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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界面临的一场危机，也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敏感的生态小说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态的痼疾，通过小说集中揭示出生态危机在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精神创伤和困扰人们的时代症候。
［关键词］生态小说；当代中国；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个人生活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98-05
在当代世界，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现实，而更为严重的是，自然生态的失衡正在潜移默化地渗透至人的精神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在经济社会时代无限膨胀，奴役、消费自然中一切生命和事物的贪婪与精神病态迅速蔓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在远离自然的同时，精神的衰微与病态已经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阿尔贝特·施怀泽认为：“我们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的发展”，“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1］。荒废的结果表现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沉沦，道德伦理的丧失和暴殄天物、畸形消费的盛行。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界面临的一场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敏感的生态小说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态的痼疾，通过小说集中揭示出生态危机在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精神创伤和困扰人们的时代症候。
一、消费主义阴影下的环境危机
在当代中国，消费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消费的份额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人们判断自身存在的程度。消费中心主义的观念既是经济学家眼中进步的标志，又是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重要源头。消费至上的行为，不仅会增加资源开发、利用的压力，而且会产生过多的垃圾，加剧地区环境污染，给自然生态带来极大的破坏。洛捷的《独霸猴》、胡发云的《老海失踪》、莫言的《酒国》等正是描写人们畸形消费给环境带来严重后果的生态小说佳作。在《独霸猴》中，作者敏锐地发现了畸形消费主义对动物的毁灭性和对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独霸猴在人类大肆砍伐森林和被人们捕猎后数量锐减，因此却成为人们更加趋之若鹜的“佳肴”。作者将畸形消费涂炭生灵、湮灭人性的恐怖场景进行了详尽的揭示。那些暴富的大款们吃腻了山珍海味之后，开始向自己邻近的物种张开贪婪的大口。他们在对猴子干巴、红烧小炒猴子肉丧失趣味之后，开始了残忍的屠杀活猴取食——将活猴的头盖骨平削，猴脑便“洁白如同水豆腐似的显露出来”，此刻的食客们非但没有灵魂的战栗，反而津津有味地欣赏猴子的挣扎，和陪酒女郎打情骂俏。在《老海失踪》中，记者老海详细记录了人们对乌猴的残酷猎杀，地方政府甚至用乌鸡、乌蛇和乌猴之骨泡成“三乌大补王酒”。而当这一切被曝光之后，畸形消费的阴魂依然萦绕在人们心中：酒厂用乌猴制酒的恶行被揭露之后，不但无益于改变乌猴悲惨的命运，反而促使了“让一些山民全然不把坐牢杀头当回事的天价”的产生；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们，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可能反对滥伐森林，但他们喜爱木制地板。他们会反对乱捕海洋生物，但他们会以吃一顿龙虾大餐而自豪。他们反对大气污染，但他们更愿意坐车而拒绝步行。”
在表现人类向自然贪婪索取、畸形消费的生态小说中，莫言的《酒国》在刻画国人“穷奢极吃”的畸形消费方面相当深刻。对中国嗜吃文化的审视既是莫言对现实的批判、对国民性重塑的焦虑，同时也是对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文化和社会根源的思考。就生态思想而言，《酒国》中对人类的消费主义欲望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示：酒国市吃风昌盛，不仅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应有尽有，领导干部们还流行吃“红烧婴儿”；酒不仅成为市名，生活中的一切都与酒密切相关，从以酒命名的大学、研究所到酒专业的博士，从为下酒而研发新的食品到吃全驴宴、肉孩宴等等。酒在小说中成为了一个整体意象，即便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以及场景都是虚构的，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体验、社会心理和思想病态却是与现实惊人地吻合。小说中关于吃的描写触目惊心：在全驴宴上，有驴肉做成的十二道冷盘，从驴肚、驴肝、驴心、驴肠、驴肺到驴舌、驴唇等各个器官，并且还畸形地拼成一朵莲花的形状以获得口、眼的畸形审美效果；还有清蒸驴脑、金鞭驴尾、走油驴肠、参煨驴蹄等组成的热菜，甚至还有用公驴和母驴性器官组成的拼盘，并美其名曰“龙凤呈祥”。最令人发指的是，在吃腻了这些异类动物之后，人类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同类尤其是小孩身上。在“红烧婴儿”这道菜中，“那男孩儿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流着香喷喷的油，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憨态可掬。