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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业革命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变革，农业作为立国之本与乡村、农民息息相关，乡村教育与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救亡图存运动的开展，一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投身于社会实践，以期通过乡村教育、改造、建设来解决中国的出路和前途问题。
教育农事携手政教富卫合一
1899年，中国第一家农事试验机构——上海育蚕试验场成立。这是中国传统农业迈向现代的第一步。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则可追溯到1904年。《翟城村志》记载，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东部有个翟城村，翟城村望族米鉴三，带领日本留学回来的儿子米迪刚，以西方管理为模板，以自己的村子为基地，自己家里出钱，尝试一种新政，创办新式学校，建立图书馆，教导农民识字，还开展公民教育，实行村自治。初期成效不错，被县府誉为模范村。
辛亥革命后，奉行中庸哲学的山西省军阀阎锡山再倡村治。阎锡山时任山西省长，乡建做得最有效最系统。他治理山西38年问，提倡水利、种树、桑条、禁烟、天足、剪发等“六政”，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5年山西《义务教育实行程序》颁布，推动国民教育。1929年，山西学校达到26000余所。阎锡山奉行保境安民，推动了山西的近代化，是中国百年乡建的代表人物。
20年代，张謇、陶行知、黄炎培等提倡办学，以乡建教育为手段灌输农事知识给乡民，推动农业现代化。黄炎培力推“划区施教”“富教合一”的农村改进理论。张謇实业救国，创办了农业、水产、医学等学校，推进乡村教育。南北各省闻风而动，纷纷从事乡村教育、乡村改造、乡村建设。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主张“教育与农业携手”，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强调要教育农民具备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能自立、自治、自卫等。他筹办的晓庄学校成为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阵地。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入了高潮。其中以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和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元两个试验区影响最大。梁漱溟在广泛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将村治设想发展为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的出路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复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复活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子文化）又铸造了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结构，他认为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走农业立国、乡村建设的道路。他提出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从乡村教育、农业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乡村影响城市，以农业促进工业，逐步建设一个因袭“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传统的新国家。他自1929年起在河南辉县开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政、教、富、卫合一，实验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由乡村学校统一政治、经济和武装事业，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并从事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
百年乡建镜鉴辨证施治法效
在乡村教育与建设中，晏阳初的理论与实践值得浓墨重彩。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中国人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所以要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就有希望改造中国。针对中国农民愚、窮、弱、私的四大病症，他主张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以实现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再造。
他选定的第一个试点在湖南长沙，时间是1922年春。从筹备开始，不到两个星期，在全城52个地段租借的教室里就开始上课。四个月下来，有1200人参加毕业考试（包括两名乞丐）。考试结果，967人合格。1923年春，晏阳初来到烟台，如法炮制，第一期也招到2000学生，其中1500人合格毕业。接下来就是全国推广：曲阜，南京，杭州，汉口，嘉兴……北平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晏阳初是总干事，书记是陶行知，董事会成员有张伯苓和蒋梦麟。朱经农和陶行知负责改进课本，商务印书馆负责印刷。
