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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点与杠杆
在我的体会中，要把学术做得精深，思想方法的更新非常关键。一是思想，在一个现代大国需要文化振兴的时候，以何种思想觉悟来面对自身的文化根子。二是方法，思想翻新必然带来方法翻新，只有以恰当的原创的方法，才能激活材料的生命，进行富有生气的古今对话。这是我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的甘苦之谈。
我出生在农村，大学时期遭遇“文革”，当研究生之前在工厂。虽然不断地读过一些书，文史哲经，拿来就读，毫无头绪。懂得读书要有途径，以创造性的思想烛照以一行行的文字躺在纸面的生命，是在当研究生之后。我是中国社科院的第一届研究生，跟唐锼先生、王士菁先生研究鲁迅。就思考新时期应该如何研究鲁迅？置于中国文化史、小说史上的鲁迅，应如何解读？毕业后留在文学所，就做中国现代小说史，做了十年。“一人著史”打破了当时“集体著史”的格局，应如何搜集材料，梳理脉络，建构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框架？十年后将学术视野转移到研究古典文学，又打破了以往学科分割，隔行如隔山的学术体制。古典文学浩如烟海，从何处进入？就选择从小说人手。因为我原来在现代小说史研究中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学界并不怀疑我会分析小说，而且要为现代小说探源。那时候，我六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七篇论文，《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也有两三篇，就是为了锤炼进入新领域后的能力。学术研究是一种能力，具备能力后，就可以进入不同的学科领域。按照内在逻辑，现代小说、古代小说我都下过一番功夫之后，就写了一部《中国叙事学》。再由叙事文学领域，进入诗学领域，一步一步地逼近中国文化的核心，写了一部《楚辞诗学》、一部《李杜诗学》。这两部书写完，接受委任，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两个所的所长，这一干就是十一年。
当所长不能尸位素餐，在学术上，也要打破中国文学史上少数民族文学缺席的局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学史地图重绘上有一番综合性的作为。除了对中国文学进行古今贯通之外，我也花了不少时间读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方面的材料。学者出身，缺乏讲套话的本事，就日积月累，逐渐深入，向少数民族文学专家请教。人家讨论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我也要思考这部伟大的史诗属于“江河源文明”。人家讨论《蒙古秘史》，我就把它开宗明义所说的“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白色的鹿相配了”，生了蒙古族的始祖；与《国语·周语上》、《史记-周本纪》及《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载的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相比照；又参证以《北史·突厥传》、《周书·突厥传》、《隋书·北狄列传》所记载的突厥阿史那氏遗孤，与牝狼交合，生十男，为突厥十部姓，其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的族源传说；还联想到古突厥史诗《乌古斯传》这种出征誓词：“我是你们的可汗，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让祖标称谓我们的福兆，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让我们的铁矛像森林一样，让野马奔驰在我们的猎场。让河水在我们的土地上奔流，让太阳作旗帜，蓝天作庐帐。”从而思考着民族文学所蕴含的神圣信仰、生活习俗、审美形态、史诗类型及其与汉族文学的多维度的关系，包括提出“边缘活力”这类文化通则。
本人进入诸子学研究领域的时候，并非在耍弄空手道，而是携带着如此复杂的学术文化行李，拥有在诸多文史领域付出艰辛探索的跨学科经验、知识积累、方法论尝试和研究能力的锤炼。先秦诸子学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多年展读，充满诱惑力的智慧对话之命题。就在我从所长的位置退下来之前就已经摩拳擦掌想尝试一下了。在我看来，要研究到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最根本，就要走进先秦诸子。诸子学已是很高深的学问了。你一个从现代文学开始而转战多个领域的学人，到底如何进去？进去后有你的位置，存在着你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可能吗？兹事体大，众多产峻的问题都在拷问自己。
在这里，学养是根基，方法是杠杆。据说有个科学家放言，要是找到个合适的支点，就能凭着一支杠杆撬动整个地球。我辈岂敢如此放言，但也知道，要撬动一块大石头，关键在于一要找到支点，二要找到杠杆。我今天给大家讲先秦诸子还原的方法论问题，实际上先是一个思想力，即支点的问题；再是一个方法论，即杠杆的问题。在我看来，学术区分学科，可以对一些细部作出精密的考察，但人类知识是相互贯通的，贯通也能窥见其活泼的生命和深在的价值。首先要培养一种学术会通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就能超越学科的局限，只要你认真钻进去，材料都读了，就可以从中发现问题，追问根本。从中华民族文化全景出发而进入到诸子学，与就诸子某家谈某家，所能发现的问题很不一样，那么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前人没有注意的、甚至为旧思想旧方法遮蔽了的问题。人们常说，搞先秦文学，要往前走一小步都很难。如果走老路，也只能如此。但我进去后，把握追问原本的关键点，实施还原文化生命的方法，在许多熟视无睹之处生疑，就2011年出版的先秦诸子还原四本书，包括《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就提出和着手解决了38个千古未解之谜。
为什么叫做“还原研究”呢？当然原封不动的完全还原，是不可能做到的，不要说二千年前的人和事，就是昨天发生的事件要百分之百地恢复原样，也是不可能的。历史就像出土文物碎片，斯人已逝，连他们的脚印都被历史烟尘所掩埋。问题在于这些碎片，有限的文献记载、传世典籍，都是古人生命的痕迹。它们如何发生？如何成为经典？诸子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出土的陶瓷碎片，可以根据它们出土的地层，它们呈现的形状，它们的纹饰、线条、弧度、断口，正反考量、细心比对、反复组接，甚至找来别处出土的同代同类器物作为参照，从而慧心独运，补充一些填料，缀合组拼成古陶罐的本来模样。中外大博物馆里的许多震撼人心的古陶器多是这样复原的，如果没有这番碎片缀合和还原，就只能看到库房里凌乱堆放着许多碎片，无法走近历史，还原古人的天才。先秦诸子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大规模的原创的时代，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扎下深深的根子，组构中国人文精神之基因的时代。但是诸子没有刻意写自传，史籍对他们的生平身世的记载也多有残缺，以致诸子书是怎样发生的，字里行间存在着怎样的生命秘密，都迷茫难解。这就使得对诸子书的生命分析，成为今日中国解读自己的文化之根的重大课题。我们对诸子文化充满敬重感，可以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对诸子的敬重极其重要的是对他们生命的尊重和理解。 所谓“思想力”，就是指思想在创新、淬炼、熔铸中激发出来的一种力量。既然研究诸子真正价值，在于探讨中国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是探讨我们精神结构的根本，研究中国思想创造、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的安身立命之处，就理应研究者创新、淬炼、熔铸的力量。以这种力量还原古人的生命形态，激活今人与古人的生命感知、智慧互通、涵养共享，推进我们民族血脉的传承和未来命运的开拓。对于这么一个诸子文化原创的时代，绝不容许一味地使它“碎片化”或者“空心化”，那样会造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贫血症。西方文化为什么能够形成强势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对来源于古希腊和希伯来的文化根本进行了系统的、非常有生命力的解释，并且使一系列基本的解释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形成了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共享。虽然如今颇有些人在唱着解构的调子，但那是形成深厚的现代性结构与共识以后的“解构”，如此解构只能是原有结构的第二维度，在“颠覆”中存在着强大的“非颠覆”。西方人可以从神话传说《荷马史诗》，从宗教经典《圣经》里，发现历史的的真实存在，凭着有限章节将自身的历史前推二千年。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根子，提供了这种“撼山易，撼文化根基难”的现代性解释和文化共识了吗？中国远古文献极为丰富，有哲人说，明代中叶以前，即西方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的书面文献几乎等于世界文献的总和。但是文献记载多了、流布时间长了，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扦格、龃龉的地方，这是需要学者对之进行发生学、史源学、传播学的考辨的。但是总不能简单地从这些矛盾、扦格、龃龉之处，将大量的历史文献贬斥为伪书，使深厚的历史之根悬在空中不接地气。这是弱国心态的体现，长期不思变更，就可能形成“文化自虐”症候。对于中华民族怎样发生，这几千年来又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我们的古人作了许多尽心尽责的记述，其记述的坚实性、可信性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在生命关怀、情景展现、道德表达、历史编年、地方记录等方面，都留下了丰厚的文献遗产。不要以为古人的记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样那样的纰缪，就大惊小怪地挑剔他们整天都在制造伪书，那是过去不同学派在相互指责时留下的口实。这些口实层层叠加，几乎使每一部重要典籍都难辞作伪之咎。其实更有实际价值的，不是拿着“作伪”的帽子到处套，而是以考据学、史源学、文献学、知识发生学之类的方法，审慎地考究这些缺陷和纰缪的来由和原委，并且以还原的方法，揭示它们的本来面目和真实过程。
克服文化自卑自虐，恢复对文献资源丰厚性、坚实性的自信的最好方法，是走出研究新路子。陈陈相因，无法开拓新境界所产生的内心焦虑，最容易引发吹毛求疵的偏执症。这就需要我们鼓起原创的勇气，改变在诸子文化重读中缺乏现代解释能力的状况，于此迈出创造大国学术气象根本性的一步。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建树，但还有必要强调一点，前人建树是我们继续前进的起点，不是我们放弃创新、自我矮化的理由。正是出于学术辩证创新的想法，我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清学三弊”的话题。对于清学，林琴南认为，清代学术之盛，超越今古，义理、考据，合而为一，而精博过之。实于汉学、宋学以外别创清学一派。王国维则认为：清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林琴南以静止的眼光看清学，只能“高山仰止”；王国维以变化的眼光看清学，就能看出其长短，从而做出超越性的创造。清人有很多建树，比如把版本、校勘、考据做得非常精到，使后人做学问能有可靠的根基。
但是对于前代学术思维方式只知重复，对前代学术成果只知顶礼膜拜，是会损折今代学术奋力创新的翅膀的。一只手的五个手指，都有三长两短，有清三百年的学术岂能没有三长两短？看不到前代学术的短处，是很难开创新的一代之学术。那么清学有哪“三弊”呢？第一，清人不敢讲民族问题。因为清朝是满洲人当家，民族问题，华夷之辨，是清人忌讳，是清学的禁区。讲华夷之辨，很容易引起文字狱。吕留良严华夷之辨，发抒种族思想，结果死了还要剖棺戮尸。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说：“吕留良焚骨时，开其棺，貌如生，刃之尚有微血。盖鬼神留使伏诛也。”第二，看不起民间问题。觉得民间材料不雅驯，不可取信。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如果缺乏民族、民间的材料和思维角度，就不可能完整地描绘许多文化脉络的形成、变化、壮大的过程。尽管清人手中的许多材料都是坚实的片段，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相互间的生命联系，没有恢复完整的生命过程。第三，清人没有看到通过科学考古所发现的地下材料，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他认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第三项材料是民国学者用以考证历史的优势所在。
后王国维时代，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为当今学者的考证历史打开了巨大的视境。但是，简帛文献展示给今人的学术维度，不限于考史，它更为潜在的价值，是启示今人去考察东周秦汉书籍制度，考察先秦诸子发生学及其生命方式，让今人更真切地审视中国文化是怎么发生、怎样走过来的。民国学术当然也有很多建树，引进了西方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对知识进行重组而创立新学科，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但民国学术也存在一些值得反省的问题，他们研究中存在两个误区，今人应该通过反省，走出误区。一个误区是混同战国秦汉简帛传抄的书籍制度和宋元以后刊本书籍制度。继承清学的学术前辈往往对宋元以后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有深厚的造诣。但是用这种造诣套战国秦汉抄本，认为上古书籍也是一版定终身，前代抄本掺人个别后代观念或语句，就是“伪书”，后出的书不是另有简帛所据而必然抄袭早出的书。这就忽视了抄本时代由于简帛成本贵重，往往数简成组、单篇别行，中间还插入若干口传过程；传抄中原本的残损程度，抄手水平、整理者的添加，都会使新本出现异文。一本《论语》一万六千字，抄在竹简上是很大的一捆，不可能每个弟子、再传弟子都抄一本，昂贵的成本负担影响了书籍流布的形态。口传也就必不可免，一两代、三五代、十代八代的口传和转抄相交叉，同样一个人名，可能发生误认；同样一个发音，可能记作不同字形。所以清人发明了以音求义、异文证音的原则。实际上这是跟口传介入抄录的结果。至于形近而讹的考证原则，则是传抄过程中，简帛损坏，字迹模糊或残缺，揣测着依形补字，略有差池，就留下讹误。不少先秦书发生年代，或被判为“伪书”，多是不明战国秦汉书籍制度的实情和原委，而按照宋元以后刊本制度的定式作出判断的结果。其实，那不是真伪的问题，而是在哪个地区、哪个群体在传播的不同阶段对古本进行辑录和整理的问题，这里的真存在着相对性和过程性。比如《老子》书，被一批博学的前辈判定为出现在《庄子》之后，荆州郭店楚简出土之后，人们发现并非《老子》晚出，而是后人在转录整理时作了汇编和某些改动，这就难以避免有《庄子》后的术语和功能渗入。对于诸子文本的分析，应该既将之作为古代智者的生命痕迹来对待，又应该对其文本形成的过程采取类乎考古学的文化地层叠加的辨析方法。这是大量战国汉初简帛出土，挑战曾经风行一时的伪书考辨成果，从而给我们提供的文化启示。 第二个误区，是混淆了口头传统和书面文献的传统，或者以文献传统贬抑口头传统。先秦诸子创立他们学说的时候，面对的是两个传统：一个是非常有限的书面传抄的传统，也就是王官传统。儒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所谓“六经”就是当时的书面传统。第二个是浩如烟海的口头传统。比如说黄帝、尧舜的传说。疑古学派有人说，孔夫子以后才有尧舜，到战国中期以后才有黄帝。实际上这些材料来自口头传统，在各个氏族、部族、部落联盟都有巫师谋士、歌手对天地开辟、人类起源、本族祖源和迁徙，在祭祀、节庆、丧葬等场合歌舞吟唱，口耳相传了几千年，形成了一个比早期文字记载更为古老和丰富的传统。这是没有进入文字的传统，它是口耳相传的。司马迁后来写《史记》之前，二十壮游，走遍了全国各地，行程二万余里，听到地方父老都在讲黄帝、讲尧舜。即太史公所谓“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就是与《尚书》的文献传统不同而并行的口头传统。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传说，可能有某些历史的原本的底子，然后经过一代复一代的口耳相传把它放大了、丰富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融合了日积月累的集体智慧。这些故事、传说带有史和诗结合的品格，包括黄帝故事，尧舜故事，都带上民族记忆的原型性。司马迁对这类材料的采录，体现了他对民族原型记忆的高度珍重，这种观念比二千年后的疑古思潮更富于人类关怀。历史家徐中舒对出土的齐威王为其父王祭墓的《陈侯因齐（敦）》铭文释读为：“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日：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墓克成。其惟因齐扬皇考，绍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尚。”从这种以黄帝为取代姜齐的战国田氏齐国的祖源追忆，可以追踪黄老之学盛于齐国临淄稷下的文化契机。
诸子的发生及其思想创造，《汉书·艺文志》接过刘歆的说法，认为来自“王官之学”，即所谓“诸子出自王官”。儒家产生于司徒之官，道家产生于史官。对王官之学的格外推重，与刘向、刘歆、班固在汉帝国大一统的形势下，强调中央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统治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先秦诸子最大的贡献，在于把民间口头传统和民俗信仰形态引入书面的公共知识领域，从此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原创建构，从而打破了原来的王官之学的一统天下，使“道术为天下裂”。这是《庄子》中的话，《庄子》又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乌乎在？曰：元乎不在。”又有一种说法：“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甓”，“在屎溺”。这就为固有的王官传统崩裂中，大量的民间传统进入学术领域，提供了哲学的合理性说明。诸子在大量引进了民间传统的过程中，开始了他们的思想原创。所以诸子虽然对王官之学有所借鉴，但是从本质意义上说，它是“反王官之学”，把王官之学变成向士人转移、向民间开放的诸子之学。
因此研究诸子，必须更新方法论。方法是研究对象召唤出来的，它从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腔调呼唤，就要求我们因其所宜，更新我们的方法配备。连孙悟空都知道针对不同的打斗对象，将他的金箍棒一化为千，千化为一，大可化为擎天柱，小可化为绣花针，难道我们的学者还不如孙悟空？对于诸子研究，知识发生学、历史编年学、人文地理学、家族姓氏制度、礼制参证，以及史源学，应该看得与简帛学、文献学、考据学一样重要。在综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研究维度中，应该自觉地强化三种意识：一是学术原创上的问题意识。学术生于问题，撬瓶子要找到缝隙才能撬开。二是文本生成的过程意识。把先秦诸子的文献看成是有其原始发生，又有其文化地层叠压的过程。三是对文本进行生命分析的意识。因为文本是人写的，有生命的表达，有生命的遗痕。尊重诸子，首先要尊重他们作为生命的存在。老子是谁，庄子是谁？他们为什么把书写成这个样子？由此进入《老子》书、《庄子》书，抱着对生命的敏感，解读字里行间的生命痕迹，破解生命密码。
