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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杨正泉，1940年出生，山东省肥城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做过编辑、记者，国际部副主任、主任，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1993年4月，奉调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任副主任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正泉作为北京申奥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第29届奥运会的申办活动，尤其在莫斯科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令他魂牵梦萦。为此，他写下了数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的一些细节极其生动。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从中截取部分精彩章节，以飨读者。
再过一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就要在北京举行了。为了争取到这一刻，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申办人员在其中所尝的甘苦，局外人难以想象。6年前，我作为北京申奥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申办过程。6 年过去了，往日之事，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时间下午6点10分，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二次投票，北京胜出，成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投票结果时，“北京”两个字一出口，莫斯科世贸中心电影大厅里的北京申奥代表团便情不自禁地欢呼拥抱。大厅沸腾了，北京沸腾了，中国沸腾了。这一刻，世界聚焦北京，聚焦中国。历史永远记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庄严时刻！
胜利这一刻来之不易。申办奥运之路漫长而坎坷，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要求，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北京申奥之关山重重，一点也不为过。
1999年4月7日，北京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9月6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成立，正式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到2001年7月13日申办成功，前后经历了一年又十个多月，准确地说，是676天。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整个申办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三个高潮。两个阶段，一是预选阶段，争取进入候选城市，二是决胜阶段，争取获得举办权。三个高潮，一是准备和递交申请报告、申办报告，二是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三是莫斯科投票。
申办的每一步都异常紧张，竞争激烈，而每个阶段对申办工作和宣传的要求又有特殊的规定，各阶段有很大差异，这里就不细说了。
2001年2月，国际奥委会组织评估团对申办城市进行考察。北京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5月15日，国际奥委会的评估报告对北京给予充分的肯定。
7月，进入投票阶段，决定第29届奥运会举办城市。
一个目标两手准备
由于前一段卓有成效的工作，申奥工作进展顺利，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肯定，一路看好。尽管北京有成功的把握，但各项工作都必须作两手准备，最费脑筋的是7月13日莫斯科投票前后的活动如何安排。不管你有多大的把握，始终存在着两种可能，必须事先作好两种安排。
比如，在宣传报道上，如果我们申办成功，确定的宣传报道的基调是，喜而不狂，要看到以后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宣传要热烈、喜庆、自信、承诺，保持平和心态，不失大国风度。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支持我们的各方表示感谢，重申一定能办好奥运会的承诺。组织报道好公布投票后的记者招待会，播出我驻俄罗斯使馆的招待会，对国内外组织的各种欢庆活动进行报道，组织并报道好代表团返京的报道，做好代表团返京后的新闻发布和报道工作等。
但也要估计到另一种可能，申办不成功。如果这样，也应失而不馁，平和对待，展示大国的风度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正确理解。