1926年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平教会能付得起的薪金，只有这些学者们在北平薪金的一半，最多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么苛刻的条件，能有几个人来？晏阳初去到各个专家的办公室，逐个游说。没想到，各界学人相应非常热烈，纷纷表示愿意加入。这些人很多是学贯中西的名家，包括曾做过美国众议院议员，回国后担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的陈筑山;著名学者、“副刊大王”孙伏园;与郑振铎、瞿秋白齐名的瞿菊农;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耶鲁大学博士傅葆琛;卫生方面有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然后在德国学习卫生教育的陈志潜。工程启动之后，这些大学问家们都跟晏阳初一样，举家到定县定居。经过4年准备，1930年正式进入实验期，大力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
文艺教育方面除了识字，扩充的内容就是增加戏剧表演，成立了农民剧团，让农民自己来当演员。当然，戏剧内容新颖，符合教育实验的需要。平教会里有戏剧专家熊佛西。熊佛西根据教育需要编写剧本，排演新戏，内容都是演绎农民生活，用这种艺术形式传输积极向上的理念。晏阳初请来一批农业专家，让他们离开学院，到乡下研究当地情况，找出最适合当地农民的科学种田和养殖技术，然后教会农民应用。留美博士冯锐系统研究当地作物的本土种植法和一些改良方法，还尝试采用轮种法来维护土壤肥力。平教会还有其他专家负责研究改良农具，也有相应的专家研究家禽家畜饲养方法。
晏阳初吸收了海外管理的长处，结合本土特点，独立构思的一个全新模式，基本概念是一个三级保健网。底层是每村一人的保健员，中间是每镇一处保健所，到县级是最高级的保健院。平教会依靠他们的保健网，大力宣传预防方法，教育民众养成卫生习惯。在学校课程里也加入卫生知识，几年努力之后，这些常见病的发病率大幅度降低。
晏阳初的第四个教育是公民教育，也可以叫作公德教育。因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私狭隘，缺乏公德心。他们先训练本地干部，再让他们组织村民参与讨论乡村事务，试图以这样的活动来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让农民开拓胸襟，跳出小我。操作课目方面，平教会在乡里开展禁鸦片运动，带领乡民从事修桥补路和植树，合作看管田间作物。参加这样的活动，建立了一些合作意识和奉献意识，也就是晏阳初他们试图培养的公民意识。当时因为正赶上日本对华挑衅日浓，所以他们的公民教育带上了浓重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色彩，比如以浅显文字讲授历史上仁人志士的故事，以国家为核心概念，渲染救亡意识。公民教育的内容之一是组建自卫团。这是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政府无力保护村民，所以各乡村组建自卫团。平教会把这种需要跟强身健体结合起来，成立武术队，还组织武术和跑步比赛，把习武当作培养精神情操的一种方式。
国际联盟派来专员实地考察，还聘请陈志潜赴美讲学传授三级保健网络的实施经验。这事国内广泛报道，激出一股定县热，全国各地来考察的人极多。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只有晏阳初坚持不懈，由国内转到国外继续进行试验。
近代乡村教育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为乡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尝试。百年乡建，民生之本。
教育农事携手政教富卫合一
1899年，中国第一家农事试验机构——上海育蚕试验场成立。这是中国传统农业迈向现代的第一步。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则可追溯到1904年。《翟城村志》记载，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东部有个翟城村，翟城村望族米鉴三，带领日本留学回来的儿子米迪刚，以西方管理为模板，以自己的村子为基地，自己家里出钱，尝试一种新政，创办新式学校，建立图书馆，教导农民识字，还开展公民教育，实行村自治。初期成效不错，被县府誉为模范村。
辛亥革命后，奉行中庸哲学的山西省军阀阎锡山再倡村治。阎锡山时任山西省长，乡建做得最有效最系统。他治理山西38年问，提倡水利、种树、桑条、禁烟、天足、剪发等“六政”，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5年山西《义务教育实行程序》颁布，推动国民教育。1929年，山西学校达到26000余所。阎锡山奉行保境安民，推动了山西的近代化，是中国百年乡建的代表人物。
20年代，张謇、陶行知、黄炎培等提倡办学，以乡建教育为手段灌输农事知识给乡民，推动农业现代化。黄炎培力推“划区施教”“富教合一”的农村改进理论。张謇实业救国，创办了农业、水产、医学等学校，推进乡村教育。南北各省闻风而动，纷纷从事乡村教育、乡村改造、乡村建设。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主张“教育与农业携手”，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强调要教育农民具备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能自立、自治、自卫等。他筹办的晓庄学校成为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阵地。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入了高潮。其中以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和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元两个试验区影响最大。梁漱溟在广泛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将村治设想发展为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的出路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复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复活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子文化）又铸造了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结构，他认为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走农业立国、乡村建设的道路。