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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日益强化，这对经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基本理论出发，对我国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内生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提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内生性 货币供给 基础货币 货币乘数
一、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概述
（一）货币供给相关理论
货币供给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向经济中投入或收回货币的行为。货币供给量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为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而维持的货币存量，它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一定时点的负债总额。
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共同决定货币供给量的三大因素。现代经济金融条件下，货币供给机制由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和中央银行发放基础货币、对货币供给进行宏观调控这两个层次构成。基础货币是商业银行存于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再加上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币的总和，它在性质上直接表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通过信用活动来投放基础货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则由中央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变动引起，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进行：再贴现和再贷款，购买政府债券及对财政贷款，购买黄金、外汇。商业银行是二级银行制度下货币供给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货币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载体，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是通过提供活期存款服务、发放贷款等方式来创造货币的。货币乘数是货币供给量相对于基础货币的倍数，即，其中为货币供给总量，是指基础货币，就是货币乘数。货币乘数由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比率、超额准备金比和通货比率共同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无常是不争的事实，它完全取决于支付制度与交易习惯，中央银行无法进行控制，因而不存在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
（二）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书中首次将货币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认为货币是外生性的，并把这一观点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弗里德曼和米什金等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可控性很强，同时对决定货币乘数的因素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他们提出，货币供给是可以被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
然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和金融理论的创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并不是毋庸置疑的。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书中第一次提出内生货币的概念，从债权角度以私人部门的标准来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托宾认为，货币供给主要取决于公众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又由公众的资产偏好决定。因此，货币供给是由包括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活动共同决定的。随着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不再明显，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差异日渐淡化，货币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内部变动，难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从而表现出内生性。以戴维森和温特劳布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和发展，他们以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作为主要命题之一，在货币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依旧比较强大，中央银行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货币调控责任。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在不断增强，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不断减弱。
二、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分析
（一）再贴现及再贷款的内生性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是中央银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最主要的渠道，主要途径是再贴现和再贷款。再贴现和再贷款通过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负债，而商业银行负债的增加使基础货币等额增加。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或者再贷款，那么基础货币也就会相应缩减。
当商业银行要求央行增加再贴现和再贷款时，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运行的稳定，只能按照商业银行的要求增加再贴现和再贷款，由此形成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倒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货币供给开始表现出内生性的特征。其次，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还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社会信用机制还在不断健全，票据贴现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导致我国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的发展非常缓慢，使得基础货币没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这使再贴现及再贷款呈现出内生性的特征。
（二）购买政府债券及对财政贷款的内生性
中央银行无论是直接购买政府债券，还是对财政进行贷款，或者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持有的政府债券增加，都扩大了对财政的资产项目，使财政金库里的存款增加。当支用财政金库里的存款时，财政金库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因此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也就相应增加。这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对财政的资产业务，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得到增加，从而使基础货币也相应增加。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在我国，这一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不能被有效的发挥出来，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1年以下的短期政府债券的数量非常少，适合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不多，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对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利用。第二，由于央行自身所持有的债券也十分有限，使得基础货币难以像金融理论指出的那样通过逆回购业务来收回，导致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受到限制。最后，国债被国有银行视为优质资产，虽然这些国有银行持有大量国债，但出于盈利性目的的考虑，他们不愿将这些国债出售给中央银行，这就使得公开市场交易受到限制，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三）购买黄金、外汇的内生性
通过收购黄金和外汇，中央银行可以增加外汇储备，形成自身的资产。如果中央银行向居民或企业直接收购黄金和外汇，则一方面会使通货投放增加，另一方面会增加居民或企业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从而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如果中央银行直接向商业银行收购黄金和外汇，则会直接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增加。不管是中央银行向居民或企业直接收购黄金和外汇，还是中央银行直接向商业银行收购黄金和外汇，都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和外汇，则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减少。 外汇占款是通过下面的传导机制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当外汇占款减少时，中央银行会相应地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减少。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外资不断流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使得汇率的影响逐渐加大。为了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满足金融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中央银行不得不购入大量的外汇，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必须发放更多的基础货币使得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得到强化。综上所述，中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中央银行可以控制基础货币，但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进程的不断推进，互联网金融使电子货币、金融衍生产品和虚拟资产等新型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中央银行将逐渐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
三、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是中央银行决定货币供给的三大因素之一。
