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捐赠:侨资性大学办学资源多样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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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量利用社会捐赠是侨资性大学创办和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特色。在多渠道筹集办学资源已经成为国内高校必然选择的现实情况下,侨资性大学利用社会捐赠的实践更加值得参考和借鉴。文章总结了侨资性大学利用社会捐赠的实践经验,从捐赠人、政府、侨资性大学三个维度提出了改进社会捐赠工作的对策建议,借以探索我国高校多样化资源筹措新机制。
  [关键词]侨资性大学 社会捐赠 办学资源 多样化
  [作者简介]张义廉(1981- ),男,安徽寿县人,宁波大学团委副书记,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浙江 宁波 315211)
  [课题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资源获取与国家责任:侨资性大学的办学特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BIA080030)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0)18-0014-02
  
  侨资性大学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创办和发展都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倾力资助有着密切的关系。侨资性大学利用自身的特殊优势,积极争取以海外华侨华人为主的社会捐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校办学资源的不足,侨资性大学也成为国内高校多样化筹集办学资源的先行者。
  一、侨资性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资源多样化的历史开端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不同,我国高等教育经费习惯上由国家统一拨付,高等学校办学资源的来源比较单一。侨资性高校的出现深刻改变了这一现象,大批杰出的华人华侨捐建、捐助高等学校的义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资源多样化的历史开端。
  侨资性大学的创办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背景下激发的高尚的民族情怀,促使广大华人华侨中的精英巨子把大量资产捐赠给民族的教育事业。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一心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培养人才,其“不要大厦、宁要厦大”的义举,成为海外华人华侨“爱国爱乡、重教兴学”精神的生动写照。1958年重建于广州的暨南大学、1960年创立的华侨大学,都致力于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归国的广大华侨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从创办伊始就得到了海内外华侨的大力资助。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等教育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需求旺盛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明显,于是李嘉诚、包玉刚、吴庆星等卓越的华侨领袖纷纷捐资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兴办或助建了汕头大学、宁波大学、仰恩大学、五邑大学,为改革开放中的高等教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应该说,在每一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在高等教育资源面临严重匮乏的时候,都有大量华人华侨倾囊捐赠,成为高等教育办学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办学资源多样化的重要力量。
  二、侨资性大学利用社会捐赠的实践与经验
  侨资性大学创立后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大力支持。时至今日,几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仍然受到了他们的极大关注。仰恩大学的办学经费全部由仰恩基金会统筹解决,汕头大学每年4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李嘉诚教育基金会的捐赠,宁波大学近10年捐赠收入占办学总经费的比重平均约为4%。可见,捐赠收入已经成为侨资性高校办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利用侨资捐赠工作中的一些有益实践和经验,在高等教育办学资源来源多元化的时代趋势下,值得其他普通高等学校思考、借鉴。
  1.侨资性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的类型与方式。纵观侨资性大学利用侨资捐赠的历史,接受捐赠资源的型态多种多样,从普通的财、物到未来时间的承诺捐赠,从传统意义上的捐赠到借助于现代金融工具衍生出的“捐赠与投资相结合”的捐赠方式等,充分体现了“尊重捐赠人意愿”和“灵活创新”的原则。从具体形态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现金。现金是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捐赠渠道。汕头大学、宁波大学等几乎所有的捐赠都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2)非现金有价证券和其他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古董字画、个人住房等。(3)遗赠。即捐赠人去世后将全部或部分遗产捐赠给指定高校。(4)利用现代金融工具设计的其他捐赠方式。侨资性大学在利用社会捐赠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典型”的捐赠方式,如捐赠者捐赠一笔资金,但是在若干年内仍然可以享受这笔资金的收益,在约定享受收益期过后,捐赠资金才完全归校方所有。
