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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对日中国外交的“一号”大使？或许答案不是王毅，而是大熊猫。就连日本报刊的头版常常关注的也不是首相，而是旅日大熊猫。那么大熊猫能否真正促进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呢？
谁是对日中国外交的“一号”大使？或许答案不是王毅，而是大熊猫。就连日本报刊的头版常常关注的也不是首相，而是旅日大熊猫。熊猫有着非同一般的魔力。它每次出使海外，都神态温和可爱地穿着黑白色礼服，坦然地享受警车开道、红毯铺地等准国家元首待遇。
1972年熊猫访日，日本军方更是大张旗鼓地派出战斗机编队保驾护航，它的喜怒哀乐经常会挤掉国家元首成为头版头条，它的行宫豪宅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价值连城。在它面前，再魅力非凡的外交官、大牌明星都只能望尘莫及、黯然失色。
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时同意中方将向上野动物园再提供一对大熊猫，“熊猫大使”比力和仙女夫妇应邀将踏访东瀛，相关报道已在日本各大媒体持续发酵。
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千万喜爱大熊猫的日本国民的神经，但在熊猫之行“政治难产”的三年间，他们更关注着反复无常的中日关系。
1“陵陵”死去
大熊猫访日始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答应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的请求，赠送给日本两只大熊猫康康和兰兰，在日本列岛刮起熊猫旋风，上野动物园也因此在1974年创下入园人数达764万的最高历史记录。
1979年，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同时伴随着兰兰病死，1980年中国赠给日本大熊猫欢欢。到1982年中日建交10周年之际，日本时任首相铃木善幸访华，中方又向日本赠送了大熊猫飞飞，铃木善幸则开出3300亿日元的第一笔对华贷款。
后来，欢欢和飞飞繁殖出了悠悠和童童。1992年，中日建交20周年之际，中国面临极为艰难的国际环境，而日本裕仁天皇夫妇顶着国际压力首次访华，上野动物园也为避免熊猫近亲繁殖，用悠悠换来了陵陵。
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之际，上野动物园向日本政府陈情，希望中国能再赠送一只大熊猫，但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一意孤行地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处于冰点，这一陈情最终未能提交给中方。
然而，在频繁的熊猫外交中，最值得一写的无疑是陵陵，它的生与死都折射出日本人对熊猫复杂的情愫。2008年4月30日凌晨，22年零7个月的陵陵因慢性心脏衰竭去世，震惊了日本列岛。是日上午上野动物园园长小宫辉之立刻召开记者会，小宫先生难掩悲伤之情：“陵陵在全球104只有登记的大熊猫中，长寿程度排名第五。它去世时模样非常安详，算是寿终正寝。”
可以说，陵陵始料不及的去世让日本2008年的黄金周充满了悲情。日本各大媒体均在重要位置刊登消息，并配有陵陵的大幅照片。在日本人的博客中，陵陵去世成为当天讨论最多的话题，而日本各地也相继出现了熊猫悼念活动，上野动物园也在熊猫馆为陵陵布置了灵堂，屋子里布满了鲜花，据园方统计，去世后6天内，就有2万多民众前来上野动物园献花哀悼，日本人对大熊猫的感情可见一斑。
当然，日本人对陵陵深厚感情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1985年9月出生于北京动物园的陵陵是日本惟一拥有所有权的熊猫，也是当时世界上所有权归属他国(分别是日本、德国和墨西哥)的三只大熊猫之一，这三只大熊猫均为中国当年赠送出国的熊猫使节的后裔。
为了让这惟一的命根繁衍出属于日本的熊猫子孙、打破中国对熊猫的垄断，日本可谓掏空脑筋、费尽心思。从1992年11月5日陵陵来到上野动物园，直到2008年去世，日本最初尝试让陵陵与饲养中的雌性大熊猫童童交配繁殖，失败之后，又三次让陵陵前往墨西哥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尝试与那里的熊猫交配繁殖，后来又将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的大熊猫空运到日本，日本和墨西哥努力繁殖大熊猫的实验计划长达五年之久，但最终计划流产。