狭义货币供给的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活期存款与现金的和除以商业银行准备金与现金的和。通过进一步分解，狭义货币供给的货币乘数还可以表示为，其中，和分别表示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表示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广义货币供给，其中T为定期存款。由此可知，通货比率、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比率、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等变量共同决定货币乘数。其中，公众行为决定通货比率和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商业银行决定超额准备金比率，而中央银行只决定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这说明，狭义的货币乘数和广义的货币乘数都不能由中央银行完全决定，货币乘数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特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都是不停波动的。在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各种存款的，并非单就活期存款而言。影响现金比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利率水平、财富水平、收入和信用状况、支票和信用卡的使用程度以及地下经济状况等。我国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比率的波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整体趋势较为平稳，受利率变动的影响较弱，它的波动主要是由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超额准备金率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对于资金的风险收益及成本的权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乘数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无法直接控制，也就是说，我国的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的特征。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流通速度是指单位货币用来购买经济中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平均次数。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费雪提出著名的现金交易方程式，对货币流通速度做出了说明。现金交易方程式的含义是：流通中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价格水平和总产出水平的乘积。费雪认为，在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很小，因此可以看作是外生性的。在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庇古根据马歇尔的观点，提出了现金余额数量说和剑桥方程式，分析了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动机，认为现金余额的变化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因素。剑桥方程式指出：货币量等于货币量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最终产品和劳务价格水平和实际国民收入三者的乘积。此外，凯恩斯提出流动偏好理论，将公众持有货币的动机划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三种，认为货币流通速度随着利率的变动而波动。
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它与经济增长率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虽然年度变化很大，但有逐年稳定的趋势。
五、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政策启示
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我国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使虚拟资产和电子货币在金融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放的经济环境也使货币的自由兑换成为可能。所有的这一切，都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使传统的货币调控政策面临挑战。通过前文的分析，对此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实施与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宜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协调的货币供给。相比于直接货币政策，间接货币政策是以市场为基础运行的，更能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率提高，更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另外，央行在调控货币供给时，应使货币供给的增长保持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相互协调，除了要在数量上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更要在结构上满足经济良性发展的要求。
第二，培育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目前，中国缺乏维持金融秩序和货币供给的有效机制，因此，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借助于中央银行的外部调控。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货币供给的内在稳定机制对金融体系的完整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所以，积极建设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意义重大。
第三，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货币的外延日益扩大，各种虚拟资产和电子货币相继出现，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应积极利用利率的中介作用，当务之急就是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此外，要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放宽目标汇率波动幅度，充分发挥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
最后，实行多元化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强化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政府不得不实行多元化的宏观经济政策。面对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仅仅依靠减少或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无济于事的，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应采取多元化的经济政策，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等结合起来，同时采取适宜的产业政策以及结构性调整等长期性的政策，促使经济恢复正常。
总之，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创新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不断强化，导致国家各项传统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不断根据我国最新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状况调整各项政策，保证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内生性 货币供给 基础货币 货币乘数
一、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概述
（一）货币供给相关理论
货币供给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向经济中投入或收回货币的行为。货币供给量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为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而维持的货币存量，它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一定时点的负债总额。
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共同决定货币供给量的三大因素。现代经济金融条件下，货币供给机制由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和中央银行发放基础货币、对货币供给进行宏观调控这两个层次构成。基础货币是商业银行存于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再加上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币的总和，它在性质上直接表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通过信用活动来投放基础货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则由中央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变动引起，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进行：再贴现和再贷款，购买政府债券及对财政贷款，购买黄金、外汇。商业银行是二级银行制度下货币供给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货币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载体，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是通过提供活期存款服务、发放贷款等方式来创造货币的。货币乘数是货币供给量相对于基础货币的倍数，即，其中为货币供给总量，是指基础货币，就是货币乘数。货币乘数由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比率、超额准备金比和通货比率共同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无常是不争的事实，它完全取决于支付制度与交易习惯，中央银行无法进行控制，因而不存在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
（二）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书中首次将货币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认为货币是外生性的，并把这一观点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弗里德曼和米什金等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可控性很强，同时对决定货币乘数的因素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他们提出，货币供给是可以被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
然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和金融理论的创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并不是毋庸置疑的。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书中第一次提出内生货币的概念，从债权角度以私人部门的标准来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托宾认为，货币供给主要取决于公众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又由公众的资产偏好决定。因此，货币供给是由包括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活动共同决定的。随着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不再明显，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差异日渐淡化，货币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内部变动，难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从而表现出内生性。以戴维森和温特劳布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和发展，他们以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作为主要命题之一，在货币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依旧比较强大，中央银行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货币调控责任。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在不断增强，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不断减弱。
二、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分析
（一）再贴现及再贷款的内生性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是中央银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最主要的渠道，主要途径是再贴现和再贷款。再贴现和再贷款通过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负债，而商业银行负债的增加使基础货币等额增加。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或者再贷款，那么基础货币也就会相应缩减。