二、两个河南人：老子与庄子
就此今天讲课的河南讲起吧。“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老子故里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在先秦诸子书中，唯有《老子》书有母性的生殖崇拜，这类材料可以找出七八条。最显著的是《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什么是“谷神”？《淮南子·墬形训》、《大戴礼记·易本命》、《孔子家语·执辔篇》都说：“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也就是说，谷神是原始崇拜的溪谷之神。“谷”字与“欲”字相通，又是欲望之神。山谷是低洼的，因此是“牝”，“牝”去掉牛字旁，原是指女性的生殖器。这种凹陷的、充满欲望的、与女性生殖器相联系的那个门，竟然是天地之根所在。《列子·天瑞篇》却记载：“《黄帝书》日：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与《老子》第六章相同。这大概沿用了黄老之学的说法，把黄帝和老子等同对待了。《二程遗书》记载二先生程顾的话说：“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道教是将老子这段话，引向养生术。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却不甚了然，章氏认为：“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等语，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说，推为教祖，实于老子无与。”
《老子》与《易经》虽然都追问着道的本体，但其追问的途径不同。《易经》文化是乾坤文化，《老子》是坤乾文化，坤在乾的前面，是很古老的文化形态。这一点，可能同意的人比较多。比如说历史学家吕思勉、哲学家冯友兰还有外国的一些汉学家，都讲《老子》有女性生殖崇拜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来自何方，是怎样发生的？这就必须追问老子是谁？疑古的人们往往弄成在孔子、甚至庄子之后，实际上是误解了太史公的意思。只要抱着一颗平常心来读《史记-老子列传》，这篇列传紧跟着《伯夷列传》、《管晏列传》，按照《史记》以时为序的义例，老子应在孔子之前。《史记》写的重要人物有一百多人，但写籍贯故里完整地交待县、乡、里的，只有三个人：本纪中是汉高祖刘邦，世家中是孔子，列传中是老子。其他的如庄子只讲“蒙人也”，连国名、县名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司马迁这样描述他在写《史记》之前的二十壮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其中“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说明他到过孔子家乡；“厄困鄱、薛、彭城”，说明他到过刘邦家乡；“过梁、楚以归”，他从沛县经过大梁（开封），还经过“楚”回长安。这个“楚”，只能是楚国北部的“陈楚”，也就是老子的家乡“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先秦的文献中，像老子这样官阶不高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又隐居不知所终，官方文献是不会记载的，不可能留下他的家乡的完整信息，只有司马迁到过他的家乡，才将之写入正史。比如吴楚柏举之战，吴国以少胜多，在十余日就攻占一流大国楚国的首都，但《左传》只把功劳记在吴王阖闾、阖闾之弟夫概、重臣伍子胥的头上，而作为客卿的孙武连名字都没有。孔子当中都宰，《左传》不记；到当鲁司寇，在夹谷之会上为相才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可见官方史料是有官方价值标准的，官方不记的人与事并不等于不存在。司马迁写《老子列传》的时候，可作为依据的官方材料，恐难寻觅。后人常常责备《史记》记老子、孙武、屈原的材料不够翔实，其实如果没有太史公的实地调查，及对简书杂记的发掘，以独具的慧眼为他们作传，恐怕作为旷世经典的《老子》、《孙子兵法》、《离骚》，就会成为“无头案”。后人不仅不应挑剔太史公，反而应该把太史公视为《老子》、《孙子兵法》、《离骚》的不可代替的功臣。 《史记‘老子列传》不仅完整地交待老子故里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而且交待他“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日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引三国葛玄曰：“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葛玄是葛洪的叔祖父，三国时道教重要人物，因而后人将这种索隐看作是神学家言，并不放在心中。但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老子出生，没有其父的音讯，连姓氏也得自母亲一族。因母得姓，这就是母系社会的姓氏制度。老子好像生来就是老子，多么博学的人也考证不出他的父亲，因而可能出生在母系氏族。信奉社会发展史的人会问：春秋战国时代，不是到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了，怎么还有母系氏族呢？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春秋列国的社会结构并非整齐划一。《苟子》谓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汉书·诸侯王表序》：“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初分封，有同姓国、异姓国，所谓国就是一个城。周公礼制在部分重要封国的都城中可能还称得上行之有效，城市近郊波及的层次深于远郊，至于边境地带可能还维持着原始状态。诸子书中所说的齐桓公并国三十（或并国三十五），启地三千里；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秦穆公，并国十二（或并国三十），辟地千里，遂霸西戎，都是对一些弱小部落的兼并。这类弱小部落难免有些还处在“知母而不知父”的原始状态，因而招致《仪礼·丧服》痛斥其“禽兽知母而不知父”。老子出生在楚、陈交界之地，很可能存在母系氏族。《老子》书里讲母是唯一的。“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河上公》说：道为天下物母也。《韩非子·解老》说：母者道也。这个“天下母”是唯一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而《老子》讲父，是“众父”，《老子》二十一章说：“孔得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然。以此。”而流行本中的“众甫”，在长沙马王堆玉帛书《老子》甲、乙本中都是“众父”，父亲的父。《老子》在无意中讲父是“众父”，讲母是唯一的，这就不能排除他出生的氏族很可能存在着“一母众父”的婚姻形态。
其次，老子家乡苦县，本属于陈国，楚国灭陈后，设置苦县，所谓“陈楚”。古陈国在今河南东南角跟安徽亳州交界的淮阳，属于“太皞之虚”，那里有太皞墓，女性生殖崇拜风气到现在还很浓郁。太皞就是伏羲，是信仰伏羲、女娲的地方。这里遗留的几种民俗值得注意，一是每年三四月份表演“履迹舞”。汉代王符《潜夫论》说：“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山海经·海内东经》郭璞注引《河图》日：“大迹大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伏羲的母亲华胥氏踩了大人的脚印，生下伏羲，是“知母而不知父”的。履迹舞，是母系社会的遗风。二是摸子洞。太嗥陵的下面有个洞，当地居民求子，就将手伸进去模仿性交动作，属于一种生殖崇拜的仪式。三是有一种叫“泥泥狗”的陶制品。据说是给伏羲看墓的狗，长着一个脑袋、两个脑袋，直到九个脑袋，每个狗的胸前都绘有色彩斑斓的女人阴部的图案，这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产业了。我说《老子》书有女性生殖崇拜，有些淮阳出来的学者都说：“我相信，我相信。”这就是以文学地理学、民俗学和姓氏制度的方法，揭示《老子》书中坤乾文化、女性生殖崇拜的得以生成的文化基因。
方法论这根杠杆，确实能够撬开诸子文本的许多缝隙，破解一系列千年不解之惑。比如另一位河南人庄子，他是谁，为何把《庄子》书写成这个样子？实际上二千多年雾里观花，没搞清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由于司马迁作《史记》时，庄子地位不显，那时还是黄老的天下，到了魏晋才是老庄的天下，因此，就把庄子作为附传，放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并没有下力气把庄子讲清楚。漆园吏，有人根据出土简帛，说是“啬夫”。《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年轻时也当过这个职务，“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似乎是庄子的同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皆秦制也。”啬夫是乡里听诉讼，收赋税的小吏。蒙地漆园，是乡下种漆树、制造漆器的小手工作坊，这里的啬夫小吏，就是手工作坊的记账先生。他的生活很拮据，穷困到了要向监河侯借一升一斗的米来过日子。要不然就是涸泽之鱼，要救急啊，不能等到引来东海水救济，已经揭不开锅了。庄子衣衫褴褛，靠编草鞋卖来补贴生计，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吏，按现在的级别恐怕连个股长都不够。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第一，知识来源问题。庄子的知识是哪来的？写一部《庄子》可是要于学无所不窥，什么学问都懂，才能写出这么一部博学而高妙的书。但是先秦时期的学制，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有所谓“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的制度。当时实行的是贵族教育，只有贵族才能够接受教育。孔子的伟大就在于把贵族教育变成平民教育，把官学变成私学。但是孔子并没有在蒙地办学校，也没招庄子这么一个弟子。你的知识从何而来？第二，你是卑微的小吏，有什么资格跟那些王侯将相高谈阔论？而且衣冠不整，说话非常傲气，底气十足，人家门房没挡你，讲了得罪人的话没有把你驱逐出去，拘留起来，乖乖听就是了。不要说一个小吏，现在一个大学系主任教授，不要说去找国王，就是找个开封市市长对对话，恐怕门房也会挡驾。难道战国时代就比现代民主？第三，《史记》和《庄子》书中都记载楚王派两个大夫去请庄子回去当大官，庄子回绝了，说我不愿意到你那里去当祭祀用的牺牲的牛，宁可在河沟里面当拖着尾巴的乌龟。这是什么话？如果河南省委书记请你一介书生去当宣传部长，他说我不去当牺牲的牛，你会感觉此人不可理喻，但一读《庄子》书，却失去这份感觉。有人说庄子说的是“寓言”，是在瞎编。寓言而涉及到自己的身世，是有底线的，没有底线那就是骗子。有这么一个是作为底线，添油加醋渲染一番也无妨，但没有这个事而到处张扬，就是招摇撞骗了。所以身世寓言要有底线，这是一个原则，抛弃这个原则，你简直就把庄子看成骗子了。 这么三个涉及知识来源、行为资质、仕隐出处的根本性问题，二千年来还缺乏寻根问底的深入探究。庄子是谁，凭什么把《庄子》书写成这个样子？这都有待于我们以先秦家族姓氏制度、历史编年考证、人文地理考证、文本生命分析等方法，考察庄子家世、遭遇、生命历程。并且以《庄子》书中的生命基因加以印证。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记述：“以谥为氏。周人以讳事神，谥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谥，贵者之事也，氏乃贵称，故谥亦可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文氏、武氏、哀氏、缪氏之类，皆氏于谥者也。”又说：“庄氏：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日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先秦时期，美好的谥号有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谥号庄，意味着“威而不猛”，“胜敌志强”。因此，谥号为“庄”的东周君主颇有其人，除了东周庄王之外，还有秦庄公、齐庄公、卫庄公、郑庄公、曹庄公、宋庄公、燕庄公、鲁庄公、陈庄公、许庄公、蔡庄侯、楚庄王、邾庄公、秦庄襄王，而且齐、卫均有二庄公。在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六百年间，起码有十七位君主以“庄”为谥号。如果以谥号为氏，庄氏出自哪位君主？肯定地说，出自楚庄王。这是特指，不是泛指，没有任何一条材料证明出自以此为谥号的其他君主。
郑樵是一个对唐以前的书无所不读的非常博学的人，他推崇司马迁、刘知几的“会通”之学，于经史、礼乐、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文字音韵方面都有相当深的造诣。自称所著的《通志》二百卷，总汇隋唐五代以前的文献，“集天下书为一书”。而《氏族略》是《通志·二十略》中最好的部分。但他毕竟是南宋人，踞离庄子已经一千余年，还需审查他的说法可靠不可靠。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史记》，在庄子本传中虽然没有记载庄子是楚庄王的后裔，但在《西南夷列传》里面讲了楚国的一个将军，叫庄跻。庄蹻是楚威王派去守卫西部巫郡和黔中郡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他带着军队到了云南滇池一带，被秦军阻断回不来了，就在那里开拓了古滇国，变成古滇王。《史记》原文是：“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可见太史公也认为，庄氏也出自楚庄王，因而是无需置疑的。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是楚国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记载。这位楚王把楚国势力扩张到黄河领域，扩张到洛水，观兵周郊，问鼎中原，使鲁、宋、郑、陈等中原诸侯国都依附楚国。他的直系子孙就是楚王，旁系子孙到孙子一辈，就可以用他的谥号当姓氏了。
但是，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离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已经二百余年，距离起码七八代，属于疏远的贵族后裔了。那么庄氏家族为什么出现在河南商丘北的宋国蒙地呢？要考证这个问题，只能从楚威王派二大夫聘请庄子人手。楚威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39—前329年。《史记》庄子本传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日：‘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此事发生在“威王当周显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初继位，庄子三十岁左右。要考证庄氏家族的迁徙，须由此往前推五十年，看楚国发生了什么事件，足以造成这个家族逃亡离楚。“新鬼大，旧鬼小”，应在五十年内才有新立楚王纠正过去的冤案的举动，超过百年，除了历史学家，就不为当政者作为政策来实施了。往前推不到五十年，楚悼王二十年（公元前382年），以吴起为令尹，实行改革。《史记·吴起列传》记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吴起变法“废公族疏远者”，多少代算是疏远呢？《韩非子。和氏篇》说：“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因而已是七八代以上的庄氏家族，也在这个范围。因此，这些老贵族痛恨吴起，当楚悼王一死，就追杀吴起，大闹灵堂，射死吴起也射中楚悼王尸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射中国王的尸体是要灭族的。所以楚肃王继位后灭了七十个家族。庄氏家族受牵连，被迫逃亡。
他们是通过墨家钜子的渠道逃到宋国的。墨家讲兼爱、非攻，在宋国与楚国的交界处设立根据地。《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记载：“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日：‘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楚悼王时阳城君的封邑阳城，在今安徽省界首市境（一说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南），秦末揭竿而起的陈涉也是阳城人。庄氏可能通过这个与吴起之变有关的墨家钜子的渠道，逃到宋国的。庄氏属于楚国追捕的钦犯，必须逃到宋国首都北面的蒙地，才不会被楚国搜捕。这次逃亡，发生在庄子出生前十几年，流亡到宋国蒙地之后，才生下庄子。《庄子》书记载，庄子与惠施在濠梁观鱼，濠水流经春秋楚邑钟离，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该地有庄、惠遨游之处，石绝水为梁。庄子于钓濮水，楚威王使二大夫聘庄子于此地。《水经注》说：濮水“俗谓父水”，杨守敬注：“父水因城父得名。”地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七十里城父集。这些地方与阳城相距不远，处于楚国东北部与宋国接壤地带，似乎庄子对其家族死里逃生的路线别有几分感情。庄子不在城市，而在荒野以钓鱼的方式接见楚王使臣，也是别具一格的。 从吴起之变，庄氏家族逃亡，到楚威王继位已是四十三年。四十三年间，楚国王位从肃王、宣王，传到威王，隔了两代国王，为四十多年前的冤案落实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庄子本是宋国蒙地小小的漆园吏，楚威王怎么还“闻庄子贤”呢？因为“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的亲戚朋友盘根错节，许多人包括庄跻这位出自庄氏别支的将军，这些人不停地为四十年前家破人亡的亲友呼冤叫屈，建议聘请这些家族的优秀子弟回来任职。楚威王由此“闻庄子贤”，感受压力要为蒙冤家族落实政策，聘请他们的子弟当官，才会出现楚威王派二大夫延聘庄子之事。也才会有庄子宁愿当泥地乌龟，也不去当祭祀时当牺牲的牛的说法，因为冤案平反，也存在着反弹的暗流，并非毫无杀身之祸。由于出身流亡贵族之家，可以接受教育，博览典籍；由于上等大国还准备聘请流亡贵族子弟任要职，使之有资格在王侯将相面前无所顾忌，高谈阔论。笼罩在庄子身上的三个千古谜团也就豁然开朗了。
考辨庄子家世，不是仅仅为了给庄子履历表上填写家庭成分，更本质的意义在于通解《庄子》书中的国族文化基因，破解其中的生命密码。而且反过来，书中国族基因、生命密码的破解，也为庄子家世的考证，提供文化精神上的内证。朱熹说：“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朱熹没有对庄氏家族进行深入考证，但他对先秦各学派的特质和表现方式是了如指掌的，凭直觉就感到庄子是楚国人，他的思想是楚人的思想。智慧的直觉，往往比那些纠缠不清的“博学”，更能直抵事物的原本。