对此，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魏荣平曾分析道：“事实上，即使日墨两家动物园繁殖出了下一代大熊猫，再下一代的繁殖也成问题。由于种群太小，不可避免的近亲繁殖将不利于大熊猫的可持续发展。”
陵陵的去世直接导致上野动物园2008年的入园人数比2007年骤减60多万、降至289万，这也是自1949年以来首次跌破300万。
2大熊猫转身“商业化”
陵陵去世时，它的饲养员在媒体面前悲伤地说：“没有大熊猫，上野动物园就变味了，希望新的大熊猫能早日到来。”而上野观光联盟会长也表示：“一提到上野，人们就会想到熊猫。期望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再来上野看熊猫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面对众多陈情，著名的亲华派政治家、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立即同中方展开了交涉。一周不到，2008年5月6日，胡锦涛主席在东京松本楼与福田康夫共进晚餐时即表示：熊猫是连接中日友谊的象征，中方理解日本广大民众对大熊猫的喜爱，也注意到福田首相的高度重视，中方将向上野动物园再提供一对大熊猫，用于共同研究。
然而，熊猫赴日的交涉可谓一波三折。2011年1月24日上午，记者应约赶赴上野动物园，发现整修一年多的熊猫馆即将完工，熊猫馆设置在动物园最显眼的位置，园内有关熊猫的饰物、礼品琳琅满目，专为游客拍照用的熊猫道具随处可见，为了迎接比力和仙女的到来，园方可谓费尽心力。
上野动物园副园长田畑直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动物园方面精心准备，是因为背后有亿万喜爱熊猫的日本国民，他们翘首以盼了三年，等得太久了。”
交涉为何如此曲折耗时？最直接原因恐怕在于不菲的租借费用。从上世纪50年代起，熊猫外交一直采取纯粹政治性的赠送模式，中国政府先后赠与苏联、朝鲜、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及墨西哥等9个国家24只熊猫。
直至1982年，中国政府宣布终结赠送、改为租借模式，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永永和迎新两只大熊猫被租借给洛杉矶动物园巡展，从此打开商业性租借熊猫的大门。然而，商业利益促使中国林业部门和动物园学会假借熊猫保护之名大量捕捉野生熊猫，两套系统让租借熊猫一度异常混乱。
仅1984年到1988年的四年间，就有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圣地亚哥、多伦多、西雅图、波特兰、亚特兰大、卡尔加里、孟菲斯、哥伦布市、底特律、温尼伯、佛罗里达州等北美地区，以及日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众多城市从中国获得了熊猫。
持续的混乱局面持续到1994年才终告结束，时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动物园协会与国际动物保护机构历时两年研究磋商，达成了熊猫租借新方案：“中国如果送一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出国，可以留在所在国进行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中方可轮流派出技术人员与外方进行共同研究。同时，外方付给中方每年100万美元，10年共计1000万美元。此间繁殖的后代所有权归中方，倘若发生意外死亡，尸体也归中方。”
同时，在对方国家的选择中，除了对方需有培养能力外，外交关系也非常重要，最终决定大熊猫送给哪个国家，需要建设部、林业部、外交部三个国家部委会签，同时还需要分管的副总理或总理的签名。
1994年，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运至日本和歌山县的一对大熊猫拉开大熊猫出国合作研究的序幕。
3熊猫赴日“政治难产”
除却租金因素，熊猫被日本部分反华人士“泛政治化”，是导致交涉长达三年的最根本原因。陵陵去世时，正值中日毒饺子事件的风口浪尖，日本千叶县知事堂本晓子公开痛诉：“中国不应该用熊猫外交来掩盖毒饺子问题，我们日本人最好不要被熊猫所迷惑。”