当商业银行要求央行增加再贴现和再贷款时，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运行的稳定，只能按照商业银行的要求增加再贴现和再贷款，由此形成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倒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货币供给开始表现出内生性的特征。其次，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还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社会信用机制还在不断健全，票据贴现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导致我国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的发展非常缓慢，使得基础货币没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这使再贴现及再贷款呈现出内生性的特征。
（二）购买政府债券及对财政贷款的内生性
中央银行无论是直接购买政府债券，还是对财政进行贷款，或者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持有的政府债券增加，都扩大了对财政的资产项目，使财政金库里的存款增加。当支用财政金库里的存款时，财政金库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因此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也就相应增加。这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对财政的资产业务，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得到增加，从而使基础货币也相应增加。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在我国，这一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不能被有效的发挥出来，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1年以下的短期政府债券的数量非常少，适合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不多，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对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利用。第二，由于央行自身所持有的债券也十分有限，使得基础货币难以像金融理论指出的那样通过逆回购业务来收回，导致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受到限制。最后，国债被国有银行视为优质资产，虽然这些国有银行持有大量国债，但出于盈利性目的的考虑，他们不愿将这些国债出售给中央银行，这就使得公开市场交易受到限制，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三）购买黄金、外汇的内生性
通过收购黄金和外汇，中央银行可以增加外汇储备，形成自身的资产。如果中央银行向居民或企业直接收购黄金和外汇，则一方面会使通货投放增加，另一方面会增加居民或企业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从而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如果中央银行直接向商业银行收购黄金和外汇，则会直接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增加。不管是中央银行向居民或企业直接收购黄金和外汇，还是中央银行直接向商业银行收购黄金和外汇，都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和外汇，则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减少。 外汇占款是通过下面的传导机制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当外汇占款减少时，中央银行会相应地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减少。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外资不断流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使得汇率的影响逐渐加大。为了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满足金融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中央银行不得不购入大量的外汇，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必须发放更多的基础货币使得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得到强化。综上所述，中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中央银行可以控制基础货币，但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进程的不断推进，互联网金融使电子货币、金融衍生产品和虚拟资产等新型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中央银行将逐渐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
三、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是中央银行决定货币供给的三大因素之一。
狭义货币供给的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活期存款与现金的和除以商业银行准备金与现金的和。通过进一步分解，狭义货币供给的货币乘数还可以表示为，其中，和分别表示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表示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广义货币供给，其中T为定期存款。由此可知，通货比率、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比率、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等变量共同决定货币乘数。其中，公众行为决定通货比率和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商业银行决定超额准备金比率，而中央银行只决定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这说明，狭义的货币乘数和广义的货币乘数都不能由中央银行完全决定，货币乘数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特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都是不停波动的。在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各种存款的，并非单就活期存款而言。影响现金比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利率水平、财富水平、收入和信用状况、支票和信用卡的使用程度以及地下经济状况等。我国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比率的波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整体趋势较为平稳，受利率变动的影响较弱，它的波动主要是由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超额准备金率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对于资金的风险收益及成本的权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乘数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无法直接控制，也就是说，我国的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的特征。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流通速度是指单位货币用来购买经济中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平均次数。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费雪提出著名的现金交易方程式，对货币流通速度做出了说明。现金交易方程式的含义是：流通中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价格水平和总产出水平的乘积。费雪认为，在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很小，因此可以看作是外生性的。在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庇古根据马歇尔的观点，提出了现金余额数量说和剑桥方程式，分析了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动机，认为现金余额的变化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因素。剑桥方程式指出：货币量等于货币量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最终产品和劳务价格水平和实际国民收入三者的乘积。此外，凯恩斯提出流动偏好理论，将公众持有货币的动机划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三种，认为货币流通速度随着利率的变动而波动。
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它与经济增长率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虽然年度变化很大，但有逐年稳定的趋势。
五、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政策启示
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我国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使虚拟资产和电子货币在金融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放的经济环境也使货币的自由兑换成为可能。所有的这一切，都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使传统的货币调控政策面临挑战。通过前文的分析，对此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实施与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宜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协调的货币供给。相比于直接货币政策，间接货币政策是以市场为基础运行的，更能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率提高，更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另外，央行在调控货币供给时，应使货币供给的增长保持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相互协调，除了要在数量上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更要在结构上满足经济良性发展的要求。
第二，培育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目前，中国缺乏维持金融秩序和货币供给的有效机制，因此，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借助于中央银行的外部调控。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货币供给的内在稳定机制对金融体系的完整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所以，积极建设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意义重大。
第三，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货币的外延日益扩大，各种虚拟资产和电子货币相继出现，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应积极利用利率的中介作用，当务之急就是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此外，要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放宽目标汇率波动幅度，充分发挥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
最后，实行多元化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强化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政府不得不实行多元化的宏观经济政策。面对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仅仅依靠减少或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无济于事的，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应采取多元化的经济政策，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等结合起来，同时采取适宜的产业政策以及结构性调整等长期性的政策，促使经济恢复正常。
总之，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创新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不断强化，导致国家各项传统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不断根据我国最新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状况调整各项政策，保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