他的身体周围装饰着碧绿的菜叶和鲜红的萝卜花……”人们之所以要吃小孩的肉居然是因为他“比牛肉嫩，比羊肉鲜，比猪肉香，比狗肉肥，比骡子肉软，比兔子肉硬，比鸡肉滑，比鸭肉滋，比鸽子肉正派，比驴肉生动，比骆驼肉娇贵，比马驹肉有弹性，比雁肉少青苗气，比鹅肉少糟糠味，比猫肉严肃，比老鼠肉有营养，比黄鼬肉少鬼气，比猞猁肉通俗”。在这番人类消费欲望的白描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是如何将与自己共同生活于地球上的物种作为满足自己食欲的物品，而且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股“解剖体狂欢和感觉狂欢”［2］。有市场自然会催生行动，只要人类毫无节制地猎杀动物、不惜毁灭生态的思想不能停止，那么保护生态的任务就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很显然，作者的批判是有着现实背景的，只是这种批判因为借助了荒诞的故事从而具有了超越现时症候的独特魅力。《酒国》可以看作一则关于人类极度膨胀的消费欲望和精神末日的寓言，正如张磊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文本是荒诞的却是真实的，而现实是真实的但却是荒诞的；文本的真实来源于现实的真实，而文本的荒诞也来源于现实的荒诞。文本与现实形成互证的意义结构，使文本‘反思现实’的价值凸现出来。”［3］
鲁枢元先生在谈到文学艺术与精神生态的关系时认为，拜物化“已经为现代人的心灵生活、精神生活蒙上了灾难深重的阴影。在现代社会中，原本内涵丰富的人，现在已经完全被指代为‘消费者’。”［4］157-158在生产力发达的今天，消费主义的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丧失与自然亲近机会的现代都市人将消费作为了人生的一大目的甚至是主要目的，在疯狂的口、耳、眼、身等的消费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而要使这种虚妄的人类中心主义消除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也注定了生态小说和生态文学的创作任重道远。
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生态灾难
法国思想家特拉西于19世纪初提出了意识形态一词，意思为“观念的科学”。其后，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关问题。曼海姆将意识形态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特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处于这种意识之中的集团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会通过对事实的装饰、掩盖、撒谎等各种手段歪曲真相；一为总体性意义的意识形态，意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5］。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社会群体持久的信念和信仰系统，从而成为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合法化的思想体系”［6］。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阶段，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为了获得永久、稳固的统治秩序和使本阶级、集团的统治合法化，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向社会成员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身处这种意识形态之中，面对既有意识形态的包围，人们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顺从、强化或者质疑、反抗和认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力规约，对置身其中的群体和个体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当代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之中，而当这种意识形态与自然生态发生关联的时候，便常常走向自然生态的对立面。当代生态小说中有不少描写意识形态向自然发出挑战、人们被政治强力裹胁参与到生态破坏行动时的精神状态，代表作有司马言的《麻雀梦》、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阿来的《空山》。《麻雀梦》中对意识形态裹胁下人们精神状态的狂热有着触目惊心的描述。仅仅因为政治领袖的一句话，一座城市乃至全国都掀起了消灭麻雀的运动高潮。成千上万的人上房、上树，敲锣打盆，将全城的麻雀赶得无处可逃。而实际情况却是，麻雀不光吃粮食，还吃更多的害虫。问题是，处于意识形态之中的人们已经无法从生态问题的角度进行独立思考，所能做的仅仅是对自然生命进行一次集体规模的荼毒。《消息不宜披露》则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代表的政府部门在生态问题上的掩饰和恐慌。H市委、市政府在面对肿瘤医院发现的渔场产品存在严重致癌、致病成分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通过对知情人的利诱、打压来遮盖真相。这种对反生态行为的纵容，所折射的正是意识形态对人们健康精神生态的控制和腐蚀，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中，我们发现看似宁静的乡村实际上并不那么安详。这部小说通过一个村庄的毁灭，向人们展示了意识形态高压下的人类对生态的破坏与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惩罚。小说的故事包含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分别是《随风飘散》和《天火》。《随风飘散》讲的是小男孩儿格拉的经历，背景是外地人来到机村大肆砍伐森林资源。《天火》以1967年前后康巴地区的小村庄机村为对象，通过对当时政治环境、宗教信仰和人物心理的逼真描绘，将一场森林之火、生态之火与意识形态之火有机地联系起来，小说既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反思特点，同时从生态意义上来看亦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生态小说。