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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两黄金失窃
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沈阳造币厂就在这个地方，以前叫沈阳六一五厂。
沈阳造币厂始建于1896年，是一个隶属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百年老厂。新中国成立后，沈阳造币厂曾先后设计、生产了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等流通硬币，是目前我国造币厂中生产过所有流通硬币和普通纪念币币种的造币厂。
20世纪60年代，六一五厂承担一项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和白银，用来偿还前苏联的外债和用这些硬通货换取老百姓急需的粮食。因为这是一项保密工程，所以黄金的代称为100号，白银为200号。当时的六一五厂管理松散，堆积如山的银元、银首饰散放在车间的空地上，工人们用大铁锹一铲铲地把它们投入到炼银炉里。成堆的黄金不是存放在金库里，而是随意堆放在车间用包装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那时对这些金银的保管，靠的不是高科技的手段和严密的管理，而是工人阶级的觉悟。
这满地金银，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时任六一五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经过周密的安排，关庆昌下手了。
1961年3月18日是星期六，天下着小雨。这天下班后，关庆昌到了厂浴室，和浴室里所有的人都打了一遍招呼，简单洗了一下，就匆匆穿好衣服赶回办公室，戴上手套，拿上羊角锤，悄悄摸到空无一人的车间，撬开装黄金的木箱子，偷走其中的两块。他开始想把黄金藏在自己的办公桌里，后觉得不安全，就用绳子拴住两块黄金，挂在脖子上，用手托着，外面披上雨衣，趁着夜色坦然走出工厂大门。他把黄金放回家后，急忙换上衣服，几分钟后又出现在工厂俱乐部举办的舞会上。这位从来不跳舞的人，在舞厅里逢人就打招呼。他的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20分钟，然后又出现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晚上9点半舞会结束，关庆昌回家后没有休息，为了掩盖犯罪痕迹，他让媳妇黄淑珍连夜把作案穿的棉鞋换了鞋底。关庆昌的媳妇黄淑珍也是六一五厂的职工，在电解车间工作。第二天上班时，关庆昌仍然穿着同一双鞋，只是鞋底已被偷梁换柱了。
八百两黄金，就这样从工厂的高墙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关庆昌家中。
3月20日，星期一，发现黄金被盗，整个六一五厂上空如同爆响了一个炸雷，惊动了辽宁，惊动了中央。各级公安机关齐聚六一五厂，积极破案。专案组很快达成共识，这是内盗，作案人就在厂子里。
破案的声势造得很大，公安局的一位领导声称要在一个星期破案。他的逻辑是，一天过一百人，这千八百人的工厂，一个星期也过完了。根据这个思路，每一个公安人员负责十余名工人，采取背靠背的方法，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工人都需要一一按手印，现场发现的布鞋脚印和判断为作案工具的羊角锤，被列为重点线索。因此，职工穿的布鞋和家里的羊角锤都被勒令上缴，一筐筐的布鞋、上千把羊角锤被送到工厂里。六一五厂人人自危，上至厂长，下至一般工人，都成了怀疑对象。人们知道，和这个案子沾上边，就是掉脑袋的事情。
此时的关庆昌也没有得到安宁。八百两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开始，他把黄金藏在厨房的烟道里。但那时的居住条件差，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况且，他与邻居的关系非常紧张，尤其是邻居家的那个女户主，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两家人经常为一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把黄金放在这个人的眼皮底下，稍微有一点儿闪失，那就非同小可了。后来，关庆昌又把金子搬出来，锯成四块，用木板包上，垫了炕柜。关庆昌把自己偷金子的事悄悄告诉了老父亲，老人吓得心惊肉跳，本来身体硬朗，可是没到一年就忧郁而死。关庆昌心里清楚，老父亲是被金子吓死的。