而2008年也恰逢中国北京奥运会，全世界的媒体都将镁光灯聚焦在了中国身上，作为聚焦中国的话题之一，日本的电视台纷纷举行所谓“你赞成熊猫来日吗”的辩论，但无疑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所讨论的全部是西藏、人权等议题，对日本舆论进行明显的“引导”。
上野动物园的主管单位是东京都，或许是“恨屋及乌”的缘故吧，日本著名的右翼政治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对熊猫及熊猫租借都反感至极，他不断地呼吁动物园方面要谨慎研究，应该考虑租借大熊猫在经济上是否合算。
在2009年4月30日纪念陵陵去世一周年之际，石原在记者会上重申：“大熊猫并不是什么可爱无比的东西，我可不在乎动物园是不是有大熊猫。应该考虑费用和效果的性价比问题，有没有大熊猫无所谓，东京都不会为了一只大熊猫而去花1亿日元。”
上野动物园田畑直树副园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透露：“园方曾接到过很多电话，要求园方没必要低三下四地花钱去租借大熊猫，并担心租金会用来‘镇压西藏’。”而日本媒体也曾报道，上野动物园的墙壁上一度贴满了反对租借熊猫的海报。
2009年，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成立后，熊猫交涉事宜得以大幅推进。然而，仅仅9个月后，鸠山就匆匆下台，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爆发，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历史冰点，对华无好感的日本国民超过八成，创下1978年以来新低。
与此同时，神户市立王子动物园在2010年9月9日因取精不当导致大熊猫龙龙窒息猝死，神户市按合同需向中国支付50万美元罚金，而王子动物园接着对媒体透露：“因为有大熊猫，来动物园的人数增加了。但神户市每年需向中方支付100万美元的租金，动物园经营反而出现了赤字。”
虽然波折很多，但或许正如中国问题专家辻康吾教授所言：“大熊猫来日本会让孩子们觉得高兴。看到孩子们高兴的样子，父母们也会高兴。虽然不会恢复从前的友好气氛，但能产生一定效果。”
大熊猫比力和仙女在开春之际来了，但中日关系的春天真的近了吗？
（据《世界博览》）
谁是对日中国外交的“一号”大使？或许答案不是王毅，而是大熊猫。就连日本报刊的头版常常关注的也不是首相，而是旅日大熊猫。熊猫有着非同一般的魔力。它每次出使海外，都神态温和可爱地穿着黑白色礼服，坦然地享受警车开道、红毯铺地等准国家元首待遇。
1972年熊猫访日，日本军方更是大张旗鼓地派出战斗机编队保驾护航，它的喜怒哀乐经常会挤掉国家元首成为头版头条，它的行宫豪宅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价值连城。在它面前，再魅力非凡的外交官、大牌明星都只能望尘莫及、黯然失色。
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时同意中方将向上野动物园再提供一对大熊猫，“熊猫大使”比力和仙女夫妇应邀将踏访东瀛，相关报道已在日本各大媒体持续发酵。
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千万喜爱大熊猫的日本国民的神经，但在熊猫之行“政治难产”的三年间，他们更关注着反复无常的中日关系。
1“陵陵”死去
大熊猫访日始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答应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的请求，赠送给日本两只大熊猫康康和兰兰，在日本列岛刮起熊猫旋风，上野动物园也因此在1974年创下入园人数达764万的最高历史记录。
1979年，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同时伴随着兰兰病死，1980年中国赠给日本大熊猫欢欢。到1982年中日建交10周年之际，日本时任首相铃木善幸访华，中方又向日本赠送了大熊猫飞飞，铃木善幸则开出3300亿日元的第一笔对华贷款。
后来，欢欢和飞飞繁殖出了悠悠和童童。1992年，中日建交20周年之际，中国面临极为艰难的国际环境，而日本裕仁天皇夫妇顶着国际压力首次访华，上野动物园也为避免熊猫近亲繁殖，用悠悠换来了陵陵。