不妨对《庄子》书中的国族文化基因，试作剖析。庄子有个朋友叫惠施，二人经常辩论，棋逢敌手，争论不妨碍感情，二人要好得像伯牙、钟子期一样。惠施于梁惠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34年），促成梁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会盟，相互承认称王，因此当了梁国的相二十五年。有人说庄子要去谋他的相位，那么惠施就在大梁搜查了他三天三夜。庄子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凤凰鸟、猫头鹰和死老鼠的故事：“南方有鸟，其名曰鵷雏，子知之乎？夫鵷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鵷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楚人崇凤，庄子在故事中以凤凰鸟（鹪雏）自拟，这与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以鸟自拟，如出一辙。如唐人王颜《京兆府献三足乌赋》云：“怜楚人之迷凤，陋越裳之献翟。”不仅如此也，而且说这只凤凰乃是“南方有鸟”，“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跟庄子的家族迁移轨迹是一样的。庄子讽喻惠施，我是南方来的凤凰鸟，南方那边请我回去我都不回去，我去谋取你抓到的那只死老鼠。好友之间心照不宣，一点就透，因为惠施当上梁相，与楚威王延聘庄子，相距才五年。
《庄子》书中有一个关于混沌寓言，见于《庄子·应帝王篇》：“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混沌是楚人的信仰。因为楚国在三苗之地，三苗是混沌、穷奇、饕餮。中原视之为恶魔，楚人将混沌看作与祖源相联系的信仰。南海之帝、北海之帝叫做儵与忽，儵忽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只见于《楚辞》。也就是说，庄子在用楚国方言，讲述着一种与楚人信仰相联系的哲学寓言。关于信仰的寓言，是连着生命之根的。
《庄子》书写了十几个楚国故事，楚人既悟道，又神奇。这是庄子祖辈、父辈告诉他的那个“失落了的故乡”的故事，月是故乡明。庄子对于“流人之思”体验极深，晋朝司马彪注解说：“流人，有罪见流徙者也”，这种流亡者“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款其侧者乎？”庄子借流人之思，表达自己流亡家族的乡愁。他写了“郢匠挥斤”，楚国郢都的一个石匠挥起一把大斧子，能够把别人鼻梁上像苍蝇翅膀那么薄的白土砍掉。挥斧子的人厉害，受斧子的人也很了得。又写了汉阴抱瓮老人，老人从隧道到井里提水来浇灌菜园子。子贡问他不是有桔槔么，怎么不用呢？他回答说：有机械就有机事，有机事就有机心，不能用机械破坏自然的混沌状态，孔子说这是混沌之术，属于楚人的混沌信仰。后世将之与回归自然相联系，如骆宾王所说：“实欲投竿垂饵，晦名迹于渭滨；抱瓮灌园，绝机心于汉渚。”还有一个故事是“疴偻承蜩”，驼背老人在树林里捉蝉，他说在竹竿子顶上放两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再去粘蝉，十只能粘到五六只；如果放三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十只能粘到九只；如果竿子上放五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粘蝉就像捡花生那样随手拈来了。孔子赞叹：老人给人的启示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精诚是通向道的途径。唐人作《佝偻丈人承蜩赋》，赞许“巧乎道者，承蜩之叟”。权德舆作《道举策问》，谓“安时处顺，？自然悬解，至人之心也。……疴偻之承蜩，匠石之运斤，梓庆之削镰（《庄子-达生篇》所说的乐器），用志不分，移于教化，则万物之相刃相靡者，悠然而顺，暗然而和”。清人讲武术杂技的出神入化，有所谓“疴瘘丈人承蜩弄丸，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发扬蹈厉”。这些故事分别发生在楚国首都、汉阴、边境林中，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是否与庄氏家族由首都下放到汉阴，又由边境逃往宋国的迁徙轨迹有关，这已是无从考证的问题了。
《庄子》书的宋国故事也有十几个，所提到的宋人都是很笨拙，甚至很卑劣。这说明庄氏家族逃亡到宋国蒙地，并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宋国夹在齐国、晋国、楚国这些大国中间，随时面临着失地亡国的危机，检索《左传》可知，宋国大权总是掌握在自己公族手中，不愿接纳客卿，担心大权旁落。所以游动于列国之间的战国诸子，对宋人都很反感。《孟子》寓言“拔苗助长”，《韩非子》寓言“守株待兔”，讲的都是宋人。庄子出生于流亡的客族，宋国也没有真正接纳他，如此才华出众的士人竟然当了地方作坊的记账先生，而没有在朝廷文案中谋到一官半职，如此生活只能说是一种“悲哀的潇洒”。因此，庄子经常嘲讽宋人，加上与宋人惠施经常辩论，这类故事就更为尖刻。宋人是商人的后代，商人总有一点经商的智慧吧，然而不，“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宋人拿着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到越国去卖，但越人是断发文身的，根本不戴帽子。做买卖也不顾客户的需求，只能赔掉老本。有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但是只能“世世以秽辛澼纰为事”。“澼游纰”就是漂洗棉絮，大概是用了宋国的象声词方言，有点向辩论对象惠施调侃的意味。有客人想用百金购买他们的偏方，他们就聚族商量：“我们世世代代都在洴澼絖，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数金。如今卖个方子，就可以拿到技百金，不如成交了吧。”但那个客人拿着方子，游说吴王。越国来侵略，吴王就任命他当将军，冬天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他当大官。庄子评议说：能够一样制造不龟手的药，有人靠它封官，有人不免于“洴澼絖”，是他们使用的方式存在着差异的缘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也批评道：“术无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龟手之药，可以洴澼絖，亦可以大败越师耳。” 还有宋人曹商的故事，就是舔人家痔疮的故事，是“吮痈舐痔”，不择手段地谄媚拍马的成语的来源。宋王派曹商出使秦国，去的时候只带了几辆车，因得到秦王的欢心，赠予一百辆车。回到宋国，就找庄子来显摆一番：“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反唇相讥：“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这个故事出自《庄子》杂篇《列御寇篇》，可能是庄子门人追记的，但是庄子对门人讲了这么一个令人不堪的故事，可见曹商这番显摆对庄子心理伤害之大，实在是刻骨铭心。
庄氏家族流亡到宋国蒙地，宋国没有接纳他们，但是蒙地这块水草丰茂的湿地，接纳了庄子。现在到庄子在商丘北的故里考察，还可以发现池塘、湖泊遍布，草木虫鱼繁多的湿地风光。《左传》庄公十二年（公元前682年）秋，“宋万（与公争博）弑闵公于蒙泽。”杜预注：“宋地。梁国有蒙县。”《水经注》卷二十三说，“饭水又东径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反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为蒙之漆国吏，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矣”，获水“东南流径于蒙泽”。湿地中的草木虫鱼，充满着《庄子》书，在先秦诸子书中留下了别样的风光。庄子生于流亡的客户，小时候缺少结伴同游的小哥们，因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孤独中语湿地精灵出入于藐姑射山一类神异之境：“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回到现实中，他可能到市场上看人家耍猴，分派橡栗，时而“朝三而暮四”，时而“朝四而暮三”，逗着猴子寻开心。又去看人家宰猪，燎掉猪毛连藏在猪的腋下的虱子都燎死了。又看过庖丁解牛，小孩子看到大人宰牛，两刀下去，“哗”一下子就把一个庞然大物五体分尸，煞是惊奇。大人看宰牛，不会有这种好奇心、震撼感，庖丁解牛包含着庄子的童年记忆。庄子还写了蜗牛角上的战争：“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蜗牛角上有两个国家在打仗，这将战国争城掠地的战争，嘲讽得极其到家，有如苏东坡《满庭芳》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白居易《禽虫十二章》云：“蟭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是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然而，蜗牛有两个角，恐怕连主张“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孔夫子都不一定知道，那时的博物学还欠发达。要蹲到地上看很久，都不一定看得到蜗牛伸出两只角来。两个角的摆动，活像两个国家在那里打了十五天的仗，死了几万人，这都是小孩子的想象，把战国的战乱都写到小孩对蜗牛的观察和想象之中。晋人崔豹《古今注》卷中《鱼虫第五》透露了《庄子》一则佚文：“蜣螂，一名转丸，一名弄丸，能以土包屎转而成丸，圆正无邪角。庄周所谓‘蛄蜣之智于转丸’者也，故一名蛄蜣。蜗牛，跗螺也，形如螈蝓。”唐人苏鹗《苏氏演义》卷下则说：“《古今注》有‘庄周曰：蛄蜣之智，在于转丸’三句。”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虫部》又云：“弘景曰：庄子云：蛄蜣之智，在于转丸。喜人粪土中取屎丸而推却之，故俗名推丸。”《尔雅·释虫》云：“蛄蜣，蜣螂。”郭璞注曰：“黑甲虫，啖粪者也。”这也是庄子关注到一种甲虫，俗名“屎壳郎”，对应着庄子所说的“道在屎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先秦诸子写梦，写得最好的是庄子。老子是庄子的前辈，但《道德经》五千言连一个“梦”字也没有。跟庄子同辈的孟子虽然姓孟，但是《孟子》三万四千言，也无一个“梦”字。《论语》写了一个梦字，《述而篇》说：“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是政治梦，如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四所说：“‘梦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见得圣人真一处。理会一事，便全体在这一事。”《笑林广记》对“梦周公”开了一个玩笑，说是“一师昼寝，而不容学生瞌睡。学生诘之，师谬言日：‘我乃梦周公也。’明昼，其徒亦效之，师以戒方击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见周公耳！’师曰：‘周公何语？’答曰：‘周公说，昨日并不曾见尊师。”’
《庄子》书中十一次写梦，他借梦思考生命。《庄子·大宗师》云：“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他反观“吾之所谓吾”，思考着生命的边界、梦与觉的边界。写得尤为精彩的是《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个梦是如此驰名，李商隐诗云：“庄生晓梦迷蝴蝶”，以致“梦蝶翁”成了庄子的代名词，如祝枝山《读庄子逍遥游》诗云：“颇疑梦蝶翁，与世太相避。曳尾泥中龟，岂希留骨贵。’’蝴蝶、乌龟、屎壳郎、蜗牛、猴子，还有凫、鹤、鹪鹩、鼹鼠、螳螂等等，《庄子》书简直成了诗化和哲学化的博物志。随着庄氏家族的流亡，庄子在宋国，“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却在宋国蒙地的湿地环境中，借草木虫鱼接通地气，“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找到了自己哲学、生命与诗的丰沛源泉。
三、先秦诸子的开幕式与闭幕式
在还原先秦诸子的生命过程中，有微观还原、中观还原，还有宏观还原，先秦诸子的开幕式与闭幕式的现场还原，就属于宏观还原。老子与孔子的见面，是春秋晚期两位思想巨人为诸子百家争鸣拉开帷幕。但历史记载却矛盾重重。《史记·老子列传》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日：‘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赠。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记老子一生功业，唯有二事：一是传礼于孔子，二是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 《史记·孔子世家》也记孔、老会面，如果此事为子虚乌有，太史公是不会如此处理材料的，而且《仲尼弟子列传》也将老子列为“孔子之所严事”的第一人。《孔子世家》记事繁多，但对此也不惜笔墨：“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日：‘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日：‘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曾经到洛阳向老子问礼之事，如今洛阳还保存有“孔子问礼处”——一处古老的建筑。战国秦汉的典籍，甚至包括汉代祠堂坟墓的石画像，俱有记载，没有怀疑和否定。《礼记·曾子问》四次出现孔子曰“吾闻诸老聃”；《大戴礼记》有一次，《孔子家语》则专门设立《观周篇》。但是后来儒家做大了，就感到有一个道家或道教的祖师爷当自家祖师爷的老师，难免有点不舒服。太史公除了预感到后人会将老聃、老莱子、周太史儋搞混，特作说明之外，也开始感觉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但《史记·孔子世家》也留下一个编年学上的缺陷，这就使孔、老会见的年份成了千古之谜。《孑L子世家》将这段记述置于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之前：“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螫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日：‘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馇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鳌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其实孟僖子死，孟懿子、南宫敬叔向孑L子学礼，不是在孔子十七岁，而是三十四岁。《春秋经》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记载：“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丙戌（杨伯峻认为，丙戌是二月二十日），仲孙攫卒。”仲孙猩就是孟僖子，此年孔子三十四岁。那么，《史记》为何出现这种误记？从史源学上考察，它来自《左传》一段缺乏清晰交待的记载。《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十七岁，楚灵王章华之台落成，要求诸侯来庆贺。鲁昭公三月如楚，九月归国，《左传》同年记载：“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日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盂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日：‘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孟僖子“病不能相礼”的“病”，是担忧的意思，不同于《史记》“病且死”的“病”。但是《左传》将十七年后“及其将死也”，也紧接着放在昭公七年记述了，这就造成未及仔细辨析的《孔子世家》的年份误置。其实孟懿子、南宫敬叔少孔子二十一岁，在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尚未出生。四年后，《左传》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记载得很清楚：“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蘧氏之篷。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孔子世家》虽然对此未及考证，但也隐隐约约感到年份有点恍惚，于是在孔子适周问礼之前，插入这么一段年份错综莫定的话：“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这段话属于资料集锦，涵盖了孔子六十八岁以前的大半生，再接上南宫敬叔以孔子适周事请示鲁君，多少也可以含糊过去。但是又说了一段勾勒列国形势的话之后，接着写“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三十岁矣”，令人感觉到孔子适周似乎是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事。其实鲁昭公二十年，孟僖子未死，九岁的孟懿子、南宫敬叔未向孔子学礼，也无从为孔子适周而向鲁君请示了。
《史记·孔子世家》取材《左传》造成的孑L子适周年份的糊涂账，被东汉晚期边韶《老子铭》坐实为大错。铭文交待，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八月甲子，皇上……梦见老子，尊而祀之。于时陈相边韶，典国之礼”，作《老子铭》。《后汉书·桓帝纪》如此解释“尊而祀之”，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老子铭》如此作了年份判定：“孔子以周灵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公元前535年），年十有七，学礼于老聃。计其年纪，聃时已二百余岁。”《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考察老子故里，在卷二十三记述“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碑”，卷十七有沿袭《老子铭》的说法：“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有些前辈学者非常崇拜汉魏碑铭和权威地理书的记载，不从史源学上考察孔子十七岁适周见老聃的根据，就一味硬挺此说。从史源学考察，《史记·孔子世家》在孔子适周年份是留下糊涂账，边韶《老子铭》将错就错，铸成大错。