红色革命到来之前的机村，虽然保留着藏民地区传统而落后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但人与自然之间却是和谐的，巫师多吉率领着小村的人们聆听神灵们的指示，对神灵们的顶礼膜拜和虔诚昭示着机村人虽愚昧却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不自觉的生态行为。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传遍了整个机村时，原始、质朴的生活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不顾生态环境的恶性发展方式。在“人定胜天”时代精神的指引下，机村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究竟是在政治气氛的引诱下，向自然攫取更多，还是保留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活方式？汹涌而来的意识形态导致机村的人们发生了阵营的变化，一部分人如多吉依然保留着人与自然对话的生活方式，却逐渐为当权者不容，最后被迫逃亡直至死亡；另外一部分人则是积极地向政治教条靠拢，如索波，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一部分人则在时代的激进潮流中逐渐地感觉惶惑、犹疑，只是随着事态的迅速起落其内心深处深藏许久的对自然的崇敬才逐渐涌上心头，如格桑旺堆。作为天人合一象征的多吉最终失败而由天火焚化，暗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决裂。森林烈火中燃烧的既是多吉的肉体，更是宣布了其尊崇自然的努力与新时代的格格不入。“天火”具有多重含义：一是指发生在机村的一场森林大火，因为火灾起因不明，意味着天然之火；二是指自然之火，“天”在这里具有自然之意，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破裂之后，人类面对自然的尴尬处境；三是指意识形态在人们心中所点燃的征服自然的疯狂之火。在革命浪潮席卷而来之前，机村人过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与神对话的生活。他们就像小说开头写到的巫师多吉一样虔诚地信奉着万物之神，自己从事与自然相关的活动前（例如烧荒）都会首先聆听自然的暗示。在人祈求自然保佑的同时，自然也无私地回馈着人类，多吉们每次烧荒之后粮食增产植物疯长。然而，外来的汉人们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则无视这一传统，人与神灵的沟通被视为迷信，他们不断派人到森林里查看矿石、毁林开荒，往日宁静的自然在马路开通和机器轰鸣之中被惊醒了。而这一切说到底是人向自然无限度的索取必然导致的自然与人长期和谐关系的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森林之火更多地带有了象征的意味。从根本意义上说，“‘天火’是指发生在机村的一场森林大火，是由于人们在‘人定胜天’的旗帜下对森林实施掠夺性砍伐、掠夺性索取、掠夺性开掘而导致生态失去平衡所酿成的人间悲剧，是自然界在惨遭人类蹂躏之后对人类实施的自戕式报复，‘天火’以毁灭自身为代价的悲壮方式表达自己最后的愤怒。”［7］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意志，在火红的革命年代里得到了正大光明的张扬，疯狂向自然开战的行为反而得到鼓励，“老经验说，一亩地长不出一万斤麦子，但形势说可以”。形势迫使人们愈加疯狂，征服自然的行为一旦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支持往往变得更加不可理喻。人与“天火”的矛盾在色嫫措湖的消失中达到了高潮。面对熊熊大火逼近机村，灭火指挥部决定炸毁色嫫措以水灭火，从而防止机村的厄运。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举动事实上已经违背了自然的意志。当唯意识形态马首是瞻的人类中心主义到达登峰造极地步的时候，也是人们丧失理智陷入疯狂的时候，任何看来荒谬的事情顿时都有了充足的理由。本来意在惩罚人类造成生态破坏的“天火”，自然难以容忍人类变本加厉的胡作非为。为了阻止人类的疯狂继续，湖水突然离奇地消失：“被火焰照得通红的湖水中央，起了一个旋涡。这个旋涡由小到大，由快到慢，把水面上密密的死鱼，甚至还有通明的火光都一下吸到了深处。”在人已完全丧失与生态和谐共存的局面后，自然不惜以自戕的方式拒绝与疯狂人类的同流合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自然倔犟而高贵的一面以及人类在毁灭自然过程中付出的惨痛代价。小说结尾，曾经的狂热分子索波与多吉毛驴之间的亲密接触，形象地告诫人们：只有倾听生态的召唤，人类才能走向自身的完善。
三、疏离自然：生态表层下的精神病症
现代社会，物质世界逐渐占据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于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自然的剥离和精神活力的丧失。这种丧失“既包含人与自然对立的意味，又可以说是人自身的原始生命力与生命的物质外壳越裹越厚而生命冲动越来越少的现代人之间的对立。”［8］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舒适，交通工具越来越便利，信息越来越快捷，但是人们的精神却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因为疏离自然而导致难以排遣的苦闷、孤独、无助甚至绝望。
现代化之前的人们，通常能够与充满活力的自然进行随时随地的交流，得到亲近自然的机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感觉自然的阳光。但是这种情况在步入城市后逐渐消失，人们不得不面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隔绝之后的软弱、孤独和空虚。陈建功的《放生》将当代都市人疏离自然之后的苦楚、无助和生命力的萎缩揭示得入木三分。老爷子沈天骢住在四合院里，养了一辈子的鸟儿，平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拿着鸟笼到公园里逛逛，聊解疏离自然的苦闷。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到后来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早先的四合院终于拆迁，沈老爷子不得不搬到了电梯常坏的高楼大厦，从此他与公园、老友们的接触也稀少起来。最后连喂养多年的画眉也因为食物匮乏而不得不放生，可是放生之后的鸟儿在钢筋水泥之中还有生存的空间吗？面对愈加彻底的与自然的隔离，沈天骢的精神逐渐萎缩。叶楠的《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中的猎手们在原始森林全部被砍伐以后，声音开始喑哑，再也没有了以往那种欢乐的气氛，个个变得脾气暴戾，猎队成了随时爆炸的火药桶。阿成的《小酒馆》里，无物可猎的爷们整日聚在小酒馆里赌博，精神不振地虚度生命。王艾的《我和松鼠的故事》则聚焦于城市中松鼠的生存状态，并通过这一城市中自然生命的逐渐消失表达了自己对松鼠脆弱生命的怜惜、对远离自然的都市人愈演愈烈的自我封闭的批判。一年的劳累之后，“我”为拯救城市松鼠的努力宣告失败，最后寂寞地离开，并且“不会再来了”。在无情的现实力量的逼迫下，“我”最终和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接受疏离自然的生活，尽管心中涌动着无尽的苦闷和孤独。
