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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体制资源与强劲的动力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物质推动力：二是中国政治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力；三是中国文化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文化支撑力。
关键词：中国；生态文明；体制资源；动力基础；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5-0035-03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并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体制资源与强劲的动力基础，它必将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获得真正的话语权，进而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物质推动力
中国经济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体制彻底决裂的结果。其特点主要是：从发展力量来看。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和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从经济基础来看，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从发展战略来看，追求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完全立足国内的自我积累和进口替代战略、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这一时期的鲜明标志。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毛泽东曾对“多快好省”进行过辩证思考，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毛泽东的辩证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建国初期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在实践中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因此。在多快好省的过程中出现了毛泽东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急躁病滋生、浮夸风盛行。其结果是，尽管在短时间内基本上建立起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反差太大，经济发展中片面追求“多”“快”而忽略了“好”省”，造成了经济发展不稳定、结构失衡、资源浪费严重的沉重代价。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是对前一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反思的结果。其特点主要是：从发展力量来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相结合；从经济基础来看，以多种经济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发展战略来看，实施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和“两个大局”的梯度发展战略。这一时期抓住了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实现民族富强、民族振兴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这一时期的鲜明标志。邓小平说：“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但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有些人片面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以速度为中心”，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所谓的“政绩”，把“发展就是硬道理”异化为“GDP就是硬道理”，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自然资源的浪费十分凸显。生态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因素增多，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三是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的变革、创新是在对前两个时期经济体制的不断总结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特点主要是：从发展力量来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创新作为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从经济基础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从发展战略来看。实施可挣续发展战略、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战略、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根据国内、国外的发展经验对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行了系统总结，2006年lO月23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发展理念，200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又重大的战略任务，并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
“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是党对人类文明发展之路的历史性把握，是党的“先进性”在解决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实践性提升。中国经济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物质推动力，如果说前两个时期是“快”字当头，“好”字难求的话，那么自十六大以来的经济发展。要求“好”字当头，“快”在其中。“好”是效益，“快”是速度。“好”需要“快”来体现，“快”需要“好”为内涵，“又好又快”实现了对“多快好省”的继承与超越，“好”与“快”的相互依存。共同构筑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二、中国政治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力
中国政治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同样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仍然渗透着政治革命的浓厚色彩，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中体现得十分充分。政治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确立的。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复杂性、艰巨性，是任何国家的革命所不能相比的。以“政治革命”为中心，才能迅速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团结起来，打倒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基本上没有改变革命时期的理论范式，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逻辑延伸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歪曲，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邓小平最 先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当时的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有直接关系。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缺陷：比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缺乏法制观念，干部体制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有研究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而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条件。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驶上快车道。经济体制的迅速变化不可避免地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还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实践证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工作形式等方面还存在很多缺陷。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在稳步前行中不断变革和创新，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了条件。
三是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的确立。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一论断。首次从文明的高度开拓了认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新境界，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报告》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举措：(1)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2)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3)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4)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5)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6)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中国政治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成功实现了从政治革命到政治文明形态的现代转型。但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它必须在体现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借鉴其它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有利于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怨恨甚至严重对抗最终会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来。生态文明建设是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的结果，中国政治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整合各种力量、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政治保障力。
三、中国文化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文化支撑力
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文化体制的特点总是受制于不同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特点的多元制约，我国文化体制的创新发展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一样经历了相同的历史进程。一是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文化体制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就是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如何破旧立新，就成为这一时期不可回避的课题，破旧的手段就是要革旧文化的命，破旧的目的是为了立新，立新就是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非常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又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根据战争与革命的国际国内形势，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革命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并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但是，在破旧的过程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髓也一同破掉了，因此，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整个社会政治混乱、经济低迷、文化倒退的尴尬困境。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转变社会风气和端正党风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同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久。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内涵和方法，1983年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的内涵是这样阐释的：“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983年邓小平对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质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问题。邓小平不是唯精神论者。他反复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85年3月7日他 再次提醒：“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9月23日，又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1992年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加深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阐释了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既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又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既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广采博纳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既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又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现代特质的文化。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先进文化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形象和标志，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存在前提，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三是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提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理念不断升华，从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最本质的属性是相容性，它倡导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之间的兼容并包，和睦共容；倡导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高度发展。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中国文化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实现了从革命文化到和谐文化的转变，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所蕴涵的和谐生态意识、良好的生态道德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力。
四、结语
从多快好省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理念的提升，从政治革命到政治文明的政治建设的转型，从革命文化到和谐文化的文化建设的飞跃，客观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基础。离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谈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就会失去动力，最终陷入一种主观想象；反之，生态文明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离开生态文明单纯地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破裂只能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这是处于生长过程中文明的特点之一，它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活动都彼此调合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因此，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应该是也必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动力支撑，中国作为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必将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模式。
