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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自己不屈不挠的镜头，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让人们了解到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
从四川到海南，从海南到深圳，1990年的张新民并不知道，他开始并追寻的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摄影。
从那一年开始，他用了将近10年时间在深圳蛇口拍摄打工者。从农村到城市，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打工者的生活，被张新民收录“眼底”。
正是他的摄影，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普通人的生活有了最真实而又鲜活的影像记录。2007年，央视《人物》栏目播出《纪实摄影家张新民》，称其为“中国纪实摄影的先锋人物”。
35年前，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体方针；35年后，恰逢新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当年改革浪潮最汹涌的地方，记者见到了这位底层民生的记录者。
“必须要有人做”
临近11月，北国已进入萧瑟之秋。然而在南国的深圳蛇口，路边的凤凰花依然开得热烈，硕大的花苞似雄鸡的红冠，傲然而立。
1988年的蛇口，路边还没有凤凰花，到处都是掘地施工的场景，“淘金热”在这里明流涌动。思想界有关真理的第二次大讨论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开端，于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之地——蛇口工业区开启。
当年，以《蛇口通讯报》为代表的青年们思想活跃，观点锐利。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激烈交锋”，才有了旧的价值观与新的人生追求的对撞。
张新民就是在那个时候到的蛇口，从当时著名的《蛇口通讯报》到后来的《蛇口消息报》，整整25年风雨走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蛇口”。
那年年底，不甘寂寞的张新民辞掉了海南的工作，背上简单的行囊，来到处于改革风暴眼的蛇口，成为《蛇口通讯报》一名摄影记者。
“离开四川到南方来寻找摄影梦，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但却没有让摄影参与记忆，我开始觉察到一种遗憾。生存的琐碎与具体，其实距离大喇叭里的宏伟与崇高非常遥远，这种反差迫使我对摄影进行反省：我要做的摄影究竟是什么？”
那个时候，虽然处在改革与思想交锋的最前沿，然而公共传媒里的新闻宣传与宏大叙事仍是时代的主流，这让张新民感到痛苦和不安。尤其在“蛇口风波”之后，张新民的个人思想也发生着巨大的潮动。
“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试图摆脱贫困，而最渴望摆脱贫困的是农民，他们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我一样，离乡背井到开放地区寻找出路。置身于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流动大潮，我心里有一种不安。一方面是对自己未来的不可知，一方面则来自对失忆的恐惧，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用胶片记录下来——这可能才是我应该做的摄影。”
在1989年后短暂失业的日子里，张新民与蛇口工业区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们住在同一个门楼。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的生活为张新民所熟悉，“拍摄她们并不是出于什么人文关怀，也没有想为历史做什么见证，我只是想让摄影回到自己生活经验所及的范围内。”
“面对自己的良知，想要做一件事，因为没人做，因为觉得必须要有人做，所以我选择了做，没有任何预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从1990年到2000年，整整10年时间，张新民一直关注这群打工者，他不知疲倦地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记录城乡之间、城乡人与人关系的巨大改变。
2004年，《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一书结集出版。“他以自己不屈不挠的镜头，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让人们了解到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摄影理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顾铮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反被关注伤
存在胶片上的影像记录了张新民所“看见”的对象，也记录了当时他的动机、立场、观点、心态，以及他与摄影对象的关系。
张新民喜欢拍摄实实在在可触摸的影像。在车间、在宿舍、在工厂门口、在棚户区、在归乡途中……都有张新民背着相机的身影。“那个时候不知疲倦，在工作之余就拍摄。”没有任何限制和目的的摄影给了张新民最大的自由空间。
随着拍摄的深入，张新民意识到这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一场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农民离开土地，开始涌向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能融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1997年2月，张新民工作之余来到深圳沙井镇万丰村。这个位于深圳西北角、和东莞交界的农村，是打工者的聚集区，很多外商、台商、港商在此投资建厂。沿污水沟搭建的吊脚楼成为外来打工者的“城市居住地”。
这里也住着张新民的四川老乡。为了节省租金，很多人租住一间，挤在一起。其中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里竟然住着10户人家共20位男女。如此狭小的空间，让人很难想象这么多人如何在一起。于是，张新民拍下了那张著名的《10平米10户人家》。
不久，《羊城晚报》的编辑颜长江找到张新民，希望能将其照片和稿件在报上发表。当时张新民就有些担心，“稿子发出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发稿时，张新民特意附了一张纸条给编辑：有的城市，过去对于棚户一概是拆，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如果这样，我发稿就是罪过，我宁愿让这些照片束之高阁。
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让人们一度沉醉在政治的喜悦里。棚户区的破败显得“另类”，不被“欢迎”。尽管颜长江后来在发稿时写了千余字的编者按：这是我们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将其简单处理。但是，万丰村棚户区被拆的命运最终没能转变。
3个月后，张新民第二次来到这里，面对棚户区被拆后的萧条，想象着20位男女房客曾经幸福知足的笑脸，思虑着那些四川老乡可能的遭遇，痛心加上悔恨让张新民当场黯然泪下。即便是16年后的今天，旧事重提，张新民仍然难掩伤泣。
