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主要目的——如果世界上有艺术，而艺术也有目的的话——就在于表现、说出人物灵魂中的真实，说出那种无法用简单的语言说出来的秘密。” 而作家刘家朋作为小说艺术的探索者，以其中篇小说《莲花出水向阳开》（发表在《参花》2018年4期下）就成功地实现了小说的目的——说出了人物灵魂深处的秘密，并用其传神的笔墨描写了小说主人公李喜文用理想编织的爱情乌托邦中的悲喜人生，让人读后唏嘘不已、感慨万端。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线的中篇小说，整个故事的脉络与走向，都是以李喜文与崔爱丽之间爱情的起伏跌宕来推动人物性格发展的。虽然两个人之间互相爱慕，但由于两个人对于爱情的看法和理解大相径庭。一个对爱情过于理想化，另一个又过于现实化，从而决定了两个人的爱情之旅是南辕北辙，没有结果。正是这种思想观和爱情观的南辕北辙，使得这部中篇小说弥漫着一种悲剧的美。
　　小说起笔就特意设置了一个迷魂阵似的悬念，一位大叔，不仅爱好文学、爱交朋友，而且还会打拳，和小区居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只是单身一人。这是什么情况？在现代城市问一个人的隐私似乎是不礼貌的事情。于是，这位小区人们眼里的“老人家”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当然，这个谜让人们心里好奇，但也不是非知道不可。毕竟，他的私生活并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尊重和喜爱，知道他的名字叫李喜文也就足够了，因为其他的一切秘密并不影响“全小区的人都认识他”。然而，作家构思巧妙之处就在于一个男子的出现，这个男子是一名记者，来小区调查新人新事。因为“月光不错”，和大家一起赏月，才有机缘走进李喜文的世界，这就为全面解开李喜文的神秘人生提供了可能，为之后李喜文的人生叙述打下了一个伏笔。我想作为作家的刘家朋先生，一定有过新闻记者的从业经历，或者身边有着极为熟稔的记者朋友，他肯定懂得记者的叙述是客观的，这样也就为下一步讲述李喜文的人生故事从客观角度提前埋了一条看不见的线。这样以新闻记者介入采访而引发的思索，让人们对下面的情节多了一份期待：“老人家为什么一生无妻？为什么一心只想搞他的文学创作？他的生活状况又是如何呢？这些细节问题，引起了新闻记者写一篇报告文学的兴致。”也正是这样的思索与交待，才有了李喜文人生的全面起底——记者要写一篇关于李喜文一生的报告文学，采访自然是事无巨细，“新闻记者特意打听到老人家年轻时居住过的山村，亲临实地采访他的亲友、邻居等。经反复了解，终于掌握了老人家前半生曲折的生活经历以及近些年来他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
　　在把读者带入一个充满期待的、似乎即将揭开谜底的叙述氛围当中后，作家反倒不急不缓地从头说起了故事的来龙去脉，这样就使得小说的叙述节奏呈现了张弛有度的节拍，读者的阅读欲望被充分调动起来，但又不得不耐住性子，跟随作家的笔锋去慢慢领略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愛情，去体悟那一段纯净得如乌托邦式的爱情理想国里的悲喜人生。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个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当然，乌托邦世界的美好，就在于它是超越现实的想象，这就决定了它的理想性和虚幻性，而由于人有趋乐避苦的天性，所以此想象世界又往往是美丽的。同时，乌托邦世界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理想色彩和悲剧色彩。在刘家朋先生中篇小说《莲花出水向阳开》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李喜文这样一个单纯而充满文学理想的乡村青年，虽然不知道什么是“乌托邦”，但他为人生所编织的初恋与爱情，却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版的“乌托邦式爱情”——一切都在理想国孕育，一切在理想国中按照自己的梦想与真情去演绎，而现实是残酷的，就像莲花没有淤泥或曰污泥的孕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出落成洁白的藕和鲜艳的莲花，但不摆脱污泥的生长环境，不接受阳光的洗礼，也是无法成为真正魅力四射的莲花的。他以一种近乎偏执的人生态度和爱情观努力引领自己的理想积极与命运抗争，而最终却无法摆脱自己的宿命。他充满七彩憧憬的美好理想，在现实面前无情地幻灭。这部中篇小说将敏锐的笔触探向人物的精神层面，不仅为读者诸君展示和营造了一个个细腻感人的生活场景与情节，并以客观冷静的视角直指人物的精神内核，从人物的内心变化中提出对时代、对爱情的理性思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虽然已经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人们的思维开始沾染一些市场化的元素，但大部分人仍是乡村众生的思维模式依然保持极为保守和单纯的状态。长久以来的生活贫困状态让刚刚接触一些市场思维的人变得无法把握自己、无法掌控未来，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拨动了李喜文的爱情心弦并对其也有所钟情的对象崔爱丽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是那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普遍代表，追求幸福，但一直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幸福，是钟情可心的爱人，还是属意能让自己过上富裕生活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是的，崔爱丽对李喜文有好感，想与其共度一生，又想在爱情之外有一些物质上的收获，想让李喜文主动把她所梦想的物质财富送到眼前。而李喜文呢，作为一个单纯的、有理想的、聪明好学且性格善良的乡村青年，对美好爱情自然也是向往的。“在他心目中，世界是无比美好的，生活就像初春的太阳那样温暖明媚。他坚信一个真诚的人不管走到哪里，必定会换来别人对自己的真诚；只要不是敌对关系，自己拥有了一颗善良的心，不管和谁相伴，肯定会长久地和睦相处。”这种人生态度或曰极为单纯的乡村式自信，只是给他的思想世界架构了一个人生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里，不仅有着美好的人际往来关系和美好的生活憧憬，还有着美好的爱情和婚姻殿堂。然而，事实却与他的“乌托邦”相去甚远。“对于恋爱婚姻这个问题，究竟应如何向女方奉献自己的爱心，又如何对待女方才算真诚，他却一直把握不好。把握不好也不要紧，那就需要男女双方互相交流思想，以取得想法上的共同点，这样方能办好事。”这些其实都是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尴尬局面，人们也都能理解。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李喜文“他却把积极看待的人生和理想化看待人生这两个概念给弄混了，不但把自己看为通晓人生的圣人，同样把对方也看作是通晓人生的圣人了。”正因为这种概念上的混淆，才出现了后来的一系列情感误会造就的爱情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