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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阿姨在我家做过十几年的保姆。她离开我家已经30多年了，失去了任何音讯，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在人世。住在旧金山的我和住在上海的姐姐，不知为何近日却同时在念叨着她。
胖阿姨曾经管着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吃、穿、住。她是我们家中运筹帷幄，无所不能的大总管。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家里的人出出进进，被关，挨斗，上干校，下乡……我们谁都可以离开家，唯独不能没有胖阿姨，是她维系了这个家的完整和安宁。我时常回忆起那段时光家庭的曲折经历，每一个人在我的记忆中都是零散的，都有或多或少的缺失和盲区，然而让我记忆最完整的居然是胖阿姨。
第一次见到胖阿姨也是我们从北京搬进上海新居的第一天，1965年8月的一天。她那时40来岁，长着一副满月脸，笑起来就像弥勒佛，特别有感染力。她虽矮胖，但气力过人，走起路来快步生风。她提起卡车上卸下的行李箱，往右肩上一扛，左手再拎起一个旅行袋，大气不喘就上了楼。那时是中学生的我抱着一卷行李跟在她身后上气不接下气，不由得直咂舌：乖乖，比男人力气还大！
胖阿姨姓曾，我们都叫她阿姨，省略了姓。可外边的人根据她的体型特征，又在阿姨前面加了一个“胖”字。后来她带大的两个小侄子为了和亲奶奶区分，就管她叫“胖奶奶”。
胖阿姨是扬州人，15岁就来上海当保姆了，说着一口洋泾浜上海话。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她什么样的人家都做过，在日本医生家做工时还学会了简单的日语，扬州味儿的东洋话，但嗓音提高了八度，又尖又细的，特好玩儿。
现在的保姆专职带孩子，烧饭，打扫卫生或伺候老人，难得有愿意做两件以上的家务事。而我的胖阿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同一天内无一疏漏。且从从容容，能吃能睡，心宽体胖。
胖阿姨做的菜一点不比专职的厨师差。她做的走油肉又酥又嫩，她烤出来的蒜香扁鱼松脆鲜美，还有肉香汁浓的糖醋大排，离开家后我再没吃过比她做得更可口的家常菜。我常常模仿着她的手艺烧菜，但口感大不相同。
文革中爸爸坐牢，工资冻结了，妈妈给她的菜金有严格限制，但我们每餐仍从不重样。只是少了荤，胖阿姨的刀工让一块2两的肉变成了细细的肉丝，或肉末，成了菜里的调味品。海鲜以便宜的螺丝、小带鱼、小海蟹为主，日子过得也不算差。
胖阿姨除了烧菜还管我吃菜。我那时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之时，喜荤厌素。她总盯着我，要我多吃青菜。碰上好菜多夹了几筷子，她就会把脸板下来，要我多吃饭少吃菜。后来菜索性越烧越咸，我还只能多吃饭少吃菜。妈妈文革时在钢厂下放劳动，早晨5点赶公共汽车到宝山，晚上天黑后才回来。胖阿姨总是把好菜为妈妈事先留好，怕我饥不择食，一扫而光。她自己身先士卒，几乎每餐吃泡饭、咸菜。我们怕她太客气，就把肉夹到她碗里，可她又夹回盘子里，说吃肉不舒服。就这样，体重仍然不减。不知烧菜的油腻会不会通过嗅觉和味觉转换成热卡，不过肥胖基因的发现已解释了喝凉水也长肉的秘密。
那是一个凭票供应的年代，光有钱买不来食品。粮、油、肉、蛋、鱼、豆制品、糖、烟、酒、火柴……名类繁多的票一大把，都掌握在胖阿姨手里。既要通盘计划一个月的伙食费，又要计划使用宝贵的票证。就是没用掉的票，她也不会浪费，想着跟别人交换。
我们兄妹五个，后来又加上配偶和小孩，凡回上海，胖阿姨就要我领着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把全国粮票换成上海粮票和油票。我们外出，也得跟胖阿姨要粮票和油票。这些复杂的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居然从不错乱地在不识字的胖阿姨的掌控之中。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不敢说胖阿姨能治大国，但我们家没一个人比她更清楚票证的使用价值。