由于这些说法不足以服人，孔子适周年份愈说愈离谱，莫衷一是。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企图进行正本清源：“有以孔子适周之年来问者，曰：‘《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孑L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案《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见《春秋》。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七年虽曾日食入食限，而敬叔尚未曾从孔子游，何由适周？”阎若璩注意到南宫敬叔随同孔子适周，也注意到孔子从老聃助葬时，遭遇日食，从而排除了孔子十七岁、五十一岁适周的说法。但是他没有思考，鲁昭公二十四年二月孟僖子卒，南宫敬叔才十三岁，孔子是否会派如此少年去沟通鲁君？《春秋经》记载鲁昭公二十四年三月，孟僖子卒之后，接着记载“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相隔只有两个月。《礼记·杂记》说：“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且不说“三年之丧”，就连孟僖子三月而葬，也尚未入土卒哭，南宫敬叔又岂能千里迢迢随孔子适周？而且发生于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至二十六年（前516年）的周室王子朝之乱战火方炽，宣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孔子，岂会此时驱车赴难？ 经过编年学上严密的排除与聚焦，可以确定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是在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孔子四十一岁，南宫敬叔二十岁。此时孔子尚未为大夫，既有时间适周，却又不便面见鲁君，就派孟孙氏之后南宫敬叔见鲁君，获得公派资格的便利到东周首都访学。二十岁的南宫敬叔也适合承当此任。王子朝之乱已经平息五年，道路比较安宁，适合远途出行。而且据《春秋经》昭公三十一年记载：“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这就是杨伯峻注解的公元前511年11月14日之日食。孔子从老聃助葬，是可以遭遇日食的。更能确证的是，以现代天文学重现二千多年前的这次日食的天象，日食发生在上午9点56分前后。据《仪礼·既夕礼》记载，周代入葬礼和虞礼在同日举行，虞礼始于午后，故葬礼应在上午。葬礼从天明开始，经过陈鼎祭祀、宾入拜礼、奠礼，即将棺椁抬出，安置于柩车上。读策之后，即可以上道。因而灵柩在大道上的时间，应在上午九点多钟。老子与孔子助葬于巷党，就在这个时辰遭遇日食。
有前辈学者说：此时“鲁国无君”，南宫敬叔何从沟通鲁君？因此，孔子适周的年头应该提前到鲁国有君的时候。诚然，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给鸡头戴上金冠，郈氏给鸡爪配上金爪。结果邱氏的鸡把季氏的鸡打败了。两家结怨。鲁昭公想灭掉季氏，就借助邱氏势力把季氏包围起来。季平子请求下野，鲁昭公不许，形成对峙。此时孟孙氏、叔孙氏听从家臣“无季氏，也就无三桓”的分析，出兵救季孙，三桓联手把鲁昭公打败。鲁昭公就跑到了齐国边境的郓城，又流亡到晋国边境的乾侯，流亡了七八年，死在乾侯。因此，说这七八年间“鲁国无君”，是可以的。
问题在于季氏把鲁昭公驱逐出境，孔子如何看待这场政变？查《论语》及其他典籍孔子之言，孔子一再称昭公知礼，批评季氏无礼，他是站在鲁昭公一边的。还有一条更直接的材料，《左传》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记载：“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孔子家语·相鲁篇》还补充了一段话：“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日：‘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季氏将从乾侯归葬的昭公葬在远离鲁先君的墓地，似乎想将之贬出国君行列；孔子为司寇后，开沟将远离的昭公墓圈进来，并且批评季氏“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他的“不臣”行为。可见，尽管鲁昭公遭遇驱逐，孔子还是认可这位国君的。
进一步考察，孔子派南宫敬叔沟通鲁昭公的这一年，鲁国政局发生微妙的变化。《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记载，晋侯想派出军队把鲁昭公从乾侯护送回国，并让季氏到乾侯迎驾：“季孙练冠、麻衣、跣行，伏而对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为有罪，请囚于费，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绝季氏，而赐之死。若弗杀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从君而归，则固臣之愿也，敢有异心？”’虽然由于鲁昭公的从者胁迫要除去季氏，未能归国，但在短暂时间中，鲁昭公是颇赚得几分国君的体面的，孔子于此时派南宫敬叔见鲁君，是适合时宜的。但是，由于鲁昭公还在流亡中，拿不出更多的车马资助孔子，于是只好做一个象征性举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要是真正的国君拿这么个礼物相赠，未免太寒碜了。然而不料次年十二月，鲁昭公“薨于乾侯”。这位鲁君至死也没有名正言顺地成为真正的国君，因此，孔子弟子记述向鲁昭公请准适周问礼之事，只能使用“春秋笔法”，不明言见鲁昭公、或是鲁定公，而模糊化为“鲁君”。懂得儒家“春秋笔法”的人，是不难理解如此措辞之苦心。
既然已经排除鲁昭公三十一年以前存在孔子适周问礼年份的可能性，那么，是否可以将适周年份，下推到鲁定公时期呢？不能，肯定不能。应该看到，孟僖子卒于鲁昭公二十四年二月，鲁昭公于次年九月被逐，南宫敬叔孝期未满，未及在鲁昭公时期继承为大夫；直到鲁定公继位初年后，南宫敬叔才补为大夫，此后富有得连国君都嫉妒他。《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载：“南宫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卫。卫侯请复之，载其宝以朝。夫子闻之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敬叔闻之，骤如孔氏，而后循礼施散焉。”南宫敬叔当了大夫后，车马成群。《孔子家语-致思篇》记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可以说，“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而道加行”，对于孔子而言，可以同“自吾得由（子路），恶言不闻于耳”相并列。由于收了子路当弟子，孔子就听不到别人恶言相骂了，因为子路会揍骂人者。这就是说，南宫敬叔在鲁定公初年当上大夫后，车马众多，如果鲁君只是赠予“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他就没有必要接受了。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从史源学、历史编年学、天文学、周代礼制等丰富的方法维度上，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孔子访学经历，从二十七岁见郯子学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之职官礼制，到三十余岁之齐学舜帝《韶》乐，之杞考察夏礼，得“夏时”，之宋考察殷礼，得坤乾这么一个生命维度上，考定孔子于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四十一岁时，适周问礼于老子。这是以卷地毯式的材料梳理，辅以多维度的精密编年定位而得出的结果。这就是先秦诸子开幕式的准确年份了。诸子百家自此登上了大规模进行思想原创的历史舞台。因此应该说，鲁昭公三十一年，即公元前511年，是这个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年。
我们再看先秦诸子的闭幕式，也就是战国末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的历史性的一幕。可惜《史记》的记载，只能说是一些历史碎片。如何贯通各种材料，运用多维方法，进行生命解读，从而缀合碎片，还原历史现场，是一个艰难的命题，也是价值重大的命题。《史记·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李斯俱事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列传》又云：“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人秦。辞于荀卿。”那么，他们多大年纪，在哪个地方，以什么方式，当了多少年的师生呢？两千年来没有答案。堪称又一个千古之谜。这个谜不揭破，那些责备儒学巨匠荀子为何教出两个著名的法家弟子巨擘，也只能是泛泛而谈。 材料的发现和解读，需要我们的慧眼和慧心。其实，只要将相关的文献材料当成乃是人所写而留下的生命痕迹来对待，破解千古之谜的材料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战国策·楚策四》中有荀子写给春申君的一封信：“孙（荀）子为书谢（春申君）曰：疠人怜王，此不恭之语也。虽然，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逋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日：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帅其君党而攻庄公。请与分国，崔杼不许。欲自刃于庙，崔杼不许。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县于其庙梁，宿夕而死。夫疠虽痈肿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绞缨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饿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疠矣。由此观之，疠虽怜王可也。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祎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这里引谚语“疠人怜王”，作为整个答谢书的主题。“疠”通“癞”，指恶疮、恶疾。《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恶疾也”，何休注：“恶疾，谓瘩、聋、盲、疠、秃、跛、伛，不逮人伦之属也。”疠疾，也指瘟疫，如《墨子·兼爱下》：“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而得如此恶疾的人，还要可怜君王比他更难受，更危险。这是一个治帝王之术，或以王者师自居的儒者之命题。然而这篇文稿也作为章节，见于《韩非子·奸劫弑臣篇》。这是一种很有趣，也带点戏剧性的现象，非常能够挑战我们的脑袋。是否一看到两个文本，就急于判断它们一真一伪呢？世界上事物存在的形态就这么单调，甚至有点枯燥吗？我想，这里起码存在着三种可能：一是如同某些前人所言之一真一伪，乃韩非所作，《战国策》误安在荀子头上；二是考虑到韩非曾经师事荀子，因而将老师的信函抄录参考；三是更为隐蔽的，老师让弟子起草，自己修改后寄出，而弟子也将草稿存底，就如后来文人捉刀的惯例，这种惯例就从韩非开始。由于是弟子起草的，荀子也就没有收入自己的文集。哪种可能性更大呢？不能空口白说，最好是将两个文本进行校雠对读。校雠对读的结果，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理由有五：
一、《韩非子》文本一些法家色彩极浓的话。如“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出，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逋而立不义”，法、术、势这些韩非式的概念都出现了。《战国策》文本缩写为“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逋而立不义”。文字变得简洁，法家色彩有所淡化。
二、《韩非子》文本中“劫杀死亡之主”、“劫杀死亡之君”，其“劫杀”都被改为“劫弑”。尤其是“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这段话五次称弑君之臣为“崔子”，都被改称直称其名“崔杼”，无疑是一位深知“春秋笔法”的老儒作出的修改。
三、文本采用的一些历史事件为荀子所熟知，如李兑在赵国掌权，围困沙丘百日，饿死主父（赵武灵王），乃作为赵人的荀子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政治事件。至于“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县于其庙梁，宿夕而死”，这是荀子到稷下前几年发生的事情，他应是很早就知道此事。先秦文献中，《战国策·齐策六》记载范雎对秦昭王说：“淖齿管齐之权，缩闵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用赵，减食主父，百日而饿死。”范雎后来取代穰侯为秦相，封为应侯。《荀子·强国篇》则记述荀子曾经西游秦游说应侯，批评秦国政治“駮而霸”而无儒。因而二人都把李兑、淖齿并列，并非偶然。当然，《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也载：“淖齿之用齐也，擢闵王之筋。李兑之用赵也，饿杀主父。”《韩非子·难一》也将“滑王一用淖齿而身死乎东庙，主父一用李兑，减食而死”相并列。但是从时间先后上说，应是荀子影响韩非，或者是荀子授意韩非起草这封书信后，才使韩非产生这种并列性思维，也是可能。
四、《韩非子》文本没有“赋曰”、“《诗》曰”，赋是荀子创造的文体，引《诗》为证，是儒者常用的修辞方法。两个文本这种差异，说明《韩非子》文本属于初稿，而《战国策》文本是荀子修改定稿的。
五、因此对《战国策》文本，鲍氏注曰，“疠虽恶疾，犹愈于劫弑，故反怜王”，以这么一种思想作为整篇信函的主题，乃是儒者以王者师的姿态对朝政的针砭。这种针砭是绝对君权主义的法家所不愿为，也不能为的。主题的确定，应是出自苟子这个老师大儒。
以上五个方面从双文本校雠内证上，证得荀子谢春申君书，是荀子授意韩非起草，然后由荀子修改后寄出，而韩非将草稿留底存证。因此，《战国策》与《韩非子》两个文本都是真的，只不过是过程中的真，不同层面上的真。
除了内证之外，还应搜集外证。《韩诗外传》卷四云：“客有说春申君者，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内。今夫孙子者，天下之贤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去而之赵，赵以为上卿。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而入齐，鲁弱而齐强。由是观之，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善，其国未尝不安也。今孙子天下之贤人，何谓辞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请孙子。孙子因伪喜谢之：‘鄙语曰：疠怜王。此不恭之语也。虽不可不审也。此比为劫杀死亡之主者也。……因为赋日：璇玉瑶珠不知佩，杂布与锦不知异。闾鲰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诗》曰：上帝甚怊，无自瘵焉。”按：《汉书·儒林传》云：“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由此可知，《韩诗外传》辑录荀子致谢春申君书，在刘向整理《战国策》一百多年前，因而他另有所据的证明荀子对这份答谢书拥有著作权。但文中说荀子“去而之赵，赵以为上卿”，却未免高估了赵国对荀子的待遇，不足信。 那么，荀子为何作了一篇立论如此怪异的答谢书呢？这有必要梳理荀子当兰陵令的波折。刘向《孙卿书录》对此记载略多：“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向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日：‘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七）这里说，“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乃是刘向将“疠怜王”信函系于荀子的理由。《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公元前255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这是荀子第一次入楚。而答谢书发生在荀子第二次入楚，即春申君十年（公元前253年）。“疠怜王”议题蕴含着荀子的切身体验，他两次入楚，春申君对他的邀请、冷落，偌大的兰陵县令的任命、取消，更不须说楚国的征伐、会盟，都任随一人的好恶，无需任何行政程序，可见楚国政治已经严重畸形，国君如同虚设，而春申君“虽名相国，实楚王也”的威风已是路人皆知。诚令荀子不得不感慨如此君主，喜喜忧忧，安安危危，简直不如身染疠疾者。
上述考证如果成立，那么，荀子由赵经过韩国首都新郑，即已接纳作为被边缘化的韩之诸公子韩非为发生于春申君十年（公元前253年）。应该也是在荀子这次入楚途中，收纳楚之上蔡小吏李斯为弟子。《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日郢。”由此可知，荀子这次入楚，是到陈郢见春申君。荀子、韩非、李斯问学聚首之地在陈，即今河南淮阳，此处离韩之首都新郑、楚上蔡都不算远，水陆交通也方便。荀子大约生于赵武灵王八年（约公元前318年），此时六十六岁，已是天下第一大儒。韩非子大约生于韩襄王末年（约前296年），此时四十四岁，法家思想已经成熟。李斯大约生于楚顷襄王十九年（约前280年），此时二十八岁，正是学习的好年头。
四十余岁的韩非，法家思想已经成熟。他向苟子学帝王术，学的是智慧，而非完整的思想体系。古者十五而学，三十而娶，四十而仕。韩非既是韩国一位被边缘化的公子，不须在首都寻找进入权力中心的机会，不可能经常在荀子身边。因而从《韩非子》中可以发现韩非对荀子和春申君的身世，并不熟悉。《难三》云：“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据《史记·六国年表》，燕王哙五年（公元前316年）让国于子之。而据《史记》荀子本传，“春申君死（公元前238年）而荀卿废，因家兰陵。”两个事件相距七十八年，如果荀子游说燕王哙时二十五岁，至此已是一百○三岁，竟然还能“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实在不可思议。又《奸劫弑臣》云：“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这是违背历史常识的，楚庄王与春申君相距二三百年，后者又非王族，何从兄弟相称？
与韩非有所不同，李斯向荀子请教更多、更深入。《荀子·议兵篇》记载：“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孙卿子日：‘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日：凡在于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荀子点拨李斯的，虽然感知秦国已具备兼并列国的强势，但依然倾于霸道而欠缺儒术，不足以立下长治久安之基。《史记-李斯列传》又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日：‘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奠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从李斯在荀子处学成欲人秦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李斯并没有觉得秦国欠缺儒术是多么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与其说他是遵循荀子路线想问题，不如说他按照当“仓中鼠”而非“厕中鼠”实用机会主义的思路处理问题。
李斯入秦是在秦庄襄王卒年（公元前247年），也就是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的时间，为公元前253年—前247年的七年之间。这是先秦诸子闭幕式的七年。这七年间，秦国势力急剧扩张，如《史记·秦本纪》记载：“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龅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郄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从韩非、李斯师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来看，此时的儒、法、黄老之学所探讨的问题，已经关切秦国的崛起和六国的危机，寻找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的途径。