贾平凹的《怀念狼》揭示的也是人与自然疏离后的精神世界。小说讲述的是“我”和作为原捕狼队队长的舅舅傅山、原捕狼队队员烂头三人一起负责普查商州的狼的现状。商州地区仅仅剩下的15只狼，一路上不断地与“我们”相遇，然后不断地被捕杀。当狼在商州灭绝之后，人开始变得和狼一样凶狠成性不可理喻。小说中回忆了有关老县城为狼灾毁灭的历史，昔日狼群为患之时也是人类面临生存考验的时刻。而今，当人与狼的力量对比完全掉转过来的时候，人类的精神状态同样成为一大难题。人与狼的冲突及其关系的变化，是整部小说的主线，二者之间的冲突，也正昭示了人类生态的现状。虽然有着对狼祸令人恐怖的印象，但是作者其实仍然是站在生态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争斗的—狼群为祸固然是生存灾难，灭绝了对手之后的人类也逃脱不了寂寞的命运；狼既是人类的对手，但在生存的空间与历史中它更是人类的朋友。没有了其他种类的共存，人类终于不可避免地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他们行为怪异，脾气火暴，平时不多言语，却动不动就发狂，龇牙咧嘴地大叫，不信任任何人，外地人凡是经过那里，就遭受他们一群一伙的袭击，抓住人家的手、脚、身子的什么部位都咬。”“《怀念狼》的本真意义在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留恋，体现着作者对于人的生存方式与现实境遇的思索，在这里，狼既是人的生存的对应物，又是和谐本身。”［8］这里所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不否认狼祸的存在；但从根本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狼的存在，人类才能坚毅、奋发地生存下去，作为对应物的狼及其所代表的自然生态才是促进人类不断繁衍、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外在的动力减弱直至消失的时候，人便处于一种失去了生命参照、陷入生命力恐慌的状态。狼的消失意味着人没有了观照自身的对手，没有了外在的动力，甚至连自身存在的验证方式都成为疑问。狼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的是整个自然，没有狼就象征着自然的毁灭与人的无家可归，人类的身份顿时变得可疑。小说中的傅山形象格外耐人寻味。作为曾经的捕狼英雄，傅山的精神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他一方面从理智上接受了狼正面临灭绝的生态现实，并且还成为了生态保护委员会的成员，负有护狼的责任；但同时，作为猎人的本能和惯性又使他陷入巨大的挣扎中，面对自己生命力的日益萎缩、昔日朋友的责难，他终于一次次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在陪“我”普查狼的过程中射杀了商州地区仅存的狼。小说逼真地表现了作为人类中心主义象征的傅山在面对狼时的微妙心态。在护狼的日子，他忍受着别人的责难，自己也因为生活的无聊而患上了软脚病。只有在猎杀狼的瞬间，傅山的生命伟力顿时焕发出来，风采依然。问题是，作为对手的狼的永远消失，也暗含了傅山的生命昂然不过是昙花一现，“往后的日子里，要活着，活着下去，我们只有心里有狼了”。这是人类命运的一个缩影和悲哀。
无论是小说中的“我”还是傅山、大熊猫研究基地的专家们，他们都面临着人与狼（自然）关系的疏离和断绝。从某种意义上看，傅山正是处于这种痛苦转变的煎熬过程中。他的护狼，抑制住了他生命中曾经的奔放和自由。傅山之所以杀狼，正是他试图摆脱这种精神的困扰，重新获得自己存在价值的证明，找回身处自然之中的畅快。至于大熊猫繁殖基地的存在，也不过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作为人类对立物之一的自然中其他生命在现代社会的难以生存，自然正在走向衰落，人类的命运审判也为期不远。小说中写道：“猎人们都患上了病，莫明其妙的怪病：人极快地衰老和虚弱，精神恍惚”，“四肢肌肉萎缩，形状像个蜘蛛”。在这种命运面前，有的生不如死，有的完全虚弱下去，有的则试图通过偷猎来缓解症状。人与自然完全割裂之后的世界，是如此的恐慌，现代文明的发展终于还是不能免除人的精神末日的到来。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多，人的科学技术水准也越来越高，人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大，人对其外部世界的改造也越来越普遍、深刻。于是渐渐地造成了这样的局面：社会越进步，距离自然就越远；人改造自然的水平越高，社会发达的程度就越高，人类历史的进程似乎就是在这样一条直线上不停地向前迈进的。”［4］105这似乎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发展之痛—固守纯朴而简陋的生活既不现实，追求现代的舒适生活似乎又难以避免时代的精神阵痛。这种发展不可承受之痛在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展现。作家们从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密切关系入手，通过一个个看似荒诞实则别有深味的故事传达自己对时代症候的体认。他们从生态的基点出发，或对人类永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发出绝望的诅咒，或对意识形态挤压下违背生态的行为进行批判，或对远离自然的人类表现出的精神委蘼忧心忡忡，在对整个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系统的认识和体察过程中，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完成了对失却自然和谐之后的人类社会、精神状况窘境的淋漓尽致的抒写，在一幅幅灾难性的叙述中表达了身处其中的人们挥之不去的末世惶惑和毁灭性预感。而正是这逼真的生态图景，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所处的阶段与境况，生态文学的预警才不至成为杞人忧天式的担忧。