有一回，有两个外地的好朋友来做客。我去她家做客时，她妈妈杀了自家的鸭子招待我。这回人家要来，我求胖阿姨烧顿好菜。她说菜金不能超标，肉票也不够了。我掏出一块零花钱，肉票就只好用家里的了。她就买了几两猪肉，做了一大盘青菜肉丝粗炒面，我当时别提多窘了。我对朋友那份歉意，一直保留到去年她来美国我请她吃饭时，这是我们分别28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提到了她妈妈烧的酱鸭和在我们家不对等的那盘炒面。当然，过去的寒碜成了今天餐桌上的笑谈。
每年的春节，妈妈总要我们早晨4点起床，跟胖阿姨去小菜场排队。我总是嘀嘀咕咕，大不了不就是不吃嘛，何苦起早贪黑，站在寒风里排几个小时的队？但我又不得违抗。
菜场5点开市，在黑咕隆冬的马路上老远就看到灯火通明的兴国路菜场，听到鸡鸭嘎嘎的叫声和鼎沸的人声。胖阿姨分派我们排不同的队（肉、鱼、鸡、青菜、豆腐……各有各的摊头，收不同的票），她自己拎着好几个破篮子去找她的保姆朋友，见一个就把篮子放在人家前面。她还真有人缘，一大群保姆都自愿地帮她占位子。当然，根据对等外交的原则，我的前面也放着她的熟人的篮子。菜场的队伍除了站着的活人就是地上的篮子了。人们熙熙攘攘，可都遵循着不成文的潜规则，小心地踢着前边的空篮子慢慢地往前蹭，乱市上队伍却不乱。胖阿姨看看她的篮子在哪一队快轮到了，就赶过去买那个摊头的东西。菜场上最活跃的，像鱼儿一样在人海中游来游去的也就算是这帮保姆了，就连最牛的卖菜的都要让她们几分，撒泼起来绝不是对手。我站在那儿，冻得直缩脖，搓手，跺脚，时不时翘首遥望队伍尽头的摊位。胖阿姨总算来了，手里已经拎了一大篮菜，她要我先拎回家，她自己站在我的队里继续排着。我回家倒头便睡，醒来时阿姨已经在杀鸡，洗鱼，忙年夜饭了。
要不是胖阿姨的社交能力，要不是她一人至少顶五个人的本事，我们那能吃得上丰盛的年夜饭？我始终搞不明白，那个年代为什么买个菜这么劳民？经济搞活以后，才知道告别物质贫乏，告别票证有多美好。现在的中国，市场鲜活，食品富足，可人们已经怕在家烧年夜饭了。年三十餐馆爆满，晚餐两拨都订满了，很多人不得不把“年夜饭”改成“年中饭”，甚至提前几天吃年夜饭。离传统越来越远了。想想胖阿姨在的光景，是我们真正有“年味儿”的日子。
我们搬到上海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文革。1967年“一月革命”时，父母被造反派抓去批斗，我们兄妹几人都在外地串联。赤卫队和工总司一前一后进驻了我们家，市委大院的警卫都挡不住，只有胖阿姨一人在家。她像阿庆嫂般地玲珑四方，烧水倒茶，以亲善外交呼悠着一批批革命群众。她告诉造反派自己是贫农出身，从小到上海讨生活，吃尽了苦头。唯独她对给日本人当保姆的那段历史守口如瓶。正因为她的机智的应对和善待，让我们家相安无事地等到了造反派撤出大院。没多久，造反派掌权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换了新的权贵，我家被扫地出门。 胖阿姨后来也“钻营”参加了工总司下属的“劳动大姐造反兵团”，还当了一个小分队的队长呢。“劳动大姐”是保姆的代名词。她们的红袖章就是用我家的缝纫机砸出来的。劳动大姐隔三岔五轮流在各东家开会，我想东家们都是忍气吞声，不得不给革命让道。兵团发下来的文件、传单一大摞，胖队长和她的姐妹们大字不识几个，还要我念给她们听。可她们聚到一起就叽叽喳喳，闲话牢骚不断，哪会有人真在听？
兵团发指示，要劳动大姐们造东家的反，揭发东家的剥削阶级思想。后来又号召劳动大姐自动“下岗”，不给走资派当奴仆。有的人家闻声而动，提前辞退了自家的保姆。这下，劳动大姐全傻了。胖阿姨四处串联，号召她的分队并联络其他分队，造兵团的反，坚决不离开东家，不离开上海。胖阿姨求我写大字报，记得内容有：如果不让我们当保姆，就要落实我们的工作，并且做到同工同酬，云云。这些平日里看起来没有主心骨的保姆们，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地游行：“谁不让我们工作，就砸烂他的狗头！”这一招果然很灵。在有惊无乍地折腾了一番以后，劳动大姐又回到了原点，原来那份“受剥削”的工作还是很值得珍惜的。
我必须提及的是胖阿姨在我家从没造过反。爸爸在外边挨斗的日子里，连我都对爸爸态度生硬，不跟爸爸说话，不给爸爸盛饭，以示自己的革命姿态。爸爸对我的浅薄很不以为然，他对我瞪眼，但从没说过我什么。倒是胖阿姨气得骂我没良心。她不仅在家里热饭热菜地照顾着爸爸，鼓励爸爸多吃，挺住，还在外边热心地打探消息。尽管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打探到哪家男主人抓走了，哪家女主人放出来了。但她的情报并没有帮助预测到我家的厄运，爸爸最终还是被四人帮投入了大狱。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当了逍遥派，整天无所事事。因为自己出身一下子从“红”到“黑”，说话也没了底气，就总在家憋闷着。那段日子荒了学业，连小说也禁了，我索性跟胖阿姨学打毛线，踩缝纫机，纳鞋底，缝被子，包馄饨，擀饺子皮等家务活儿，也算成就了一个日后的女人。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比胖阿姨织的绒线衣的花样更多，更漂亮。