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之际，上野动物园向日本政府陈情，希望中国能再赠送一只大熊猫，但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一意孤行地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处于冰点，这一陈情最终未能提交给中方。
然而，在频繁的熊猫外交中，最值得一写的无疑是陵陵，它的生与死都折射出日本人对熊猫复杂的情愫。2008年4月30日凌晨，22年零7个月的陵陵因慢性心脏衰竭去世，震惊了日本列岛。是日上午上野动物园园长小宫辉之立刻召开记者会，小宫先生难掩悲伤之情：“陵陵在全球104只有登记的大熊猫中，长寿程度排名第五。它去世时模样非常安详，算是寿终正寝。”
可以说，陵陵始料不及的去世让日本2008年的黄金周充满了悲情。日本各大媒体均在重要位置刊登消息，并配有陵陵的大幅照片。在日本人的博客中，陵陵去世成为当天讨论最多的话题，而日本各地也相继出现了熊猫悼念活动，上野动物园也在熊猫馆为陵陵布置了灵堂，屋子里布满了鲜花，据园方统计，去世后6天内，就有2万多民众前来上野动物园献花哀悼，日本人对大熊猫的感情可见一斑。
当然，日本人对陵陵深厚感情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1985年9月出生于北京动物园的陵陵是日本惟一拥有所有权的熊猫，也是当时世界上所有权归属他国(分别是日本、德国和墨西哥)的三只大熊猫之一，这三只大熊猫均为中国当年赠送出国的熊猫使节的后裔。
为了让这惟一的命根繁衍出属于日本的熊猫子孙、打破中国对熊猫的垄断，日本可谓掏空脑筋、费尽心思。从1992年11月5日陵陵来到上野动物园，直到2008年去世，日本最初尝试让陵陵与饲养中的雌性大熊猫童童交配繁殖，失败之后，又三次让陵陵前往墨西哥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尝试与那里的熊猫交配繁殖，后来又将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的大熊猫空运到日本，日本和墨西哥努力繁殖大熊猫的实验计划长达五年之久，但最终计划流产。
对此，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魏荣平曾分析道：“事实上，即使日墨两家动物园繁殖出了下一代大熊猫，再下一代的繁殖也成问题。由于种群太小，不可避免的近亲繁殖将不利于大熊猫的可持续发展。”
陵陵的去世直接导致上野动物园2008年的入园人数比2007年骤减60多万、降至289万，这也是自1949年以来首次跌破300万。
2大熊猫转身“商业化”
陵陵去世时，它的饲养员在媒体面前悲伤地说：“没有大熊猫，上野动物园就变味了，希望新的大熊猫能早日到来。”而上野观光联盟会长也表示：“一提到上野，人们就会想到熊猫。期望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再来上野看熊猫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面对众多陈情，著名的亲华派政治家、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立即同中方展开了交涉。一周不到，2008年5月6日，胡锦涛主席在东京松本楼与福田康夫共进晚餐时即表示：熊猫是连接中日友谊的象征，中方理解日本广大民众对大熊猫的喜爱，也注意到福田首相的高度重视，中方将向上野动物园再提供一对大熊猫，用于共同研究。
然而，熊猫赴日的交涉可谓一波三折。2011年1月24日上午，记者应约赶赴上野动物园，发现整修一年多的熊猫馆即将完工，熊猫馆设置在动物园最显眼的位置，园内有关熊猫的饰物、礼品琳琅满目，专为游客拍照用的熊猫道具随处可见，为了迎接比力和仙女的到来，园方可谓费尽心力。
上野动物园副园长田畑直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动物园方面精心准备，是因为背后有亿万喜爱熊猫的日本国民，他们翘首以盼了三年，等得太久了。”
交涉为何如此曲折耗时？最直接原因恐怕在于不菲的租借费用。从上世纪50年代起，熊猫外交一直采取纯粹政治性的赠送模式，中国政府先后赠与苏联、朝鲜、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及墨西哥等9个国家24只熊猫。