在我的体会中，要把学术做得精深，思想方法的更新非常关键。一是思想，在一个现代大国需要文化振兴的时候，以何种思想觉悟来面对自身的文化根子。二是方法，思想翻新必然带来方法翻新，只有以恰当的原创的方法，才能激活材料的生命，进行富有生气的古今对话。这是我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的甘苦之谈。
我出生在农村，大学时期遭遇“文革”，当研究生之前在工厂。虽然不断地读过一些书，文史哲经，拿来就读，毫无头绪。懂得读书要有途径，以创造性的思想烛照以一行行的文字躺在纸面的生命，是在当研究生之后。我是中国社科院的第一届研究生，跟唐锼先生、王士菁先生研究鲁迅。就思考新时期应该如何研究鲁迅？置于中国文化史、小说史上的鲁迅，应如何解读？毕业后留在文学所，就做中国现代小说史，做了十年。“一人著史”打破了当时“集体著史”的格局，应如何搜集材料，梳理脉络，建构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框架？十年后将学术视野转移到研究古典文学，又打破了以往学科分割，隔行如隔山的学术体制。古典文学浩如烟海，从何处进入？就选择从小说人手。因为我原来在现代小说史研究中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学界并不怀疑我会分析小说，而且要为现代小说探源。那时候，我六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七篇论文，《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也有两三篇，就是为了锤炼进入新领域后的能力。学术研究是一种能力，具备能力后，就可以进入不同的学科领域。按照内在逻辑，现代小说、古代小说我都下过一番功夫之后，就写了一部《中国叙事学》。再由叙事文学领域，进入诗学领域，一步一步地逼近中国文化的核心，写了一部《楚辞诗学》、一部《李杜诗学》。这两部书写完，接受委任，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两个所的所长，这一干就是十一年。
当所长不能尸位素餐，在学术上，也要打破中国文学史上少数民族文学缺席的局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学史地图重绘上有一番综合性的作为。除了对中国文学进行古今贯通之外，我也花了不少时间读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方面的材料。学者出身，缺乏讲套话的本事，就日积月累，逐渐深入，向少数民族文学专家请教。人家讨论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我也要思考这部伟大的史诗属于“江河源文明”。人家讨论《蒙古秘史》，我就把它开宗明义所说的“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白色的鹿相配了”，生了蒙古族的始祖；与《国语·周语上》、《史记-周本纪》及《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载的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相比照；又参证以《北史·突厥传》、《周书·突厥传》、《隋书·北狄列传》所记载的突厥阿史那氏遗孤，与牝狼交合，生十男，为突厥十部姓，其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的族源传说；还联想到古突厥史诗《乌古斯传》这种出征誓词：“我是你们的可汗，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让祖标称谓我们的福兆，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让我们的铁矛像森林一样，让野马奔驰在我们的猎场。让河水在我们的土地上奔流，让太阳作旗帜，蓝天作庐帐。”从而思考着民族文学所蕴含的神圣信仰、生活习俗、审美形态、史诗类型及其与汉族文学的多维度的关系，包括提出“边缘活力”这类文化通则。
本人进入诸子学研究领域的时候，并非在耍弄空手道，而是携带着如此复杂的学术文化行李，拥有在诸多文史领域付出艰辛探索的跨学科经验、知识积累、方法论尝试和研究能力的锤炼。先秦诸子学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多年展读，充满诱惑力的智慧对话之命题。就在我从所长的位置退下来之前就已经摩拳擦掌想尝试一下了。在我看来，要研究到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最根本，就要走进先秦诸子。诸子学已是很高深的学问了。你一个从现代文学开始而转战多个领域的学人，到底如何进去？进去后有你的位置，存在着你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可能吗？兹事体大，众多产峻的问题都在拷问自己。
在这里，学养是根基，方法是杠杆。据说有个科学家放言，要是找到个合适的支点，就能凭着一支杠杆撬动整个地球。我辈岂敢如此放言，但也知道，要撬动一块大石头，关键在于一要找到支点，二要找到杠杆。我今天给大家讲先秦诸子还原的方法论问题，实际上先是一个思想力，即支点的问题；再是一个方法论，即杠杆的问题。在我看来，学术区分学科，可以对一些细部作出精密的考察，但人类知识是相互贯通的，贯通也能窥见其活泼的生命和深在的价值。首先要培养一种学术会通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就能超越学科的局限，只要你认真钻进去，材料都读了，就可以从中发现问题，追问根本。从中华民族文化全景出发而进入到诸子学，与就诸子某家谈某家，所能发现的问题很不一样，那么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前人没有注意的、甚至为旧思想旧方法遮蔽了的问题。人们常说，搞先秦文学，要往前走一小步都很难。如果走老路，也只能如此。但我进去后，把握追问原本的关键点，实施还原文化生命的方法，在许多熟视无睹之处生疑，就2011年出版的先秦诸子还原四本书，包括《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就提出和着手解决了38个千古未解之谜。
为什么叫做“还原研究”呢？当然原封不动的完全还原，是不可能做到的，不要说二千年前的人和事，就是昨天发生的事件要百分之百地恢复原样，也是不可能的。历史就像出土文物碎片，斯人已逝，连他们的脚印都被历史烟尘所掩埋。问题在于这些碎片，有限的文献记载、传世典籍，都是古人生命的痕迹。它们如何发生？如何成为经典？诸子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出土的陶瓷碎片，可以根据它们出土的地层，它们呈现的形状，它们的纹饰、线条、弧度、断口，正反考量、细心比对、反复组接，甚至找来别处出土的同代同类器物作为参照，从而慧心独运，补充一些填料，缀合组拼成古陶罐的本来模样。中外大博物馆里的许多震撼人心的古陶器多是这样复原的，如果没有这番碎片缀合和还原，就只能看到库房里凌乱堆放着许多碎片，无法走近历史，还原古人的天才。先秦诸子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大规模的原创的时代，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扎下深深的根子，组构中国人文精神之基因的时代。但是诸子没有刻意写自传，史籍对他们的生平身世的记载也多有残缺，以致诸子书是怎样发生的，字里行间存在着怎样的生命秘密，都迷茫难解。这就使得对诸子书的生命分析，成为今日中国解读自己的文化之根的重大课题。我们对诸子文化充满敬重感，可以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对诸子的敬重极其重要的是对他们生命的尊重和理解。 所谓“思想力”，就是指思想在创新、淬炼、熔铸中激发出来的一种力量。既然研究诸子真正价值，在于探讨中国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是探讨我们精神结构的根本，研究中国思想创造、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的安身立命之处，就理应研究者创新、淬炼、熔铸的力量。以这种力量还原古人的生命形态，激活今人与古人的生命感知、智慧互通、涵养共享，推进我们民族血脉的传承和未来命运的开拓。对于这么一个诸子文化原创的时代，绝不容许一味地使它“碎片化”或者“空心化”，那样会造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贫血症。西方文化为什么能够形成强势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对来源于古希腊和希伯来的文化根本进行了系统的、非常有生命力的解释，并且使一系列基本的解释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形成了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共享。虽然如今颇有些人在唱着解构的调子，但那是形成深厚的现代性结构与共识以后的“解构”，如此解构只能是原有结构的第二维度，在“颠覆”中存在着强大的“非颠覆”。西方人可以从神话传说《荷马史诗》，从宗教经典《圣经》里，发现历史的的真实存在，凭着有限章节将自身的历史前推二千年。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根子，提供了这种“撼山易，撼文化根基难”的现代性解释和文化共识了吗？中国远古文献极为丰富，有哲人说，明代中叶以前，即西方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的书面文献几乎等于世界文献的总和。但是文献记载多了、流布时间长了，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扦格、龃龉的地方，这是需要学者对之进行发生学、史源学、传播学的考辨的。但是总不能简单地从这些矛盾、扦格、龃龉之处，将大量的历史文献贬斥为伪书，使深厚的历史之根悬在空中不接地气。这是弱国心态的体现，长期不思变更，就可能形成“文化自虐”症候。对于中华民族怎样发生，这几千年来又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我们的古人作了许多尽心尽责的记述，其记述的坚实性、可信性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在生命关怀、情景展现、道德表达、历史编年、地方记录等方面，都留下了丰厚的文献遗产。不要以为古人的记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样那样的纰缪，就大惊小怪地挑剔他们整天都在制造伪书，那是过去不同学派在相互指责时留下的口实。这些口实层层叠加，几乎使每一部重要典籍都难辞作伪之咎。其实更有实际价值的，不是拿着“作伪”的帽子到处套，而是以考据学、史源学、文献学、知识发生学之类的方法，审慎地考究这些缺陷和纰缪的来由和原委，并且以还原的方法，揭示它们的本来面目和真实过程。
克服文化自卑自虐，恢复对文献资源丰厚性、坚实性的自信的最好方法，是走出研究新路子。陈陈相因，无法开拓新境界所产生的内心焦虑，最容易引发吹毛求疵的偏执症。这就需要我们鼓起原创的勇气，改变在诸子文化重读中缺乏现代解释能力的状况，于此迈出创造大国学术气象根本性的一步。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建树，但还有必要强调一点，前人建树是我们继续前进的起点，不是我们放弃创新、自我矮化的理由。正是出于学术辩证创新的想法，我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清学三弊”的话题。对于清学，林琴南认为，清代学术之盛，超越今古，义理、考据，合而为一，而精博过之。实于汉学、宋学以外别创清学一派。王国维则认为：清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林琴南以静止的眼光看清学，只能“高山仰止”；王国维以变化的眼光看清学，就能看出其长短，从而做出超越性的创造。清人有很多建树，比如把版本、校勘、考据做得非常精到，使后人做学问能有可靠的根基。
但是对于前代学术思维方式只知重复，对前代学术成果只知顶礼膜拜，是会损折今代学术奋力创新的翅膀的。一只手的五个手指，都有三长两短，有清三百年的学术岂能没有三长两短？看不到前代学术的短处，是很难开创新的一代之学术。那么清学有哪“三弊”呢？第一，清人不敢讲民族问题。因为清朝是满洲人当家，民族问题，华夷之辨，是清人忌讳，是清学的禁区。讲华夷之辨，很容易引起文字狱。吕留良严华夷之辨，发抒种族思想，结果死了还要剖棺戮尸。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说：“吕留良焚骨时，开其棺，貌如生，刃之尚有微血。盖鬼神留使伏诛也。”第二，看不起民间问题。觉得民间材料不雅驯，不可取信。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如果缺乏民族、民间的材料和思维角度，就不可能完整地描绘许多文化脉络的形成、变化、壮大的过程。尽管清人手中的许多材料都是坚实的片段，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相互间的生命联系，没有恢复完整的生命过程。第三，清人没有看到通过科学考古所发现的地下材料，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他认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第三项材料是民国学者用以考证历史的优势所在。
后王国维时代，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为当今学者的考证历史打开了巨大的视境。但是，简帛文献展示给今人的学术维度，不限于考史，它更为潜在的价值，是启示今人去考察东周秦汉书籍制度，考察先秦诸子发生学及其生命方式，让今人更真切地审视中国文化是怎么发生、怎样走过来的。民国学术当然也有很多建树，引进了西方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对知识进行重组而创立新学科，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但民国学术也存在一些值得反省的问题，他们研究中存在两个误区，今人应该通过反省，走出误区。一个误区是混同战国秦汉简帛传抄的书籍制度和宋元以后刊本书籍制度。继承清学的学术前辈往往对宋元以后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有深厚的造诣。但是用这种造诣套战国秦汉抄本，认为上古书籍也是一版定终身，前代抄本掺人个别后代观念或语句，就是“伪书”，后出的书不是另有简帛所据而必然抄袭早出的书。这就忽视了抄本时代由于简帛成本贵重，往往数简成组、单篇别行，中间还插入若干口传过程；传抄中原本的残损程度，抄手水平、整理者的添加，都会使新本出现异文。一本《论语》一万六千字，抄在竹简上是很大的一捆，不可能每个弟子、再传弟子都抄一本，昂贵的成本负担影响了书籍流布的形态。口传也就必不可免，一两代、三五代、十代八代的口传和转抄相交叉，同样一个人名，可能发生误认；同样一个发音，可能记作不同字形。所以清人发明了以音求义、异文证音的原则。实际上这是跟口传介入抄录的结果。至于形近而讹的考证原则，则是传抄过程中，简帛损坏，字迹模糊或残缺，揣测着依形补字，略有差池，就留下讹误。不少先秦书发生年代，或被判为“伪书”，多是不明战国秦汉书籍制度的实情和原委，而按照宋元以后刊本制度的定式作出判断的结果。其实，那不是真伪的问题，而是在哪个地区、哪个群体在传播的不同阶段对古本进行辑录和整理的问题，这里的真存在着相对性和过程性。比如《老子》书，被一批博学的前辈判定为出现在《庄子》之后，荆州郭店楚简出土之后，人们发现并非《老子》晚出，而是后人在转录整理时作了汇编和某些改动，这就难以避免有《庄子》后的术语和功能渗入。对于诸子文本的分析，应该既将之作为古代智者的生命痕迹来对待，又应该对其文本形成的过程采取类乎考古学的文化地层叠加的辨析方法。这是大量战国汉初简帛出土，挑战曾经风行一时的伪书考辨成果，从而给我们提供的文化启示。 第二个误区，是混淆了口头传统和书面文献的传统，或者以文献传统贬抑口头传统。先秦诸子创立他们学说的时候，面对的是两个传统：一个是非常有限的书面传抄的传统，也就是王官传统。儒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所谓“六经”就是当时的书面传统。第二个是浩如烟海的口头传统。比如说黄帝、尧舜的传说。疑古学派有人说，孔夫子以后才有尧舜，到战国中期以后才有黄帝。实际上这些材料来自口头传统，在各个氏族、部族、部落联盟都有巫师谋士、歌手对天地开辟、人类起源、本族祖源和迁徙，在祭祀、节庆、丧葬等场合歌舞吟唱，口耳相传了几千年，形成了一个比早期文字记载更为古老和丰富的传统。这是没有进入文字的传统，它是口耳相传的。司马迁后来写《史记》之前，二十壮游，走遍了全国各地，行程二万余里，听到地方父老都在讲黄帝、讲尧舜。即太史公所谓“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就是与《尚书》的文献传统不同而并行的口头传统。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传说，可能有某些历史的原本的底子，然后经过一代复一代的口耳相传把它放大了、丰富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融合了日积月累的集体智慧。这些故事、传说带有史和诗结合的品格，包括黄帝故事，尧舜故事，都带上民族记忆的原型性。司马迁对这类材料的采录，体现了他对民族原型记忆的高度珍重，这种观念比二千年后的疑古思潮更富于人类关怀。历史家徐中舒对出土的齐威王为其父王祭墓的《陈侯因齐（敦）》铭文释读为：“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日：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墓克成。其惟因齐扬皇考，绍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尚。”从这种以黄帝为取代姜齐的战国田氏齐国的祖源追忆，可以追踪黄老之学盛于齐国临淄稷下的文化契机。
诸子的发生及其思想创造，《汉书·艺文志》接过刘歆的说法，认为来自“王官之学”，即所谓“诸子出自王官”。儒家产生于司徒之官，道家产生于史官。对王官之学的格外推重，与刘向、刘歆、班固在汉帝国大一统的形势下，强调中央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统治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先秦诸子最大的贡献，在于把民间口头传统和民俗信仰形态引入书面的公共知识领域，从此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原创建构，从而打破了原来的王官之学的一统天下，使“道术为天下裂”。这是《庄子》中的话，《庄子》又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乌乎在？曰：元乎不在。”又有一种说法：“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甓”，“在屎溺”。这就为固有的王官传统崩裂中，大量的民间传统进入学术领域，提供了哲学的合理性说明。诸子在大量引进了民间传统的过程中，开始了他们的思想原创。所以诸子虽然对王官之学有所借鉴，但是从本质意义上说，它是“反王官之学”，把王官之学变成向士人转移、向民间开放的诸子之学。
因此研究诸子，必须更新方法论。方法是研究对象召唤出来的，它从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腔调呼唤，就要求我们因其所宜，更新我们的方法配备。连孙悟空都知道针对不同的打斗对象，将他的金箍棒一化为千，千化为一，大可化为擎天柱，小可化为绣花针，难道我们的学者还不如孙悟空？对于诸子研究，知识发生学、历史编年学、人文地理学、家族姓氏制度、礼制参证，以及史源学，应该看得与简帛学、文献学、考据学一样重要。在综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研究维度中，应该自觉地强化三种意识：一是学术原创上的问题意识。学术生于问题，撬瓶子要找到缝隙才能撬开。二是文本生成的过程意识。把先秦诸子的文献看成是有其原始发生，又有其文化地层叠压的过程。三是对文本进行生命分析的意识。因为文本是人写的，有生命的表达，有生命的遗痕。尊重诸子，首先要尊重他们作为生命的存在。老子是谁，庄子是谁？他们为什么把书写成这个样子？由此进入《老子》书、《庄子》书，抱着对生命的敏感，解读字里行间的生命痕迹，破解生命密码。