那时候，胖阿姨也闲来无事，总喜欢管着我。同学来家找我，她总凑上来听我们讲话。她对男生的打量常常过于仔细，人家一走，她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人家的底细，还要议论哪个男生看起来不错，哪个男生最好当心着点儿，好像人家会来相亲。我好烦她的小市民心理。
胖阿姨有求于我的便是帮她写家信，她说一句我写一句。可她跟老头子很少有贴心话要说，无非是寄去的钱或物如何分配。她要我随意发挥，多写一点。她总说我嫂子们回来时帮她写的信好，她们会写很多惬意的家常话。可我那时只不过是个中学生，脑子里没有婆婆妈妈的事情，让我给她写家信简直比写作文还难。
文革时爸爸的工资冻结了，只发60元，但妈妈从没拖欠胖阿姨的工钱。胖阿姨每月挣30元，寄回家20元。每次她都要让我在汇款单上的小框框里密密麻麻地写上一堆话，省下寄信的8分邮票。过年回家她会给老公、儿子、女儿，后来又是孙子、外孙一个不落地带上她亲手做的衣服、鞋或布料。而她自己穿的永远是几乎褪了色的藏青中式大襟衫。
胖阿姨15岁来上海当保姆，后来回老家成婚。在她如愿地生了一双儿女以后，还没等孩子学会走路就又出来做工了。几十年来都是胖阿姨主外，她老头儿主内。胖阿姨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老头儿得肺结核很多年，家里的田也荒了，儿子长大以后没等初中毕业就揽下了农活。胖阿姨的老公和儿子都曾来过我家。他老公很少说话，不停地抽烟、咳嗽。只听到胖阿姨像训儿子般地训导他不要跟什么人来往，花钱要在刀刃上……到底是挣钱的气粗，嗟来之食不好吃啊。而胖阿姨非常喜欢他儿子，轮到跟儿子“开春”说话时就像开春的花儿般喜盈盈地，语调充满了母性的温情。
我逍遥了近一年，实在不甘心如此荒废青春年华，就和几个同学到江苏农村去种水稻，摘棉花，挑大粪……为的是锻炼吃苦耐劳的毅力，为到边远的地区去当真农民做准备。妈妈和胖阿姨都说我脑子发昏。胖阿姨认为我什么都干不来，肯定养不活自己，根本不相信我真的会离开家。
1968年的8月我真的离开了家，而且是到海拔三千米的青海藏族农牧区插队。离家那天我怕和妈妈告别时会忍不住掉泪，只让妈妈送我到公共汽车站，姐姐和胖阿姨陪我到火车站。我们扛着一个大柳条箱和装着被褥的、父母在战争期间用过的马褡到了北站，我当时热情满怀，跑前跑后，招呼着同伴们。火车就要启动了，我笑嘻嘻地和姐姐，胖阿姨道别。谁知胖阿姨已是泪流满面，鼻子一抽一抽地，哭得泣不成声：“你这个小鬼头，这下要吃苦头了。受不了就赶快回来，不要逞强……”我真没想到平时那么不听她的话的我居然会让她如此不舍。我搂着她圆圆的肩膀，说：“放心吧，我会活得好好的。”汽笛鸣响了，火车滑动了，我隔着窗子看着胖阿姨不住地用手背擦着眼泪，让我心头不禁酸楚起来。那一幕在我的眼前恍如昨日。
脱胎换骨式的农村生活没有把我打垮。我不仅养活了自己，1970年的春节，我还背着生产队发的一堆羊毛和一张羊皮回上海探亲。我先是赶着毛驴车从我们村颠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西宁，然后转火车三天三夜到了上海。
当我兴冲冲地进了家门，却被曾经为我的离去痛哭流涕的胖阿姨挡在了屋外。她皱着鼻子，嫌我浑身的羊骚气，把我的旅行袋扔到了后院，要我把一身油黑发亮的外衣、棉鞋脱下来，才准我进屋。她一阵风似地出了家门，到老虎灶挑了两大桶开水，倒在浴缸里，让我好好洗个澡。我跳进浴缸把两年的污垢搓了个净。胖阿姨又用开水烫我的内衣内裤，那些嗜饱了我血的肥胖的虱子被烫得一个个从衣缝里逃了出来，在烫水里挣扎了一阵就全死了，真解恨。
洗完澡，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排骨面在餐桌上等着我。我一边西里呼噜地吮着面汤，一边乐滋滋地问胖阿姨妈妈几点从工厂下班。胖阿姨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告诉我，妈妈收到通知，爸爸在北京关押期间得了肺癌，就和姐姐赶到北京去了。我愣住了，爸爸被抓三年了没任何信息，获得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我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眼泪扑簌簌地全滴在了碗里，我伤心地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为什么不等我一起去？”