直至1982年，中国政府宣布终结赠送、改为租借模式，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永永和迎新两只大熊猫被租借给洛杉矶动物园巡展，从此打开商业性租借熊猫的大门。然而，商业利益促使中国林业部门和动物园学会假借熊猫保护之名大量捕捉野生熊猫，两套系统让租借熊猫一度异常混乱。
仅1984年到1988年的四年间，就有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圣地亚哥、多伦多、西雅图、波特兰、亚特兰大、卡尔加里、孟菲斯、哥伦布市、底特律、温尼伯、佛罗里达州等北美地区，以及日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众多城市从中国获得了熊猫。
持续的混乱局面持续到1994年才终告结束，时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动物园协会与国际动物保护机构历时两年研究磋商，达成了熊猫租借新方案：“中国如果送一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出国，可以留在所在国进行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中方可轮流派出技术人员与外方进行共同研究。同时，外方付给中方每年100万美元，10年共计1000万美元。此间繁殖的后代所有权归中方，倘若发生意外死亡，尸体也归中方。”
同时，在对方国家的选择中，除了对方需有培养能力外，外交关系也非常重要，最终决定大熊猫送给哪个国家，需要建设部、林业部、外交部三个国家部委会签，同时还需要分管的副总理或总理的签名。
1994年，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运至日本和歌山县的一对大熊猫拉开大熊猫出国合作研究的序幕。
3熊猫赴日“政治难产”
除却租金因素，熊猫被日本部分反华人士“泛政治化”，是导致交涉长达三年的最根本原因。陵陵去世时，正值中日毒饺子事件的风口浪尖，日本千叶县知事堂本晓子公开痛诉：“中国不应该用熊猫外交来掩盖毒饺子问题，我们日本人最好不要被熊猫所迷惑。”
而2008年也恰逢中国北京奥运会，全世界的媒体都将镁光灯聚焦在了中国身上，作为聚焦中国的话题之一，日本的电视台纷纷举行所谓“你赞成熊猫来日吗”的辩论，但无疑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所讨论的全部是西藏、人权等议题，对日本舆论进行明显的“引导”。
上野动物园的主管单位是东京都，或许是“恨屋及乌”的缘故吧，日本著名的右翼政治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对熊猫及熊猫租借都反感至极，他不断地呼吁动物园方面要谨慎研究，应该考虑租借大熊猫在经济上是否合算。
在2009年4月30日纪念陵陵去世一周年之际，石原在记者会上重申：“大熊猫并不是什么可爱无比的东西，我可不在乎动物园是不是有大熊猫。应该考虑费用和效果的性价比问题，有没有大熊猫无所谓，东京都不会为了一只大熊猫而去花1亿日元。”
上野动物园田畑直树副园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透露：“园方曾接到过很多电话，要求园方没必要低三下四地花钱去租借大熊猫，并担心租金会用来‘镇压西藏’。”而日本媒体也曾报道，上野动物园的墙壁上一度贴满了反对租借熊猫的海报。
2009年，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成立后，熊猫交涉事宜得以大幅推进。然而，仅仅9个月后，鸠山就匆匆下台，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爆发，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历史冰点，对华无好感的日本国民超过八成，创下1978年以来新低。
与此同时，神户市立王子动物园在2010年9月9日因取精不当导致大熊猫龙龙窒息猝死，神户市按合同需向中国支付50万美元罚金，而王子动物园接着对媒体透露：“因为有大熊猫，来动物园的人数增加了。但神户市每年需向中方支付100万美元的租金，动物园经营反而出现了赤字。”
虽然波折很多，但或许正如中国问题专家辻康吾教授所言：“大熊猫来日本会让孩子们觉得高兴。看到孩子们高兴的样子，父母们也会高兴。虽然不会恢复从前的友好气氛，但能产生一定效果。”
大熊猫比力和仙女在开春之际来了，但中日关系的春天真的近了吗？
（据《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