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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改革后不发展，就是一个翻牌公司，仍然是死路一条”
中国文艺院团近十年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展演——“首届全国民营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2010年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于7月～8月在北京举行。
“国家队”和“民营队”集结京城，形成兵团对垒。展现精粹之余，文化部也试图通过这一碰撞产生的电光石火，推进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
院团改制，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最难点所在。目前，完成或基本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有228家，仅占全国2400多个国有院团的10％。
文化部部长蔡武说，院团改制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员身份转换，它之所以成为难点，“与院团发展的历史有关，也和院团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的双重属性有关。”
8月，文化部宣布，所属六家转企改制试点单位的全部1020个事业编制已由中编办批准核销，改制成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央企。为此，文化部先后召开过14次部长办公会议。
国有院团的前途在哪里?如何破解改制之难?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问的是：文化央企正在经历什么?改变了什么?
《解放》的遗憾
灯光打在一双血淋淋的脚上，它的颤抖，诉说着精神和肉体的扭曲，而后，舞者开始挣扎，反复翻滚扭翻，及至最后，缠足放了脚，裹脚布变成一块灿烂的红绸，舞蹈在自由慷慨的红绸舞中结束。
这是1995年保利剧院李玉兰独舞晚会中的《解放》。它一亮相，就显露出卓然独立的经典气质。
2010年9月4日，著名导演张继刚将《解放》改编后在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此前，《解放》已在各地演出100场。
对于《解放》的首位演绎者李玉兰而言，那场独舞晚会，也是一种解放。
李玉兰1984年进入中国歌舞团，任主要演员。事业单位的属性，决定了并不是内部每个环节都能以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为运行逻辑，当时，文化新产品本身就少，艺术创新显得凋零。李玉兰“强烈感觉吃不饱”。
1992年，李玉兰自费前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古典舞大师花柳千代门下学习，三年后，李玉兰回国，花柳千代评价说：这是唯一一个能跳纯正日本古典舞蹈的中国舞蹈家。
在日本的大量市场化演出，让李玉兰浸透了市场化运作的意识。她将在日本习惯的精细和团队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邀请了导演张继刚等人，两个月打造出一台全新的独舞晚会。
这台没有借助体制内力量的晚会，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当时，准备一场晚会的时间—般以年计算。
在那个时代，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启动，体制外的演艺界公司化运营仍待发展。李玉兰携旅日归国锐气，将一个舞者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遗憾的是，独舞晚会如烟花般璀璨，却无法延续辉煌。
“打造品牌，需要一个市场化的团队进行运作，那时，恰恰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团队。而当时的事业体制，更难以做到这一点。”《解放》解除了李玉兰对民族舞蹈的焦虑，但并没有冲破体制的束缚。此后，李玉兰主要从事行政工作。
拥有类似经历的演员，在各大中直院团普遍存在。文化生产力的解放，迫在眉睫。
计期经济体制最顽固的堡垒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就是事业与产业混淆一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依赖政府。
十六大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200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此后，全国170个单位被列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
事业体制下，很多中直院团给国家一级演员的工资在2009年也仅仅是3000多元左右。北京生活的成本，将许多艺术家们逼入一个相对狭窄的选择空间：要么是混日子，要么是走穴，在外面接私活。
拥有体制内身份，在体制外赚钱，成为国有院团演员的常态。这种文化生产，注定有缺乏可持续性的先天缺陷。
文化部系统的一份内部调研报告总结了国有文艺院团事业体制弊病：“大锅饭”使得人浮于事，观念陈旧，人多、但人才不多，有才者进不来，无才者又出不去，平均化保底的微薄收入和僵化的论资排辈，耗去了艺术家的敏锐感觉和经营者身上的锐气；资源配置上的无规划低水平重复，造成了巨大的文化资源浪费，因为不是市场主体，无法建立全面完善的投融资体系。
文化产品和人民群众精神需要已严重脱节，院团“长期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依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造成资源建设低水平重复，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与市场经济大相径庭的局面，成为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堡垒”。
《人民日报》2010年8月4日的社论将其归结为：“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现象。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则提供了一个惊人的统计：“全国人均一年还看不上半场演出。”
许多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众，终其一生，也没有看过一场戏剧。
向旧事业体制彻底告别
决策者也急于改变现状。
2009年11月，中国东方歌舞团成为第一个转企改制的中直院团，彻底去掉事业编制，成立国有独资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2010年1月，顾欣就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总经理。他还兼任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团体——江苏省演艺集团董事长。
江苏省演艺集团是全国国有院团中的第一个“吃螃蟹者”，最早向旧体制彻底告别。2005年1月1日，这个职工超-过1000名的集团去除了所有编制。这一做法，在2000多个国有院团中，至今仍属少数。
顾欣又肩负重任：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复制、提升在江苏省演艺集团的改制经验。
“我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第一个去掉编制身份的人。”顾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2001年，顾欣由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赴任新组建的江苏省演艺集团董事长，2005年，集团改制，顾欣完成了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再到企业的身份转变。操盘这一系列改革的，正是他本人。
2001年，江苏省把原来文化厅所属的剧团、剧场、演出公司剥离，成立“江苏省演艺集团”以及事业单位“江苏艺术剧院”，两块牌子一个单位。顾欣首先进行了一次资源整合，将原来分散在各院团低水平重复的各类资源，以现代企业的运行结构整合起来。然后，打破人事体制和工资体制，破除“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看能力，看贡献，多劳多得，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改制之时，江苏省演艺集团院内最醒目处张贴有一条抢眼标语——“南郭 先生怕竞争”，直指改革的核心要义。
