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岳敏君举办了一个名字为“困”的展览。一个艺术家办一个展览，并通过这个展览反思或探讨一些问题，原本也是正常之事。但是，岳敏君的反思还是让我吓了一跳。
　　他的反思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在‘迷宫’系列中，我把传统国画的因素放在里面，是回归传统的表现。其实不是，我完全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创作‘迷宫’的。我们的民族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探索，我们面对世界已经很久了，有人竟然还处在一种封闭之中。我想告诉观众，中国的笔墨纸砚可能是很不值得一提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也并不值得以独特的民族性去吹捧，那些东西那些效果用油画的方法轻而易举就能做到。”
　　但愿我的引述是完整的。但愿我没有断章取义。在这两个“但愿”前提下，我想说的是，如果肤浅，那就不要装作深刻。岳敏君“用油画的方法轻而易举”地做到的是艺术还是技术？是创造还是复制？在岳敏君之前，陈丹青也玩过这活。比如画画董其昌、八大山人之类。不过，陈丹青是把自己临摹董其昌、八大山人的作品当做油画来完成的，他从未认为自己取代了“笔墨纸砚”这一传统绝配。虽然，岳敏君也没有明确说出这一“绝配”如何，但至少他说到了“不值一提”这句话。也是从这里，我觉得岳敏君的艺术及其思考是不靠谱的、肤浅的。
　　岳敏君以为他所临摹的八大山人的鸟、徐悲鸿的马等，并将之组合一个框架内，就显示了“困境”，就批判了传统。可能，他还以为自己因此就创新了传统。如果这种想法是一种真实意愿，那么，有关传统的批判与创新也就太简单、太容易了。
　　事实上，无论岳敏君如何组合，他的有关中国元素的临摹只能是一种复制，他能有的只是技术而非艺术。更宽泛地说，其属于本雅明所谓的“机械时代的复制艺术”，有物象之形而无物象之神。如此“艺术”，还是用本雅明的话说便是“灵光消逝”。
　　冯友兰批评胡适治学精神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对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
　　以胡适来比附岳敏君，当然高抬了岳的身份。好在，我的比附是从人生的短板开始的。当然，即使如此，岳敏君还是占了便宜。好在，我们也不必过多地计较，因为他已经“困”在了那里，那就让他继续困在自己的房子里吧。
　　（陕西省国画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