［关键词］生态小说；当代中国；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个人生活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98-05
在当代世界，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现实，而更为严重的是，自然生态的失衡正在潜移默化地渗透至人的精神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在经济社会时代无限膨胀，奴役、消费自然中一切生命和事物的贪婪与精神病态迅速蔓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在远离自然的同时，精神的衰微与病态已经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阿尔贝特·施怀泽认为：“我们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的发展”，“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1］。荒废的结果表现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沉沦，道德伦理的丧失和暴殄天物、畸形消费的盛行。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界面临的一场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敏感的生态小说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态的痼疾，通过小说集中揭示出生态危机在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精神创伤和困扰人们的时代症候。
一、消费主义阴影下的环境危机
在当代中国，消费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消费的份额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人们判断自身存在的程度。消费中心主义的观念既是经济学家眼中进步的标志，又是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重要源头。消费至上的行为，不仅会增加资源开发、利用的压力，而且会产生过多的垃圾，加剧地区环境污染，给自然生态带来极大的破坏。洛捷的《独霸猴》、胡发云的《老海失踪》、莫言的《酒国》等正是描写人们畸形消费给环境带来严重后果的生态小说佳作。在《独霸猴》中，作者敏锐地发现了畸形消费主义对动物的毁灭性和对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独霸猴在人类大肆砍伐森林和被人们捕猎后数量锐减，因此却成为人们更加趋之若鹜的“佳肴”。作者将畸形消费涂炭生灵、湮灭人性的恐怖场景进行了详尽的揭示。那些暴富的大款们吃腻了山珍海味之后，开始向自己邻近的物种张开贪婪的大口。他们在对猴子干巴、红烧小炒猴子肉丧失趣味之后，开始了残忍的屠杀活猴取食——将活猴的头盖骨平削，猴脑便“洁白如同水豆腐似的显露出来”，此刻的食客们非但没有灵魂的战栗，反而津津有味地欣赏猴子的挣扎，和陪酒女郎打情骂俏。在《老海失踪》中，记者老海详细记录了人们对乌猴的残酷猎杀，地方政府甚至用乌鸡、乌蛇和乌猴之骨泡成“三乌大补王酒”。而当这一切被曝光之后，畸形消费的阴魂依然萦绕在人们心中：酒厂用乌猴制酒的恶行被揭露之后，不但无益于改变乌猴悲惨的命运，反而促使了“让一些山民全然不把坐牢杀头当回事的天价”的产生；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们，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可能反对滥伐森林，但他们喜爱木制地板。他们会反对乱捕海洋生物，但他们会以吃一顿龙虾大餐而自豪。他们反对大气污染，但他们更愿意坐车而拒绝步行。”
在表现人类向自然贪婪索取、畸形消费的生态小说中，莫言的《酒国》在刻画国人“穷奢极吃”的畸形消费方面相当深刻。对中国嗜吃文化的审视既是莫言对现实的批判、对国民性重塑的焦虑，同时也是对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文化和社会根源的思考。就生态思想而言，《酒国》中对人类的消费主义欲望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示：酒国市吃风昌盛，不仅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应有尽有，领导干部们还流行吃“红烧婴儿”；酒不仅成为市名，生活中的一切都与酒密切相关，从以酒命名的大学、研究所到酒专业的博士，从为下酒而研发新的食品到吃全驴宴、肉孩宴等等。酒在小说中成为了一个整体意象，即便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以及场景都是虚构的，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体验、社会心理和思想病态却是与现实惊人地吻合。小说中关于吃的描写触目惊心：在全驴宴上，有驴肉做成的十二道冷盘，从驴肚、驴肝、驴心、驴肠、驴肺到驴舌、驴唇等各个器官，并且还畸形地拼成一朵莲花的形状以获得口、眼的畸形审美效果；还有清蒸驴脑、金鞭驴尾、走油驴肠、参煨驴蹄等组成的热菜，甚至还有用公驴和母驴性器官组成的拼盘，并美其名曰“龙凤呈祥”。最令人发指的是，在吃腻了这些异类动物之后，人类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同类尤其是小孩身上。在“红烧婴儿”这道菜中，“那男孩儿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流着香喷喷的油，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憨态可掬。他的身体周围装饰着碧绿的菜叶和鲜红的萝卜花……”人们之所以要吃小孩的肉居然是因为他“比牛肉嫩，比羊肉鲜，比猪肉香，比狗肉肥，比骡子肉软，比兔子肉硬，比鸡肉滑，比鸭肉滋，比鸽子肉正派，比驴肉生动，比骆驼肉娇贵，比马驹肉有弹性，比雁肉少青苗气，比鹅肉少糟糠味，比猫肉严肃，比老鼠肉有营养，比黄鼬肉少鬼气，比猞猁肉通俗”。在这番人类消费欲望的白描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是如何将与自己共同生活于地球上的物种作为满足自己食欲的物品，而且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股“解剖体狂欢和感觉狂欢”［2］。有市场自然会催生行动，只要人类毫无节制地猎杀动物、不惜毁灭生态的思想不能停止，那么保护生态的任务就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很显然，作者的批判是有着现实背景的，只是这种批判因为借助了荒诞的故事从而具有了超越现时症候的独特魅力。《酒国》可以看作一则关于人类极度膨胀的消费欲望和精神末日的寓言，正如张磊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文本是荒诞的却是真实的，而现实是真实的但却是荒诞的；文本的真实来源于现实的真实，而文本的荒诞也来源于现实的荒诞。文本与现实形成互证的意义结构，使文本‘反思现实’的价值凸现出来。”［3］