又比如，在庆祝活动上，申办成功后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华世纪坛热烈庆祝。如果不成功只在中华世纪坛搞活动。这就要准备出两套不同的方案，两套方案上哪一套，只能等投票后才能定夺，可是不能等投票后再去组织，最后确定投票前先组织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内看电影，如果成功了就拥向天安门广场欢呼庆祝，如果不成功就悄悄退出大会堂，不显山、不露水，避免媒体炒作。另外，申奥代表团在莫斯科是否举行招待会和如何举行，事先也作好了庆祝的一切准备。用哪一套方案，一切等投票结果而定。这些，今天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当时的组织准备工作异常复杂且工作量大。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93年的情景。那时只有一手获胜准备，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从兜里掏出感谢申办城市的名单时，按字母排列先念到北京，我们以为获胜了，中央电视台也抢播了“获胜”的消息，大家欢呼起来。等萨马兰奇又掏出第二个名单，宣布悉尼获胜时，大家傻了眼。一分半钟的欢呼后，立即变成了沮丧，许多人不相信这是事实，痛哭起来，“国庆”变成了“国殇”。那时我们没有经验，还不成熟。现在不同了，一切活动都作了两手准备，比较主动。
争取每一张选票
各项工作都可以有两手准备，但是，申奥代表团去莫斯科只能有一手准备，全力以赴决胜莫斯科，赢得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在莫斯科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抓紧对外联络工作，争取每一张选票；二是密切注视舆论动向，做好宣传舆论工作；三是向全会作好陈述报告。三项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哪一项都不能有闪失。
7月7日，北京申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进驻俄罗斯外交部附近的金环饭店（日本大阪申奥代表团也住在这里）。在莫斯科的7天，我们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白天工作，晚上由刘淇主持会议，汇集当天的工作进展情况和舆论动态，分析各代表团的动向，研究部署第二天的工作。参加例会人员主要有何振梁、吕秀荣、于再清、袁伟民、李志坚、屠铭德、何慧娴、刘敬民、张茅、王伟、杜德印、杨正泉等。十层会议室的灯光总是亮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
工作的重点依然是加大对外联络工作，抓紧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联系。委员们集中莫斯科，是做工作的好时机，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一是巩固已有的成果，二是尽可能争取每一张选票。这时候，代表团所能做的是为投票创造一个有利的大环境，而做具体联络委员的工作受到很多限制，主要落到了我国的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吕秀荣和于再清的身上，其他人难以插手。他们也只能抓紧国际奥委会开会的间隙拜访委员，夜以继日周旋在各委员之间。尤其是年已72岁的何振梁同志，不辞辛劳，带病工作，凭借自己的资历、经验和人格魅力，为北京申奥立了大功（我认为，应该给他颁发“北京申奥勋章”）。
代表团随时了解委员们的动态，分析各轮投票可能出现的形势，争取能够胜出，争取保证胜出，争取尽快胜出。我们尽管有一定的胜算，仍惴惴不安，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变数难以预测。（投票前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有46名委员会坚决支持北京，有的表示支持但不确定，当然有的不会投我们的票。）
代表团分析认为，第一轮投票北京就有可能胜出，但由于多种因素，胜算不大，历史上也不多见。如第一轮不成，第二轮胜出的可能性最大。如第二轮仍然没戏，第三轮只要有了结果，那一定会是北京。但是，如果前三轮北京仍然不能超过半数，到最后的第四轮投票就很难说了。因为按照投票规则，第一轮票数最分散，五个城市瓜分，如果没有城市过半数，就要把得票最少的一个城市刷下，依次类推，直到有超过半数票者为止。这样，就存在着前头投给某城市的票后来会投给谁的问题，但世事难料。如果到了最后第四轮，只剩两个城市竞争就更难说了，发生意外的概率大增，这在奥运史上不是罕见的，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因此，对联络工作进展的具体情况和投票形势的研究分析，就成了每天晚上会议的核心议题。
莫斯科的舆论对决
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到莫斯科后，好消息不断，整个舆论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知道，随着投票时间的临近，有些申办城市会抓紧时机加强舆论攻势，突出宣扬自己的亮点和优势，对评估报告中提出的不足作正面介绍，同时也会以自己之长攻他人之短，明里暗里进行交锋。国际舆论在急剧升温，近2000名记者（其中中国大陆记者120多人，中国香港记者40多人）云集莫斯科，他们盯紧各申办城市，尤其是被看好的北京成为关注的焦点，北京代表团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舆论炒作的热点，支持者宣扬其长，反对者专揭其短，攻击者专找其碴，我们必须大胆而又谨慎从事；要充分估计到舆论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防止投票前自身出现重大失误和外界的突然袭击。