我哭喊着。如同掉进了隆冬的冰窟窿，回家时的兴奋和热情顿时凝固了。胖阿姨也跟着我抹泪：“不知你爸爸躲不躲得过今年……” 林彪事件过后的第二年，我终于得以进京探视爸爸，才知道他在关押后一年就患了肺结核，咯血，而被误诊为肺癌。后来经周总理批准，爸爸被转到上海，关押在上海第二结核病院。我那时也回到了上海读大学，每周可到医院探视爸爸一次。政治气候逐渐松动以后，我们可以在探视爸爸时带去家里烧好的菜肴和营养品。这下胖阿姨可高兴了，她总是将精心烹饪的鱼、肉、小炒、鸡汤分装在各个菜格子里。她再三嘱咐我告诉护士哪个菜格要隔水蒸，哪个菜格可直接在煤气上小火烧，哪个菜要当天吃，哪个菜可以放在后几天吃。每次从医院回来我会转达爸爸对胖阿姨的谢意。胖阿姨总有一堆问题等着我，爸爸爱吃哪个菜啦，饭量有多少啦，人有没有胖一点啦，气色好不好啦……我尽量详细地“汇报”，让她开心，有成就感。
我也把爸爸换洗的衣服带回来交给胖阿姨洗。爸爸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就自己洗衬衣衬裤，可胖阿姨不高兴了，好像没充分发挥她的长处。我跟她说，爸爸现在是犯人，很多事都是自己做的，我们去他都不让我们动手，你就不必太操心了。
爸爸特别喜欢穿胖阿姨做的丝棉的棉袄棉裤，又软又轻，帮助爸爸度过了囚禁中的几个寒冬。其实我们三代都穿过胖阿姨做的中式棉袄。看着当年“全家福”照片上从父母到儿孙都穿着那种立领，肩袖无接缝，对襟，盘纽的男女无别的中装，十分好笑。
我回上海读大学的时候，家里多了两个哥哥的儿子。在我看来她带孩子一点儿不难：她在后院洗衣服，剥毛豆，小侄子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听她讲故事或看画书。她在厨房做饭，就把小侄子关在屋里，等着香喷喷的饭。胖阿姨哄孩子睡午觉时，常常是拍着小孩，嘴里哼哼唧唧。结果常常把自己先哄睡着了，两个小孩还在她怀里拱来拱去，踢来踢去，玩着玩着迷糊了才睡倒的。
两个小侄子晚上分别跟我妈妈和胖阿姨睡。大人总是对自己亲手带的孩子更偏爱些。胖阿姨有时会给跟她睡的小侄子喂饭时多加一个荷包蛋，晚上塞给他糖果饼干，要他不要声张。连我不常回家的人都撞到小侄子嘴里含着糖，看到有人进屋就用手捂嘴。孩子不懂事，小小年纪就学着躲躲闪闪，让妈妈和我们都很担心。但我们的提醒改变不了没有文化的胖阿姨。这也没办法，保姆只能帮着养育，教育要靠父母。好在他们上学时都回到了父母身边，受到很好的教育。
我大学毕业后又去青海了。三年后当我回上海时，胖阿姨已经回镇江老家了。听说她得了眩晕症，有过几次突然的昏厥。有一次她头磕在桌角上，眼角充血，半边脸乌青淤肿。到医院做了脑电图、超声波等检查也没查出病来，唯有血压偏高些。估计是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狭窄而引起一过性的脑缺血。妈妈很担心如果家里没人时出了意外，无法向她外地的亲人交代，就请她儿子来上海商谈。后来胖阿姨就回乡下和家人一起生活了，走时妈妈给了她几个月的工钱。那时胖阿姨估计快60岁了。
胖阿姨走后，家里来了一位看起来比胖阿姨还老的保姆，手脚远不如胖阿姨麻利，思维和语言也很迟钝。妈妈说什么都得教她，累死了，还不如自己干。以后像走马灯似的又换过几茬，没人能和胖阿姨比。全家人时常提起胖阿姨，没有胖阿姨这个家似乎转不动了。
当胖阿姨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了的一天，她提着一大篮鲜活乱动的小螃蟹，突然出现在我在曹阳新村的小屋。我激动得什么似的，赶紧把她拉进来，揿在我的那个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的旧沙发椅上。她说她刚从乡下来，住在表姐家，想来看看我和我的小女儿。我俩你一句我一句抢着问各自想知道的事情。胖阿姨说她家里情况都好，她也很少犯病了。后来我安排她到我工作的医院做了一次常规检查，开了一些药给她。
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胖阿姨。我整日忙忙碌碌，又要读研究生，又要带孩子，自顾不暇。再后来又出国了。若干年后，姐姐从别人那里听到胖阿姨在乡下过得并不愉快。老公本来有肺病不能下地干活也罢，可是既抽烟又赌博成瘾。胖阿姨辛辛苦苦在外挣钱养家不说，看到老公如此心里更苦。她一气之下又回到上海，听说又去帮人看孩子了。