顾欣还想走得更远一些。
2004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江苏省演艺集团考察调研。在汇报的最后，顾欣说：“机制改革改到极致，不动体制绝对不行，因为走不下去了。”
这次考察之后，2004年8月20日，江苏省撤掉了“江苏艺术剧院”的牌子，包括顾欣在内的1000多名员工置换为企业人员身份。
一开始，一些主管部门并不支持这样的改制。以至于顾欣2006年7月在中央有关部门于重庆召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演讲：“请领导们有机会向官员们说一下，江苏省演艺集团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可怕。”
改制的效果得到数据支撑。截至2009年底，人均年收入由改革前的1.68万元增长至7.05万元，演出场次超过5000场，而改革前演出场次仅为1736场；改革后经营收入达1亿1027万元，而改革前演出业务收入仅为760.66万元。 正在展开的“苏演院线”和“中华戏曲文化博览园”项目，展现了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前景。
新体制的未来
“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改革后不发展，就是一个翻牌公司，仍然是死路一条。”顾欣说。
顾欣上任后，同样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进行一次资源整合，重新组建了相对独立的四大演出分团。各个分团是人、财、物、营销相对独立的二级法人，所有岗位都放开竞争。
在2010年8月的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新组建的四个分团集体亮相，各自推出了一台大型晚会：《爱的伊甸园》，《秘境之旅》、《乐起东方五洲情》、《东方世纪行》。
不到半年时间，推出四台大型晚会，这样的密度前所未有。
“以前是开专家座谈会，现在收集观众反馈。文艺为谁服务?是为观众服务，不是为个别专家服务。”顾欣说得相当直率。
今年央视青歌赛期间，担任评委的顾欣看上了被观众誉为“情歌王子”的西尔艾力，趁着比赛间隙跟他商谈，成功地将他“挖”到了集团。“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得要打多少报告啊!”顾欣说。
“不光是想走的人不走了，以前已经走了的人，如成方圆、阚丽君等，也纷纷主动要求归队。灵活的体制机制，让她们有更大的空间。”
西尔艾力、成方圆等人都在展演中贡献出自己的原创作品。
“到七月底，演出场次超过去年同年的300％，收入5425.8万元。”顾欣说，“集团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目前，顾欣每天接触最多的是各地的投资者，以进行股权融资、资本运作。“最终是要上市的。”
胡锦涛：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胡锦涛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做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综合观察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文化建设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李长春：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重庆主持召开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调研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其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使“十二五”时期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加速发展期，为推动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奠定坚实基础。
刘云山：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青岛考察社区、企业和宣传文化单位时指出、文化救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
他强调，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最终要体现到优秀文化产品的不断涌现上。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要靠思想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打动人心，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决不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损害社会效益。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有多大，文化体制改革有多迫切。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7月份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出版物出口3498.8万美元，逆差27533.5万美元。全国输出出版物版权4205种，版权贸易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是1：3.3。
出版业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走在最前列、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相比2002年版权贸易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1：15的比例，中国出版业已取得巨大的进步。
在其他领域，国际文化贸易“赤字”局面更为紧迫。这与中国五千年悠久文化，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和巨额贸易顺差极不相称。
从产业结构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普遍高于10％。美国达到25％，而中国最新数据仅为2.43％。据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透露：“全国人均一年还看不上半场演出。”
7月23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胡锦涛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
文化体制改革自2002年由中共十六大提出，自2003年启动，7年来，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胡锦涛这次讲话．于这场改革攻坚战意义重大。
中国文艺院团近十年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展演——“首届全国民营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2010年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于7月～8月在北京举行。
“国家队”和“民营队”集结京城，形成兵团对垒。展现精粹之余，文化部也试图通过这一碰撞产生的电光石火，推进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
院团改制，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最难点所在。目前，完成或基本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有228家，仅占全国2400多个国有院团的10％。
文化部部长蔡武说，院团改制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员身份转换，它之所以成为难点，“与院团发展的历史有关，也和院团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的双重属性有关。”
8月，文化部宣布，所属六家转企改制试点单位的全部1020个事业编制已由中编办批准核销，改制成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央企。为此，文化部先后召开过14次部长办公会议。
国有院团的前途在哪里?如何破解改制之难?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问的是：文化央企正在经历什么?改变了什么?