责任编辑：王润秋
关键词：中国；生态文明；体制资源；动力基础；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5-0035-03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并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体制资源与强劲的动力基础，它必将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获得真正的话语权，进而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物质推动力
中国经济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体制彻底决裂的结果。其特点主要是：从发展力量来看。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和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从经济基础来看，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从发展战略来看，追求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完全立足国内的自我积累和进口替代战略、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这一时期的鲜明标志。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毛泽东曾对“多快好省”进行过辩证思考，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毛泽东的辩证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建国初期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在实践中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因此。在多快好省的过程中出现了毛泽东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急躁病滋生、浮夸风盛行。其结果是，尽管在短时间内基本上建立起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反差太大，经济发展中片面追求“多”“快”而忽略了“好”省”，造成了经济发展不稳定、结构失衡、资源浪费严重的沉重代价。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是对前一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反思的结果。其特点主要是：从发展力量来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相结合；从经济基础来看，以多种经济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发展战略来看，实施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和“两个大局”的梯度发展战略。这一时期抓住了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实现民族富强、民族振兴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这一时期的鲜明标志。邓小平说：“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但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有些人片面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以速度为中心”，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所谓的“政绩”，把“发展就是硬道理”异化为“GDP就是硬道理”，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自然资源的浪费十分凸显。生态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因素增多，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三是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的变革、创新是在对前两个时期经济体制的不断总结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特点主要是：从发展力量来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创新作为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从经济基础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从发展战略来看。实施可挣续发展战略、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战略、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根据国内、国外的发展经验对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行了系统总结，2006年lO月23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发展理念，200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又重大的战略任务，并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
“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是党对人类文明发展之路的历史性把握，是党的“先进性”在解决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实践性提升。中国经济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物质推动力，如果说前两个时期是“快”字当头，“好”字难求的话，那么自十六大以来的经济发展。要求“好”字当头，“快”在其中。“好”是效益，“快”是速度。“好”需要“快”来体现，“快”需要“好”为内涵，“又好又快”实现了对“多快好省”的继承与超越，“好”与“快”的相互依存。共同构筑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二、中国政治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力
中国政治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同样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仍然渗透着政治革命的浓厚色彩，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中体现得十分充分。政治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确立的。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复杂性、艰巨性，是任何国家的革命所不能相比的。以“政治革命”为中心，才能迅速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团结起来，打倒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基本上没有改变革命时期的理论范式，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逻辑延伸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歪曲，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邓小平最 先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当时的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有直接关系。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缺陷：比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缺乏法制观念，干部体制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有研究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而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条件。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驶上快车道。经济体制的迅速变化不可避免地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还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实践证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工作形式等方面还存在很多缺陷。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在稳步前行中不断变革和创新，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了条件。
三是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的确立。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一论断。首次从文明的高度开拓了认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新境界，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报告》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举措：(1)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2)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3)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4)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5)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6)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中国政治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成功实现了从政治革命到政治文明形态的现代转型。但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它必须在体现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借鉴其它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有利于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怨恨甚至严重对抗最终会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来。生态文明建设是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的结果，中国政治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整合各种力量、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政治保障力。
三、中国文化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文化支撑力
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文化体制的特点总是受制于不同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特点的多元制约，我国文化体制的创新发展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一样经历了相同的历史进程。一是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文化体制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就是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如何破旧立新，就成为这一时期不可回避的课题，破旧的手段就是要革旧文化的命，破旧的目的是为了立新，立新就是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非常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又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根据战争与革命的国际国内形势，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革命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并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但是，在破旧的过程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髓也一同破掉了，因此，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整个社会政治混乱、经济低迷、文化倒退的尴尬困境。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转变社会风气和端正党风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同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久。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内涵和方法，1983年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的内涵是这样阐释的：“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983年邓小平对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质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问题。邓小平不是唯精神论者。他反复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85年3月7日他 再次提醒：“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9月23日，又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1992年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加深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阐释了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既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又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既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广采博纳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既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又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现代特质的文化。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先进文化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形象和标志，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存在前提，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三是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提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理念不断升华，从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最本质的属性是相容性，它倡导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之间的兼容并包，和睦共容；倡导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高度发展。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中国文化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实现了从革命文化到和谐文化的转变，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所蕴涵的和谐生态意识、良好的生态道德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力。
四、结语
从多快好省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理念的提升，从政治革命到政治文明的政治建设的转型，从革命文化到和谐文化的文化建设的飞跃，客观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基础。离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谈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就会失去动力，最终陷入一种主观想象；反之，生态文明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离开生态文明单纯地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破裂只能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这是处于生长过程中文明的特点之一，它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活动都彼此调合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因此，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资源的创新发展应该是也必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动力支撑，中国作为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必将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模式。
责任编辑：王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