胖阿姨从15岁就来上海了。她的家是她一辈子奉献和心灵的寄托，却难以成为她的真实的家。我想胖阿姨早已属于这个城市了，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下也许对她来说更真实，更踏实。我不知道她最终的归宿是哪里。多少年过去了，想到她，我仍会深深地惦念……
胖阿姨曾经管着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吃、穿、住。她是我们家中运筹帷幄，无所不能的大总管。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家里的人出出进进，被关，挨斗，上干校，下乡……我们谁都可以离开家，唯独不能没有胖阿姨，是她维系了这个家的完整和安宁。我时常回忆起那段时光家庭的曲折经历，每一个人在我的记忆中都是零散的，都有或多或少的缺失和盲区，然而让我记忆最完整的居然是胖阿姨。
第一次见到胖阿姨也是我们从北京搬进上海新居的第一天，1965年8月的一天。她那时40来岁，长着一副满月脸，笑起来就像弥勒佛，特别有感染力。她虽矮胖，但气力过人，走起路来快步生风。她提起卡车上卸下的行李箱，往右肩上一扛，左手再拎起一个旅行袋，大气不喘就上了楼。那时是中学生的我抱着一卷行李跟在她身后上气不接下气，不由得直咂舌：乖乖，比男人力气还大！
胖阿姨姓曾，我们都叫她阿姨，省略了姓。可外边的人根据她的体型特征，又在阿姨前面加了一个“胖”字。后来她带大的两个小侄子为了和亲奶奶区分，就管她叫“胖奶奶”。
胖阿姨是扬州人，15岁就来上海当保姆了，说着一口洋泾浜上海话。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她什么样的人家都做过，在日本医生家做工时还学会了简单的日语，扬州味儿的东洋话，但嗓音提高了八度，又尖又细的，特好玩儿。
现在的保姆专职带孩子，烧饭，打扫卫生或伺候老人，难得有愿意做两件以上的家务事。而我的胖阿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同一天内无一疏漏。且从从容容，能吃能睡，心宽体胖。
胖阿姨做的菜一点不比专职的厨师差。她做的走油肉又酥又嫩，她烤出来的蒜香扁鱼松脆鲜美，还有肉香汁浓的糖醋大排，离开家后我再没吃过比她做得更可口的家常菜。我常常模仿着她的手艺烧菜，但口感大不相同。
文革中爸爸坐牢，工资冻结了，妈妈给她的菜金有严格限制，但我们每餐仍从不重样。只是少了荤，胖阿姨的刀工让一块2两的肉变成了细细的肉丝，或肉末，成了菜里的调味品。海鲜以便宜的螺丝、小带鱼、小海蟹为主，日子过得也不算差。
胖阿姨除了烧菜还管我吃菜。我那时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之时，喜荤厌素。她总盯着我，要我多吃青菜。碰上好菜多夹了几筷子，她就会把脸板下来，要我多吃饭少吃菜。后来菜索性越烧越咸，我还只能多吃饭少吃菜。妈妈文革时在钢厂下放劳动，早晨5点赶公共汽车到宝山，晚上天黑后才回来。胖阿姨总是把好菜为妈妈事先留好，怕我饥不择食，一扫而光。她自己身先士卒，几乎每餐吃泡饭、咸菜。我们怕她太客气，就把肉夹到她碗里，可她又夹回盘子里，说吃肉不舒服。就这样，体重仍然不减。不知烧菜的油腻会不会通过嗅觉和味觉转换成热卡，不过肥胖基因的发现已解释了喝凉水也长肉的秘密。
那是一个凭票供应的年代，光有钱买不来食品。粮、油、肉、蛋、鱼、豆制品、糖、烟、酒、火柴……名类繁多的票一大把，都掌握在胖阿姨手里。既要通盘计划一个月的伙食费，又要计划使用宝贵的票证。就是没用掉的票，她也不会浪费，想着跟别人交换。
我们兄妹五个，后来又加上配偶和小孩，凡回上海，胖阿姨就要我领着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把全国粮票换成上海粮票和油票。我们外出，也得跟胖阿姨要粮票和油票。这些复杂的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居然从不错乱地在不识字的胖阿姨的掌控之中。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不敢说胖阿姨能治大国，但我们家没一个人比她更清楚票证的使用价值。
有一回，有两个外地的好朋友来做客。我去她家做客时，她妈妈杀了自家的鸭子招待我。这回人家要来，我求胖阿姨烧顿好菜。她说菜金不能超标，肉票也不够了。我掏出一块零花钱，肉票就只好用家里的了。她就买了几两猪肉，做了一大盘青菜肉丝粗炒面，我当时别提多窘了。我对朋友那份歉意，一直保留到去年她来美国我请她吃饭时，这是我们分别28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提到了她妈妈烧的酱鸭和在我们家不对等的那盘炒面。当然，过去的寒碜成了今天餐桌上的笑谈。