鲁枢元先生在谈到文学艺术与精神生态的关系时认为，拜物化“已经为现代人的心灵生活、精神生活蒙上了灾难深重的阴影。在现代社会中，原本内涵丰富的人，现在已经完全被指代为‘消费者’。”［4］157-158在生产力发达的今天，消费主义的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丧失与自然亲近机会的现代都市人将消费作为了人生的一大目的甚至是主要目的，在疯狂的口、耳、眼、身等的消费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而要使这种虚妄的人类中心主义消除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也注定了生态小说和生态文学的创作任重道远。
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生态灾难
法国思想家特拉西于19世纪初提出了意识形态一词，意思为“观念的科学”。其后，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关问题。曼海姆将意识形态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特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处于这种意识之中的集团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会通过对事实的装饰、掩盖、撒谎等各种手段歪曲真相；一为总体性意义的意识形态，意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5］。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社会群体持久的信念和信仰系统，从而成为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合法化的思想体系”［6］。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阶段，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为了获得永久、稳固的统治秩序和使本阶级、集团的统治合法化，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向社会成员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身处这种意识形态之中，面对既有意识形态的包围，人们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顺从、强化或者质疑、反抗和认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力规约，对置身其中的群体和个体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当代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之中，而当这种意识形态与自然生态发生关联的时候，便常常走向自然生态的对立面。当代生态小说中有不少描写意识形态向自然发出挑战、人们被政治强力裹胁参与到生态破坏行动时的精神状态，代表作有司马言的《麻雀梦》、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阿来的《空山》。《麻雀梦》中对意识形态裹胁下人们精神状态的狂热有着触目惊心的描述。仅仅因为政治领袖的一句话，一座城市乃至全国都掀起了消灭麻雀的运动高潮。成千上万的人上房、上树，敲锣打盆，将全城的麻雀赶得无处可逃。而实际情况却是，麻雀不光吃粮食，还吃更多的害虫。问题是，处于意识形态之中的人们已经无法从生态问题的角度进行独立思考，所能做的仅仅是对自然生命进行一次集体规模的荼毒。《消息不宜披露》则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代表的政府部门在生态问题上的掩饰和恐慌。H市委、市政府在面对肿瘤医院发现的渔场产品存在严重致癌、致病成分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通过对知情人的利诱、打压来遮盖真相。这种对反生态行为的纵容，所折射的正是意识形态对人们健康精神生态的控制和腐蚀，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中，我们发现看似宁静的乡村实际上并不那么安详。这部小说通过一个村庄的毁灭，向人们展示了意识形态高压下的人类对生态的破坏与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惩罚。小说的故事包含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分别是《随风飘散》和《天火》。《随风飘散》讲的是小男孩儿格拉的经历，背景是外地人来到机村大肆砍伐森林资源。《天火》以1967年前后康巴地区的小村庄机村为对象，通过对当时政治环境、宗教信仰和人物心理的逼真描绘，将一场森林之火、生态之火与意识形态之火有机地联系起来，小说既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反思特点，同时从生态意义上来看亦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生态小说。红色革命到来之前的机村，虽然保留着藏民地区传统而落后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但人与自然之间却是和谐的，巫师多吉率领着小村的人们聆听神灵们的指示，对神灵们的顶礼膜拜和虔诚昭示着机村人虽愚昧却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不自觉的生态行为。