的学术性。”所谓的“学术性”就是曾梵志对这次巴黎个展的定位—阶段性研究回顾展。展览中的40件绘画和雕塑作品，涵盖了他二十五年艺术生涯的各个时期。但这其中，只有几件是曾梵志自己的。所以他称这次是一个“借展”，《最后的晚餐》是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借来的，《兔子》是从法国大富豪皮诺的基金会里借来的，他们都和美术馆签很严格的合同。
曾梵志一再地强调作品本身，但是，1.8亿注定会成为问题，他知道这个问题是躲不过去的—不断地有人问他创下新纪录之后的感想， “我不受影响”，他说，说完后又特意补了一句：“可能别人也不一定相信。”而这一天价也让这幅画的运输和保险费用大大增加。
展览开幕前夕，佳士得老板弗朗索瓦·皮诺特别做东，为曾梵志举办了一场中法名流云集的预展晚宴。法国外交部长、巴黎市长、卢浮宫新任馆长、高古轩画廊老板，还有很多商界、艺术界的要人，都出现在活动现场，美术馆馆长法布里斯·艾尔高特称，这是他到美术馆七年以来最盛大的一次聚会。“这是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第一次用与对待西方艺术家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展示非西方艺术家。”筹备了三年之久的这场展览，一下子成为了“巴黎的大事件”，街头随处可见醒目的展览海报，最新一期法国《今日艺术》以他的作品为封面。
但所有的特殊都到此为止，巴黎的布展完全按照时间脉络来陈列，《最后的晚餐》只是普普通通的1/40。
一走进美术馆大厅，迎面就是曾梵志为这次个展绘制的新作——在展览开幕前一个月创作完成的风景《无题》，展现了曾梵志“乱笔系列”的独特风格。由此进入，展览以倒叙的方式分为五个部分，从“乱笔系列”到“面具系列”再到“医院系列”，中间还分布着各系列间过渡时期的作品。而当你回溯到他最早期的“医院系列”之后，前面并没有出口，而必须返身根据原路返回。这样，观众就在倒叙之后又按照顺叙的方式走了一遍曾梵志的创作之路。
如此用心良苦的布展，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就是要为欧洲观众摘掉曾梵志的“面具”。这位以“面具系列”闻名于世也饱受争议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用作品与观众交流，来改变他在人们心中戴着面具的刻板印象。
根据全球艺术市场信息网ArtPrice近几年的统计，曾梵志的确是当今中国最贵的艺术家。但在曾梵志看来，拍卖市场跟艺术家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价格波动更是艺术家没法控制和掌握的，“艺术家唯一可控的，只有把自己的作品完成好，在创作上保持绝对的自由，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成长，忠实于内心
在“面具系列”中，学生模样的人物总是戴着红领巾，这个符号对曾梵志来说，却是童年的心灵创伤。上小学时，红领巾意味着荣誉，代表着被集体接纳和认可。当时他所在班级大约有五十名学生，“全班只有两个人没戴红领巾，我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被排除在集体之外的孤独感，给曾梵志之后的人生和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初中毕业时，他对学校的厌恶增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曾梵志求父母让他走上社会。于是父亲安排他进了一家印刷厂，结果反而让他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大他十岁的一个邻居大哥因为没考上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就闲来教他画画。谁也没有想到，曾梵志就这样找到了自己一生的追求。“那时候画画成了我的一个寄托，但是完全没有想过画画还能念大学。”拿起画笔的曾梵志决定重返校园。
为了考进湖北美院，曾梵志参加了高考补习班，重新面对最令他头疼的文化课。这一考就是五年，他每年都坚定不移地报考湖北美院。直到1987年，23岁的他总算成为了那一届油画系招收的八名新生之一。在课余时间里，他开始了自由创作。当他把这些画带进课堂的时候，却同时拿到了两个分数，年轻老师打了98分，而老教师只给了68分。
毕业分配进入武汉的一家广告公司，但他并没有扔掉画笔。那时，他住在武汉协和医院附近。因为住的房子没有洗手间，他每天都得往医院跑，也就天天都能看见在医院排队的病人。“艺术家肯定要表现自己的生活”，于是他画出了最早成名的“医院系列”，其中最著名的那张《协和三联画》，后来也成为曾梵志最早登上杂志、最早卖出的作品。