每年的春节，妈妈总要我们早晨4点起床，跟胖阿姨去小菜场排队。我总是嘀嘀咕咕，大不了不就是不吃嘛，何苦起早贪黑，站在寒风里排几个小时的队？但我又不得违抗。
菜场5点开市，在黑咕隆冬的马路上老远就看到灯火通明的兴国路菜场，听到鸡鸭嘎嘎的叫声和鼎沸的人声。胖阿姨分派我们排不同的队（肉、鱼、鸡、青菜、豆腐……各有各的摊头，收不同的票），她自己拎着好几个破篮子去找她的保姆朋友，见一个就把篮子放在人家前面。她还真有人缘，一大群保姆都自愿地帮她占位子。当然，根据对等外交的原则，我的前面也放着她的熟人的篮子。菜场的队伍除了站着的活人就是地上的篮子了。人们熙熙攘攘，可都遵循着不成文的潜规则，小心地踢着前边的空篮子慢慢地往前蹭，乱市上队伍却不乱。胖阿姨看看她的篮子在哪一队快轮到了，就赶过去买那个摊头的东西。菜场上最活跃的，像鱼儿一样在人海中游来游去的也就算是这帮保姆了，就连最牛的卖菜的都要让她们几分，撒泼起来绝不是对手。我站在那儿，冻得直缩脖，搓手，跺脚，时不时翘首遥望队伍尽头的摊位。胖阿姨总算来了，手里已经拎了一大篮菜，她要我先拎回家，她自己站在我的队里继续排着。我回家倒头便睡，醒来时阿姨已经在杀鸡，洗鱼，忙年夜饭了。
要不是胖阿姨的社交能力，要不是她一人至少顶五个人的本事，我们那能吃得上丰盛的年夜饭？我始终搞不明白，那个年代为什么买个菜这么劳民？经济搞活以后，才知道告别物质贫乏，告别票证有多美好。现在的中国，市场鲜活，食品富足，可人们已经怕在家烧年夜饭了。年三十餐馆爆满，晚餐两拨都订满了，很多人不得不把“年夜饭”改成“年中饭”，甚至提前几天吃年夜饭。离传统越来越远了。想想胖阿姨在的光景，是我们真正有“年味儿”的日子。
我们搬到上海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文革。1967年“一月革命”时，父母被造反派抓去批斗，我们兄妹几人都在外地串联。赤卫队和工总司一前一后进驻了我们家，市委大院的警卫都挡不住，只有胖阿姨一人在家。她像阿庆嫂般地玲珑四方，烧水倒茶，以亲善外交呼悠着一批批革命群众。她告诉造反派自己是贫农出身，从小到上海讨生活，吃尽了苦头。唯独她对给日本人当保姆的那段历史守口如瓶。正因为她的机智的应对和善待，让我们家相安无事地等到了造反派撤出大院。没多久，造反派掌权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换了新的权贵，我家被扫地出门。 胖阿姨后来也“钻营”参加了工总司下属的“劳动大姐造反兵团”，还当了一个小分队的队长呢。“劳动大姐”是保姆的代名词。她们的红袖章就是用我家的缝纫机砸出来的。劳动大姐隔三岔五轮流在各东家开会，我想东家们都是忍气吞声，不得不给革命让道。兵团发下来的文件、传单一大摞，胖队长和她的姐妹们大字不识几个，还要我念给她们听。可她们聚到一起就叽叽喳喳，闲话牢骚不断，哪会有人真在听？
兵团发指示，要劳动大姐们造东家的反，揭发东家的剥削阶级思想。后来又号召劳动大姐自动“下岗”，不给走资派当奴仆。有的人家闻声而动，提前辞退了自家的保姆。这下，劳动大姐全傻了。胖阿姨四处串联，号召她的分队并联络其他分队，造兵团的反，坚决不离开东家，不离开上海。胖阿姨求我写大字报，记得内容有：如果不让我们当保姆，就要落实我们的工作，并且做到同工同酬，云云。这些平日里看起来没有主心骨的保姆们，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地游行：“谁不让我们工作，就砸烂他的狗头！”这一招果然很灵。在有惊无乍地折腾了一番以后，劳动大姐又回到了原点，原来那份“受剥削”的工作还是很值得珍惜的。
我必须提及的是胖阿姨在我家从没造过反。爸爸在外边挨斗的日子里，连我都对爸爸态度生硬，不跟爸爸说话，不给爸爸盛饭，以示自己的革命姿态。爸爸对我的浅薄很不以为然，他对我瞪眼，但从没说过我什么。倒是胖阿姨气得骂我没良心。她不仅在家里热饭热菜地照顾着爸爸，鼓励爸爸多吃，挺住，还在外边热心地打探消息。尽管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打探到哪家男主人抓走了，哪家女主人放出来了。但她的情报并没有帮助预测到我家的厄运，爸爸最终还是被四人帮投入了大狱。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当了逍遥派，整天无所事事。因为自己出身一下子从“红”到“黑”，说话也没了底气，就总在家憋闷着。那段日子荒了学业，连小说也禁了，我索性跟胖阿姨学打毛线，踩缝纫机，纳鞋底，缝被子，包馄饨，擀饺子皮等家务活儿，也算成就了一个日后的女人。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比胖阿姨织的绒线衣的花样更多，更漂亮。