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传遍了整个机村时，原始、质朴的生活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不顾生态环境的恶性发展方式。在“人定胜天”时代精神的指引下，机村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究竟是在政治气氛的引诱下，向自然攫取更多，还是保留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活方式？汹涌而来的意识形态导致机村的人们发生了阵营的变化，一部分人如多吉依然保留着人与自然对话的生活方式，却逐渐为当权者不容，最后被迫逃亡直至死亡；另外一部分人则是积极地向政治教条靠拢，如索波，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一部分人则在时代的激进潮流中逐渐地感觉惶惑、犹疑，只是随着事态的迅速起落其内心深处深藏许久的对自然的崇敬才逐渐涌上心头，如格桑旺堆。作为天人合一象征的多吉最终失败而由天火焚化，暗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决裂。森林烈火中燃烧的既是多吉的肉体，更是宣布了其尊崇自然的努力与新时代的格格不入。“天火”具有多重含义：一是指发生在机村的一场森林大火，因为火灾起因不明，意味着天然之火；二是指自然之火，“天”在这里具有自然之意，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破裂之后，人类面对自然的尴尬处境；三是指意识形态在人们心中所点燃的征服自然的疯狂之火。在革命浪潮席卷而来之前，机村人过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与神对话的生活。他们就像小说开头写到的巫师多吉一样虔诚地信奉着万物之神，自己从事与自然相关的活动前（例如烧荒）都会首先聆听自然的暗示。在人祈求自然保佑的同时，自然也无私地回馈着人类，多吉们每次烧荒之后粮食增产植物疯长。然而，外来的汉人们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则无视这一传统，人与神灵的沟通被视为迷信，他们不断派人到森林里查看矿石、毁林开荒，往日宁静的自然在马路开通和机器轰鸣之中被惊醒了。而这一切说到底是人向自然无限度的索取必然导致的自然与人长期和谐关系的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森林之火更多地带有了象征的意味。从根本意义上说，“‘天火’是指发生在机村的一场森林大火，是由于人们在‘人定胜天’的旗帜下对森林实施掠夺性砍伐、掠夺性索取、掠夺性开掘而导致生态失去平衡所酿成的人间悲剧，是自然界在惨遭人类蹂躏之后对人类实施的自戕式报复，‘天火’以毁灭自身为代价的悲壮方式表达自己最后的愤怒。”［7］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意志，在火红的革命年代里得到了正大光明的张扬，疯狂向自然开战的行为反而得到鼓励，“老经验说，一亩地长不出一万斤麦子，但形势说可以”。形势迫使人们愈加疯狂，征服自然的行为一旦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支持往往变得更加不可理喻。人与“天火”的矛盾在色嫫措湖的消失中达到了高潮。面对熊熊大火逼近机村，灭火指挥部决定炸毁色嫫措以水灭火，从而防止机村的厄运。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举动事实上已经违背了自然的意志。当唯意识形态马首是瞻的人类中心主义到达登峰造极地步的时候，也是人们丧失理智陷入疯狂的时候，任何看来荒谬的事情顿时都有了充足的理由。本来意在惩罚人类造成生态破坏的“天火”，自然难以容忍人类变本加厉的胡作非为。为了阻止人类的疯狂继续，湖水突然离奇地消失：“被火焰照得通红的湖水中央，起了一个旋涡。这个旋涡由小到大，由快到慢，把水面上密密的死鱼，甚至还有通明的火光都一下吸到了深处。”在人已完全丧失与生态和谐共存的局面后，自然不惜以自戕的方式拒绝与疯狂人类的同流合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自然倔犟而高贵的一面以及人类在毁灭自然过程中付出的惨痛代价。小说结尾，曾经的狂热分子索波与多吉毛驴之间的亲密接触，形象地告诫人们：只有倾听生态的召唤，人类才能走向自身的完善。
三、疏离自然：生态表层下的精神病症
现代社会，物质世界逐渐占据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于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自然的剥离和精神活力的丧失。这种丧失“既包含人与自然对立的意味，又可以说是人自身的原始生命力与生命的物质外壳越裹越厚而生命冲动越来越少的现代人之间的对立。”［8］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舒适，交通工具越来越便利，信息越来越快捷，但是人们的精神却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因为疏离自然而导致难以排遣的苦闷、孤独、无助甚至绝望。
现代化之前的人们，通常能够与充满活力的自然进行随时随地的交流，得到亲近自然的机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感觉自然的阳光。但是这种情况在步入城市后逐渐消失，人们不得不面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隔绝之后的软弱、孤独和空虚。陈建功的《放生》将当代都市人疏离自然之后的苦楚、无助和生命力的萎缩揭示得入木三分。老爷子沈天骢住在四合院里，养了一辈子的鸟儿，平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拿着鸟笼到公园里逛逛，聊解疏离自然的苦闷。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到后来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早先的四合院终于拆迁，沈老爷子不得不搬到了电梯常坏的高楼大厦，从此他与公园、老友们的接触也稀少起来。最后连喂养多年的画眉也因为食物匮乏而不得不放生，可是放生之后的鸟儿在钢筋水泥之中还有生存的空间吗？面对愈加彻底的与自然的隔离，沈天骢的精神逐渐萎缩。叶楠的《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中的猎手们在原始森林全部被砍伐以后，声音开始喑哑，再也没有了以往那种欢乐的气氛，个个变得脾气暴戾，猎队成了随时爆炸的火药桶。阿成的《小酒馆》里，无物可猎的爷们整日聚在小酒馆里赌博，精神不振地虚度生命。王艾的《我和松鼠的故事》则聚焦于城市中松鼠的生存状态，并通过这一城市中自然生命的逐渐消失表达了自己对松鼠脆弱生命的怜惜、对远离自然的都市人愈演愈烈的自我封闭的批判。一年的劳累之后，“我”为拯救城市松鼠的努力宣告失败，最后寂寞地离开，并且“不会再来了”。在无情的现实力量的逼迫下，“我”最终和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接受疏离自然的生活，尽管心中涌动着无尽的苦闷和孤独。