  2.侨资性大学社会捐赠的使用。从使用方向上来分,捐赠资源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捐赠者指定用途的捐赠,即限制性捐赠,这种捐赠占捐赠的比例较大;另一种是捐赠者没有指定捐赠资金用途的捐赠,即非限制性捐赠。限制性捐赠一般是用于研究经费支持、设施设备和场地的建设与维护以及土地和建筑物、实验室仪器设备、各种奖学金等的支出。”①在我国几所侨资性大学中,汕头大学和仰恩大学因为基金会很大程度上参与学校日常管理,因此来自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往往可以认同为指定用途的限制性捐赠。其他几所学校的社会捐赠中限制性和非限制性捐赠均非常常见。在社会捐赠资源的具体使用过程中,侨资性高校都非常注重对捐赠者意愿的充分尊重,严格按照捐赠者意愿使用限制性捐赠,对非限制性捐赠也往往能够选择最有利于捐赠资源社会效应最大化的使用方向。
  简单的历史统计显示,侨资性大学捐赠资源主要被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由多到少):(1)建筑物及其他固定资产建设。在侨资性大学,随处可见以人物名讳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办公楼、实验楼、运动馆等,形成了侨资性大学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新建办学所需的场馆,一直是捐赠资金投入的主要方向,如宁波大学办学以来接受的4亿余元社会捐赠中约70%以上都被用于兴建办学场馆。一方面因为这些场馆是办学的必要条件,且耗资巨大,需要社会捐赠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建筑物更加方便镌文立号,以寄托捐赠人的特殊情感。(2)用于提高师资力量的资助或奖励基金。在指定用途的社会捐赠资金中,用于提高师资力量的资助或奖励基金占到了大多数。这种捐赠方向的选择体现了捐赠人希望通过教师素质的提高从而尽快提高受赠学校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的良好愿望。(3)用于学生奖励及资助的基金。侨资性大学接受的社会捐赠资金中还有一部分被用于设立各类奖助学金。这类基金的捐赠群体不仅包括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也有大量的校友、普通企业、个人等群体。(4)其他不指定用途的捐赠资源。这类资源的捐赠人并不指定捐赠资金的具体用途,而交由学校方面自主决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3.侨资性大学利用社会捐赠的经验:三个“利益相关主体”共同作用。受社会习惯和我国传统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2006年,我国教育事业接收社会捐赠经费共899077.6万元,不足全年教育总经费的1%。②在大部分中国高校利用社会捐赠工作步履维艰的情况下,侨资性大学之所以能够独辟蹊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用捐赠资源并不是侨资性大学孤立的行为,每一笔捐赠都是捐赠人、学校所在地的政府和学校本身三个“利益相关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捐赠人的捐赠根本动力——报效祖国的宏愿和浓厚的故土情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相对滞后,尤其在改革开放前,这种形势更加明显。家乡发展的滞后成了刺激华侨及港澳台同胞慷慨捐助的最直接因素之一,于是在情系故土的民族向心力、崇尚教育的传统道德取向、恪守仁义的自我道德追求、实现价值的人生定位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就了诸多懋德义举、感人佳话。几所侨资大学都处于侨乡,这种地缘甚至是血缘优势是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学校能够吸引大量华侨及港澳台捐赠的重要原因。
  第二,捐赠行为的促发和推动力量——当地政府多方位的扶持和鼓励。大部分侨资性大学仍属于公办,所以可以说政府也是侨资性大学社会捐赠的受益者之一。侨资性大学所在地的政府都采取了多种措施用以保护、激励捐赠人的捐赠热情。如形成了成熟的荣誉授予制度,授予捐赠人“爱乡楷模”“荣誉市民”等荣誉,捐赠人在捐赠地的投资和生活甚至可以因此充分享受一些特殊礼遇。当地政府往往能和捐赠人结成深厚的感情,以出资配套的方式(有时配套资金甚至远高于捐赠款),帮助捐赠人做大慈善事业、扩大社会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往往还是捐赠项目执行情况、捐赠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者,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捐赠人的捐赠信心。
  第三,捐赠行为的感情维系——侨资性大学自身的组织与投入。虽然侨资性大学专门从事捐赠管理的工作人员没有美国一些知名学府动辄上百的规模,但是这些学校都能把募捐工作当做学校的重要日常工作之一,且一般都由主要校领导直接负责。宁波大学等面向广泛捐赠群体募集捐赠的学校,都会制订详细的募捐年度计划和重点项目的专项募捐方案,会定期组织募捐项目推介和答谢会,通过与捐赠者和潜在捐赠者及时地沟通与交流,促成捐赠项目的最终落实。在这些学校里,利用社会捐赠是一项全校性的、规划周详的系统工程。
  三、侨资性大学利用社会捐赠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第一代”华侨华人年事渐高并逐渐退出社会活动的中心,整个社会利用社会捐赠的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侨资性大学传统的利用侨资捐赠模式正在面临挑战。