那时候，胖阿姨也闲来无事，总喜欢管着我。同学来家找我，她总凑上来听我们讲话。她对男生的打量常常过于仔细，人家一走，她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人家的底细，还要议论哪个男生看起来不错，哪个男生最好当心着点儿，好像人家会来相亲。我好烦她的小市民心理。
胖阿姨有求于我的便是帮她写家信，她说一句我写一句。可她跟老头子很少有贴心话要说，无非是寄去的钱或物如何分配。她要我随意发挥，多写一点。她总说我嫂子们回来时帮她写的信好，她们会写很多惬意的家常话。可我那时只不过是个中学生，脑子里没有婆婆妈妈的事情，让我给她写家信简直比写作文还难。
文革时爸爸的工资冻结了，只发60元，但妈妈从没拖欠胖阿姨的工钱。胖阿姨每月挣30元，寄回家20元。每次她都要让我在汇款单上的小框框里密密麻麻地写上一堆话，省下寄信的8分邮票。过年回家她会给老公、儿子、女儿，后来又是孙子、外孙一个不落地带上她亲手做的衣服、鞋或布料。而她自己穿的永远是几乎褪了色的藏青中式大襟衫。
胖阿姨15岁来上海当保姆，后来回老家成婚。在她如愿地生了一双儿女以后，还没等孩子学会走路就又出来做工了。几十年来都是胖阿姨主外，她老头儿主内。胖阿姨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老头儿得肺结核很多年，家里的田也荒了，儿子长大以后没等初中毕业就揽下了农活。胖阿姨的老公和儿子都曾来过我家。他老公很少说话，不停地抽烟、咳嗽。只听到胖阿姨像训儿子般地训导他不要跟什么人来往，花钱要在刀刃上……到底是挣钱的气粗，嗟来之食不好吃啊。而胖阿姨非常喜欢他儿子，轮到跟儿子“开春”说话时就像开春的花儿般喜盈盈地，语调充满了母性的温情。
我逍遥了近一年，实在不甘心如此荒废青春年华，就和几个同学到江苏农村去种水稻，摘棉花，挑大粪……为的是锻炼吃苦耐劳的毅力，为到边远的地区去当真农民做准备。妈妈和胖阿姨都说我脑子发昏。胖阿姨认为我什么都干不来，肯定养不活自己，根本不相信我真的会离开家。
1968年的8月我真的离开了家，而且是到海拔三千米的青海藏族农牧区插队。离家那天我怕和妈妈告别时会忍不住掉泪，只让妈妈送我到公共汽车站，姐姐和胖阿姨陪我到火车站。我们扛着一个大柳条箱和装着被褥的、父母在战争期间用过的马褡到了北站，我当时热情满怀，跑前跑后，招呼着同伴们。火车就要启动了，我笑嘻嘻地和姐姐，胖阿姨道别。谁知胖阿姨已是泪流满面，鼻子一抽一抽地，哭得泣不成声：“你这个小鬼头，这下要吃苦头了。受不了就赶快回来，不要逞强……”我真没想到平时那么不听她的话的我居然会让她如此不舍。我搂着她圆圆的肩膀，说：“放心吧，我会活得好好的。”汽笛鸣响了，火车滑动了，我隔着窗子看着胖阿姨不住地用手背擦着眼泪，让我心头不禁酸楚起来。那一幕在我的眼前恍如昨日。
脱胎换骨式的农村生活没有把我打垮。我不仅养活了自己，1970年的春节，我还背着生产队发的一堆羊毛和一张羊皮回上海探亲。我先是赶着毛驴车从我们村颠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西宁，然后转火车三天三夜到了上海。
当我兴冲冲地进了家门，却被曾经为我的离去痛哭流涕的胖阿姨挡在了屋外。她皱着鼻子，嫌我浑身的羊骚气，把我的旅行袋扔到了后院，要我把一身油黑发亮的外衣、棉鞋脱下来，才准我进屋。她一阵风似地出了家门，到老虎灶挑了两大桶开水，倒在浴缸里，让我好好洗个澡。我跳进浴缸把两年的污垢搓了个净。胖阿姨又用开水烫我的内衣内裤，那些嗜饱了我血的肥胖的虱子被烫得一个个从衣缝里逃了出来，在烫水里挣扎了一阵就全死了，真解恨。
洗完澡，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排骨面在餐桌上等着我。我一边西里呼噜地吮着面汤，一边乐滋滋地问胖阿姨妈妈几点从工厂下班。胖阿姨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告诉我，妈妈收到通知，爸爸在北京关押期间得了肺癌，就和姐姐赶到北京去了。我愣住了，爸爸被抓三年了没任何信息，获得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我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眼泪扑簌簌地全滴在了碗里，我伤心地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为什么不等我一起去？”我哭喊着。如同掉进了隆冬的冰窟窿，回家时的兴奋和热情顿时凝固了。胖阿姨也跟着我抹泪：“不知你爸爸躲不躲得过今年……” 林彪事件过后的第二年，我终于得以进京探视爸爸，才知道他在关押后一年就患了肺结核，咯血，而被误诊为肺癌。