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藏书与3个人有关：斯大林本人花了几十年心血才搜集到这些书;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大笔一挥，把藏书楼批给了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无数基金会中的一个;一个名叫鲍里斯·格列罗夫的刑满释放人员偷走5000多册藏书，堪称“世界珍贵图书窃贼之王”。
　　斯大林是从1921年开始搜集书籍的。搜集什么样的书、如何分类，他都作出了具体指示。斯大林图书馆藏书一直在不断增加，到斯大林去世时，已成为苏联十大图书馆之一。在它的220万册书中，5500册盖有“斯大林藏书”章，还编了号码。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民公敌”写的书以及正面提到他们的书，一律被收缴销毁，只有斯大林藏书中的这类书得以幸存。
　　当社会主义在亚洲、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胜利进军时，众多珍本图书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斯大林藏书馆，二战缴获的文献也首先由这里的工作人员挑选。斯大林死后，藏书馆先后更名为“马恩列研究所图书馆”和“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图书馆”。叶利钦发布解散苏共的命令后，斯大林藏书就成为无主财产了。
　　1992年年初，叶利钦政府批准俄罗斯精神统一基金会租赁莫斯科威廉·皮克街4号的一栋楼。“慷慨”的政府并不知道里面有斯大林的220万册藏书，其中不少书还是珍本。
　　1994年，鲍里斯·格列罗夫在“三进宫”刑满释放后无家可归。有个熟人让他暂住到斯大林藏书楼内的一间办公室里。靠着在“社会大学”获得的广博知识和巧舌如簧，格列罗夫很快成了精神统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一天，格列罗夫打开楼内一间不起眼的房门，居然看到一个50米长的藏书库，几乎触及天花板的高大书架上放满了古书和皮面精装书。
　　一开始，格列罗夫只偷了两纸箱书，第二天就到阿尔巴特街找旧书商。书商起初都不敢出价，后来每本书给了1000美元。再慢慢地，书商又向格列罗夫“订货”了，如1864年慕尼黑或汉堡版的马克思《资本论》每本5000美元。很快，格列罗夫的“供货量”大得连书商都没钱付款了。买者都是藏书家、文化机关或拍卖行。书商有时还把书单发到德国国家图书馆等处，请他们选购。有一次，书商亲自坐飞机，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鼻祖傅立叶亲笔题赠的“傅立叶两卷集”带到巴黎出售，竟返给格列罗夫1.5万美元。
　　格列罗夫把藏书章（包括斯大林盖的藏书章）都用醋精擦掉。粗略统计，他偷的书大约可以装满15辆小汽车，每车数百册。这么大批珍贵古旧书冲击市场，曾使莫斯科古旧书价一度下降40%。
　　有的珍本甚至还被格列罗夫遗忘在家。一天他不小心踩到地上的一本厚书，捡起来一看，竟然是1585年版的《法国财政秘密》。
　　好景不长。很快，斯大林的藏书被偷走一事被莫斯科刑事侦缉总局立案调查，藏书馆不久也被看管起来。基金会会长特拉佩兹尼科夫说：“实际上是我们拯救了斯大林藏书，要不然这些书就被时任叶利钦助手的斯坦克维奇弄走了。此人原先是学者，非常识货，想把这批书都控制起来，把其中的珍本孤本送到国外再版，中饱私囊。”假如是这样，俄罗斯丢失的就不是5000册，而是220万册了。
　　1996年2月8日，格列罗夫被莫斯科刑事侦辑总局暗探抓获。有关格列罗夫的刑事案卷里写着：“据查，有数量不明的馆藏失窃。”案卷里仅列了1614册俄文书名，而且是在格列罗夫帮助下完成的，而数量更多的外文书就无法造册了，毕竟格列罗夫外语水平有限。侦查员查了好几年，也无法把220万册书一一核实，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事后，格列罗夫说：“当时我就知道，我创造了盗书数量和质量纪录。我向侦查员建议，我要再创造一项纪录——失窃书籍追回纪录，但有一个条件，不要惩罚涉案的书商们。”
　　格列罗夫领着警察局的人，挨个找书商，最后一共追回了1997册书。
　　后來，案件转到法院，追书行动只好停止。在法庭上，检察官反而说起了格列罗夫的好话，要求从轻判处，最后仅判了他6年，也不再追究其他人的刑事责任。
　　格列罗夫后来回忆说：“我在狱中得了结核病，差点死掉。想不到，那些书商个个忘恩负义，从不去探监，更不用说送点营养品给我补身子了。倒是莫斯科刑事侦缉总局的人仗义，说帮忙就帮忙，两年半后就把我转为监外执行了。”
　　格列罗夫出狱后痛改前非，成为俄罗斯执法机关和特警老战士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该会给车臣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几乎全是他一个人搜集来的。他也一直住在基金会楼里，房间的墙上挂满了俄罗斯内务部和国防部各下属机关送的感谢信和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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