金子并没有给关庆昌带来幸福，相反，从他盗得两块金锭那日起，他就把绞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关庆昌盗出的黄金是高纯度的，远非民间的黄金可比，这么高纯度的金子是无法出手的，在造币厂工作多年的关庆昌懂得这个道理。为了降低纯度，他弄了不少化学试剂和盆盆罐罐，想自己熔炼金子，降低黄金的纯度。他一折腾，让那位与他不和的邻居起了疑心，那位邻居就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重视这条重要的线索，以为是邻居间的纠纷，恶意报复。而当时的关庆昌是工厂里的“红人”，在以阶级划线的年代，是非是以走红不走红来界定的，关庆昌躲过一劫。
但此事还是把关庆昌吓了一跳，他决定离开这个邻居。在20世纪60年代，能住上“两水两气”楼房的人是极少数的，关庆昌却要求调房，从楼房调到没有“两水两气”的平房去。当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共产党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
关庆昌搬到了平房里，为了掩人耳目，他加高了院墙，又在不大的院子里栽了一棵树，整日大门紧闭。甚至连儿子结婚时，门口的大红喜字也不敢贴。别人问起，他说是举办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八百两黄金被盗轰动全国，公安机关全力破案。但当时法治不健全，科技手段落后，又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因此侦破工作不是依法办案，而是采取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表面轰轰烈烈，实际上却背离了科学性，结果是案子没破，却使无辜群众受到伤害。
荒唐的破案
最先被怀疑的是六一五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星期一，他一上班，青年工人高兴贵就紧张地跑到郭家惠跟前，嘴唇哆嗦着说：“100号产品被盗了。”郭家惠几乎吓得瘫倒在地。他脚步踉跄着跑到现场，看到装黄金的木箱铁丝被剪断，前盖被撬开三寸宽的口子，包黄金的绿色包装纸和垫箱子的稻壳散落一地。箱子里两块黄金不见了。事关重大，他急忙向厂里报告。
从他报案时起，他的厄运就开始了。因为他是黄金的保管者，当然成了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他来报案就被扣住，受到了严厉的审讯：“金子哪里去了？老实说！”郭家惠感到天大的冤枉，他要知道金子哪里去了，还会来报案吗？解释、辩白都显得苍白无力。不但他，连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高兴贵，也成了怀疑对象。这师徒俩成了难兄难弟，他们很快被关在一起，每天有军人看守。
他们两个本来都是老实工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两个人每天只是面对面哭泣，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被逼着天天交代问题。没有的事他们沒法承认。他们就这样被关押了三个月，最后的结论是交代问题不老实。郭家惠的包装组组长职务被撤掉，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以后，他们俩一直背着偷盗黄金的黑锅，19年没有抬起头来。 不仅是和黄金直接有关联的人受到怀疑，其他工人也被这种狂风暴雨般的破案方式所牵连，有的工人看见六一五厂的厂门，腿就开始发抖，工人们的心态都被扭曲了。
有一位叫贾清吉的老工人，他很早入厂，后因表现积极被抽调到护厂队，天天背着大枪在厂区巡逻，并抓获过几个偷瓜拽枣的小偷，曾被评为沈阳治安劳模。当了多年的护厂队员，职业的敏感性使他意识到散乱堆放的白银、黄金早晚要发生问题。贾清吉这个人很直，几次在公众场合说过：“这金子不放库里，早晚要出事。”他的这番话，自然被举报上去。按照当时的思维，他怎么知道要出事？是不是他早就有预谋？此外，在大家的印象中，他胆子大，体格好，情况熟。理所当然的，他就成了突破对象。贾清吉被当成重点，在厂里大会小会批斗、无休止被审问。审了几个月，没有什么结果，最终在贾清吉的档案里写上了“100号产品案件重大嫌疑分子”，以后他被发配到“三线”（当时在偏远地区的备战工程），每次有了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
在那个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的观念被牢牢禁锢。谁敢偷八百两黄金？专案组在工人和干部中间没有揪出黄金大盗，自然想到了阶级敌人，断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第一批重点嫌疑目标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专案组把所有的五类分子统统审查一遍，没有发现线索，又把一批“走资派”列为重点嫌疑目标，一一审查。折腾了一百多人，案子也没破。