二、两个河南人：老子与庄子
就此今天讲课的河南讲起吧。“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老子故里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在先秦诸子书中，唯有《老子》书有母性的生殖崇拜，这类材料可以找出七八条。最显著的是《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什么是“谷神”？《淮南子·墬形训》、《大戴礼记·易本命》、《孔子家语·执辔篇》都说：“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也就是说，谷神是原始崇拜的溪谷之神。“谷”字与“欲”字相通，又是欲望之神。山谷是低洼的，因此是“牝”，“牝”去掉牛字旁，原是指女性的生殖器。这种凹陷的、充满欲望的、与女性生殖器相联系的那个门，竟然是天地之根所在。《列子·天瑞篇》却记载：“《黄帝书》日：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与《老子》第六章相同。这大概沿用了黄老之学的说法，把黄帝和老子等同对待了。《二程遗书》记载二先生程顾的话说：“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道教是将老子这段话，引向养生术。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却不甚了然，章氏认为：“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等语，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说，推为教祖，实于老子无与。”
《老子》与《易经》虽然都追问着道的本体，但其追问的途径不同。《易经》文化是乾坤文化，《老子》是坤乾文化，坤在乾的前面，是很古老的文化形态。这一点，可能同意的人比较多。比如说历史学家吕思勉、哲学家冯友兰还有外国的一些汉学家，都讲《老子》有女性生殖崇拜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来自何方，是怎样发生的？这就必须追问老子是谁？疑古的人们往往弄成在孔子、甚至庄子之后，实际上是误解了太史公的意思。只要抱着一颗平常心来读《史记-老子列传》，这篇列传紧跟着《伯夷列传》、《管晏列传》，按照《史记》以时为序的义例，老子应在孔子之前。《史记》写的重要人物有一百多人，但写籍贯故里完整地交待县、乡、里的，只有三个人：本纪中是汉高祖刘邦，世家中是孔子，列传中是老子。其他的如庄子只讲“蒙人也”，连国名、县名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司马迁这样描述他在写《史记》之前的二十壮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其中“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说明他到过孔子家乡；“厄困鄱、薛、彭城”，说明他到过刘邦家乡；“过梁、楚以归”，他从沛县经过大梁（开封），还经过“楚”回长安。这个“楚”，只能是楚国北部的“陈楚”，也就是老子的家乡“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先秦的文献中，像老子这样官阶不高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又隐居不知所终，官方文献是不会记载的，不可能留下他的家乡的完整信息，只有司马迁到过他的家乡，才将之写入正史。比如吴楚柏举之战，吴国以少胜多，在十余日就攻占一流大国楚国的首都，但《左传》只把功劳记在吴王阖闾、阖闾之弟夫概、重臣伍子胥的头上，而作为客卿的孙武连名字都没有。孔子当中都宰，《左传》不记；到当鲁司寇，在夹谷之会上为相才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可见官方史料是有官方价值标准的，官方不记的人与事并不等于不存在。司马迁写《老子列传》的时候，可作为依据的官方材料，恐难寻觅。后人常常责备《史记》记老子、孙武、屈原的材料不够翔实，其实如果没有太史公的实地调查，及对简书杂记的发掘，以独具的慧眼为他们作传，恐怕作为旷世经典的《老子》、《孙子兵法》、《离骚》，就会成为“无头案”。后人不仅不应挑剔太史公，反而应该把太史公视为《老子》、《孙子兵法》、《离骚》的不可代替的功臣。 《史记‘老子列传》不仅完整地交待老子故里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而且交待他“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日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引三国葛玄曰：“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葛玄是葛洪的叔祖父，三国时道教重要人物，因而后人将这种索隐看作是神学家言，并不放在心中。但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老子出生，没有其父的音讯，连姓氏也得自母亲一族。因母得姓，这就是母系社会的姓氏制度。老子好像生来就是老子，多么博学的人也考证不出他的父亲，因而可能出生在母系氏族。信奉社会发展史的人会问：春秋战国时代，不是到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了，怎么还有母系氏族呢？应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春秋列国的社会结构并非整齐划一。《苟子》谓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汉书·诸侯王表序》：“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初分封，有同姓国、异姓国，所谓国就是一个城。周公礼制在部分重要封国的都城中可能还称得上行之有效，城市近郊波及的层次深于远郊，至于边境地带可能还维持着原始状态。诸子书中所说的齐桓公并国三十（或并国三十五），启地三千里；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秦穆公，并国十二（或并国三十），辟地千里，遂霸西戎，都是对一些弱小部落的兼并。这类弱小部落难免有些还处在“知母而不知父”的原始状态，因而招致《仪礼·丧服》痛斥其“禽兽知母而不知父”。老子出生在楚、陈交界之地，很可能存在母系氏族。《老子》书里讲母是唯一的。“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河上公》说：道为天下物母也。《韩非子·解老》说：母者道也。这个“天下母”是唯一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而《老子》讲父，是“众父”，《老子》二十一章说：“孔得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然。以此。”而流行本中的“众甫”，在长沙马王堆玉帛书《老子》甲、乙本中都是“众父”，父亲的父。《老子》在无意中讲父是“众父”，讲母是唯一的，这就不能排除他出生的氏族很可能存在着“一母众父”的婚姻形态。
其次，老子家乡苦县，本属于陈国，楚国灭陈后，设置苦县，所谓“陈楚”。古陈国在今河南东南角跟安徽亳州交界的淮阳，属于“太皞之虚”，那里有太皞墓，女性生殖崇拜风气到现在还很浓郁。太皞就是伏羲，是信仰伏羲、女娲的地方。这里遗留的几种民俗值得注意，一是每年三四月份表演“履迹舞”。汉代王符《潜夫论》说：“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山海经·海内东经》郭璞注引《河图》日：“大迹大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伏羲的母亲华胥氏踩了大人的脚印，生下伏羲，是“知母而不知父”的。履迹舞，是母系社会的遗风。二是摸子洞。太嗥陵的下面有个洞，当地居民求子，就将手伸进去模仿性交动作，属于一种生殖崇拜的仪式。三是有一种叫“泥泥狗”的陶制品。据说是给伏羲看墓的狗，长着一个脑袋、两个脑袋，直到九个脑袋，每个狗的胸前都绘有色彩斑斓的女人阴部的图案，这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产业了。我说《老子》书有女性生殖崇拜，有些淮阳出来的学者都说：“我相信，我相信。”这就是以文学地理学、民俗学和姓氏制度的方法，揭示《老子》书中坤乾文化、女性生殖崇拜的得以生成的文化基因。
方法论这根杠杆，确实能够撬开诸子文本的许多缝隙，破解一系列千年不解之惑。比如另一位河南人庄子，他是谁，为何把《庄子》书写成这个样子？实际上二千多年雾里观花，没搞清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由于司马迁作《史记》时，庄子地位不显，那时还是黄老的天下，到了魏晋才是老庄的天下，因此，就把庄子作为附传，放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并没有下力气把庄子讲清楚。漆园吏，有人根据出土简帛，说是“啬夫”。《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年轻时也当过这个职务，“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似乎是庄子的同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皆秦制也。”啬夫是乡里听诉讼，收赋税的小吏。蒙地漆园，是乡下种漆树、制造漆器的小手工作坊，这里的啬夫小吏，就是手工作坊的记账先生。他的生活很拮据，穷困到了要向监河侯借一升一斗的米来过日子。要不然就是涸泽之鱼，要救急啊，不能等到引来东海水救济，已经揭不开锅了。庄子衣衫褴褛，靠编草鞋卖来补贴生计，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吏，按现在的级别恐怕连个股长都不够。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第一，知识来源问题。庄子的知识是哪来的？写一部《庄子》可是要于学无所不窥，什么学问都懂，才能写出这么一部博学而高妙的书。但是先秦时期的学制，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有所谓“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的制度。当时实行的是贵族教育，只有贵族才能够接受教育。孔子的伟大就在于把贵族教育变成平民教育，把官学变成私学。但是孔子并没有在蒙地办学校，也没招庄子这么一个弟子。你的知识从何而来？第二，你是卑微的小吏，有什么资格跟那些王侯将相高谈阔论？而且衣冠不整，说话非常傲气，底气十足，人家门房没挡你，讲了得罪人的话没有把你驱逐出去，拘留起来，乖乖听就是了。不要说一个小吏，现在一个大学系主任教授，不要说去找国王，就是找个开封市市长对对话，恐怕门房也会挡驾。难道战国时代就比现代民主？第三，《史记》和《庄子》书中都记载楚王派两个大夫去请庄子回去当大官，庄子回绝了，说我不愿意到你那里去当祭祀用的牺牲的牛，宁可在河沟里面当拖着尾巴的乌龟。这是什么话？如果河南省委书记请你一介书生去当宣传部长，他说我不去当牺牲的牛，你会感觉此人不可理喻，但一读《庄子》书，却失去这份感觉。有人说庄子说的是“寓言”，是在瞎编。寓言而涉及到自己的身世，是有底线的，没有底线那就是骗子。有这么一个是作为底线，添油加醋渲染一番也无妨，但没有这个事而到处张扬，就是招摇撞骗了。所以身世寓言要有底线，这是一个原则，抛弃这个原则，你简直就把庄子看成骗子了。 这么三个涉及知识来源、行为资质、仕隐出处的根本性问题，二千年来还缺乏寻根问底的深入探究。庄子是谁，凭什么把《庄子》书写成这个样子？这都有待于我们以先秦家族姓氏制度、历史编年考证、人文地理考证、文本生命分析等方法，考察庄子家世、遭遇、生命历程。并且以《庄子》书中的生命基因加以印证。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记述：“以谥为氏。周人以讳事神，谥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谥，贵者之事也，氏乃贵称，故谥亦可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文氏、武氏、哀氏、缪氏之类，皆氏于谥者也。”又说：“庄氏：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日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先秦时期，美好的谥号有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谥号庄，意味着“威而不猛”，“胜敌志强”。因此，谥号为“庄”的东周君主颇有其人，除了东周庄王之外，还有秦庄公、齐庄公、卫庄公、郑庄公、曹庄公、宋庄公、燕庄公、鲁庄公、陈庄公、许庄公、蔡庄侯、楚庄王、邾庄公、秦庄襄王，而且齐、卫均有二庄公。在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六百年间，起码有十七位君主以“庄”为谥号。如果以谥号为氏，庄氏出自哪位君主？肯定地说，出自楚庄王。这是特指，不是泛指，没有任何一条材料证明出自以此为谥号的其他君主。
郑樵是一个对唐以前的书无所不读的非常博学的人，他推崇司马迁、刘知几的“会通”之学，于经史、礼乐、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文字音韵方面都有相当深的造诣。自称所著的《通志》二百卷，总汇隋唐五代以前的文献，“集天下书为一书”。而《氏族略》是《通志·二十略》中最好的部分。但他毕竟是南宋人，踞离庄子已经一千余年，还需审查他的说法可靠不可靠。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史记》，在庄子本传中虽然没有记载庄子是楚庄王的后裔，但在《西南夷列传》里面讲了楚国的一个将军，叫庄跻。庄蹻是楚威王派去守卫西部巫郡和黔中郡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他带着军队到了云南滇池一带，被秦军阻断回不来了，就在那里开拓了古滇国，变成古滇王。《史记》原文是：“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可见太史公也认为，庄氏也出自楚庄王，因而是无需置疑的。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是楚国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记载。这位楚王把楚国势力扩张到黄河领域，扩张到洛水，观兵周郊，问鼎中原，使鲁、宋、郑、陈等中原诸侯国都依附楚国。他的直系子孙就是楚王，旁系子孙到孙子一辈，就可以用他的谥号当姓氏了。
但是，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离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已经二百余年，距离起码七八代，属于疏远的贵族后裔了。那么庄氏家族为什么出现在河南商丘北的宋国蒙地呢？要考证这个问题，只能从楚威王派二大夫聘请庄子人手。楚威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39—前329年。《史记》庄子本传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日：‘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此事发生在“威王当周显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初继位，庄子三十岁左右。要考证庄氏家族的迁徙，须由此往前推五十年，看楚国发生了什么事件，足以造成这个家族逃亡离楚。“新鬼大，旧鬼小”，应在五十年内才有新立楚王纠正过去的冤案的举动，超过百年，除了历史学家，就不为当政者作为政策来实施了。往前推不到五十年，楚悼王二十年（公元前382年），以吴起为令尹，实行改革。《史记·吴起列传》记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吴起变法“废公族疏远者”，多少代算是疏远呢？《韩非子。和氏篇》说：“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因而已是七八代以上的庄氏家族，也在这个范围。因此，这些老贵族痛恨吴起，当楚悼王一死，就追杀吴起，大闹灵堂，射死吴起也射中楚悼王尸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射中国王的尸体是要灭族的。所以楚肃王继位后灭了七十个家族。庄氏家族受牵连，被迫逃亡。
他们是通过墨家钜子的渠道逃到宋国的。墨家讲兼爱、非攻，在宋国与楚国的交界处设立根据地。《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记载：“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日：‘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楚悼王时阳城君的封邑阳城，在今安徽省界首市境（一说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南），秦末揭竿而起的陈涉也是阳城人。庄氏可能通过这个与吴起之变有关的墨家钜子的渠道，逃到宋国的。庄氏属于楚国追捕的钦犯，必须逃到宋国首都北面的蒙地，才不会被楚国搜捕。这次逃亡，发生在庄子出生前十几年，流亡到宋国蒙地之后，才生下庄子。《庄子》书记载，庄子与惠施在濠梁观鱼，濠水流经春秋楚邑钟离，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该地有庄、惠遨游之处，石绝水为梁。庄子于钓濮水，楚威王使二大夫聘庄子于此地。《水经注》说：濮水“俗谓父水”，杨守敬注：“父水因城父得名。”地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七十里城父集。这些地方与阳城相距不远，处于楚国东北部与宋国接壤地带，似乎庄子对其家族死里逃生的路线别有几分感情。庄子不在城市，而在荒野以钓鱼的方式接见楚王使臣，也是别具一格的。 从吴起之变，庄氏家族逃亡，到楚威王继位已是四十三年。四十三年间，楚国王位从肃王、宣王，传到威王，隔了两代国王，为四十多年前的冤案落实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庄子本是宋国蒙地小小的漆园吏，楚威王怎么还“闻庄子贤”呢？因为“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的亲戚朋友盘根错节，许多人包括庄跻这位出自庄氏别支的将军，这些人不停地为四十年前家破人亡的亲友呼冤叫屈，建议聘请这些家族的优秀子弟回来任职。楚威王由此“闻庄子贤”，感受压力要为蒙冤家族落实政策，聘请他们的子弟当官，才会出现楚威王派二大夫延聘庄子之事。也才会有庄子宁愿当泥地乌龟，也不去当祭祀时当牺牲的牛的说法，因为冤案平反，也存在着反弹的暗流，并非毫无杀身之祸。由于出身流亡贵族之家，可以接受教育，博览典籍；由于上等大国还准备聘请流亡贵族子弟任要职，使之有资格在王侯将相面前无所顾忌，高谈阔论。笼罩在庄子身上的三个千古谜团也就豁然开朗了。
考辨庄子家世，不是仅仅为了给庄子履历表上填写家庭成分，更本质的意义在于通解《庄子》书中的国族文化基因，破解其中的生命密码。而且反过来，书中国族基因、生命密码的破解，也为庄子家世的考证，提供文化精神上的内证。朱熹说：“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朱熹没有对庄氏家族进行深入考证，但他对先秦各学派的特质和表现方式是了如指掌的，凭直觉就感到庄子是楚国人，他的思想是楚人的思想。智慧的直觉，往往比那些纠缠不清的“博学”，更能直抵事物的原本。
