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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明地论述早期毛泽东与报刊的互动以及报刊对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切实影响。正如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话所说：“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某时某地出现的历史事实本身是什么，而是它们的出现有什么意义，表示什么”。（《西方的没落》导言）
【关键词】毛泽东 报刊 思想 转变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去浪从兹始”。[1]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横截面，年轻的毛泽东身上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这一时期又处在其人生思想转变的十字路口，对之后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起到启蒙意义。同时恰逢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之际，在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过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报纸行业方兴未艾，知识分子纷纷把报刊作为启蒙阵地，宣扬其民主自由思想理念，报刊因而倚重知识分子并成为各种思想理念的重要载体。毛泽东通过阅读报刊和直接参与报纸编撰，一方面是完成自身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报纸来了解信息并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一、促使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三份报刊
1、《新民丛报》。1910年，十六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远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其表兄文远昌送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便是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汇刊。[2]梁启超是清末政论家，维新运动领袖（林语堂称其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新民丛报》是1902年2月在横滨创办的一份保皇派报刊。《新民丛报》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思想，批判封建制度，介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系列著述。这使得第一次接触到君主立宪立场的毛泽东特别崇敬梁启超，用后来毛泽东的原话说是“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由于青年的可塑性较强这种影响甚至绵延到他读湖南省立师范的时候。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3]
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不但视梁启超为偶像而且在写作风格上模拟其笔法，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外界新思想，使其智慧骤开，如万流腾沸，不可遏抑。
2、《民立报》。《民立报》是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它重点是宣传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与之前的《新民丛报》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其不仅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并大肆宣扬报纸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１９１１年春，毛泽东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初到省城长沙为了提高认识能力，辨清时局，他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１９３６年，他在保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我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4]《民立报》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创办的“竖三民”报之一，在近现代报业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民立报》正式出版，在“竖三民”报中，《民立报》的影响最大。它以论说、批评为手段，猛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言论比前两份报纸（《民吁日报》《民呼日报》）更为激烈，特别是宋教仁以“渔夫”的笔名，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给民众以十分强烈的影响。
这个时期正值清政府统治风雨飘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酝酿着辛亥革命。国事纷纭，政局混乱，毛泽东在潜心读书，不断思考的过程中，渐渐地由君主立宪制立场，转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边。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十数天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
3、《新青年》。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继续陷于黑暗之中，这时的中国政治思想界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人们从不同角度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这种情况之下《新青年》应运而生。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也通过参加政治团体以及对政治的研究学到了本领，并且在紧接着发生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来，毛泽东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新青年》杂志最初是由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介绍给他的，于此同时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第一篇文章。
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
这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其文显露出许多个人的特征和思想的脉络，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延续下来。整个文章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对中国人民要遭受“亡国”灾祸的担忧，“亡国”就是国土沦丧，成为亡国奴。这一主题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章开头的几句话中这样提道：
“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5]毛泽东在这里既没有谈到改良主义也没涉及到革命的只言片语，只提出了他思想和行动的两个基本主题：一是爱国主义，二是对尚武精神的赞美。这两点贯穿了他以后的革命生涯，同时也表明了青年毛泽东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
然而，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明确提到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暗示，但却包含着来自西方和中国的许多近代的、反传统的思想影响。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整个政治见解中的某些思想是从事实出发的，在吸取知识丰富内涵的同时，整个社会导向性的现实情形充斥着毛泽东的大脑，我们看到一个活脱的主流青年形象，在不断的思考审视的过程中，《新青年》杂志及对陈独秀和胡适等文章的钦佩早已经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君主立宪立场的思想地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对斯诺回忆五四运动前中国进步团体产生的谈话中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下建立的……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楷模”。[6]
二、主编《湘江评论》
1918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任主编。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提出“由强权得自由”的号召，主张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努力追求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实行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7]
《湘江评论》为四开一张，每期约12000字，刊物“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每周一期。创刊号印2000份，当天销尽，后重印2000份。自第二期改印5000份。深受读者欢迎。
《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第二期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分析辛亥革命的教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已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由青年的懵懂时期转入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他主编《湘江评论》对华南学生运动起到很大影响。《民众的大联合》在文章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他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这种联合将半靠自觉半靠组织，巩固和团结是其关键要素。声称1911年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