受牵连的不仅有本厂的职工，还有些外来工人。有位叫李春生的，因为在城市吃不饱，在农村找点吃的相对容易些，为了吃饱饭，案发后不久他就辞职回老家了。此时回家，自然引起了怀疑。是否带着黄金跑回老家去了？专案组马上派人追到他的老家，这位不合时宜回家去的工人被打残了。
当时六一五工厂的厂长叫李榆，是一位抗日老战士。他被怀疑后，开始只是到他家里翻了翻柜子，看看有没有羊角锤之类的东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关进牛棚，受尽拷打，逼他交出金子。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多次带着黄金到敌占区为部队购买物品而分文不占的人，如今却成了八百两黄金的盗窃犯。这种委屈难以承受，他曾冲出牛棚，跳进一辆吉普车，高喊着要回到“抗战前线”去。这当然是他受到强烈刺激，出现了幻觉。而更有幻觉的是专案组的个别人。他们推断，李榆可能把金子藏在已过世的母亲的棺材里了，于是这些人就跑到东陵，把李榆母亲的坟掘了，将棺木打开，可里面没有金子，只有枯骨。
更离奇的是李榆家有个保姆，早在1959年就返乡回家了。黄金案发生在她离开的两年以后，但有人认定保姆就是李榆的“特务上司”，八百两黄金作为特务经费被送到保姆那里去了。于是他们又“辛辛苦苦”地去追查这位保姆，可怜一个无辜的乡下女子，被斗得死去活来。
这种残酷的斗争和不间断斗争所制造出的恐怖气氛，使得人人自危。有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一次斗争会上，受不了这种刺激，自己冲上台去，主动承认说：“这金子是我偷的。”但这位老兵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在朝鲜战场又受了伤，落了残疾，连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只好不了了之。
真相大白
1980年3月，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格，这消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关庆昌紧紧地吸住。他算了一下，那800两黄金，能变卖36万元钱。那块6斤重的金条就值4万多元钱，发大财的机会到了。他和老婆黄淑珍专门到银行营业部观察收购金银情况，发现卖金银不必带任何证件，认金不认人。关庆昌兴奋地对老婆说：“是时候了！”
4月15日，关庆昌和老婆早早地起床。关庆昌把3斤多重的金子包起来，缠在老婆腰上。这块金子是关庆昌从那6斤重的金块上剁下来的。黄淑珍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上午9点多钟，她心惊胆战地把金块送进七号窗口。
关庆昌一早对单位领导说亲属得了重病，请假去医院看望。此时他正悄悄坐在营业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紧盯着得了“重病”的老婆的一举一动。过了一会儿，银行营业员管凤昆对黄淑珍说：“你这块金子值2.3万多元，钱不少啊，在银行储蓄吧！”
黄淑珍把这些钱分别用6个姓名办了定期和活期存款，又领出65元钱的现金，揣进兜里。
这时，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走了过来，热情地请黄淑珍进办公室喝杯水，休息一下。银行营业员夏玉环也面带微笑地对黄淑珍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银行过一会儿开车送您回家。”黄淑珍不知是计，高高兴兴进了休息室。
关庆昌眼见老婆钱财到手，银行工作人员还把老婆当作对金融事业有贡献的人物热情招待，他感觉石头落了地，得意洋洋地离开了营业部。
关庆昌高兴得太早了。就在他回工厂的路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長李广军接到营业部的电话，立即带领3名公安干警赶了过来，严厉盘问黄淑珍这种高成色工业用黄金的来源。黄淑珍吓得面如土色，支支吾吾，实在瞒不住了，只得交代了犯罪事实……
李广军当机立断，与六一五厂取得联系，驱车来到厂里。
当天下午5点多钟，关庆昌正在厂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心里想着老婆此时应当在家里做好了可口饭菜，等他回家庆祝一下。他不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已经被公安局和厂里安排的保卫人员，牢牢地盯住了。工厂保卫科长拍拍关庆昌的肩膀，请他到厂部会议室去一趟。关庆昌没有犹豫，跟随保卫科长来到了会议室。
推开会议室的大门，看见威武的公安干警等候在那里，关庆昌立刻明白了，一切全完了！黄金梦破灭了！关庆昌瘫倒在地。与此同时，李广军派出公安干警对关庆昌的家进行搜查，从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大匣子中搜出全部金块，人赃俱获，19年的黄金大案，终于告破！
