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魂之夜

　　2019年秋季，在我发布第一本书的前一天晚上，我在迈阿密附近的一家书店参加完读书活动后独自开车回家，在后视镜里看到了闪光灯。当时是工作日晚十点以后，路上几乎没有车。
　　我没有超速，没有喝酒，没有违反任何法规。我找不到警察让我靠边停车的理由，除了一条：我正开车路过一个有钱的白人聚集区，而我和我的本田小车过于显眼。在这名警官眼中，我显然不属于这个社区。我开始双手颤抖，心跳加速，我减速停车，迅速找到驾驶证、行驶证和保险证明，等待警察过来。
　　警察过了很久才从他的车里出来。夜幕中，没有其他车辆经过，附近也没有灯光，我坐在自己的车里浑身发抖。遇到警察时，我们这些人会有创伤性应激反应——焦虑、尿急。我们会想，怎样让自己看起来体格更小、危险性更低？怎样让他明白我彬彬有礼、遵纪守法、不会构成威胁？怎样才能活下去？我一只手递出证件，另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我想通过后视镜观察警车，但车灯太晃眼。随后，身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过来，他的手放在腰间的枪套上，迅速掏出手电筒，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白热的灯光照在我脸上，但我确定他已经掏出了枪。

　　人们告诉我要惧怕警察。我在波多黎各的公租房社区长大，警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社区的警察特别多，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我们。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危险的。我们大多是黑色或棕色人种，生来贫穷，因此我们需要管控，不能越界。
　　我们学会了遇见警察绕道走，如果绕不开，就要紧紧握住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体、家园和空间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他们。
　　我从小就听说过雷伊·埃尔奇诺的故事，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被警察杀死了。邻居说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拖走，人们绝望地看着他被殴打，哀求警察住手。然后，警察朝他腹部开了两枪，把他扔进后备箱，他流血致死。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1984年，在我们街巷长大、后来成为国际知名萨尔萨舞者的佩德罗·康加发行了单曲《雷伊·埃爾奇诺》，这首歌开头便是两声枪响。
　　我不记得在迈阿密的那天晚上我对警察说了什么。他问我是否住在附近，还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该如何向他解释我是一名作家，刚对一群陌生人朗读了我书中的内容？他会相信我吗？我差点尿裤子，但强忍住了。我想到我的母亲此时应该睡着了，由于读书会差点迟到，她给我发的语音消息我还没有回复。
　　警察相信了我的话，因为他对我说晚安，然后开车离开了。而我还坐在车上喘息、颤抖。

艰难处境

　　我是一名波多黎各黑人女性，因为母亲是白人，所以我的肤色比较浅，很多人认为我不是黑人。迈阿密人口中拉丁裔白人居多，那个白人警察看到我时不觉得我是黑人，因此认定我不危险。但如果他认为我是黑人，可能就会觉得我构成了威胁，那么我可能就无法回家。在那种情况下，也许我颤抖的双手和难以自控的身体足以让他认为我是个令人害怕、需要管制的人。幸运的是，那天晚上，警察没有对我开枪，我被放走了，虽然浑身颤抖，但我还活着。
　　我是一个白人女性的黑人女儿，这意味着我的家族中既有殖民者，也有被殖民者，这种暴力流淌在我的血液中，出现在我的脸庞上。
　　在美国，无论人们是否认为我是黑人，我都是一个被种族化的人：我是拉丁裔，我的母语是西班牙语，我说话有口音。我是一名女同性恋者，我的未婚夫是一名变性白人。我们一年中部分时间在加拿大度过，因为我的伴侣不是美国公民，我们必须想办法对付复杂、昂贵、繁琐的美国移民制度。疫情期间，边境关闭、旅行禁令和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从3月14日起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伴侣，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相见。

　　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系统性种族主义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对种族歧视的姑息，他们如何受益于压迫制度，又能如何加入黑人解放运动并为性少数群体争取权利。

　　同性恋人的身份让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场谈判。蒙特利尔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度很高，因此在那里公开我们的同性恋身份相对安全。我们可以在公共场合牵手，我的伴侣不用担心在公共卫生间会遇到什么人，因为我们在蒙特利尔去过的几乎所有地方都随处可见同性恋者和变性者，但在这些地方，我总是唯一的有色人种。而在迈阿密，混迹在拉丁裔人群中常常意味着不得不与排斥同性恋、变性人和黑人的人打交道。

　　自从公开与变性伴侣的恋情后，我才知道像使用公共卫生间这些事甚至活着本身就能令人窒息。我们在美国一起旅行，在州际公路加油站加油，甚至在宾馆订房都是糟心的经历。过机场安检时，工作人员总是弄错我伴侣的性别，让他接受摸身检查。在商场试衣服或寻找对同性恋人群友好的理发店和医生，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我的伴侣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每进入一个场所都要担心自己是否安全。在迈阿密，我们在街上同行或在地铁上牵手时常常会有陌生人盯着看，也有人出言不逊。我的伴侣不止一次在公共更衣室被攻击——有一次，他遭到一群少女的暴力殴打，还有一次，一群女人要求他露出阴部。我们担心谁在偷看，谁在卫生间隔间外等待。他独自出门时，我总是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他身旁怎么办？或者我在他身旁但无能为力怎么办？

曙光在望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的家人从波多黎各来到了迈阿密。父亲坚信他能通过工作让我们摆脱贫困，他的孩子们能上学，会有医保，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坚信我们是安全的。
　　但事实是，我们有些人一直处于危机中，从未感到安全，疲于应对存在于我们家中、职场和校园的权力体系与压迫行为，因此我们对于上一次总统选举结果并不惊讶。虽然部分美国人在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甚至在今年五月（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才认识到美国的现实，但我们这些人从出生以来早就认清了。
　　近几个月来，我们有些人“被针对”的感觉愈发强烈。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越来越多黑人被杀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无数抗议者遭到催泪弹和子弹的攻击，或者被殴打、在警察局失踪或死亡。3月11日，26岁的非裔美国人布伦纳·泰勒身中八枪，杀死她的警察还没有被逮捕。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一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著名作家发表文章为跨性别恐惧症的推文撑腰;特朗普政府撤销了对跨性别人群的卫生保护政策;跨性别黑人女性一个接一个惨遭杀害。有时候，这真令人无法承受。
　　6月15日这一天，我坐在家里和我的伴侣视频通话，与此同时，我还在等待最高法院关于《民权法》第七条的决定，该条例保护劳动者免受性别歧视。上午十点刚过，我看到了新闻：最高法院认定，以同性恋或跨性别为由解雇员工有违《民权法》第七条。我泪流满面地躺在沙发上，不知所措。听到好消息的感觉很奇怪，但我如释重负。
　　我们一直处于危机之中。黑人女性和黑人性少数群体引领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与黑人解放运动齐头并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议各种形式的压迫。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系统性种族主义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对种族歧视的姑息，他们如何受益于压迫制度，又能如何加入黑人解放运动并为性少数群体争取权利。
　　解放运动声势渐长，从街头来到教室、会议室、法庭和人力资源部门，再波及到出版、传媒、影视、零售以及食品和服务等行业。在全世界的注视下，美国正在发生变化，选举日就要来了。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