不妨对《庄子》书中的国族文化基因，试作剖析。庄子有个朋友叫惠施，二人经常辩论，棋逢敌手，争论不妨碍感情，二人要好得像伯牙、钟子期一样。惠施于梁惠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34年），促成梁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会盟，相互承认称王，因此当了梁国的相二十五年。有人说庄子要去谋他的相位，那么惠施就在大梁搜查了他三天三夜。庄子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凤凰鸟、猫头鹰和死老鼠的故事：“南方有鸟，其名曰鵷雏，子知之乎？夫鵷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鵷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楚人崇凤，庄子在故事中以凤凰鸟（鹪雏）自拟，这与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以鸟自拟，如出一辙。如唐人王颜《京兆府献三足乌赋》云：“怜楚人之迷凤，陋越裳之献翟。”不仅如此也，而且说这只凤凰乃是“南方有鸟”，“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跟庄子的家族迁移轨迹是一样的。庄子讽喻惠施，我是南方来的凤凰鸟，南方那边请我回去我都不回去，我去谋取你抓到的那只死老鼠。好友之间心照不宣，一点就透，因为惠施当上梁相，与楚威王延聘庄子，相距才五年。
《庄子》书中有一个关于混沌寓言，见于《庄子·应帝王篇》：“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混沌是楚人的信仰。因为楚国在三苗之地，三苗是混沌、穷奇、饕餮。中原视之为恶魔，楚人将混沌看作与祖源相联系的信仰。南海之帝、北海之帝叫做儵与忽，儵忽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只见于《楚辞》。也就是说，庄子在用楚国方言，讲述着一种与楚人信仰相联系的哲学寓言。关于信仰的寓言，是连着生命之根的。
《庄子》书写了十几个楚国故事，楚人既悟道，又神奇。这是庄子祖辈、父辈告诉他的那个“失落了的故乡”的故事，月是故乡明。庄子对于“流人之思”体验极深，晋朝司马彪注解说：“流人，有罪见流徙者也”，这种流亡者“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款其侧者乎？”庄子借流人之思，表达自己流亡家族的乡愁。他写了“郢匠挥斤”，楚国郢都的一个石匠挥起一把大斧子，能够把别人鼻梁上像苍蝇翅膀那么薄的白土砍掉。挥斧子的人厉害，受斧子的人也很了得。又写了汉阴抱瓮老人，老人从隧道到井里提水来浇灌菜园子。子贡问他不是有桔槔么，怎么不用呢？他回答说：有机械就有机事，有机事就有机心，不能用机械破坏自然的混沌状态，孔子说这是混沌之术，属于楚人的混沌信仰。后世将之与回归自然相联系，如骆宾王所说：“实欲投竿垂饵，晦名迹于渭滨；抱瓮灌园，绝机心于汉渚。”还有一个故事是“疴偻承蜩”，驼背老人在树林里捉蝉，他说在竹竿子顶上放两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再去粘蝉，十只能粘到五六只；如果放三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十只能粘到九只；如果竿子上放五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粘蝉就像捡花生那样随手拈来了。孔子赞叹：老人给人的启示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精诚是通向道的途径。唐人作《佝偻丈人承蜩赋》，赞许“巧乎道者，承蜩之叟”。权德舆作《道举策问》，谓“安时处顺，？自然悬解，至人之心也。……疴偻之承蜩，匠石之运斤，梓庆之削镰（《庄子-达生篇》所说的乐器），用志不分，移于教化，则万物之相刃相靡者，悠然而顺，暗然而和”。清人讲武术杂技的出神入化，有所谓“疴瘘丈人承蜩弄丸，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发扬蹈厉”。这些故事分别发生在楚国首都、汉阴、边境林中，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是否与庄氏家族由首都下放到汉阴，又由边境逃往宋国的迁徙轨迹有关，这已是无从考证的问题了。
《庄子》书的宋国故事也有十几个，所提到的宋人都是很笨拙，甚至很卑劣。这说明庄氏家族逃亡到宋国蒙地，并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宋国夹在齐国、晋国、楚国这些大国中间，随时面临着失地亡国的危机，检索《左传》可知，宋国大权总是掌握在自己公族手中，不愿接纳客卿，担心大权旁落。所以游动于列国之间的战国诸子，对宋人都很反感。《孟子》寓言“拔苗助长”，《韩非子》寓言“守株待兔”，讲的都是宋人。庄子出生于流亡的客族，宋国也没有真正接纳他，如此才华出众的士人竟然当了地方作坊的记账先生，而没有在朝廷文案中谋到一官半职，如此生活只能说是一种“悲哀的潇洒”。因此，庄子经常嘲讽宋人，加上与宋人惠施经常辩论，这类故事就更为尖刻。宋人是商人的后代，商人总有一点经商的智慧吧，然而不，“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宋人拿着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到越国去卖，但越人是断发文身的，根本不戴帽子。做买卖也不顾客户的需求，只能赔掉老本。有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但是只能“世世以秽辛澼纰为事”。“澼游纰”就是漂洗棉絮，大概是用了宋国的象声词方言，有点向辩论对象惠施调侃的意味。有客人想用百金购买他们的偏方，他们就聚族商量：“我们世世代代都在洴澼絖，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数金。如今卖个方子，就可以拿到技百金，不如成交了吧。”但那个客人拿着方子，游说吴王。越国来侵略，吴王就任命他当将军，冬天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他当大官。庄子评议说：能够一样制造不龟手的药，有人靠它封官，有人不免于“洴澼絖”，是他们使用的方式存在着差异的缘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也批评道：“术无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龟手之药，可以洴澼絖，亦可以大败越师耳。” 还有宋人曹商的故事，就是舔人家痔疮的故事，是“吮痈舐痔”，不择手段地谄媚拍马的成语的来源。宋王派曹商出使秦国，去的时候只带了几辆车，因得到秦王的欢心，赠予一百辆车。回到宋国，就找庄子来显摆一番：“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反唇相讥：“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这个故事出自《庄子》杂篇《列御寇篇》，可能是庄子门人追记的，但是庄子对门人讲了这么一个令人不堪的故事，可见曹商这番显摆对庄子心理伤害之大，实在是刻骨铭心。
庄氏家族流亡到宋国蒙地，宋国没有接纳他们，但是蒙地这块水草丰茂的湿地，接纳了庄子。现在到庄子在商丘北的故里考察，还可以发现池塘、湖泊遍布，草木虫鱼繁多的湿地风光。《左传》庄公十二年（公元前682年）秋，“宋万（与公争博）弑闵公于蒙泽。”杜预注：“宋地。梁国有蒙县。”《水经注》卷二十三说，“饭水又东径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反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为蒙之漆国吏，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矣”，获水“东南流径于蒙泽”。湿地中的草木虫鱼，充满着《庄子》书，在先秦诸子书中留下了别样的风光。庄子生于流亡的客户，小时候缺少结伴同游的小哥们，因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孤独中语湿地精灵出入于藐姑射山一类神异之境：“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回到现实中，他可能到市场上看人家耍猴，分派橡栗，时而“朝三而暮四”，时而“朝四而暮三”，逗着猴子寻开心。又去看人家宰猪，燎掉猪毛连藏在猪的腋下的虱子都燎死了。又看过庖丁解牛，小孩子看到大人宰牛，两刀下去，“哗”一下子就把一个庞然大物五体分尸，煞是惊奇。大人看宰牛，不会有这种好奇心、震撼感，庖丁解牛包含着庄子的童年记忆。庄子还写了蜗牛角上的战争：“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蜗牛角上有两个国家在打仗，这将战国争城掠地的战争，嘲讽得极其到家，有如苏东坡《满庭芳》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白居易《禽虫十二章》云：“蟭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是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然而，蜗牛有两个角，恐怕连主张“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孔夫子都不一定知道，那时的博物学还欠发达。要蹲到地上看很久，都不一定看得到蜗牛伸出两只角来。两个角的摆动，活像两个国家在那里打了十五天的仗，死了几万人，这都是小孩子的想象，把战国的战乱都写到小孩对蜗牛的观察和想象之中。晋人崔豹《古今注》卷中《鱼虫第五》透露了《庄子》一则佚文：“蜣螂，一名转丸，一名弄丸，能以土包屎转而成丸，圆正无邪角。庄周所谓‘蛄蜣之智于转丸’者也，故一名蛄蜣。蜗牛，跗螺也，形如螈蝓。”唐人苏鹗《苏氏演义》卷下则说：“《古今注》有‘庄周曰：蛄蜣之智，在于转丸’三句。”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虫部》又云：“弘景曰：庄子云：蛄蜣之智，在于转丸。喜人粪土中取屎丸而推却之，故俗名推丸。”《尔雅·释虫》云：“蛄蜣，蜣螂。”郭璞注曰：“黑甲虫，啖粪者也。”这也是庄子关注到一种甲虫，俗名“屎壳郎”，对应着庄子所说的“道在屎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先秦诸子写梦，写得最好的是庄子。老子是庄子的前辈，但《道德经》五千言连一个“梦”字也没有。跟庄子同辈的孟子虽然姓孟，但是《孟子》三万四千言，也无一个“梦”字。《论语》写了一个梦字，《述而篇》说：“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是政治梦，如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四所说：“‘梦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见得圣人真一处。理会一事，便全体在这一事。”《笑林广记》对“梦周公”开了一个玩笑，说是“一师昼寝，而不容学生瞌睡。学生诘之，师谬言日：‘我乃梦周公也。’明昼，其徒亦效之，师以戒方击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见周公耳！’师曰：‘周公何语？’答曰：‘周公说，昨日并不曾见尊师。”’
《庄子》书中十一次写梦，他借梦思考生命。《庄子·大宗师》云：“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他反观“吾之所谓吾”，思考着生命的边界、梦与觉的边界。写得尤为精彩的是《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个梦是如此驰名，李商隐诗云：“庄生晓梦迷蝴蝶”，以致“梦蝶翁”成了庄子的代名词，如祝枝山《读庄子逍遥游》诗云：“颇疑梦蝶翁，与世太相避。曳尾泥中龟，岂希留骨贵。’’蝴蝶、乌龟、屎壳郎、蜗牛、猴子，还有凫、鹤、鹪鹩、鼹鼠、螳螂等等，《庄子》书简直成了诗化和哲学化的博物志。随着庄氏家族的流亡，庄子在宋国，“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却在宋国蒙地的湿地环境中，借草木虫鱼接通地气，“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找到了自己哲学、生命与诗的丰沛源泉。
三、先秦诸子的开幕式与闭幕式
在还原先秦诸子的生命过程中，有微观还原、中观还原，还有宏观还原，先秦诸子的开幕式与闭幕式的现场还原，就属于宏观还原。老子与孔子的见面，是春秋晚期两位思想巨人为诸子百家争鸣拉开帷幕。但历史记载却矛盾重重。《史记·老子列传》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日：‘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赠。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记老子一生功业，唯有二事：一是传礼于孔子，二是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 《史记·孔子世家》也记孔、老会面，如果此事为子虚乌有，太史公是不会如此处理材料的，而且《仲尼弟子列传》也将老子列为“孔子之所严事”的第一人。《孔子世家》记事繁多，但对此也不惜笔墨：“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日：‘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日：‘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曾经到洛阳向老子问礼之事，如今洛阳还保存有“孔子问礼处”——一处古老的建筑。战国秦汉的典籍，甚至包括汉代祠堂坟墓的石画像，俱有记载，没有怀疑和否定。《礼记·曾子问》四次出现孔子曰“吾闻诸老聃”；《大戴礼记》有一次，《孔子家语》则专门设立《观周篇》。但是后来儒家做大了，就感到有一个道家或道教的祖师爷当自家祖师爷的老师，难免有点不舒服。太史公除了预感到后人会将老聃、老莱子、周太史儋搞混，特作说明之外，也开始感觉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但《史记·孔子世家》也留下一个编年学上的缺陷，这就使孔、老会见的年份成了千古之谜。《孑L子世家》将这段记述置于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之前：“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螫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日：‘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馇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鳌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其实孟僖子死，孟懿子、南宫敬叔向孑L子学礼，不是在孔子十七岁，而是三十四岁。《春秋经》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记载：“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丙戌（杨伯峻认为，丙戌是二月二十日），仲孙攫卒。”仲孙猩就是孟僖子，此年孔子三十四岁。那么，《史记》为何出现这种误记？从史源学上考察，它来自《左传》一段缺乏清晰交待的记载。《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十七岁，楚灵王章华之台落成，要求诸侯来庆贺。鲁昭公三月如楚，九月归国，《左传》同年记载：“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日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盂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日：‘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孟僖子“病不能相礼”的“病”，是担忧的意思，不同于《史记》“病且死”的“病”。但是《左传》将十七年后“及其将死也”，也紧接着放在昭公七年记述了，这就造成未及仔细辨析的《孔子世家》的年份误置。其实孟懿子、南宫敬叔少孔子二十一岁，在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尚未出生。四年后，《左传》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记载得很清楚：“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蘧氏之篷。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孔子世家》虽然对此未及考证，但也隐隐约约感到年份有点恍惚，于是在孔子适周问礼之前，插入这么一段年份错综莫定的话：“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这段话属于资料集锦，涵盖了孔子六十八岁以前的大半生，再接上南宫敬叔以孔子适周事请示鲁君，多少也可以含糊过去。但是又说了一段勾勒列国形势的话之后，接着写“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三十岁矣”，令人感觉到孔子适周似乎是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事。其实鲁昭公二十年，孟僖子未死，九岁的孟懿子、南宫敬叔未向孔子学礼，也无从为孔子适周而向鲁君请示了。
《史记·孔子世家》取材《左传》造成的孑L子适周年份的糊涂账，被东汉晚期边韶《老子铭》坐实为大错。铭文交待，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八月甲子，皇上……梦见老子，尊而祀之。于时陈相边韶，典国之礼”，作《老子铭》。《后汉书·桓帝纪》如此解释“尊而祀之”，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老子铭》如此作了年份判定：“孔子以周灵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公元前535年），年十有七，学礼于老聃。计其年纪，聃时已二百余岁。”《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考察老子故里，在卷二十三记述“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碑”，卷十七有沿袭《老子铭》的说法：“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有些前辈学者非常崇拜汉魏碑铭和权威地理书的记载，不从史源学上考察孔子十七岁适周见老聃的根据，就一味硬挺此说。从史源学考察，《史记·孔子世家》在孔子适周年份是留下糊涂账，边韶《老子铭》将错就错，铸成大错。