破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六一五厂沸腾了。19年来，黄金大案压得六一五厂的职工喘不过气来，不间断的运动，搞得每一个人都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六一五厂几乎到了“谈金色变”的程度。现在一切终于水落石出了，那块压在每一个人心头上19年的大石头终于被卸下来了。六一五厂一片欢腾，工人们如同过节一般，家家户户买肉打酒，畅饮庆贺，工厂附近商店里的酒被抢购一空，很多人喝得酩酊大醉。
李榆的妻子得知消息，小跑着回家报信儿。门锁着，她给要返校的儿子用粉笔在门前水泥地上写了几行大字：“100号案子破了，盗窃分子是关庆昌。你留在家里别走，我去打酒庆祝！”
贾清吉正在北京，他听到了破案消息，听说作案者是关庆昌，贾清吉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怕听错了，往沈阳打电话核实，回答是关庆昌，没错。贾清吉怔了，傻了，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高举过头，大喊着：“今天我请客！谁也不许走！”
1980年6月4日，六一五厂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几十名因黄金大案而遭受迫害的人，从各地赶来，恢复了名誉。他们除了喜悦外，望着彼此已两鬓斑白的头发，另有一番感叹：“人生有几个19年啊！”
关庆昌随后被法院判处死刑。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步入了法治社会，根据当时法律，盗窃罪没有死刑，关庆昌据此提起上诉。虽然关庆昌罪大恶极，但最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关庆昌有幸步入法治社会，否则在19年前，他必死无疑。
关庆昌在监狱改造得很好，以后又被减刑，服刑不久就出狱了。刚出狱时，他推着小车在街头卖牛奶，艰难谋生。后来年事渐高，行动不便，就靠儿子接济生活。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公园晨练的人群中，经常可以看到关庆昌的身影。也许关庆昌在朝阳下，面对清澈的河水和岸边婀娜的柳枝，能体味到这种安宁的可贵。垂暮之年面对这种难得的安宁，想想当年为八百两黄金费尽心机，受尽煎熬，这黄金真的是微不足道了。
栏目主持人：郑宾 [email protected]
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沈阳造币厂就在这个地方，以前叫沈阳六一五厂。
沈阳造币厂始建于1896年，是一个隶属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百年老厂。新中国成立后，沈阳造币厂曾先后设计、生产了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等流通硬币，是目前我国造币厂中生产过所有流通硬币和普通纪念币币种的造币厂。
20世纪60年代，六一五厂承担一项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和白银，用来偿还前苏联的外债和用这些硬通货换取老百姓急需的粮食。因为这是一项保密工程，所以黄金的代称为100号，白银为200号。当时的六一五厂管理松散，堆积如山的银元、银首饰散放在车间的空地上，工人们用大铁锹一铲铲地把它们投入到炼银炉里。成堆的黄金不是存放在金库里，而是随意堆放在车间用包装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那时对这些金银的保管，靠的不是高科技的手段和严密的管理，而是工人阶级的觉悟。
这满地金银，引起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时任六一五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经过周密的安排，关庆昌下手了。
1961年3月18日是星期六，天下着小雨。这天下班后，关庆昌到了厂浴室，和浴室里所有的人都打了一遍招呼，简单洗了一下，就匆匆穿好衣服赶回办公室，戴上手套，拿上羊角锤，悄悄摸到空无一人的车间，撬开装黄金的木箱子，偷走其中的两块。他开始想把黄金藏在自己的办公桌里，后觉得不安全，就用绳子拴住两块黄金，挂在脖子上，用手托着，外面披上雨衣，趁着夜色坦然走出工厂大门。他把黄金放回家后，急忙换上衣服，几分钟后又出现在工厂俱乐部举办的舞会上。这位从来不跳舞的人，在舞厅里逢人就打招呼。他的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20分钟，然后又出现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晚上9点半舞会结束，关庆昌回家后没有休息，为了掩盖犯罪痕迹，他让媳妇黄淑珍连夜把作案穿的棉鞋换了鞋底。关庆昌的媳妇黄淑珍也是六一五厂的职工，在电解车间工作。第二天上班时，关庆昌仍然穿着同一双鞋，只是鞋底已被偷梁换柱了。