他提出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从乡村教育、农业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乡村影响城市，以农业促进工业，逐步建设一个因袭“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传统的新国家。他自1929年起在河南辉县开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政、教、富、卫合一，实验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由乡村学校统一政治、经济和武装事业，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并从事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
百年乡建镜鉴辨证施治法效
在乡村教育与建设中，晏阳初的理论与实践值得浓墨重彩。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中国人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所以要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就有希望改造中国。针对中国农民愚、窮、弱、私的四大病症，他主张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以实现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再造。
他选定的第一个试点在湖南长沙，时间是1922年春。从筹备开始，不到两个星期，在全城52个地段租借的教室里就开始上课。四个月下来，有1200人参加毕业考试（包括两名乞丐）。考试结果，967人合格。1923年春，晏阳初来到烟台，如法炮制，第一期也招到2000学生，其中1500人合格毕业。接下来就是全国推广：曲阜，南京，杭州，汉口，嘉兴……北平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晏阳初是总干事，书记是陶行知，董事会成员有张伯苓和蒋梦麟。朱经农和陶行知负责改进课本，商务印书馆负责印刷。
1926年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平教会能付得起的薪金，只有这些学者们在北平薪金的一半，最多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么苛刻的条件，能有几个人来？晏阳初去到各个专家的办公室，逐个游说。没想到，各界学人相应非常热烈，纷纷表示愿意加入。这些人很多是学贯中西的名家，包括曾做过美国众议院议员，回国后担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的陈筑山;著名学者、“副刊大王”孙伏园;与郑振铎、瞿秋白齐名的瞿菊农;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耶鲁大学博士傅葆琛;卫生方面有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然后在德国学习卫生教育的陈志潜。工程启动之后，这些大学问家们都跟晏阳初一样，举家到定县定居。经过4年准备，1930年正式进入实验期，大力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
文艺教育方面除了识字，扩充的内容就是增加戏剧表演，成立了农民剧团，让农民自己来当演员。当然，戏剧内容新颖，符合教育实验的需要。平教会里有戏剧专家熊佛西。熊佛西根据教育需要编写剧本，排演新戏，内容都是演绎农民生活，用这种艺术形式传输积极向上的理念。晏阳初请来一批农业专家，让他们离开学院，到乡下研究当地情况，找出最适合当地农民的科学种田和养殖技术，然后教会农民应用。留美博士冯锐系统研究当地作物的本土种植法和一些改良方法，还尝试采用轮种法来维护土壤肥力。平教会还有其他专家负责研究改良农具，也有相应的专家研究家禽家畜饲养方法。
晏阳初吸收了海外管理的长处，结合本土特点，独立构思的一个全新模式，基本概念是一个三级保健网。底层是每村一人的保健员，中间是每镇一处保健所，到县级是最高级的保健院。平教会依靠他们的保健网，大力宣传预防方法，教育民众养成卫生习惯。在学校课程里也加入卫生知识，几年努力之后，这些常见病的发病率大幅度降低。
晏阳初的第四个教育是公民教育，也可以叫作公德教育。因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私狭隘，缺乏公德心。他们先训练本地干部，再让他们组织村民参与讨论乡村事务，试图以这样的活动来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让农民开拓胸襟，跳出小我。操作课目方面，平教会在乡里开展禁鸦片运动，带领乡民从事修桥补路和植树，合作看管田间作物。参加这样的活动，建立了一些合作意识和奉献意识，也就是晏阳初他们试图培养的公民意识。当时因为正赶上日本对华挑衅日浓，所以他们的公民教育带上了浓重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色彩，比如以浅显文字讲授历史上仁人志士的故事，以国家为核心概念，渲染救亡意识。公民教育的内容之一是组建自卫团。这是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政府无力保护村民，所以各乡村组建自卫团。平教会把这种需要跟强身健体结合起来，成立武术队，还组织武术和跑步比赛，把习武当作培养精神情操的一种方式。
国际联盟派来专员实地考察，还聘请陈志潜赴美讲学传授三级保健网络的实施经验。这事国内广泛报道，激出一股定县热，全国各地来考察的人极多。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只有晏阳初坚持不懈，由国内转到国外继续进行试验。
近代乡村教育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为乡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尝试。百年乡建，民生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