在新闻舆论上最操心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国内的局势一定要平稳，加强正面报道，减少对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保持国内局势和舆论的稳定，特别要防止出现新的被炒作的热点，防止被西方媒体借机渲染。二是及时掌握外界和莫斯科的舆论动向，既要积极主动地推介自己，又要谨慎应对舆论挑战。三是防止反华舆论的突然袭击，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发动突然袭击。这是研究最多的问题之一。每天都在审视各个方面，力争做到无懈可击。
世界舆论聚焦莫斯科，每天有各种新闻信息从莫斯科发出，我们身处新闻信息旋涡中心却很难把握全部动态，“不识庐山真面目”，有时反而感到不如在北京，不如旁观者信息更灵通，有些信息不得不靠国内提供。
这些，都对我们形成了压力，我们怎么办？国际奥委会规定，投票前的两个星期，各申办城市不再在国外作宣传和作广告。我们严格照此办理。少说话，防止言多有失。我们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力量办好投票前一天，也就是12日的记者招待会。
我们担心舆论突变的事，果然发生了。在申奥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西方某些媒体开始发难。美国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时报》和美联社、CNN等接连集中报道中国的人权问题，耸人听闻地造谣说“中国过去三个月处死刑人数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过去三年的总和”。一些申办城市也时常违规“暗批中国人权”。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新的动向，2001年初就发生过。这一点，我们在去莫斯科的飞机上就分析过。但在这时候，来势这么猛，则是新动向。
我们意识到，“来者不善”，这是他们在投票前最后一搏的杀手锏。这自然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几次晚间会上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认为，我们应该正面作出回答，适当地说明我们人权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既不失原则，不迎合，又采取灵活态度，争取多得分。
何振梁说他与委员们交谈时，有人也提出希望我们正面回应人权的建议，“不然，陈述时北京会丢分”。大家商量，先考虑个表述口径，等李岚清副总理从北京来后当面请示。
李岚清副总理同意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对表态口径反复作了斟酌，把市长刘淇陈述中的北京奥运会三个点中的第一点“它将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为“它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将有益于我们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加进了人权。依此口径，首先在12日由国际奥委会委员主持的北京申奥代表团记者招待会上我方就人权问题主动作了说明，记者再发问，我们从容作答。敏感的记者迅速作出了反应，紧紧围绕这一问题作了报道。
13日刘淇在向大会的陈述中，又对“人权”突出地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这一表态对投票起了多大作用，无法量化。《香港经济日报》7月14日的报道称，北京没有如以往那样，对外界反驳人权指责，而是采取借力打力策略。境外媒体对此说进行了广泛报道，舆论普遍接受了此说。
精彩的陈述
每个申办城市都要在国际奥委会112次全会上作陈述报告，时间共1小时，45分钟陈述，15分钟回答问题。这既有答题分，又有印象分。对赢得申办权，争取选票十分重要。
为此，我们很早就开始设计方案。北京奥申委非常明确，务求做到陈述报告针对性强、说服力强、有特色、精彩动人。陈述报告设计绝妙，陈述人明确分工，赴莫斯科前反复进行模拟演练，反复讨论修改，从陈述内容、陈述角度、出场顺序、陈述语气、面部表情、目光注视、着装色彩，到陈述与影片、陈述人员与台下的中国观察员之间的交流和呼应，个人细节与整体、台上与台下融为一体，都有周详计划。
到了莫斯科后又到现场演练修改，听取外国专家的意见。举一个小细节，原来刘淇的陈述中讲到北京市民在学习英语时说：“事实上，我也正在学习英语。”一位外国专家提出“你想幽默还没有幽默到家，如果改一下就更好了”。后来改为“正如您注意到的，我现在正在学习英语”，果然在大会陈述时赢得了满堂喝彩声。
一个讲话，一个陈述，可能只有几分钟，但讲话者、陈述者背后的付出是巨大的。有人告诉我，李岚清副总理对他的讲话稿进行过多次修改，在去莫斯科的飞机上在反复朗读，甚至背诵讲话稿。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当时的英语水平不是很高，语音也不太标准，但她总是那么顽强刻苦地练习，直至熟练地把稿子背诵下来。