八百两黄金，就这样从工厂的高墙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关庆昌家中。
3月20日，星期一，发现黄金被盗，整个六一五厂上空如同爆响了一个炸雷，惊动了辽宁，惊动了中央。各级公安机关齐聚六一五厂，积极破案。专案组很快达成共识，这是内盗，作案人就在厂子里。
破案的声势造得很大，公安局的一位领导声称要在一个星期破案。他的逻辑是，一天过一百人，这千八百人的工厂，一个星期也过完了。根据这个思路，每一个公安人员负责十余名工人，采取背靠背的方法，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工人都需要一一按手印，现场发现的布鞋脚印和判断为作案工具的羊角锤，被列为重点线索。因此，职工穿的布鞋和家里的羊角锤都被勒令上缴，一筐筐的布鞋、上千把羊角锤被送到工厂里。六一五厂人人自危，上至厂长，下至一般工人，都成了怀疑对象。人们知道，和这个案子沾上边，就是掉脑袋的事情。
此时的关庆昌也没有得到安宁。八百两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开始，他把黄金藏在厨房的烟道里。但那时的居住条件差，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况且，他与邻居的关系非常紧张，尤其是邻居家的那个女户主，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两家人经常为一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把黄金放在这个人的眼皮底下，稍微有一点儿闪失，那就非同小可了。后来，关庆昌又把金子搬出来，锯成四块，用木板包上，垫了炕柜。关庆昌把自己偷金子的事悄悄告诉了老父亲，老人吓得心惊肉跳，本来身体硬朗，可是没到一年就忧郁而死。关庆昌心里清楚，老父亲是被金子吓死的。
金子并没有给关庆昌带来幸福，相反，从他盗得两块金锭那日起，他就把绞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关庆昌盗出的黄金是高纯度的，远非民间的黄金可比，这么高纯度的金子是无法出手的，在造币厂工作多年的关庆昌懂得这个道理。为了降低纯度，他弄了不少化学试剂和盆盆罐罐，想自己熔炼金子，降低黄金的纯度。他一折腾，让那位与他不和的邻居起了疑心，那位邻居就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重视这条重要的线索，以为是邻居间的纠纷，恶意报复。而当时的关庆昌是工厂里的“红人”，在以阶级划线的年代，是非是以走红不走红来界定的，关庆昌躲过一劫。
但此事还是把关庆昌吓了一跳，他决定离开这个邻居。在20世纪60年代，能住上“两水两气”楼房的人是极少数的，关庆昌却要求调房，从楼房调到没有“两水两气”的平房去。当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共产党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
关庆昌搬到了平房里，为了掩人耳目，他加高了院墙，又在不大的院子里栽了一棵树，整日大门紧闭。甚至连儿子结婚时，门口的大红喜字也不敢贴。别人问起，他说是举办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八百两黄金被盗轰动全国，公安机关全力破案。但当时法治不健全，科技手段落后，又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因此侦破工作不是依法办案，而是采取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表面轰轰烈烈，实际上却背离了科学性，结果是案子没破，却使无辜群众受到伤害。
荒唐的破案
最先被怀疑的是六一五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星期一，他一上班，青年工人高兴贵就紧张地跑到郭家惠跟前，嘴唇哆嗦着说：“100号产品被盗了。”郭家惠几乎吓得瘫倒在地。他脚步踉跄着跑到现场，看到装黄金的木箱铁丝被剪断，前盖被撬开三寸宽的口子，包黄金的绿色包装纸和垫箱子的稻壳散落一地。箱子里两块黄金不见了。事关重大，他急忙向厂里报告。
从他报案时起，他的厄运就开始了。因为他是黄金的保管者，当然成了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他来报案就被扣住，受到了严厉的审讯：“金子哪里去了？老实说！”郭家惠感到天大的冤枉，他要知道金子哪里去了，还会来报案吗？解释、辩白都显得苍白无力。不但他，连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高兴贵，也成了怀疑对象。这师徒俩成了难兄难弟，他们很快被关在一起，每天有军人看守。
