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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1924年生，广东省新会人，是清末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梁思礼学成回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他主持和参与了我国近程、中近程和远程战略导弹及运载火箭的研制试验工作。曾担任长征三号火箭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长征二号火箭型号副总设计师，为我国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4月14日10时52分，一位名叫梁思礼的老人永远离我们而去，享年91岁。
这位老人，身上有太多标签：梁启超之子、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老人的人生格言。不管什么时候，老人都说，“所有事都是从爱国出发”。
心怀“工业救国”梦想，学成归国
1924年8月，51岁的梁启超老年添子——他的第九个孩子梁思礼诞生了。也许是相貌最接近于父亲，也许是年龄最小，梁启超格外疼爱他，给他取了个昵称“老白鼻”（英语Baby的谐音）。
梁思礼曾记得，父亲说准备从60岁时开始推掉一切社会活动，集中精力亲自教授梁思礼和他的哥哥姐姐。然而，父亲“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那一年，“老白鼻”不满5岁。
在天津读完高中后，梁思礼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母亲变卖了一些家中值钱的物件，凑了400美元给儿子做路费。
心怀“工业救国”的理想，梁思礼寒窗苦读，于1949年在辛辛那提大学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是个地道的穷学生，平日在学校食堂当洗碗工，假期去罐头工厂流水线当工人、当水上救生员等，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载着一批在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梁思礼便在其中。梁思礼随身携带了一个业余无线电收音机，竟然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广播新闻。消息传开，学生们欣喜若狂。当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大家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自己制作了一面国旗，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长征二号”连续将23颗卫星送上天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10个室主任之一。从此，他全身心融入到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厂房，很多技术人员甚至连导弹都没有见过。
令梁思礼永远难忘的是1962年的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当时他站在离发射阵地仅两公里的吉普车旁，聂荣臻元帅坐镇在5公里以外的帐篷前，这颗导弹刚起飞就掉了下来，距发射点只有300多米。梁思礼立即奔向爆炸地点，望着深深的大坑，心痛万分，几天吃不下饭。
在这次试验前，他与快分娩的妻子赵菁告别时说：“若生男取名‘凯’，若生女取名‘旋’。”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给女儿起名“旋”，他相信今后一定会成功。果然，1964年，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一举发射成功。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飞因一根导线断开而坠毁后，梁思礼领导实施了一系列质量控制和可靠性保证措施，使“长征二号”的可靠性大大提高。自1975年后，“长征二号”连续将23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成功地送上天。
将“最强”大脑装进“东风五号”洲际导弹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开始于1965年，“东风五号”要求目标打击精度更高，控制系统首先就要改变过去的制导方案，但是技术跨度非常大，运载火箭研究院专门组织了“东风五号”制导系统的方案讨论会，控制系统研究所重点对捷联式制导方案和平台—计算机方案进行研究。
经过反复权衡，梁思礼决定在“东风五号”上采用这种制导技术。
平台—计算机制导技术的关键是要有运算速度快、小型化的弹载计算机，也就是集成电路计算机。它的成败，决定着我国的战略武器能否形成战斗力。
任务落在了梁思礼领导的团队身上。受当时工作条件限制，大量数据只能靠手工穿孔纸带输入，运算一次要花很多时间。为了赶时间，办公室里白天人人伏案，夜夜灯火通明。1966年9月，一台全部国产的22位双极小规模集成电路弹载计算机终告完成。
正当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坏消息传来：只有一个指标未达标——计算机体积过大，装不进弹舱，而且所用组件太多，可靠性不高。
梁思礼明白，解决的办法唯有提高芯片集成度，芯片用得少，体积就小了，计算机上的组件少了，可靠性也就相对提高了。谈起当时的思路，梁思礼常常引以为豪：“我们的弹载计算机采用的是增量计算机方案，没有乘除法，只有加减法，虽然粗了一些，但是少用了近1/3的集成电路，解决了小型化难题。”
很难相信，“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上使用的第一台弹载计算机，竟然只有12条指令，没有乘法、除法指令的算术型增量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只有每秒近两万次的水平，存储量小的只有768个字，制导计算完全是通过增量的累加得到全量的。
1971年9月10日，这种弹载计算机参加了我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首飞试验，一举成功。
“80后志愿者”，用一生兑现爱国诺言
梁思礼非常喜欢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名言：“人生并不是短短的一支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一支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后一代人们。”耄耋之年的梁思礼，当起了“80后志愿者”。
2006年到2012年7月，在6年的时间里，梁思礼以《中国航天精神和素质教育》为题，先后为北京十几所著名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课。他曾经多次讲过的一个故事，震撼了青年学子的心灵。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现在他已经去世了），当年我们都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跨国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曾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于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原载《人民日报》）