【关键词】毛泽东 报刊 思想 转变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去浪从兹始”。[1]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横截面，年轻的毛泽东身上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这一时期又处在其人生思想转变的十字路口，对之后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起到启蒙意义。同时恰逢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之际，在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过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报纸行业方兴未艾，知识分子纷纷把报刊作为启蒙阵地，宣扬其民主自由思想理念，报刊因而倚重知识分子并成为各种思想理念的重要载体。毛泽东通过阅读报刊和直接参与报纸编撰，一方面是完成自身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报纸来了解信息并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一、促使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三份报刊
1、《新民丛报》。1910年，十六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远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其表兄文远昌送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便是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汇刊。[2]梁启超是清末政论家，维新运动领袖（林语堂称其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新民丛报》是1902年2月在横滨创办的一份保皇派报刊。《新民丛报》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思想，批判封建制度，介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系列著述。这使得第一次接触到君主立宪立场的毛泽东特别崇敬梁启超，用后来毛泽东的原话说是“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由于青年的可塑性较强这种影响甚至绵延到他读湖南省立师范的时候。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3]
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不但视梁启超为偶像而且在写作风格上模拟其笔法，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外界新思想，使其智慧骤开，如万流腾沸，不可遏抑。
2、《民立报》。《民立报》是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它重点是宣传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与之前的《新民丛报》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其不仅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并大肆宣扬报纸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１９１１年春，毛泽东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初到省城长沙为了提高认识能力，辨清时局，他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１９３６年，他在保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我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4]《民立报》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创办的“竖三民”报之一，在近现代报业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民立报》正式出版，在“竖三民”报中，《民立报》的影响最大。它以论说、批评为手段，猛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言论比前两份报纸（《民吁日报》《民呼日报》）更为激烈，特别是宋教仁以“渔夫”的笔名，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给民众以十分强烈的影响。
这个时期正值清政府统治风雨飘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酝酿着辛亥革命。国事纷纭，政局混乱，毛泽东在潜心读书，不断思考的过程中，渐渐地由君主立宪制立场，转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边。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十数天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
3、《新青年》。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继续陷于黑暗之中，这时的中国政治思想界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人们从不同角度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这种情况之下《新青年》应运而生。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也通过参加政治团体以及对政治的研究学到了本领，并且在紧接着发生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来，毛泽东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新青年》杂志最初是由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介绍给他的，于此同时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第一篇文章。
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
这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其文显露出许多个人的特征和思想的脉络，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延续下来。整个文章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对中国人民要遭受“亡国”灾祸的担忧，“亡国”就是国土沦丧，成为亡国奴。这一主题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章开头的几句话中这样提道：
“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5]毛泽东在这里既没有谈到改良主义也没涉及到革命的只言片语，只提出了他思想和行动的两个基本主题：一是爱国主义，二是对尚武精神的赞美。这两点贯穿了他以后的革命生涯，同时也表明了青年毛泽东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
然而，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明确提到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暗示，但却包含着来自西方和中国的许多近代的、反传统的思想影响。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整个政治见解中的某些思想是从事实出发的，在吸取知识丰富内涵的同时，整个社会导向性的现实情形充斥着毛泽东的大脑，我们看到一个活脱的主流青年形象，在不断的思考审视的过程中，《新青年》杂志及对陈独秀和胡适等文章的钦佩早已经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君主立宪立场的思想地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对斯诺回忆五四运动前中国进步团体产生的谈话中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下建立的……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楷模”。[6]
二、主编《湘江评论》
1918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任主编。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提出“由强权得自由”的号召，主张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努力追求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实行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7]
《湘江评论》为四开一张，每期约12000字，刊物“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每周一期。创刊号印2000份，当天销尽，后重印2000份。自第二期改印5000份。深受读者欢迎。
《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第二期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分析辛亥革命的教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已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由青年的懵懂时期转入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他主编《湘江评论》对华南学生运动起到很大影响。《民众的大联合》在文章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他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这种联合将半靠自觉半靠组织，巩固和团结是其关键要素。声称1911年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