他们两个本来都是老实工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两个人每天只是面对面哭泣，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被逼着天天交代问题。没有的事他们沒法承认。他们就这样被关押了三个月，最后的结论是交代问题不老实。郭家惠的包装组组长职务被撤掉，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以后，他们俩一直背着偷盗黄金的黑锅，19年没有抬起头来。 不仅是和黄金直接有关联的人受到怀疑，其他工人也被这种狂风暴雨般的破案方式所牵连，有的工人看见六一五厂的厂门，腿就开始发抖，工人们的心态都被扭曲了。
有一位叫贾清吉的老工人，他很早入厂，后因表现积极被抽调到护厂队，天天背着大枪在厂区巡逻，并抓获过几个偷瓜拽枣的小偷，曾被评为沈阳治安劳模。当了多年的护厂队员，职业的敏感性使他意识到散乱堆放的白银、黄金早晚要发生问题。贾清吉这个人很直，几次在公众场合说过：“这金子不放库里，早晚要出事。”他的这番话，自然被举报上去。按照当时的思维，他怎么知道要出事？是不是他早就有预谋？此外，在大家的印象中，他胆子大，体格好，情况熟。理所当然的，他就成了突破对象。贾清吉被当成重点，在厂里大会小会批斗、无休止被审问。审了几个月，没有什么结果，最终在贾清吉的档案里写上了“100号产品案件重大嫌疑分子”，以后他被发配到“三线”（当时在偏远地区的备战工程），每次有了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
在那个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的观念被牢牢禁锢。谁敢偷八百两黄金？专案组在工人和干部中间没有揪出黄金大盗，自然想到了阶级敌人，断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第一批重点嫌疑目标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专案组把所有的五类分子统统审查一遍，没有发现线索，又把一批“走资派”列为重点嫌疑目标，一一审查。折腾了一百多人，案子也没破。
受牵连的不仅有本厂的职工，还有些外来工人。有位叫李春生的，因为在城市吃不饱，在农村找点吃的相对容易些，为了吃饱饭，案发后不久他就辞职回老家了。此时回家，自然引起了怀疑。是否带着黄金跑回老家去了？专案组马上派人追到他的老家，这位不合时宜回家去的工人被打残了。
当时六一五工厂的厂长叫李榆，是一位抗日老战士。他被怀疑后，开始只是到他家里翻了翻柜子，看看有没有羊角锤之类的东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关进牛棚，受尽拷打，逼他交出金子。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多次带着黄金到敌占区为部队购买物品而分文不占的人，如今却成了八百两黄金的盗窃犯。这种委屈难以承受，他曾冲出牛棚，跳进一辆吉普车，高喊着要回到“抗战前线”去。这当然是他受到强烈刺激，出现了幻觉。而更有幻觉的是专案组的个别人。他们推断，李榆可能把金子藏在已过世的母亲的棺材里了，于是这些人就跑到东陵，把李榆母亲的坟掘了，将棺木打开，可里面没有金子，只有枯骨。
更离奇的是李榆家有个保姆，早在1959年就返乡回家了。黄金案发生在她离开的两年以后，但有人认定保姆就是李榆的“特务上司”，八百两黄金作为特务经费被送到保姆那里去了。于是他们又“辛辛苦苦”地去追查这位保姆，可怜一个无辜的乡下女子，被斗得死去活来。
这种残酷的斗争和不间断斗争所制造出的恐怖气氛，使得人人自危。有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一次斗争会上，受不了这种刺激，自己冲上台去，主动承认说：“这金子是我偷的。”但这位老兵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在朝鲜战场又受了伤，落了残疾，连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只好不了了之。
真相大白
1980年3月，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格，这消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关庆昌紧紧地吸住。他算了一下，那800两黄金，能变卖36万元钱。那块6斤重的金条就值4万多元钱，发大财的机会到了。他和老婆黄淑珍专门到银行营业部观察收购金银情况，发现卖金银不必带任何证件，认金不认人。关庆昌兴奋地对老婆说：“是时候了！”
4月15日，关庆昌和老婆早早地起床。关庆昌把3斤多重的金子包起来，缠在老婆腰上。这块金子是关庆昌从那6斤重的金块上剁下来的。黄淑珍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上午9点多钟，她心惊胆战地把金块送进七号窗口。