7月13日，星期五。这是五个申办城市向奥委会全体委员陈述的日子，是投票产生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日子。通过抽签，确定大会陈述的次序是：大阪、巴黎、多伦多、北京、伊斯坦布尔。这个次序对我们是有利的。上午各代表团在莫斯科世贸中心电影厅的指定位置听申办城市的陈述，我们事先又做了两次演练。头三个城市的陈述各自突出了自己的特点，有的对我们很有冲击力。
我们的陈述在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开始，1点听完了多伦多的陈述，我们回金环饭店，1点20分到饭店，赶紧换上统一的着装，吃饭已来不及，各人在各自的房间吃了麦当劳，1点40分往回赶，2点到世贸中心，2点40分整队，3点5分进场。陈述的情景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李岚清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作出了庄严承诺。另外12位出场人（其中8人作陈述）不负众望，为申办大为增彩。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作了符合自己身份的陈述，回答了问题。由张艺谋执导的3部短片运用中国人的大智慧，充分展示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有很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我们50名观察员在现场随时呼应。这一切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形象。我们作了最成功最精彩的陈述。凡是13日在现场和看过电视直播的人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的陈述是最成功的，内涵丰富深邃，很提气，无懈可击。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他们是刘淇、袁伟民、何振梁、王伟、楼大鹏、杨澜、邓亚萍、杨凌、屠铭德、吕秀荣、于再清、廖秀冬。
陈述中还有一段插曲。委员们对其他申办城市的陈述，有的提了5个问题，有的提了3个问题，可对我们的陈述提出了10个问题！陈述结束后，我们心有疑虑，纷纷议论，这是好的兆头还是不祥之兆？细细品味所提问题的内容，大家当时就认为，这种友好的提问说明了他们对北京抱有很高的期望。有的委员对北京很有兴趣；有的认为我们能够办好，但又有点担心，希望我们借此再次重复一些承诺；有的是让我们进一步解疑释惑，加深印象，有利于我们更多地赢得选票。这是一件好事。后来的事实验证了我们的想法。
北京胜出那一刻
我们陈述完后，只剩下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已多次申办奥运会，市政府专门拨了申办经费，特设了机构和人员，只要申办没有成功，每次都参与申办，直到成功为止）。所有陈述完的代表团人员，都集中在莫斯科世贸中心电影厅的指定位置，等待投票结果。电影厅记者云集，早已架好了摄像机，瞄准各个代表团。
最紧张的是所有陈述结束后的投票和计票时刻，正如战斗没有打响以前一样，大气都不敢出。在投票和计票的这段时间里，紧张难熬，有人注意到刘淇多次上卫生间，袁伟民7次看手表。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北京、多伦多、伊斯坦布尔、巴黎、大阪的票数分别是44票、20票、17票、15票、6票，北京占绝对优势，但没过半数。
第二轮投票后，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胜出的那一时刻，莫斯科世贸大厅沸腾了，大家情不自禁地跳起来，忘情地相互拥抱，任凭眼泪畅流，摄像机、镁光灯一起聚焦中国人，我们被记者团团围住。别的代表团向我们鼓掌祝贺，不少人走过来与我们握手，大多是羡慕地呆呆地望着我们。正在这个时候，家人和朋友纷纷打来手机祝贺，他们在北京看到了同样精彩的一幕。
这时候，我们感到了中国的强大，感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荣耀与自豪！北京，中国，响彻了寰宇，被世界所认同，这是祖国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申奥的胜利，也是对外宣传的胜利！让我们记住这历史性的时刻，记住这历史性的票数：北京、多伦多、巴黎、伊斯坦布分别得票为56票、22票、18票、9票。北京胜出！北京赢了！
我们挤出电影厅，赶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参加庆祝会和招待会，感谢国际奥委会和支持我们的各方朋友。中国代表团的申办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在世贸中心的大厅到处被记者堵截，又赶上下起了雨，被人们拥来挤去。当我们赶到大使馆时，使馆内外已经聚满了自动前来莫斯科助威的我国商业界、文艺界等各方人士，他国此时相逢，格外亲切，互相祝贺。
北京申奥成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评述成功的原因，概括起来不外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欢庆过后，我们意识到，从此刻到2008年奥运会举办，新的一轮工作开始了，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宣传。北京，中国，将继续是国际舆论注视的焦点，我们要办一次奥运史上精彩的奥运会，我们要充分运用好这一时机，更有效地报道中国，塑造中国的形象。
（本文图片系杨正泉提供）
（信息反馈至[email protected]）
责编：邓树林
