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特征鲜明、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长期的分裂割据、南北政权的长期对峙、儒释道三教合一趋势的加强、民族大融合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的总体特征。该时期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两大经济文化高潮的过渡时期，是第二次经济文化高潮的准备时期。没有魏晋南北朝的准备，决不能出现隋唐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1]
　　魏晋南北朝历史，高中历史教材着墨甚少。只有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专设《北魏孝文帝改革》一个专题，详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内容、意义。而在三本必修教材中仅有点滴呈现。必修一专题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详述自先秦至明清中国政治制度发展轨迹与主要制度成就，只在“选官制度的历史变化”一目提及“九品官人法”。必修二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只在土地政策部分提及北魏“均田制”，手工业科技部分提到灌钢法，且均寥寥数语。必修三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对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重要内容之一的魏晋玄学几乎没有提及。教材魏晋南北朝内容的缺失不利于学生构建完整的通史体系，教材的叙述往往从秦汉直接跳转至隋唐，感觉极为突兀。也不利于学生对于课程重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如政治制度领域秦汉三公九卿制到隋唐三省六部制的演化，经济领域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思想文化领域汉代儒学兴起到宋明理学的演变，等等。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们在尊重教材、整合教材的同时，也需要整合资料，补充教学，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内容的缺失可紧紧抓住其过渡性特征进行补充教学。
　　一、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
　　秦朝中央行政体制为三公九卿制。丞相为百官之长，助理万机。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处理国政。太尉掌管军事，但时置时废。九卿为三公下辖的具体职能部门，如奉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事务，郎中令主管宫廷警卫，太仆主管宫廷舆马，等等。汉初基本沿袭秦朝中央官制。武帝时期，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选拔近臣充当顾问，以备咨询，逐渐形成了所谓“中朝”或“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相对应。而原为九卿之一少府属官的尚书成为“内朝”中最重要的官职。成帝时期，尚书台权力进一步扩大，正式成为内廷的政治机构。东汉中叶以后，“事归台阁”，尚书逐渐取代丞相执掌朝政，但仍属少府系统。魏晋时期，尚书台逐渐从少府中独立出来，九卿职权逐渐转归尚书诸曹。中书官名，汉代就有。曹操为魏王时，为牵制尚书令，置秘书令，负责起草掌奏之事。曹丕建魏后，改秘书为中书，后逐渐扩大为中书省。魏晋以后，中书负责审理奏章，草拟诏旨，执掌机要，逐渐取代尚书省掌握实权。门下省原为东汉少府下侍中寺，晋改为门下省，南北朝因之，门下省正式成为皇帝重要的谋议机构，负责诏书审议，有谏议、封驳之权。尚书、中书、门下省的出现，将原属三公的职权分割为决策、审议和执行三个系统，三省制逐渐形成，三者相互牵制、互为补充，既有效解决了权臣专横的制度缺陷，又较好发挥了各系统效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失误。[2]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省制形成，是秦汉三公九卿制到隋唐三省六部制的重要过渡时期。
　　二、从“火耕水耨”到“扬一益二”
　　秦汉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关东、关中、益州，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为发达。所谓：“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极为落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寙偷生，无积聚而多贫。”[4]隋唐时期，南贫北富的格局逐渐扭转。唐代，全国财富以扬州为第一，所谓“扬一益二”。江南地区的真正开发，最早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中原混战，大量流民南渡至江南，不仅为江南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先进生产技术，还为南方经济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大大擴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积。孙吴政权为保障军粮的供应和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大规模屯田，有效解决了南下流民与土地的结合问题，大大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5]永嘉乱后，更大规模的流民南迁浪潮到来。历经东晋、宋、齐、梁、陈五代，南下流民与江南土著共同开发江南，促使江南经济在东吴的基础上又获得了长足发展。南朝宋时，“江南之为国盛矣。……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发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郡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6]江浙一带的太湖流域、浙东的会稽等地已成为南朝的粮仓所在。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为隋唐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从“独尊儒术”到“三教合一”
　　秦帝国建立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中国传统儒家备受打压。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吸收儒家思想的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的统治思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尊儒兴学，制度教化，融合了道、法、阴阳五行思想的新儒学体系逐渐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东汉末年，礼崩乐坏，经学颓败，武帝以来形成的儒学独尊的局面不复存在，加之佛教传播、道教兴起，传统儒学的主流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与冲击。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频替、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苦难，佛教 “十二姻缘说”、“业报轮回说”等宿命论理论为他们提供了在苦难中挣扎的精神慰藉。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其在现实世界之外另建没有灾荒、没有战争、没有疾病、人人无贵贱、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极易激起身处苦难的人民的心理共鸣。[7]魏晋南北朝的儒释道三教的相互驳难，相互融合会通，经过隋唐儒学复兴运动的荡涤与洗礼，发展为以佛道思想解释儒家义理的新儒学体系——理学。中国传统儒学逐渐成为官方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奠基之功不容忽视。
　　【注释】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300-304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71页。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4-465页。
　　沈约：《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0页。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