《解放》的遗憾
灯光打在一双血淋淋的脚上，它的颤抖，诉说着精神和肉体的扭曲，而后，舞者开始挣扎，反复翻滚扭翻，及至最后，缠足放了脚，裹脚布变成一块灿烂的红绸，舞蹈在自由慷慨的红绸舞中结束。
这是1995年保利剧院李玉兰独舞晚会中的《解放》。它一亮相，就显露出卓然独立的经典气质。
2010年9月4日，著名导演张继刚将《解放》改编后在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此前，《解放》已在各地演出100场。
对于《解放》的首位演绎者李玉兰而言，那场独舞晚会，也是一种解放。
李玉兰1984年进入中国歌舞团，任主要演员。事业单位的属性，决定了并不是内部每个环节都能以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为运行逻辑，当时，文化新产品本身就少，艺术创新显得凋零。李玉兰“强烈感觉吃不饱”。
1992年，李玉兰自费前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古典舞大师花柳千代门下学习，三年后，李玉兰回国，花柳千代评价说：这是唯一一个能跳纯正日本古典舞蹈的中国舞蹈家。
在日本的大量市场化演出，让李玉兰浸透了市场化运作的意识。她将在日本习惯的精细和团队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邀请了导演张继刚等人，两个月打造出一台全新的独舞晚会。
这台没有借助体制内力量的晚会，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当时，准备一场晚会的时间—般以年计算。
在那个时代，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启动，体制外的演艺界公司化运营仍待发展。李玉兰携旅日归国锐气，将一个舞者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遗憾的是，独舞晚会如烟花般璀璨，却无法延续辉煌。
“打造品牌，需要一个市场化的团队进行运作，那时，恰恰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团队。而当时的事业体制，更难以做到这一点。”《解放》解除了李玉兰对民族舞蹈的焦虑，但并没有冲破体制的束缚。此后，李玉兰主要从事行政工作。
拥有类似经历的演员，在各大中直院团普遍存在。文化生产力的解放，迫在眉睫。
计期经济体制最顽固的堡垒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就是事业与产业混淆一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依赖政府。
十六大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200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此后，全国170个单位被列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
事业体制下，很多中直院团给国家一级演员的工资在2009年也仅仅是3000多元左右。北京生活的成本，将许多艺术家们逼入一个相对狭窄的选择空间：要么是混日子，要么是走穴，在外面接私活。
拥有体制内身份，在体制外赚钱，成为国有院团演员的常态。这种文化生产，注定有缺乏可持续性的先天缺陷。
文化部系统的一份内部调研报告总结了国有文艺院团事业体制弊病：“大锅饭”使得人浮于事，观念陈旧，人多、但人才不多，有才者进不来，无才者又出不去，平均化保底的微薄收入和僵化的论资排辈，耗去了艺术家的敏锐感觉和经营者身上的锐气；资源配置上的无规划低水平重复，造成了巨大的文化资源浪费，因为不是市场主体，无法建立全面完善的投融资体系。
文化产品和人民群众精神需要已严重脱节，院团“长期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依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造成资源建设低水平重复，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与市场经济大相径庭的局面，成为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堡垒”。
《人民日报》2010年8月4日的社论将其归结为：“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现象。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则提供了一个惊人的统计：“全国人均一年还看不上半场演出。”
许多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众，终其一生，也没有看过一场戏剧。
向旧事业体制彻底告别
决策者也急于改变现状。
2009年11月，中国东方歌舞团成为第一个转企改制的中直院团，彻底去掉事业编制，成立国有独资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2010年1月，顾欣就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总经理。他还兼任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团体——江苏省演艺集团董事长。
江苏省演艺集团是全国国有院团中的第一个“吃螃蟹者”，最早向旧体制彻底告别。2005年1月1日，这个职工超-过1000名的集团去除了所有编制。这一做法，在2000多个国有院团中，至今仍属少数。
顾欣又肩负重任：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复制、提升在江苏省演艺集团的改制经验。
“我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第一个去掉编制身份的人。”顾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2001年，顾欣由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赴任新组建的江苏省演艺集团董事长，2005年，集团改制，顾欣完成了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再到企业的身份转变。操盘这一系列改革的，正是他本人。
2001年，江苏省把原来文化厅所属的剧团、剧场、演出公司剥离，成立“江苏省演艺集团”以及事业单位“江苏艺术剧院”，两块牌子一个单位。顾欣首先进行了一次资源整合，将原来分散在各院团低水平重复的各类资源，以现代企业的运行结构整合起来。然后，打破人事体制和工资体制，破除“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看能力，看贡献，多劳多得，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改制之时，江苏省演艺集团院内最醒目处张贴有一条抢眼标语——“南郭 先生怕竞争”，直指改革的核心要义。
顾欣还想走得更远一些。
2004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江苏省演艺集团考察调研。在汇报的最后，顾欣说：“机制改革改到极致，不动体制绝对不行，因为走不下去了。”