杨正泉，1940年出生，山东省肥城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做过编辑、记者，国际部副主任、主任，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1993年4月，奉调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任副主任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正泉作为北京申奥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第29届奥运会的申办活动，尤其在莫斯科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令他魂牵梦萦。为此，他写下了数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的一些细节极其生动。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从中截取部分精彩章节，以飨读者。
再过一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就要在北京举行了。为了争取到这一刻，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申办人员在其中所尝的甘苦，局外人难以想象。6年前，我作为北京申奥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申办过程。6 年过去了，往日之事，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时间下午6点10分，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二次投票，北京胜出，成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投票结果时，“北京”两个字一出口，莫斯科世贸中心电影大厅里的北京申奥代表团便情不自禁地欢呼拥抱。大厅沸腾了，北京沸腾了，中国沸腾了。这一刻，世界聚焦北京，聚焦中国。历史永远记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庄严时刻！
胜利这一刻来之不易。申办奥运之路漫长而坎坷，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要求，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北京申奥之关山重重，一点也不为过。
1999年4月7日，北京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9月6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成立，正式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到2001年7月13日申办成功，前后经历了一年又十个多月，准确地说，是676天。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整个申办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三个高潮。两个阶段，一是预选阶段，争取进入候选城市，二是决胜阶段，争取获得举办权。三个高潮，一是准备和递交申请报告、申办报告，二是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三是莫斯科投票。
申办的每一步都异常紧张，竞争激烈，而每个阶段对申办工作和宣传的要求又有特殊的规定，各阶段有很大差异，这里就不细说了。
2001年2月，国际奥委会组织评估团对申办城市进行考察。北京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5月15日，国际奥委会的评估报告对北京给予充分的肯定。
7月，进入投票阶段，决定第29届奥运会举办城市。
一个目标两手准备
由于前一段卓有成效的工作，申奥工作进展顺利，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肯定，一路看好。尽管北京有成功的把握，但各项工作都必须作两手准备，最费脑筋的是7月13日莫斯科投票前后的活动如何安排。不管你有多大的把握，始终存在着两种可能，必须事先作好两种安排。
比如，在宣传报道上，如果我们申办成功，确定的宣传报道的基调是，喜而不狂，要看到以后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宣传要热烈、喜庆、自信、承诺，保持平和心态，不失大国风度。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支持我们的各方表示感谢，重申一定能办好奥运会的承诺。组织报道好公布投票后的记者招待会，播出我驻俄罗斯使馆的招待会，对国内外组织的各种欢庆活动进行报道，组织并报道好代表团返京的报道，做好代表团返京后的新闻发布和报道工作等。
但也要估计到另一种可能，申办不成功。如果这样，也应失而不馁，平和对待，展示大国的风度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正确理解。