关庆昌一早对单位领导说亲属得了重病，请假去医院看望。此时他正悄悄坐在营业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紧盯着得了“重病”的老婆的一举一动。过了一会儿，银行营业员管凤昆对黄淑珍说：“你这块金子值2.3万多元，钱不少啊，在银行储蓄吧！”
黄淑珍把这些钱分别用6个姓名办了定期和活期存款，又领出65元钱的现金，揣进兜里。
这时，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走了过来，热情地请黄淑珍进办公室喝杯水，休息一下。银行营业员夏玉环也面带微笑地对黄淑珍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银行过一会儿开车送您回家。”黄淑珍不知是计，高高兴兴进了休息室。
关庆昌眼见老婆钱财到手，银行工作人员还把老婆当作对金融事业有贡献的人物热情招待，他感觉石头落了地，得意洋洋地离开了营业部。
关庆昌高兴得太早了。就在他回工厂的路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長李广军接到营业部的电话，立即带领3名公安干警赶了过来，严厉盘问黄淑珍这种高成色工业用黄金的来源。黄淑珍吓得面如土色，支支吾吾，实在瞒不住了，只得交代了犯罪事实……
李广军当机立断，与六一五厂取得联系，驱车来到厂里。
当天下午5点多钟，关庆昌正在厂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心里想着老婆此时应当在家里做好了可口饭菜，等他回家庆祝一下。他不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已经被公安局和厂里安排的保卫人员，牢牢地盯住了。工厂保卫科长拍拍关庆昌的肩膀，请他到厂部会议室去一趟。关庆昌没有犹豫，跟随保卫科长来到了会议室。
推开会议室的大门，看见威武的公安干警等候在那里，关庆昌立刻明白了，一切全完了！黄金梦破灭了！关庆昌瘫倒在地。与此同时，李广军派出公安干警对关庆昌的家进行搜查，从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大匣子中搜出全部金块，人赃俱获，19年的黄金大案，终于告破！
破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六一五厂沸腾了。19年来，黄金大案压得六一五厂的职工喘不过气来，不间断的运动，搞得每一个人都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六一五厂几乎到了“谈金色变”的程度。现在一切终于水落石出了，那块压在每一个人心头上19年的大石头终于被卸下来了。六一五厂一片欢腾，工人们如同过节一般，家家户户买肉打酒，畅饮庆贺，工厂附近商店里的酒被抢购一空，很多人喝得酩酊大醉。
李榆的妻子得知消息，小跑着回家报信儿。门锁着，她给要返校的儿子用粉笔在门前水泥地上写了几行大字：“100号案子破了，盗窃分子是关庆昌。你留在家里别走，我去打酒庆祝！”
贾清吉正在北京，他听到了破案消息，听说作案者是关庆昌，贾清吉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怕听错了，往沈阳打电话核实，回答是关庆昌，没错。贾清吉怔了，傻了，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高举过头，大喊着：“今天我请客！谁也不许走！”
1980年6月4日，六一五厂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几十名因黄金大案而遭受迫害的人，从各地赶来，恢复了名誉。他们除了喜悦外，望着彼此已两鬓斑白的头发，另有一番感叹：“人生有几个19年啊！”
关庆昌随后被法院判处死刑。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步入了法治社会，根据当时法律，盗窃罪没有死刑，关庆昌据此提起上诉。虽然关庆昌罪大恶极，但最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关庆昌有幸步入法治社会，否则在19年前，他必死无疑。
关庆昌在监狱改造得很好，以后又被减刑，服刑不久就出狱了。刚出狱时，他推着小车在街头卖牛奶，艰难谋生。后来年事渐高，行动不便，就靠儿子接济生活。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公园晨练的人群中，经常可以看到关庆昌的身影。也许关庆昌在朝阳下，面对清澈的河水和岸边婀娜的柳枝，能体味到这种安宁的可贵。垂暮之年面对这种难得的安宁，想想当年为八百两黄金费尽心机，受尽煎熬，这黄金真的是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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