由于这些说法不足以服人，孔子适周年份愈说愈离谱，莫衷一是。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企图进行正本清源：“有以孔子适周之年来问者，曰：‘《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孑L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案《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见《春秋》。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七年虽曾日食入食限，而敬叔尚未曾从孔子游，何由适周？”阎若璩注意到南宫敬叔随同孔子适周，也注意到孔子从老聃助葬时，遭遇日食，从而排除了孔子十七岁、五十一岁适周的说法。但是他没有思考，鲁昭公二十四年二月孟僖子卒，南宫敬叔才十三岁，孔子是否会派如此少年去沟通鲁君？《春秋经》记载鲁昭公二十四年三月，孟僖子卒之后，接着记载“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相隔只有两个月。《礼记·杂记》说：“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且不说“三年之丧”，就连孟僖子三月而葬，也尚未入土卒哭，南宫敬叔又岂能千里迢迢随孔子适周？而且发生于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至二十六年（前516年）的周室王子朝之乱战火方炽，宣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孔子，岂会此时驱车赴难？ 经过编年学上严密的排除与聚焦，可以确定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是在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孔子四十一岁，南宫敬叔二十岁。此时孔子尚未为大夫，既有时间适周，却又不便面见鲁君，就派孟孙氏之后南宫敬叔见鲁君，获得公派资格的便利到东周首都访学。二十岁的南宫敬叔也适合承当此任。王子朝之乱已经平息五年，道路比较安宁，适合远途出行。而且据《春秋经》昭公三十一年记载：“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这就是杨伯峻注解的公元前511年11月14日之日食。孔子从老聃助葬，是可以遭遇日食的。更能确证的是，以现代天文学重现二千多年前的这次日食的天象，日食发生在上午9点56分前后。据《仪礼·既夕礼》记载，周代入葬礼和虞礼在同日举行，虞礼始于午后，故葬礼应在上午。葬礼从天明开始，经过陈鼎祭祀、宾入拜礼、奠礼，即将棺椁抬出，安置于柩车上。读策之后，即可以上道。因而灵柩在大道上的时间，应在上午九点多钟。老子与孔子助葬于巷党，就在这个时辰遭遇日食。
有前辈学者说：此时“鲁国无君”，南宫敬叔何从沟通鲁君？因此，孔子适周的年头应该提前到鲁国有君的时候。诚然，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给鸡头戴上金冠，郈氏给鸡爪配上金爪。结果邱氏的鸡把季氏的鸡打败了。两家结怨。鲁昭公想灭掉季氏，就借助邱氏势力把季氏包围起来。季平子请求下野，鲁昭公不许，形成对峙。此时孟孙氏、叔孙氏听从家臣“无季氏，也就无三桓”的分析，出兵救季孙，三桓联手把鲁昭公打败。鲁昭公就跑到了齐国边境的郓城，又流亡到晋国边境的乾侯，流亡了七八年，死在乾侯。因此，说这七八年间“鲁国无君”，是可以的。
问题在于季氏把鲁昭公驱逐出境，孔子如何看待这场政变？查《论语》及其他典籍孔子之言，孔子一再称昭公知礼，批评季氏无礼，他是站在鲁昭公一边的。还有一条更直接的材料，《左传》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记载：“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孔子家语·相鲁篇》还补充了一段话：“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日：‘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季氏将从乾侯归葬的昭公葬在远离鲁先君的墓地，似乎想将之贬出国君行列；孔子为司寇后，开沟将远离的昭公墓圈进来，并且批评季氏“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他的“不臣”行为。可见，尽管鲁昭公遭遇驱逐，孔子还是认可这位国君的。
进一步考察，孔子派南宫敬叔沟通鲁昭公的这一年，鲁国政局发生微妙的变化。《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记载，晋侯想派出军队把鲁昭公从乾侯护送回国，并让季氏到乾侯迎驾：“季孙练冠、麻衣、跣行，伏而对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为有罪，请囚于费，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绝季氏，而赐之死。若弗杀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从君而归，则固臣之愿也，敢有异心？”’虽然由于鲁昭公的从者胁迫要除去季氏，未能归国，但在短暂时间中，鲁昭公是颇赚得几分国君的体面的，孔子于此时派南宫敬叔见鲁君，是适合时宜的。但是，由于鲁昭公还在流亡中，拿不出更多的车马资助孔子，于是只好做一个象征性举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要是真正的国君拿这么个礼物相赠，未免太寒碜了。然而不料次年十二月，鲁昭公“薨于乾侯”。这位鲁君至死也没有名正言顺地成为真正的国君，因此，孔子弟子记述向鲁昭公请准适周问礼之事，只能使用“春秋笔法”，不明言见鲁昭公、或是鲁定公，而模糊化为“鲁君”。懂得儒家“春秋笔法”的人，是不难理解如此措辞之苦心。
既然已经排除鲁昭公三十一年以前存在孔子适周问礼年份的可能性，那么，是否可以将适周年份，下推到鲁定公时期呢？不能，肯定不能。应该看到，孟僖子卒于鲁昭公二十四年二月，鲁昭公于次年九月被逐，南宫敬叔孝期未满，未及在鲁昭公时期继承为大夫；直到鲁定公继位初年后，南宫敬叔才补为大夫，此后富有得连国君都嫉妒他。《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载：“南宫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卫。卫侯请复之，载其宝以朝。夫子闻之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敬叔闻之，骤如孔氏，而后循礼施散焉。”南宫敬叔当了大夫后，车马成群。《孔子家语-致思篇》记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可以说，“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而道加行”，对于孔子而言，可以同“自吾得由（子路），恶言不闻于耳”相并列。由于收了子路当弟子，孔子就听不到别人恶言相骂了，因为子路会揍骂人者。这就是说，南宫敬叔在鲁定公初年当上大夫后，车马众多，如果鲁君只是赠予“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他就没有必要接受了。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从史源学、历史编年学、天文学、周代礼制等丰富的方法维度上，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孔子访学经历，从二十七岁见郯子学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之职官礼制，到三十余岁之齐学舜帝《韶》乐，之杞考察夏礼，得“夏时”，之宋考察殷礼，得坤乾这么一个生命维度上，考定孔子于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四十一岁时，适周问礼于老子。这是以卷地毯式的材料梳理，辅以多维度的精密编年定位而得出的结果。这就是先秦诸子开幕式的准确年份了。诸子百家自此登上了大规模进行思想原创的历史舞台。因此应该说，鲁昭公三十一年，即公元前511年，是这个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年。
我们再看先秦诸子的闭幕式，也就是战国末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的历史性的一幕。可惜《史记》的记载，只能说是一些历史碎片。如何贯通各种材料，运用多维方法，进行生命解读，从而缀合碎片，还原历史现场，是一个艰难的命题，也是价值重大的命题。《史记·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李斯俱事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列传》又云：“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人秦。辞于荀卿。”那么，他们多大年纪，在哪个地方，以什么方式，当了多少年的师生呢？两千年来没有答案。堪称又一个千古之谜。这个谜不揭破，那些责备儒学巨匠荀子为何教出两个著名的法家弟子巨擘，也只能是泛泛而谈。 材料的发现和解读，需要我们的慧眼和慧心。其实，只要将相关的文献材料当成乃是人所写而留下的生命痕迹来对待，破解千古之谜的材料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战国策·楚策四》中有荀子写给春申君的一封信：“孙（荀）子为书谢（春申君）曰：疠人怜王，此不恭之语也。虽然，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逋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日：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帅其君党而攻庄公。请与分国，崔杼不许。欲自刃于庙，崔杼不许。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县于其庙梁，宿夕而死。夫疠虽痈肿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绞缨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饿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疠矣。由此观之，疠虽怜王可也。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祎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这里引谚语“疠人怜王”，作为整个答谢书的主题。“疠”通“癞”，指恶疮、恶疾。《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恶疾也”，何休注：“恶疾，谓瘩、聋、盲、疠、秃、跛、伛，不逮人伦之属也。”疠疾，也指瘟疫，如《墨子·兼爱下》：“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而得如此恶疾的人，还要可怜君王比他更难受，更危险。这是一个治帝王之术，或以王者师自居的儒者之命题。然而这篇文稿也作为章节，见于《韩非子·奸劫弑臣篇》。这是一种很有趣，也带点戏剧性的现象，非常能够挑战我们的脑袋。是否一看到两个文本，就急于判断它们一真一伪呢？世界上事物存在的形态就这么单调，甚至有点枯燥吗？我想，这里起码存在着三种可能：一是如同某些前人所言之一真一伪，乃韩非所作，《战国策》误安在荀子头上；二是考虑到韩非曾经师事荀子，因而将老师的信函抄录参考；三是更为隐蔽的，老师让弟子起草，自己修改后寄出，而弟子也将草稿存底，就如后来文人捉刀的惯例，这种惯例就从韩非开始。由于是弟子起草的，荀子也就没有收入自己的文集。哪种可能性更大呢？不能空口白说，最好是将两个文本进行校雠对读。校雠对读的结果，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理由有五：
一、《韩非子》文本一些法家色彩极浓的话。如“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出，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逋而立不义”，法、术、势这些韩非式的概念都出现了。《战国策》文本缩写为“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逋而立不义”。文字变得简洁，法家色彩有所淡化。
二、《韩非子》文本中“劫杀死亡之主”、“劫杀死亡之君”，其“劫杀”都被改为“劫弑”。尤其是“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这段话五次称弑君之臣为“崔子”，都被改称直称其名“崔杼”，无疑是一位深知“春秋笔法”的老儒作出的修改。
三、文本采用的一些历史事件为荀子所熟知，如李兑在赵国掌权，围困沙丘百日，饿死主父（赵武灵王），乃作为赵人的荀子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政治事件。至于“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县于其庙梁，宿夕而死”，这是荀子到稷下前几年发生的事情，他应是很早就知道此事。先秦文献中，《战国策·齐策六》记载范雎对秦昭王说：“淖齿管齐之权，缩闵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用赵，减食主父，百日而饿死。”范雎后来取代穰侯为秦相，封为应侯。《荀子·强国篇》则记述荀子曾经西游秦游说应侯，批评秦国政治“駮而霸”而无儒。因而二人都把李兑、淖齿并列，并非偶然。当然，《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也载：“淖齿之用齐也，擢闵王之筋。李兑之用赵也，饿杀主父。”《韩非子·难一》也将“滑王一用淖齿而身死乎东庙，主父一用李兑，减食而死”相并列。但是从时间先后上说，应是荀子影响韩非，或者是荀子授意韩非起草这封书信后，才使韩非产生这种并列性思维，也是可能。
四、《韩非子》文本没有“赋曰”、“《诗》曰”，赋是荀子创造的文体，引《诗》为证，是儒者常用的修辞方法。两个文本这种差异，说明《韩非子》文本属于初稿，而《战国策》文本是荀子修改定稿的。
五、因此对《战国策》文本，鲍氏注曰，“疠虽恶疾，犹愈于劫弑，故反怜王”，以这么一种思想作为整篇信函的主题，乃是儒者以王者师的姿态对朝政的针砭。这种针砭是绝对君权主义的法家所不愿为，也不能为的。主题的确定，应是出自苟子这个老师大儒。
以上五个方面从双文本校雠内证上，证得荀子谢春申君书，是荀子授意韩非起草，然后由荀子修改后寄出，而韩非将草稿留底存证。因此，《战国策》与《韩非子》两个文本都是真的，只不过是过程中的真，不同层面上的真。
除了内证之外，还应搜集外证。《韩诗外传》卷四云：“客有说春申君者，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内。今夫孙子者，天下之贤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去而之赵，赵以为上卿。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而入齐，鲁弱而齐强。由是观之，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善，其国未尝不安也。今孙子天下之贤人，何谓辞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请孙子。孙子因伪喜谢之：‘鄙语曰：疠怜王。此不恭之语也。虽不可不审也。此比为劫杀死亡之主者也。……因为赋日：璇玉瑶珠不知佩，杂布与锦不知异。闾鲰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诗》曰：上帝甚怊，无自瘵焉。”按：《汉书·儒林传》云：“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由此可知，《韩诗外传》辑录荀子致谢春申君书，在刘向整理《战国策》一百多年前，因而他另有所据的证明荀子对这份答谢书拥有著作权。但文中说荀子“去而之赵，赵以为上卿”，却未免高估了赵国对荀子的待遇，不足信。 那么，荀子为何作了一篇立论如此怪异的答谢书呢？这有必要梳理荀子当兰陵令的波折。刘向《孙卿书录》对此记载略多：“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向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日：‘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七）这里说，“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乃是刘向将“疠怜王”信函系于荀子的理由。《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公元前255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这是荀子第一次入楚。而答谢书发生在荀子第二次入楚，即春申君十年（公元前253年）。“疠怜王”议题蕴含着荀子的切身体验，他两次入楚，春申君对他的邀请、冷落，偌大的兰陵县令的任命、取消，更不须说楚国的征伐、会盟，都任随一人的好恶，无需任何行政程序，可见楚国政治已经严重畸形，国君如同虚设，而春申君“虽名相国，实楚王也”的威风已是路人皆知。诚令荀子不得不感慨如此君主，喜喜忧忧，安安危危，简直不如身染疠疾者。
上述考证如果成立，那么，荀子由赵经过韩国首都新郑，即已接纳作为被边缘化的韩之诸公子韩非为发生于春申君十年（公元前253年）。应该也是在荀子这次入楚途中，收纳楚之上蔡小吏李斯为弟子。《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日郢。”由此可知，荀子这次入楚，是到陈郢见春申君。荀子、韩非、李斯问学聚首之地在陈，即今河南淮阳，此处离韩之首都新郑、楚上蔡都不算远，水陆交通也方便。荀子大约生于赵武灵王八年（约公元前318年），此时六十六岁，已是天下第一大儒。韩非子大约生于韩襄王末年（约前296年），此时四十四岁，法家思想已经成熟。李斯大约生于楚顷襄王十九年（约前280年），此时二十八岁，正是学习的好年头。
四十余岁的韩非，法家思想已经成熟。他向苟子学帝王术，学的是智慧，而非完整的思想体系。古者十五而学，三十而娶，四十而仕。韩非既是韩国一位被边缘化的公子，不须在首都寻找进入权力中心的机会，不可能经常在荀子身边。因而从《韩非子》中可以发现韩非对荀子和春申君的身世，并不熟悉。《难三》云：“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据《史记·六国年表》，燕王哙五年（公元前316年）让国于子之。而据《史记》荀子本传，“春申君死（公元前238年）而荀卿废，因家兰陵。”两个事件相距七十八年，如果荀子游说燕王哙时二十五岁，至此已是一百○三岁，竟然还能“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实在不可思议。又《奸劫弑臣》云：“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这是违背历史常识的，楚庄王与春申君相距二三百年，后者又非王族，何从兄弟相称？
与韩非有所不同，李斯向荀子请教更多、更深入。《荀子·议兵篇》记载：“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孙卿子日：‘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日：凡在于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荀子点拨李斯的，虽然感知秦国已具备兼并列国的强势，但依然倾于霸道而欠缺儒术，不足以立下长治久安之基。《史记-李斯列传》又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日：‘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奠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从李斯在荀子处学成欲人秦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李斯并没有觉得秦国欠缺儒术是多么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与其说他是遵循荀子路线想问题，不如说他按照当“仓中鼠”而非“厕中鼠”实用机会主义的思路处理问题。
李斯入秦是在秦庄襄王卒年（公元前247年），也就是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的时间，为公元前253年—前247年的七年之间。这是先秦诸子闭幕式的七年。这七年间，秦国势力急剧扩张，如《史记·秦本纪》记载：“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龅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郄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从韩非、李斯师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来看，此时的儒、法、黄老之学所探讨的问题，已经关切秦国的崛起和六国的危机，寻找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