又比如，在庆祝活动上，申办成功后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华世纪坛热烈庆祝。如果不成功只在中华世纪坛搞活动。这就要准备出两套不同的方案，两套方案上哪一套，只能等投票后才能定夺，可是不能等投票后再去组织，最后确定投票前先组织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内看电影，如果成功了就拥向天安门广场欢呼庆祝，如果不成功就悄悄退出大会堂，不显山、不露水，避免媒体炒作。另外，申奥代表团在莫斯科是否举行招待会和如何举行，事先也作好了庆祝的一切准备。用哪一套方案，一切等投票结果而定。这些，今天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当时的组织准备工作异常复杂且工作量大。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93年的情景。那时只有一手获胜准备，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从兜里掏出感谢申办城市的名单时，按字母排列先念到北京，我们以为获胜了，中央电视台也抢播了“获胜”的消息，大家欢呼起来。等萨马兰奇又掏出第二个名单，宣布悉尼获胜时，大家傻了眼。一分半钟的欢呼后，立即变成了沮丧，许多人不相信这是事实，痛哭起来，“国庆”变成了“国殇”。那时我们没有经验，还不成熟。现在不同了，一切活动都作了两手准备，比较主动。
争取每一张选票
各项工作都可以有两手准备，但是，申奥代表团去莫斯科只能有一手准备，全力以赴决胜莫斯科，赢得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在莫斯科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抓紧对外联络工作，争取每一张选票；二是密切注视舆论动向，做好宣传舆论工作；三是向全会作好陈述报告。三项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哪一项都不能有闪失。
7月7日，北京申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进驻俄罗斯外交部附近的金环饭店（日本大阪申奥代表团也住在这里）。在莫斯科的7天，我们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白天工作，晚上由刘淇主持会议，汇集当天的工作进展情况和舆论动态，分析各代表团的动向，研究部署第二天的工作。参加例会人员主要有何振梁、吕秀荣、于再清、袁伟民、李志坚、屠铭德、何慧娴、刘敬民、张茅、王伟、杜德印、杨正泉等。十层会议室的灯光总是亮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
工作的重点依然是加大对外联络工作，抓紧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联系。委员们集中莫斯科，是做工作的好时机，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一是巩固已有的成果，二是尽可能争取每一张选票。这时候，代表团所能做的是为投票创造一个有利的大环境，而做具体联络委员的工作受到很多限制，主要落到了我国的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吕秀荣和于再清的身上，其他人难以插手。他们也只能抓紧国际奥委会开会的间隙拜访委员，夜以继日周旋在各委员之间。尤其是年已72岁的何振梁同志，不辞辛劳，带病工作，凭借自己的资历、经验和人格魅力，为北京申奥立了大功（我认为，应该给他颁发“北京申奥勋章”）。
代表团随时了解委员们的动态，分析各轮投票可能出现的形势，争取能够胜出，争取保证胜出，争取尽快胜出。我们尽管有一定的胜算，仍惴惴不安，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变数难以预测。（投票前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有46名委员会坚决支持北京，有的表示支持但不确定，当然有的不会投我们的票。）
代表团分析认为，第一轮投票北京就有可能胜出，但由于多种因素，胜算不大，历史上也不多见。如第一轮不成，第二轮胜出的可能性最大。如第二轮仍然没戏，第三轮只要有了结果，那一定会是北京。但是，如果前三轮北京仍然不能超过半数，到最后的第四轮投票就很难说了。因为按照投票规则，第一轮票数最分散，五个城市瓜分，如果没有城市过半数，就要把得票最少的一个城市刷下，依次类推，直到有超过半数票者为止。这样，就存在着前头投给某城市的票后来会投给谁的问题，但世事难料。如果到了最后第四轮，只剩两个城市竞争就更难说了，发生意外的概率大增，这在奥运史上不是罕见的，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因此，对联络工作进展的具体情况和投票形势的研究分析，就成了每天晚上会议的核心议题。
莫斯科的舆论对决
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到莫斯科后，好消息不断，整个舆论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知道，随着投票时间的临近，有些申办城市会抓紧时机加强舆论攻势，突出宣扬自己的亮点和优势，对评估报告中提出的不足作正面介绍，同时也会以自己之长攻他人之短，明里暗里进行交锋。国际舆论在急剧升温，近2000名记者（其中中国大陆记者120多人，中国香港记者40多人）云集莫斯科，他们盯紧各申办城市，尤其是被看好的北京成为关注的焦点，北京代表团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舆论炒作的热点，支持者宣扬其长，反对者专揭其短，攻击者专找其碴，我们必须大胆而又谨慎从事；要充分估计到舆论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防止投票前自身出现重大失误和外界的突然袭击。
