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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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信贷退出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高级阶段,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持续推进,我国产业结构正在深刻调整,商业银行贷款质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动性信贷退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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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信贷退出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高级阶段,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持续推进,我国产业结构正在深刻调整,商业银行贷款质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动性信贷退出迫在眉睫.本文从分析碳达峰、碳中和双目标下主动性信贷退出的导向入手,分析商业银行准确把握信贷退出的时机和策略,并提出建立和完善主动性信贷退出机制的对策和建议,以保障信贷退出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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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被中介的调节效应理论模型,揭示出员工地位竞争和领导-成员道德基础差异性阻抑道德型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行为的机制。根据企业的205份领导和员工三时点配对样本数据的研究发现,道德型领导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间接影响员工亲社会行为的过程并非自然而充分,地位竞争和领导-成员道德基础差异性不仅都显著抑制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而且也显著抑制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道德型领导与员工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员工地位竞争对道德型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行为的抑制效应,主要是通过员工-领导道
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但是目前学界对法治政府的实践效果尚存在一定的疑虑。根据2014—2018年中国100个城市的三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可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要义——依法行政的实践效果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实证结果如下:一方面,法治政府建设在整体上可以显著提升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激励扭曲等情况,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行政执法、监督与问责等理论上可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的具体措施甚至会在短时间内起到反作用。实证结果进一步指出了具体措施的类型,其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在
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源于治理水患与抵御外敌所需要的国家管理能力,而其维持则需要适应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设计以维持中央政权的全面掌控能力.在农业社会,国家的控制
用“政党-国家-社会”范式来重新诠释、反思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机制创新,进一步开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服务功能。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组织网络,经由嵌入式治理中的功能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资源性嵌入、吸纳型政治中的“政党吸纳社会”和“政党吸纳行政”、政党统合治理中的使命型政党、政治社会化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培育等方式,实现了政党治理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行动中,以强大的政党合法性为基础,以合法性政治动员为手段,通过吸纳机制整合社会力量,通过服
由于卡特尔的普遍性与隐蔽性,如何优化卡特尔案件的执法程序,成为各国反垄断法面临的重要问题。宽大制度的适用使得更多的卡特尔案件进入执法程序,但也由此导致案件数量激增。为此,欧盟在2008年引入一种卡特尔案件的快速处理机制,即卡特尔案件和解程序。适合和解程序时,企业承认违法行为及法律责任,由此获得减少10%罚款额的奖励,且和解奖励与宽大待遇可以并用。作为一种案件快速处理方式,卡特尔案件和解程序对执法机构与企业都有益处,但适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确定性不足、企业可能遭受不公平对待、程序效率难以保证、混合和解面临
党管干部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溯源理论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的党管干部原则发展演进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高度一致的。建党百年来,我党的党管干部原则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分析每个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特点,可以得出党管干部原则的理论发展路径、历史经验和时代启示。
基于CFPS数据库,借鉴社会福利和相对剥夺的理论,对家庭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维度组成的经济不平等进行了测度,并结合经济不平等的内涵对税制进行重新分类,对税收调节经济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和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当前税制对经济不平等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其中消费类税收的调节力度最大,收入类税收次之,最后是财产类税收;税收对中间及以上福利阶层的调节较为显著,对城市家庭的调节力度高于农村。基于上述结论,建议从多维度持续关注经济不平等,强化税收统筹设计;充分提高收入类税收的累进性,强化公平调节功能;进一步完善消
近十年来,非虚构写作是国内最显著的文学潮流之一。作为这一潮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丁燕具有标本价值。在文化迁徙和劳动者体验的基础上,她形成了个人化、感受化、心灵化、文化视阈和细微叙事的独特风格。首先,从微观视点体察个体的生存状态与隐秘之痛。通过“近距离”“长时间”观察微观个体行为,来放大并透视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和时代的关系。其次,从文化立场思考南北隔膜及其汇通。从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中观察南北文化差异,在文化比较中展现新旧文明糅杂的社会形态。最后,以他者眼光观照西部文明与现代症候。她结合内外视界,把西部的地方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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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随着资本的新一轮全球扩张以及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时空现象的变迁引发了学界关于时空关系研究的后现代革命。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敏锐观察到主体在后现代时空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就时间观来说,詹姆逊通过研究时间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演化逻辑,认为后现代主义时间观以时间空间化为特点,而主体身处空间化的后现代时间中将会逐步面临历史感的消逝、情感的削平甚至精神分裂的断裂困境。而就空间观来说,他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空间形式,指出后现代空间以超空间为特征,而主体位于超空间中将会陷入从距离感削平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