第一次登上杂志是美国的《艺术新闻》，1991年一位外国艺术评论人在武汉考察时看中了曾梵志的作品。没过多久，这幅画又登上了《江苏画刊》，曾梵志收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300块钱。
那一年夏天，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找到了他，为他引荐了香港汉雅轩老板张颂仁。张颂仁问他：“《协和三联画》多少钱肯卖？”曾梵志不知道怎么开口，张颂仁说：“我给你2000块吧。”
曾梵志没想到得是，几天后，张颂仁交到他手里的是美金，那一刻，他决定终身一画画为业。
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曾梵志第一次卖画。当年第一次卖画，他只换回了一台电风扇。武汉的夏天特别热，有了电风扇，他就不用一边画画一边摇扇子了。但这一次卖画的经历，无疑给了他莫大的鼓励，让他有勇气来北京闯荡一番。1993年，朋友帮他在三里屯租了一间月租300元的小平房。一个月之后，他带着母亲给的100斤粮票，开始了北漂生涯。 刚到北京的时候，曾梵志继续画在武汉时的“医院系列”，“但我当时觉得，这和我的生活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时候的曾梵志最怕被居委会盘查暂住证，每到这时，他就好像戴着面具做人。”“我在这儿画画，我亲戚住在这儿。”每次被查，曾梵志都会说这同一句话，那时候租房子要管房东叫表姐、表哥，他们就是他口中的“亲戚”。
在北京没什么朋友，曾梵志的普通话也不好，经常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起初他总往栗宪庭家跑，去多了又不好意思了，于是就蹲在人家门口。在这个门口，他等到了刘炜、方力钧、宋永红、王劲松，这才多了四个可以说话的好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画“面具系列”。白色的狂欢节面具上，画着张扬的笑脸，而戴着这些面具的，则是被降格为附庸的人。就是这个极具符号感的“面具系列”，后来成为曾梵志最受欢迎的作品。或者用他的话说，应该是“卖的最好”的作品。如今，他个人拍卖排名前三的高价，都出自这个系列。
有人曾经出上亿元，想请曾梵志画20张“面具系列”，但是被曾梵志一口拒绝了。“我不能为了钱，把艺术生命坏了。”因为太受欢迎，面具和红领巾，一度成为贴在曾梵志身上的标签，想撕都撕不下来。“心不在这张画里了，我画不出来了。其实，我的创作一直追求一种陌生感。”于是，从1999年起，他开始越来越少画面具。而到2004年，曾梵志决定和这个与“面具系列”彻底说再见。“再往下走，就要从熟练走到俗气了。”
曾梵志有一张传统的静坐椅，动笔之前，他会坐在上面凝神。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次他都需要脱下鞋子放在一边。画画的时候，面对一张空白的画布，想象一些东西，但上面没有构图，每一笔都是随性的。在他看来“任何理论或是现实的杂念，都会影响创造力，创作都是要忠实自己内心的。”
争议，用时间回答
当你想到曾梵志时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天价背后的钱。
他从来都不否认和遮掩自己对于奢侈品的喜爱。他会不厌其烦地对身边的朋友讲他的穿着，衬衫是亚洲唯一的一件，墨镜又是价值多少多少……他画画喜欢连续作业，需要吃虫草补气，他告诉别人，非三十万的不能吃。
很多人都不再当他是艺术家，取而代之的是“时尚先生”，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一个老朋友跟他说，前几天在某时尚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他，捧着一堆昂贵的画笔，双手抱在胸前。他承认自己会想到底该选哪张照片，在镜头前到底应不应该拿一支昂贵的画笔，“但是，”他笑了一下，说：“那都是演的。”
“我特别讨厌别人说我时尚。可能我参加了一次时尚活动，就会被报道一百次。”曾梵志说，自己只不过是比一般的画家穿得整齐一些，“在刚刚开始学艺术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出门时要干干净净的。尽管那时候，没有几件衣服可以穿，更不用说名牌，但是至少要穿得干净。你穿得干净，别人会觉得你很讲究。因为其他艺术家可能不洗。洗与不洗是有区别的。”
这也和他从小养成的习惯有关，“我父母从小就逼着我做家务，从七八岁开始，洗地毯、洗菜、做饭、洗衣服我都要做，怎么把这些琐事做好，我从小就学。小时候学会了这些东西，等我一个人来北京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从小养成的习惯让曾梵志受益匪浅，有时也显得有些“多余”。比如， 曾梵志在1990年在内地城市武汉举办的首个个展上，在几乎不可能有外国人参展的情况下，他还是把展览前言做成了中英文双语。