在新闻舆论上最操心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国内的局势一定要平稳，加强正面报道，减少对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保持国内局势和舆论的稳定，特别要防止出现新的被炒作的热点，防止被西方媒体借机渲染。二是及时掌握外界和莫斯科的舆论动向，既要积极主动地推介自己，又要谨慎应对舆论挑战。三是防止反华舆论的突然袭击，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发动突然袭击。这是研究最多的问题之一。每天都在审视各个方面，力争做到无懈可击。
世界舆论聚焦莫斯科，每天有各种新闻信息从莫斯科发出，我们身处新闻信息旋涡中心却很难把握全部动态，“不识庐山真面目”，有时反而感到不如在北京，不如旁观者信息更灵通，有些信息不得不靠国内提供。
这些，都对我们形成了压力，我们怎么办？国际奥委会规定，投票前的两个星期，各申办城市不再在国外作宣传和作广告。我们严格照此办理。少说话，防止言多有失。我们的目标主要是集中力量办好投票前一天，也就是12日的记者招待会。
我们担心舆论突变的事，果然发生了。在申奥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西方某些媒体开始发难。美国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时报》和美联社、CNN等接连集中报道中国的人权问题，耸人听闻地造谣说“中国过去三个月处死刑人数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过去三年的总和”。一些申办城市也时常违规“暗批中国人权”。
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新的动向，2001年初就发生过。这一点，我们在去莫斯科的飞机上就分析过。但在这时候，来势这么猛，则是新动向。
我们意识到，“来者不善”，这是他们在投票前最后一搏的杀手锏。这自然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几次晚间会上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认为，我们应该正面作出回答，适当地说明我们人权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既不失原则，不迎合，又采取灵活态度，争取多得分。
何振梁说他与委员们交谈时，有人也提出希望我们正面回应人权的建议，“不然，陈述时北京会丢分”。大家商量，先考虑个表述口径，等李岚清副总理从北京来后当面请示。
李岚清副总理同意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对表态口径反复作了斟酌，把市长刘淇陈述中的北京奥运会三个点中的第一点“它将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为“它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将有益于我们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加进了人权。依此口径，首先在12日由国际奥委会委员主持的北京申奥代表团记者招待会上我方就人权问题主动作了说明，记者再发问，我们从容作答。敏感的记者迅速作出了反应，紧紧围绕这一问题作了报道。
13日刘淇在向大会的陈述中，又对“人权”突出地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这一表态对投票起了多大作用，无法量化。《香港经济日报》7月14日的报道称，北京没有如以往那样，对外界反驳人权指责，而是采取借力打力策略。境外媒体对此说进行了广泛报道，舆论普遍接受了此说。
精彩的陈述
每个申办城市都要在国际奥委会112次全会上作陈述报告，时间共1小时，45分钟陈述，15分钟回答问题。这既有答题分，又有印象分。对赢得申办权，争取选票十分重要。
为此，我们很早就开始设计方案。北京奥申委非常明确，务求做到陈述报告针对性强、说服力强、有特色、精彩动人。陈述报告设计绝妙，陈述人明确分工，赴莫斯科前反复进行模拟演练，反复讨论修改，从陈述内容、陈述角度、出场顺序、陈述语气、面部表情、目光注视、着装色彩，到陈述与影片、陈述人员与台下的中国观察员之间的交流和呼应，个人细节与整体、台上与台下融为一体，都有周详计划。
到了莫斯科后又到现场演练修改，听取外国专家的意见。举一个小细节，原来刘淇的陈述中讲到北京市民在学习英语时说：“事实上，我也正在学习英语。”一位外国专家提出“你想幽默还没有幽默到家，如果改一下就更好了”。后来改为“正如您注意到的，我现在正在学习英语”，果然在大会陈述时赢得了满堂喝彩声。
一个讲话，一个陈述，可能只有几分钟，但讲话者、陈述者背后的付出是巨大的。有人告诉我，李岚清副总理对他的讲话稿进行过多次修改，在去莫斯科的飞机上在反复朗读，甚至背诵讲话稿。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当时的英语水平不是很高，语音也不太标准，但她总是那么顽强刻苦地练习，直至熟练地把稿子背诵下来。
7月13日，星期五。这是五个申办城市向奥委会全体委员陈述的日子，是投票产生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日子。通过抽签，确定大会陈述的次序是：大阪、巴黎、多伦多、北京、伊斯坦布尔。这个次序对我们是有利的。上午各代表团在莫斯科世贸中心电影厅的指定位置听申办城市的陈述，我们事先又做了两次演练。头三个城市的陈述各自突出了自己的特点，有的对我们很有冲击力。