后来经周总理批准，爸爸被转到上海，关押在上海第二结核病院。我那时也回到了上海读大学，每周可到医院探视爸爸一次。政治气候逐渐松动以后，我们可以在探视爸爸时带去家里烧好的菜肴和营养品。这下胖阿姨可高兴了，她总是将精心烹饪的鱼、肉、小炒、鸡汤分装在各个菜格子里。她再三嘱咐我告诉护士哪个菜格要隔水蒸，哪个菜格可直接在煤气上小火烧，哪个菜要当天吃，哪个菜可以放在后几天吃。每次从医院回来我会转达爸爸对胖阿姨的谢意。胖阿姨总有一堆问题等着我，爸爸爱吃哪个菜啦，饭量有多少啦，人有没有胖一点啦，气色好不好啦……我尽量详细地“汇报”，让她开心，有成就感。
我也把爸爸换洗的衣服带回来交给胖阿姨洗。爸爸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就自己洗衬衣衬裤，可胖阿姨不高兴了，好像没充分发挥她的长处。我跟她说，爸爸现在是犯人，很多事都是自己做的，我们去他都不让我们动手，你就不必太操心了。
爸爸特别喜欢穿胖阿姨做的丝棉的棉袄棉裤，又软又轻，帮助爸爸度过了囚禁中的几个寒冬。其实我们三代都穿过胖阿姨做的中式棉袄。看着当年“全家福”照片上从父母到儿孙都穿着那种立领，肩袖无接缝，对襟，盘纽的男女无别的中装，十分好笑。
我回上海读大学的时候，家里多了两个哥哥的儿子。在我看来她带孩子一点儿不难：她在后院洗衣服，剥毛豆，小侄子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听她讲故事或看画书。她在厨房做饭，就把小侄子关在屋里，等着香喷喷的饭。胖阿姨哄孩子睡午觉时，常常是拍着小孩，嘴里哼哼唧唧。结果常常把自己先哄睡着了，两个小孩还在她怀里拱来拱去，踢来踢去，玩着玩着迷糊了才睡倒的。
两个小侄子晚上分别跟我妈妈和胖阿姨睡。大人总是对自己亲手带的孩子更偏爱些。胖阿姨有时会给跟她睡的小侄子喂饭时多加一个荷包蛋，晚上塞给他糖果饼干，要他不要声张。连我不常回家的人都撞到小侄子嘴里含着糖，看到有人进屋就用手捂嘴。孩子不懂事，小小年纪就学着躲躲闪闪，让妈妈和我们都很担心。但我们的提醒改变不了没有文化的胖阿姨。这也没办法，保姆只能帮着养育，教育要靠父母。好在他们上学时都回到了父母身边，受到很好的教育。
我大学毕业后又去青海了。三年后当我回上海时，胖阿姨已经回镇江老家了。听说她得了眩晕症，有过几次突然的昏厥。有一次她头磕在桌角上，眼角充血，半边脸乌青淤肿。到医院做了脑电图、超声波等检查也没查出病来，唯有血压偏高些。估计是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狭窄而引起一过性的脑缺血。妈妈很担心如果家里没人时出了意外，无法向她外地的亲人交代，就请她儿子来上海商谈。后来胖阿姨就回乡下和家人一起生活了，走时妈妈给了她几个月的工钱。那时胖阿姨估计快60岁了。
胖阿姨走后，家里来了一位看起来比胖阿姨还老的保姆，手脚远不如胖阿姨麻利，思维和语言也很迟钝。妈妈说什么都得教她，累死了，还不如自己干。以后像走马灯似的又换过几茬，没人能和胖阿姨比。全家人时常提起胖阿姨，没有胖阿姨这个家似乎转不动了。
当胖阿姨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了的一天，她提着一大篮鲜活乱动的小螃蟹，突然出现在我在曹阳新村的小屋。我激动得什么似的，赶紧把她拉进来，揿在我的那个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的旧沙发椅上。她说她刚从乡下来，住在表姐家，想来看看我和我的小女儿。我俩你一句我一句抢着问各自想知道的事情。胖阿姨说她家里情况都好，她也很少犯病了。后来我安排她到我工作的医院做了一次常规检查，开了一些药给她。
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胖阿姨。我整日忙忙碌碌，又要读研究生，又要带孩子，自顾不暇。再后来又出国了。若干年后，姐姐从别人那里听到胖阿姨在乡下过得并不愉快。老公本来有肺病不能下地干活也罢，可是既抽烟又赌博成瘾。胖阿姨辛辛苦苦在外挣钱养家不说，看到老公如此心里更苦。她一气之下又回到上海，听说又去帮人看孩子了。
胖阿姨从15岁就来上海了。她的家是她一辈子奉献和心灵的寄托，却难以成为她的真实的家。我想胖阿姨早已属于这个城市了，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下也许对她来说更真实，更踏实。我不知道她最终的归宿是哪里。多少年过去了，想到她，我仍会深深地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