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不仅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文明不断推陈出新、发展进步的酵母。中国近百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实得益于中外文化(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大规模碰撞、交流，这几乎已成定论。
　　如所周知，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即所谓“西学东渐”，大致可分成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始自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浮槎东来，止于十八世纪因“礼仪之争”而引发的对天主教的“禁教”，前后二百余年；第二个阶段则始于晚清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于极盛，其流风余响，至今未绝，首尾一百五十余年。
　　两大阶段的“西学东渐”，可以说各有其特色，各有其成就，但就规模和影响而言，前一阶段又远不及后一阶段。明清之际二百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四百七十三种，其中纯宗教类书籍二百五十一种，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七。而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一百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二千二百九十一种。尤其从1900年到1911年，中国共翻译各种西书至少有一千五百九十九种，占晚清一百年译书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八，超过此前九十年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可见，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西学东渐”规模之大、势头之猛均前所未有，以至时人名之为“千古未有之奇变”，举凡西方的政、教、技、艺都于此时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构成巨大的挑战，又带来空前的转化机遇。
　　为何近代西方文化传播有如此势头和规模?除因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挟工业革命的成果而世界性扩张等经济、政治性因素而外，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本身的改变，不能不成为我们须考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较之于明清时期，近代新教传教士更侧重于“藉文字来宣传基督教”，除直接宣教外，更多地采用了译书、兴学、办报等间接传教的手段。尽管这类活动的目的仍在于为宣传基督福音铺平道路，但正是通过这些世俗性的活动，西方文化经传教士之手大量传入中国，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传教士从事的世俗性活动中，他们又尤其看重创办报刊。仅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外人先后在华创办了近一百七十种中外文报刊，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
　　在传教士所办的各种报刊杂志中，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万国公报》。《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简称《教会新报》)，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发行人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万国公报》从1868年初创刊起，到1907年12月停刊止，四十年间(中间休刊五年多时间)从周刊到月刊，总共发行九百七十七期，数量是惊人的，其传播的信息量也同样是惊人的。
　　就中国近代报刊史而言，有许多个“第一”与《万国公报》脱不开干系。虽然《万国公报》并不是第一份近代意義的中文报刊，但却是教会所办的第一份最正规的中文大型综合刊物，如赖光临所指出：“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三民书局1983年再版，第38页)1889年《万国公报》再度复刊后，直接隶属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广学会，发行量逐年递增，到1906年，“每年售出数盈四五万”，“几于四海风行”，创下了早期中文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中国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长达七千字的《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期上。最早的“马克思”译名，也是出现在1899年的《万国公报》上。
　　因此，如果说文化传播离不开相应的传媒，那么，像《万国公报》这样有巨大影响的刊物，便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十分值得研究。可能正是有见于此，杨代春博士遂以“《万国公报》与中西文化交流”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对这一问题作了迄今最系统、全面的研究，并修改成本书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也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诚如杨代春博士的研究所揭示，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万国公报》有两点是格外突出的：
　　第一，对时人而言，《万国公报》曾经是重要的思想源。
　　自创刊以来，《万国公报》便不遗余力地传播西学、新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内容。许多中国人都是通过《万国公报》上译载和撰写的文章，了解到声、光、化、电等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教育方面的学说，从而产生思想的裂变。典型有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士人，曾经都是《万国公报》等传教士所出版的中文书刊的忠实读者，从中吸取了不少思想养分。史载：1883年，康有为“读《东华录》、《大清会典则例》、《七朝圣训》及《国朝掌故》书，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是时绝意试事，专请问学，新知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戊戌变法》四，第116页)。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向时人推荐西书，也提到《万国公报》：“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后因事中止。至己丑后复开至今，亦每月一本，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者必读焉。”(戊戌变法)一，第456页)至于谭嗣同的思想受到传教士所译西书的影响，是许多研究者都曾注意到的，如王立新即指出：“从谭嗣同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对谭嗣同影响很大。”(王立新：《传教士与维新派》，载《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万国公报》在政治趋向上显然支持中国的维新运动，与维新人士相通款曲处甚多。从1889年到1898年戊戌政变时止，英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鼓吹变法的文章多达数百篇，使之成为“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此外，《万国公报》上的文章也介绍过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产生过直接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孙中山很可能是从《万国公报》登载的有关译文中最早接触到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经济思想(夏良才：《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六期)。
　　第二，对今人而言，《万国公报》又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库。
　　初期《教会新报》仍以宣教为主，仅附有少量科学知识介绍和新闻、告白等，其宗旨是“传播福音”、“联络信徒”。1874年改版为《万国公报》后，编辑方针和刊载内容有重大变化，即“由‘教’而‘政’、由侧重传教的刊物转变为侧重时事政治的综合性刊物”。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泛，均为当时其他报刊所无法比拟，“报内登列各国新奇要紧之事，再天文地理、国政教事、格致技艺诸学，且中国十八省信息居多”(《万国公报》合订本第二册，第1316页)。对当时的时政、吏治、民情、风俗、文化、教育、科学、实业、交通、邮电、中外关系等均有所报道，有所反映，有所评论，俨然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部百科书、万花筒，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万国公报》除广泛介绍西方新学外，也格外注重反映、追踪中外时局变化，介绍世界大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万国公报》立即对战况进行系统报道和剖析，刊载各国发布的新闻。并从第七十六卷起，连载林乐知《追忆中东失和之先往来公牍》，从第七十七卷起开始连载林乐知《中东失和古今本末考》的长文，一时洛阳纸贵。正是这些记载和评述，为后人研究甲午战争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戊戌变法前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鼓吹变法的文字，不仅深刻影响了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而且也是研究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不可多得的史料。当时的维新派报纸不仅从形式上效仿《万国公报》，内容上也常常直接摘自《万国公报》。
　　显然，研究近代中国一些大的政治运动及中外关系变迁，十分需要从《万国公报》这类报刊资料中进行深入、系统的发掘，而一些新的结论和新的研究课题必将随之而产生。
　　除上述两个明显的特点外，杨著还将传播学和社会统计的研究方法引入对《万国公报》的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富有新意的探索。例如通过对《万国公报》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分析，十分有助于我们在定量分析的意义上重新思考《万国公报》的办报倾向、报刊性质和社会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过去通常认为，《教会新报》改版为《万国公报》后，宗教色彩已不明显，但通过对《万国公报》上千人的庞大作者群的具体研究，杨著认为，在这一群体中，既有寓华传教士，也有在华的外国商人、外交官、税务官、领事馆职员等，还有中国的士大大、政府官员、学堂和书院的学生，而数量更多的则是中国的教徒，因此，从其作者群的主体构成和其刊载文章的内容来看，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并非放弃了宗教说教，而是改变了宣教方式，同早期《万国公报》一样，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在精神上、目标上及影响上仍是一份传教期刊”。这不失为一家之言，正确与否可以讨论。
　　同时，著者也注意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万国公报》虽主旨在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学，但与此同时，还是用较大的篇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介绍和评析，这些介绍和评析多少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因此，“《万国公报》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中学西传’的重要渠道”。前此的研究对《万国公报》的后一种功能重视还是不够的，在中西文化真正交流的意义上，似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虽然杨著系研究《万国公报》的一部力作，在资料收集、内容展开、观点提炼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正因为力求系统、全面，或许在某些章节的深入上略嫌不足；所列附表以“一览表”居多，若能再对资料和数据作一些更具深度的比较、对比，或许提供的信息量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