我们的陈述在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开始，1点听完了多伦多的陈述，我们回金环饭店，1点20分到饭店，赶紧换上统一的着装，吃饭已来不及，各人在各自的房间吃了麦当劳，1点40分往回赶，2点到世贸中心，2点40分整队，3点5分进场。陈述的情景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李岚清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作出了庄严承诺。另外12位出场人（其中8人作陈述）不负众望，为申办大为增彩。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作了符合自己身份的陈述，回答了问题。由张艺谋执导的3部短片运用中国人的大智慧，充分展示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有很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我们50名观察员在现场随时呼应。这一切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形象。我们作了最成功最精彩的陈述。凡是13日在现场和看过电视直播的人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的陈述是最成功的，内涵丰富深邃，很提气，无懈可击。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他们是刘淇、袁伟民、何振梁、王伟、楼大鹏、杨澜、邓亚萍、杨凌、屠铭德、吕秀荣、于再清、廖秀冬。
陈述中还有一段插曲。委员们对其他申办城市的陈述，有的提了5个问题，有的提了3个问题，可对我们的陈述提出了10个问题！陈述结束后，我们心有疑虑，纷纷议论，这是好的兆头还是不祥之兆？细细品味所提问题的内容，大家当时就认为，这种友好的提问说明了他们对北京抱有很高的期望。有的委员对北京很有兴趣；有的认为我们能够办好，但又有点担心，希望我们借此再次重复一些承诺；有的是让我们进一步解疑释惑，加深印象，有利于我们更多地赢得选票。这是一件好事。后来的事实验证了我们的想法。
北京胜出那一刻
我们陈述完后，只剩下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已多次申办奥运会，市政府专门拨了申办经费，特设了机构和人员，只要申办没有成功，每次都参与申办，直到成功为止）。所有陈述完的代表团人员，都集中在莫斯科世贸中心电影厅的指定位置，等待投票结果。电影厅记者云集，早已架好了摄像机，瞄准各个代表团。
最紧张的是所有陈述结束后的投票和计票时刻，正如战斗没有打响以前一样，大气都不敢出。在投票和计票的这段时间里，紧张难熬，有人注意到刘淇多次上卫生间，袁伟民7次看手表。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北京、多伦多、伊斯坦布尔、巴黎、大阪的票数分别是44票、20票、17票、15票、6票，北京占绝对优势，但没过半数。
第二轮投票后，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胜出的那一时刻，莫斯科世贸大厅沸腾了，大家情不自禁地跳起来，忘情地相互拥抱，任凭眼泪畅流，摄像机、镁光灯一起聚焦中国人，我们被记者团团围住。别的代表团向我们鼓掌祝贺，不少人走过来与我们握手，大多是羡慕地呆呆地望着我们。正在这个时候，家人和朋友纷纷打来手机祝贺，他们在北京看到了同样精彩的一幕。
这时候，我们感到了中国的强大，感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荣耀与自豪！北京，中国，响彻了寰宇，被世界所认同，这是祖国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申奥的胜利，也是对外宣传的胜利！让我们记住这历史性的时刻，记住这历史性的票数：北京、多伦多、巴黎、伊斯坦布分别得票为56票、22票、18票、9票。北京胜出！北京赢了！
我们挤出电影厅，赶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参加庆祝会和招待会，感谢国际奥委会和支持我们的各方朋友。中国代表团的申办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在世贸中心的大厅到处被记者堵截，又赶上下起了雨，被人们拥来挤去。当我们赶到大使馆时，使馆内外已经聚满了自动前来莫斯科助威的我国商业界、文艺界等各方人士，他国此时相逢，格外亲切，互相祝贺。
北京申奥成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评述成功的原因，概括起来不外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欢庆过后，我们意识到，从此刻到2008年奥运会举办，新的一轮工作开始了，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宣传。北京，中国，将继续是国际舆论注视的焦点，我们要办一次奥运史上精彩的奥运会，我们要充分运用好这一时机，更有效地报道中国，塑造中国的形象。
（本文图片系杨正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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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邓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