1949年，梁思礼学成回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他主持和参与了我国近程、中近程和远程战略导弹及运载火箭的研制试验工作。曾担任长征三号火箭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长征二号火箭型号副总设计师，为我国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4月14日10时52分，一位名叫梁思礼的老人永远离我们而去，享年91岁。
这位老人，身上有太多标签：梁启超之子、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老人的人生格言。不管什么时候，老人都说，“所有事都是从爱国出发”。
心怀“工业救国”梦想，学成归国
1924年8月，51岁的梁启超老年添子——他的第九个孩子梁思礼诞生了。也许是相貌最接近于父亲，也许是年龄最小，梁启超格外疼爱他，给他取了个昵称“老白鼻”（英语Baby的谐音）。
梁思礼曾记得，父亲说准备从60岁时开始推掉一切社会活动，集中精力亲自教授梁思礼和他的哥哥姐姐。然而，父亲“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那一年，“老白鼻”不满5岁。
在天津读完高中后，梁思礼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母亲变卖了一些家中值钱的物件，凑了400美元给儿子做路费。
心怀“工业救国”的理想，梁思礼寒窗苦读，于1949年在辛辛那提大学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是个地道的穷学生，平日在学校食堂当洗碗工，假期去罐头工厂流水线当工人、当水上救生员等，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载着一批在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梁思礼便在其中。梁思礼随身携带了一个业余无线电收音机，竟然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广播新闻。消息传开，学生们欣喜若狂。当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大家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自己制作了一面国旗，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长征二号”连续将23颗卫星送上天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10个室主任之一。从此，他全身心融入到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厂房，很多技术人员甚至连导弹都没有见过。
令梁思礼永远难忘的是1962年的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当时他站在离发射阵地仅两公里的吉普车旁，聂荣臻元帅坐镇在5公里以外的帐篷前，这颗导弹刚起飞就掉了下来，距发射点只有300多米。梁思礼立即奔向爆炸地点，望着深深的大坑，心痛万分，几天吃不下饭。
在这次试验前，他与快分娩的妻子赵菁告别时说：“若生男取名‘凯’，若生女取名‘旋’。”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给女儿起名“旋”，他相信今后一定会成功。果然，1964年，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一举发射成功。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飞因一根导线断开而坠毁后，梁思礼领导实施了一系列质量控制和可靠性保证措施，使“长征二号”的可靠性大大提高。自1975年后，“长征二号”连续将23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成功地送上天。
将“最强”大脑装进“东风五号”洲际导弹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开始于1965年，“东风五号”要求目标打击精度更高，控制系统首先就要改变过去的制导方案，但是技术跨度非常大，运载火箭研究院专门组织了“东风五号”制导系统的方案讨论会，控制系统研究所重点对捷联式制导方案和平台—计算机方案进行研究。
经过反复权衡，梁思礼决定在“东风五号”上采用这种制导技术。
平台—计算机制导技术的关键是要有运算速度快、小型化的弹载计算机，也就是集成电路计算机。它的成败，决定着我国的战略武器能否形成战斗力。
任务落在了梁思礼领导的团队身上。受当时工作条件限制，大量数据只能靠手工穿孔纸带输入，运算一次要花很多时间。为了赶时间，办公室里白天人人伏案，夜夜灯火通明。1966年9月，一台全部国产的22位双极小规模集成电路弹载计算机终告完成。
正当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坏消息传来：只有一个指标未达标——计算机体积过大，装不进弹舱，而且所用组件太多，可靠性不高。
梁思礼明白，解决的办法唯有提高芯片集成度，芯片用得少，体积就小了，计算机上的组件少了，可靠性也就相对提高了。谈起当时的思路，梁思礼常常引以为豪：“我们的弹载计算机采用的是增量计算机方案，没有乘除法，只有加减法，虽然粗了一些，但是少用了近1/3的集成电路，解决了小型化难题。”
很难相信，“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上使用的第一台弹载计算机，竟然只有12条指令，没有乘法、除法指令的算术型增量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只有每秒近两万次的水平，存储量小的只有768个字，制导计算完全是通过增量的累加得到全量的。
1971年9月10日，这种弹载计算机参加了我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首飞试验，一举成功。
“80后志愿者”，用一生兑现爱国诺言
梁思礼非常喜欢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名言：“人生并不是短短的一支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一支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后一代人们。”耄耋之年的梁思礼，当起了“80后志愿者”。
2006年到2012年7月，在6年的时间里，梁思礼以《中国航天精神和素质教育》为题，先后为北京十几所著名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课。他曾经多次讲过的一个故事，震撼了青年学子的心灵。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现在他已经去世了），当年我们都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跨国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曾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于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原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