这次考察之后，2004年8月20日，江苏省撤掉了“江苏艺术剧院”的牌子，包括顾欣在内的1000多名员工置换为企业人员身份。
一开始，一些主管部门并不支持这样的改制。以至于顾欣2006年7月在中央有关部门于重庆召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演讲：“请领导们有机会向官员们说一下，江苏省演艺集团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可怕。”
改制的效果得到数据支撑。截至2009年底，人均年收入由改革前的1.68万元增长至7.05万元，演出场次超过5000场，而改革前演出场次仅为1736场；改革后经营收入达1亿1027万元，而改革前演出业务收入仅为760.66万元。 正在展开的“苏演院线”和“中华戏曲文化博览园”项目，展现了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前景。
新体制的未来
“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改革后不发展，就是一个翻牌公司，仍然是死路一条。”顾欣说。
顾欣上任后，同样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进行一次资源整合，重新组建了相对独立的四大演出分团。各个分团是人、财、物、营销相对独立的二级法人，所有岗位都放开竞争。
在2010年8月的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新组建的四个分团集体亮相，各自推出了一台大型晚会：《爱的伊甸园》，《秘境之旅》、《乐起东方五洲情》、《东方世纪行》。
不到半年时间，推出四台大型晚会，这样的密度前所未有。
“以前是开专家座谈会，现在收集观众反馈。文艺为谁服务?是为观众服务，不是为个别专家服务。”顾欣说得相当直率。
今年央视青歌赛期间，担任评委的顾欣看上了被观众誉为“情歌王子”的西尔艾力，趁着比赛间隙跟他商谈，成功地将他“挖”到了集团。“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得要打多少报告啊!”顾欣说。
“不光是想走的人不走了，以前已经走了的人，如成方圆、阚丽君等，也纷纷主动要求归队。灵活的体制机制，让她们有更大的空间。”
西尔艾力、成方圆等人都在展演中贡献出自己的原创作品。
“到七月底，演出场次超过去年同年的300％，收入5425.8万元。”顾欣说，“集团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目前，顾欣每天接触最多的是各地的投资者，以进行股权融资、资本运作。“最终是要上市的。”
胡锦涛：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胡锦涛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做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综合观察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文化建设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李长春：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重庆主持召开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调研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其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使“十二五”时期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加速发展期，为推动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奠定坚实基础。
刘云山：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青岛考察社区、企业和宣传文化单位时指出、文化救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
他强调，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最终要体现到优秀文化产品的不断涌现上。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要靠思想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打动人心，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决不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损害社会效益。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有多大，文化体制改革有多迫切。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7月份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出版物出口3498.8万美元，逆差27533.5万美元。全国输出出版物版权4205种，版权贸易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是1：3.3。
出版业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走在最前列、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相比2002年版权贸易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1：15的比例，中国出版业已取得巨大的进步。
在其他领域，国际文化贸易“赤字”局面更为紧迫。这与中国五千年悠久文化，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和巨额贸易顺差极不相称。
从产业结构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普遍高于10％。美国达到25％，而中国最新数据仅为2.43％。据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透露：“全国人均一年还看不上半场演出。”
7月23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胡锦涛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
文化体制改革自2002年由中共十六大提出，自2003年启动，7年来，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胡锦涛这次讲话．于这场改革攻坚战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