中国需要纪实摄影吗？什么样的摄影才是真正的纪实摄影？拍摄者的关注会对现实起到怎样的作用？拍摄者与被拍摄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张新民及圈内同行开始追问。
从四川到海南，从海南到深圳，1990年的张新民并不知道，他开始并追寻的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摄影。
从那一年开始，他用了将近10年时间在深圳蛇口拍摄打工者。从农村到城市，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打工者的生活，被张新民收录“眼底”。
正是他的摄影，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普通人的生活有了最真实而又鲜活的影像记录。2007年，央视《人物》栏目播出《纪实摄影家张新民》，称其为“中国纪实摄影的先锋人物”。
35年前，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体方针；35年后，恰逢新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当年改革浪潮最汹涌的地方，记者见到了这位底层民生的记录者。
“必须要有人做”
临近11月，北国已进入萧瑟之秋。然而在南国的深圳蛇口，路边的凤凰花依然开得热烈，硕大的花苞似雄鸡的红冠，傲然而立。
1988年的蛇口，路边还没有凤凰花，到处都是掘地施工的场景，“淘金热”在这里明流涌动。思想界有关真理的第二次大讨论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开端，于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之地——蛇口工业区开启。
当年，以《蛇口通讯报》为代表的青年们思想活跃，观点锐利。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激烈交锋”，才有了旧的价值观与新的人生追求的对撞。
张新民就是在那个时候到的蛇口，从当时著名的《蛇口通讯报》到后来的《蛇口消息报》，整整25年风雨走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蛇口”。
那年年底，不甘寂寞的张新民辞掉了海南的工作，背上简单的行囊，来到处于改革风暴眼的蛇口，成为《蛇口通讯报》一名摄影记者。
“离开四川到南方来寻找摄影梦，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但却没有让摄影参与记忆，我开始觉察到一种遗憾。生存的琐碎与具体，其实距离大喇叭里的宏伟与崇高非常遥远，这种反差迫使我对摄影进行反省：我要做的摄影究竟是什么？”
那个时候，虽然处在改革与思想交锋的最前沿，然而公共传媒里的新闻宣传与宏大叙事仍是时代的主流，这让张新民感到痛苦和不安。尤其在“蛇口风波”之后，张新民的个人思想也发生着巨大的潮动。
“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试图摆脱贫困，而最渴望摆脱贫困的是农民，他们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我一样，离乡背井到开放地区寻找出路。置身于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流动大潮，我心里有一种不安。一方面是对自己未来的不可知，一方面则来自对失忆的恐惧，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用胶片记录下来——这可能才是我应该做的摄影。”
在1989年后短暂失业的日子里，张新民与蛇口工业区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们住在同一个门楼。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的生活为张新民所熟悉，“拍摄她们并不是出于什么人文关怀，也没有想为历史做什么见证，我只是想让摄影回到自己生活经验所及的范围内。”
“面对自己的良知，想要做一件事，因为没人做，因为觉得必须要有人做，所以我选择了做，没有任何预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从1990年到2000年，整整10年时间，张新民一直关注这群打工者，他不知疲倦地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记录城乡之间、城乡人与人关系的巨大改变。
2004年，《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一书结集出版。“他以自己不屈不挠的镜头，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让人们了解到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摄影理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顾铮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反被关注伤
存在胶片上的影像记录了张新民所“看见”的对象，也记录了当时他的动机、立场、观点、心态，以及他与摄影对象的关系。
张新民喜欢拍摄实实在在可触摸的影像。在车间、在宿舍、在工厂门口、在棚户区、在归乡途中……都有张新民背着相机的身影。“那个时候不知疲倦，在工作之余就拍摄。”没有任何限制和目的的摄影给了张新民最大的自由空间。
随着拍摄的深入，张新民意识到这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一场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农民离开土地，开始涌向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能融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1997年2月，张新民工作之余来到深圳沙井镇万丰村。这个位于深圳西北角、和东莞交界的农村，是打工者的聚集区，很多外商、台商、港商在此投资建厂。沿污水沟搭建的吊脚楼成为外来打工者的“城市居住地”。
这里也住着张新民的四川老乡。为了节省租金，很多人租住一间，挤在一起。其中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里竟然住着10户人家共20位男女。如此狭小的空间，让人很难想象这么多人如何在一起。于是，张新民拍下了那张著名的《10平米10户人家》。
不久，《羊城晚报》的编辑颜长江找到张新民，希望能将其照片和稿件在报上发表。当时张新民就有些担心，“稿子发出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发稿时，张新民特意附了一张纸条给编辑：有的城市，过去对于棚户一概是拆，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如果这样，我发稿就是罪过，我宁愿让这些照片束之高阁。
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让人们一度沉醉在政治的喜悦里。棚户区的破败显得“另类”，不被“欢迎”。尽管颜长江后来在发稿时写了千余字的编者按：这是我们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将其简单处理。但是，万丰村棚户区被拆的命运最终没能转变。
3个月后，张新民第二次来到这里，面对棚户区被拆后的萧条，想象着20位男女房客曾经幸福知足的笑脸，思虑着那些四川老乡可能的遭遇，痛心加上悔恨让张新民当场黯然泪下。即便是16年后的今天，旧事重提，张新民仍然难掩伤泣。
中国需要纪实摄影吗？什么样的摄影才是真正的纪实摄影？拍摄者的关注会对现实起到怎样的作用？拍摄者与被拍摄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张新民及圈内同行开始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