他极力地想摆脱“时尚先生”的称呼，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为赤裸裸的“天价先生”。
随着身价的攀升，有人哭着喊着来求画，说，“我本来想在卧室放你和张晓刚的画，但现在只想放你的画。”他抵不住恭维，把画低价给了对方。“第二天，却看到那画被拍到了几百万。最生气的是，别人挣的钱也记到我头上。”
几乎在每一次天价拍卖之后，还总有好事者抛出“天价做局”的谜团。今年苏富比秋拍之后，又有人散布这样的言论。曾梵志的态度是不需要说什么，过几年再看就知道了，“如果靠炒作，跳得再高也是要回到原点的。如果谁的拍卖价格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那么大家就不言自明了。”他说：“就算有人愿意做局，我也不敢啊。”十几个人上同一条船，所有人都宣誓一辈子不泄密，但是总有人会把事情给捅出去，那就彻底完了。
但是，流言蜚语还是不断。去年五月，微博有人爆料称：“曾梵志遭到海关约谈，涉及境外拍卖行把自己的画拍回来。”再次身陷做局的迷团，曾梵志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儿，“又不是约谈我一个人，每个人都谈过。”同时他也正面承认，他曾经买过一件自己的作品，“那件作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当初在完成那张画时，曾梵志自己特别喜欢，但迫于生活的压力，他最终把那批画都卖掉了。后来，回头去梳理自己的创作历程时，他意识到那些作品对自己是最重要的。于是，当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件特别重要的肖像作品出现在市场上时，他就直接把画买回来了。
奇怪的是，这样的质疑和传闻多来自国内，甚至还有人说他抄袭。
曾梵志在伦敦亮相的“乱笔系列”《兔子》被指抄袭德国画家丢勒的作品。类似的质疑其实早在“面具系列”《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出现过，当时很多人指责他完全照搬达·芬奇的同名画作。但曾梵志自己解释说，这是“在挪用基础上的再创作，我们在伦敦做这个展览，在那里根本没有争议。”在他看来，是否是抄袭，完全看后来者能否画的有新意。
这次巴黎的个展中，这两幅饱受争议的作品都在展品之列，欧洲评论界完全没有人提出类似的质疑，只是有人不断地问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办一次这样大型的个展呢？面对这个问题，曾梵志自己也觉得两难，他心里的想法是：“我特别愿意用作品和观众交流。”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和中国观众隔着一层—很多人看到他的作品，都是通过拍卖会、通过媒体。但是这些通通都不是直接面对原作，只是现在在中国本土，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平台、也没有成熟的观众群体。
他到底应该获得怎样的评价？曾梵志至今都清晰地记得一个场景—有一次，他去幼儿园接女儿，他远远地听见幼儿园小朋友问女儿：“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女儿骄傲回答：“我爸是艺术家。”“她特意强调了‘艺术家’三个字，”曾梵志说。
曾梵志的三个“系列”
医院系列 《协和三联画》
这幅画创作于1992年，当时曾梵志住在武汉协和医院附近，有一次受医生给病人看病现象的启示，他创作了《协和三联画》。他并不是如实地表现，而是借创作象征性表现了一些人的生存困境。蓝黑阴冷的背景与白色的前景色调形成了强烈对比，而粗壮有力的线条与夸张的人物造型突出了人们的不安、痛苦、惶恐与绝望，赤裸裸地呈现社会的病态与人在中国社会的渺小与无价值感。
面具系列 《最后的晚餐》
曾梵志的“面具系列”一直颇受好评和追捧，《最后的晚餐》是此系列中尺幅最大的一张。作品规格长4米、高2.2米。取材自达·芬奇的同名作品，曾梵志把宗教人物换成戴上面具的少先队成员，系着红领巾在桌前吃着西瓜。此作是对经济日益发达的中国的一种隐喻，而原作中的犹大，则由一个戴着金黄色西式领带的人物饰演。
乱笔系列 《兔子》
2012年新作，《兔子》的灵感源自德国画家丢勒的素描。这幅作品长、宽都是4米，是“乱笔系列”中的一幅重要作品。巨幅的画布远看是把丢勒的兔子放在了灌木丛中，走近再看兔子就消失了，因为曾梵志的乱笔特色，近看就变成了一幅抽象主义绘画，这也赋予了丢勒的兔子以新的主题。曾梵志一反传统的东西美学，以粗画笔涂上厚厚的颜料，重新演绎丢勒细致复杂的画面和精准纤细的笔触，呼应中国的传统水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