  1.社会捐赠来源过于单一。社会捐赠资源是侨资性大学办学资源的重要来源,但是与一些西方发达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捐赠行为相比,侨资性大学社会捐赠的来源渠道过于单一,也因此缺乏广泛性和稳定性。暨南大学1958年复办以来,接受捐赠都是以华侨及港澳台同胞的捐赠项目为主,国内个人、企业单位捐赠很少。华侨大学近3年的主要捐赠人也集中在校董、校友和部分港澳知名人士三类人群,其中校董大都为海外华侨。李嘉诚教育基金会为汕头大学提供的捐赠占到学校总收入的40%左右,而除基金会之外的其他捐赠收入几乎为零。如此单一的捐赠来源,已经不能适应学校办学资源多元化的发展要求。
  2.侨资捐赠面临增量瓶颈。近年来,除汕头大学、仰恩大学每年基金会的捐赠数额相对稳定外,其他几所侨资性大学在吸引侨资捐赠的工作上慢慢走进了瓶颈期,尤其是港澳台地区之外的华侨捐赠项目明显减少。海外华侨(除港澳台同胞)曾经是侨资性大学最主要的捐赠群体,他们捐赠能力的下降,一方面加大了侨资性大学筹集捐赠资源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了一种趋势——“侨资”捐赠作为我国社会捐赠绝对主导力量的地位开始削弱。从捐赠项目本身看,近几年除李嘉诚教育基金会、仰恩基金会对汕头大学、仰恩大学的捐赠外,其他侨资资源对侨资性大学的捐赠项目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且以偶发性的小捐赠项目居多。传统“侨资”捐赠开始走向困境,而境内的社会团体、校友、企业、个人的捐赠没有被充分开发利用,侨资性大学利用社会捐赠工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
  四、对侨资性大学利用社会捐赠工作的对策建议
  利用社会捐赠实现办学资源来源的多元化,是我国高校需要面对的发展趋势之一。侨资性大学在这一趋势前面临的挑战,可以从捐赠人、政府(社会)行为、学校本身行为三个方向思考解决,很多工作也需要地方政府和侨资性大学共同努力。
  1.转变募捐方式和方法,适应新的捐赠人需要。对有着浓厚故土情结的老一代的华侨和港澳台捐赠人,侨资性大学基本上是采取“感情联络”的募捐思路,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时至今日,老一代捐赠人逐渐淡出舞台,新一代接班人比起父辈而言,少了对故乡的天然情感,往往更加习惯于从投资、经营的角度审视捐赠项目。台湾郭台铭先生说起对高等教育的捐赠时的一段话或许是这种意识转变的清晰表达,他说:“……把钱捐给最有能力创造价值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把钱捐出去不问成效;换言之,挑选捐助伙伴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受赠方必须能展现出成果品质保证的能力、决心与效率。”③面对这种转变,侨资性大学的募捐思路必须从“感情联络”转向“感情与合作并重”,对募捐资源也需要从单纯的“使用”转向“使用与经营”双重考虑。另一方面,侨资性大学必须拓展募捐工作范围,着眼于境内社会团体、企业、校友等潜在的捐赠群体,设计符合他们需要的募捐形式和方法,开发利用这些群体深厚的捐赠潜力。
  2.培育社会捐赠文化,丰富筹集捐赠的社会辅助手段。由于社会文化传统的原因,我国社会捐赠的文化基础薄弱,服务于捐赠行为的社会辅助手段也非常贫乏。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高校接受的社会捐赠中,来自基金会、校友、非校友个人、企业的捐赠分别占29%、28%、19%和16%。可见,在社会捐赠事业相对发达的美国,民间的非营利组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我国,非营利的慈善组织数量少,且缺乏足够的社会公信力,因此不能给高等学校等需要社会捐赠的机构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培育社会捐赠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鉴于我国目前已经有一定的发展社会捐赠事业的物质基础,只要政府相关部门从税收政策、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组建与监管、对捐赠行为的政府荣誉引导、放宽学校对捐赠资产的经营自主权等多方面做工作,一定可以形成浓厚的社会捐赠之风。
  3.不断提高学校自身社会影响力和对捐赠资产的经营管理能力。从世界范围内高校来看,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捐赠的能力基本是成正比的,因此,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是侨资性大学利用社会捐赠的最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从捐赠行为发展的趋势看,与投资相结合的捐赠行为、利用现代金融工具的捐赠行为会越来越多地在社会捐赠活动中出现,且越来越多的捐赠者可能会把捐赠资金的使用和经营情况作为捐赠决策的要素之一。因此,从侨资性学校本身而言,也需要通过加强基金会的建设,增强学校对捐赠资源的经营管理能力,从而形成捐赠资源和捐赠收益良性影响、共同增长的理想局面。
  向社会筹款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捐赠不仅是侨资性大学办学资源多样化的重要途径,也将是其他普通高校办学资源的重要来源之一。侨资性大学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其他学校借鉴,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可以为其他高校的实践探索提供参考,帮助他们把握向社会筹款工作的前景和动向。
  
  [注释]
  ①陈丽,陆根书,张晓丽.美国高校社会捐赠特点及启示[J].现代教育科学,2007(1):20.
  ②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度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情况”一栏。
  ③资料来源于台湾大学网站“台大校讯第889期”。
  
  [参考文献]
  [1]许诤.美国著名大学筹款运动的考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S1).
  [2]陆根书,陈丽,席酉民,等.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展社会捐赠工作的实践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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