贾平凹的《怀念狼》揭示的也是人与自然疏离后的精神世界。小说讲述的是“我”和作为原捕狼队队长的舅舅傅山、原捕狼队队员烂头三人一起负责普查商州的狼的现状。商州地区仅仅剩下的15只狼，一路上不断地与“我们”相遇，然后不断地被捕杀。当狼在商州灭绝之后，人开始变得和狼一样凶狠成性不可理喻。小说中回忆了有关老县城为狼灾毁灭的历史，昔日狼群为患之时也是人类面临生存考验的时刻。而今，当人与狼的力量对比完全掉转过来的时候，人类的精神状态同样成为一大难题。人与狼的冲突及其关系的变化，是整部小说的主线，二者之间的冲突，也正昭示了人类生态的现状。虽然有着对狼祸令人恐怖的印象，但是作者其实仍然是站在生态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争斗的—狼群为祸固然是生存灾难，灭绝了对手之后的人类也逃脱不了寂寞的命运；狼既是人类的对手，但在生存的空间与历史中它更是人类的朋友。没有了其他种类的共存，人类终于不可避免地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他们行为怪异，脾气火暴，平时不多言语，却动不动就发狂，龇牙咧嘴地大叫，不信任任何人，外地人凡是经过那里，就遭受他们一群一伙的袭击，抓住人家的手、脚、身子的什么部位都咬。”“《怀念狼》的本真意义在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留恋，体现着作者对于人的生存方式与现实境遇的思索，在这里，狼既是人的生存的对应物，又是和谐本身。”［8］这里所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不否认狼祸的存在；但从根本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狼的存在，人类才能坚毅、奋发地生存下去，作为对应物的狼及其所代表的自然生态才是促进人类不断繁衍、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外在的动力减弱直至消失的时候，人便处于一种失去了生命参照、陷入生命力恐慌的状态。狼的消失意味着人没有了观照自身的对手，没有了外在的动力，甚至连自身存在的验证方式都成为疑问。狼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的是整个自然，没有狼就象征着自然的毁灭与人的无家可归，人类的身份顿时变得可疑。小说中的傅山形象格外耐人寻味。作为曾经的捕狼英雄，傅山的精神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他一方面从理智上接受了狼正面临灭绝的生态现实，并且还成为了生态保护委员会的成员，负有护狼的责任；但同时，作为猎人的本能和惯性又使他陷入巨大的挣扎中，面对自己生命力的日益萎缩、昔日朋友的责难，他终于一次次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在陪“我”普查狼的过程中射杀了商州地区仅存的狼。小说逼真地表现了作为人类中心主义象征的傅山在面对狼时的微妙心态。在护狼的日子，他忍受着别人的责难，自己也因为生活的无聊而患上了软脚病。只有在猎杀狼的瞬间，傅山的生命伟力顿时焕发出来，风采依然。问题是，作为对手的狼的永远消失，也暗含了傅山的生命昂然不过是昙花一现，“往后的日子里，要活着，活着下去，我们只有心里有狼了”。这是人类命运的一个缩影和悲哀。
无论是小说中的“我”还是傅山、大熊猫研究基地的专家们，他们都面临着人与狼（自然）关系的疏离和断绝。从某种意义上看，傅山正是处于这种痛苦转变的煎熬过程中。他的护狼，抑制住了他生命中曾经的奔放和自由。傅山之所以杀狼，正是他试图摆脱这种精神的困扰，重新获得自己存在价值的证明，找回身处自然之中的畅快。至于大熊猫繁殖基地的存在，也不过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作为人类对立物之一的自然中其他生命在现代社会的难以生存，自然正在走向衰落，人类的命运审判也为期不远。小说中写道：“猎人们都患上了病，莫明其妙的怪病：人极快地衰老和虚弱，精神恍惚”，“四肢肌肉萎缩，形状像个蜘蛛”。在这种命运面前，有的生不如死，有的完全虚弱下去，有的则试图通过偷猎来缓解症状。人与自然完全割裂之后的世界，是如此的恐慌，现代文明的发展终于还是不能免除人的精神末日的到来。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多，人的科学技术水准也越来越高，人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大，人对其外部世界的改造也越来越普遍、深刻。于是渐渐地造成了这样的局面：社会越进步，距离自然就越远；人改造自然的水平越高，社会发达的程度就越高，人类历史的进程似乎就是在这样一条直线上不停地向前迈进的。”［4］105这似乎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发展之痛—固守纯朴而简陋的生活既不现实，追求现代的舒适生活似乎又难以避免时代的精神阵痛。这种发展不可承受之痛在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展现。作家们从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密切关系入手，通过一个个看似荒诞实则别有深味的故事传达自己对时代症候的体认。他们从生态的基点出发，或对人类永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发出绝望的诅咒，或对意识形态挤压下违背生态的行为进行批判，或对远离自然的人类表现出的精神委蘼忧心忡忡，在对整个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系统的认识和体察过程中，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完成了对失却自然和谐之后的人类社会、精神状况窘境的淋漓尽致的抒写，在一幅幅灾难性的叙述中表达了身处其中的人们挥之不去的末世惶惑和毁灭性预感。而正是这逼真的生态图景，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所处的阶段与境况，生态文学的预警才不至成为杞人忧天式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