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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黄永玉九十画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8月26日，刚举办过90岁生日会的黄永玉亲临展览现场，细细观摩了自己的作品后，与大家一起畅论了它们背后的故事，以及多年来的人生感悟，一句“别太认真看待我的画，我的画一点儿不严肃”奠定了话题论调。
论意义：老先生走进展厅时可谓健步如飞，引来很多人惊诧发问“那是黄老吗”？展厅中的老先生一张张看得很仔细，他说：“开展那天人太多，没有好好看。”有时边看还边自语道：“我画过这张吗？”
画画应该开心、过瘾，一般来讲，我画画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开心，实际上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开心的，比如说写悲剧，那个作者本人也是开心的，他不可能一边流眼泪一边写，他控制这个作品，有创作的需求，画画也是一样。我这个人也没有念过什么书，也没有正式地学习过，受过什么教育，所以我的这些画画技能都是捡来的，东拣一点，西拣一点。要问最近我画得开心的画，我张张都开心，只有好与不好的区别。有的画挂出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画过这张画、画过那张画。我天天画，记不得，人家问我说你有什么代表作，我说什么代表作，我天天画有什么代表作？有的人多少年画一张画，那才是代表作。
一般来讲，我不像有些很严肃的同志，我这个人生下来就不怎么严肃，一起床，不太讨论今天生活的意义，脚一下地，穿上鞋，主要就是想今天作品写什么、怎么写，画画怎么画，没有考虑这些东西庄严的意义，一天到晚都是意义，不太好过日子。
我这辈子没有讲意义，所以我就很难谈到我要达到什么。我要是死了以后，好朋友送到火葬场，把我烧成灰，别人就回来，喝杯咖啡算了，不要什么箱子装骨灰，什么道理呢？作品也一样，能留就留，不能留就别留了。活着的时候就好好地工作，工作可能白干没有价值，也可能有点价值，不要把自己的意义看得太大，我感觉我们活着有意思、有趣就成了，这辈子不是弄得很惨就可以了。
论创作：在第三展厅中，悬挂着老先生一个月前才创作完成的最新作品《白描荷花》，素雅的基调、丈二的尺幅，煞是惹眼，这张用4天时间画出来的画，可谓老先生的“健康体检表”。
我为什么要画荷花？其实很简单，就是熟悉它而已。小时候，我外婆家里荷花特别多，到了后来“文革”的时候，要了一张一丈二那么大的纸，用厚纸把它卷起来，骑车子到圆明园那一带画荷花，为了逃避紧张的空气。还有一个是，荷花跟别的花不一样，有花、有叶子，还有底下的杆，有空间关系，所以，从第一张画到第二张画再到第三张画，都是技巧到技巧的表现，觉得这方面的探索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朋友、熟人、社会上都喜欢我这方面的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
我每天不一样，今天画油画，明天水彩，后天雕塑，都是艺术创作，有的事情画画解决不了，要用雕塑来解决，要用文字来解决。我不是正常培养的人，懂得比较多，就不受限制，学校培养的人，有系统、有修养，缺点是动不动就讲系统，美术学院就讲素描、讲色彩，国画一天到晚讲笔墨。不是不好，是你得有发展才行，不是变化创新，而是要用另外的脑子来领导你的技能，领导的本事没有，空有技巧，就不好了。
我有一个想法，文化活动包括画展，多少年来形成了一个老习惯，书法就写一写古代诗人名家的语言，画画就画某一种画。我常开玩笑说，孔夫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画的题材也是一样，我更熟悉下层生活、最底层的生活，懂得他们的一些思维、语言，我希望展览会上不是老用古人的话和诗词，要在尽可能的范围里面，写一点自己觉得开心的话。
论生活：虽然有点耳背，但是老先生思维依然敏捷，说话幽默、风趣、睿智。现在很多人都感到压力很大，老先生却仍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用快乐对付烦恼，画画与大家分享，应是洒脱率直的个性使然。
在“文革”这么一个可怕的时代，我居然玩得挺好。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自己也想过，大概跟我的经历有关。我们小时候在凤凰，待两天就看到一次杀头，看杀头已经看到了杀人的技巧有多高明的程度。到了抗战八年，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边跑，飞机在炸、大炮在轰，死里逃生中度过的。12岁开始抗战，到了20岁抗战胜利，长大了，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本钱。解放以后，锻炼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在“文革”的时候特别能说谎。有的同志很怕，规规矩矩的，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些，胆子小，我见得太多了。拿破仑有一句话，“对待魔鬼要采取魔鬼的手段”。我从来是往好处想，乐观、努力地去让它变得正常，不正常也把它正常化。
一路走来好辛苦，因为没有基础，书也没有读好，打地基打得很不结实。当时是靠木刻培养自己，有很多老前辈帮助我，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人尤其可爱，所以愿意帮助我吧。我自己也勤奋、努力、正派，没有去沾染那些不太好的东西。我的思想有点独立，有点自己的看法。那时肚子饿也好，衣服破也好，也高傲，就是靠这个成长起来的。我留过好几级，说了很多人都不信，上学的时间我干什么去了？看书！课堂上的东西有限。但现在不提倡年轻人像我这样，那就害了他们，首先要打好基础。
经历过那么多时代，现在最好！因为日子过好了。那个时候十几二十岁在上海，参加抗战活动，那个年代很艰苦的，好不容易穿套西装，被国民党的水龙头一冲，里面填充的草啊麻啊就散了，回来放火上一烤烧没了。老同学在念大学，在复旦、在同济，跑十几二十几里路去吃顿饭，然后再跑回来干活，刻木刻，自己拿钱，自己找木板，刻好交上去印传单。
用不着纪念那些悲伤，干嘛要悲伤的负担。年轻人要过他们的日子，为什么礼拜六、礼拜天要看《非诚勿扰》呢？就是这个道理，我要看他们是怎么对待世界的、怎么思考的。你不要替他们担心，用你的角度来说这帮年轻人连什么人都忘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老年人也要学习认识年轻人。不过我这个人实在不行，很原始的，电脑、电话我也不会，人家问我我说我最擅长的就是手电筒，除了这个什么也不会，不会利用现代化的工具，用的话就是听音乐的唱机，但是一个月没回家了就需要重新学。
论意义：老先生走进展厅时可谓健步如飞，引来很多人惊诧发问“那是黄老吗”？展厅中的老先生一张张看得很仔细，他说：“开展那天人太多，没有好好看。”有时边看还边自语道：“我画过这张吗？”
画画应该开心、过瘾，一般来讲，我画画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开心，实际上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开心的，比如说写悲剧，那个作者本人也是开心的，他不可能一边流眼泪一边写，他控制这个作品，有创作的需求，画画也是一样。我这个人也没有念过什么书，也没有正式地学习过，受过什么教育，所以我的这些画画技能都是捡来的，东拣一点，西拣一点。要问最近我画得开心的画，我张张都开心，只有好与不好的区别。有的画挂出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画过这张画、画过那张画。我天天画，记不得，人家问我说你有什么代表作，我说什么代表作，我天天画有什么代表作？有的人多少年画一张画，那才是代表作。
一般来讲，我不像有些很严肃的同志，我这个人生下来就不怎么严肃，一起床，不太讨论今天生活的意义，脚一下地，穿上鞋，主要就是想今天作品写什么、怎么写，画画怎么画，没有考虑这些东西庄严的意义，一天到晚都是意义，不太好过日子。
我这辈子没有讲意义，所以我就很难谈到我要达到什么。我要是死了以后，好朋友送到火葬场，把我烧成灰，别人就回来，喝杯咖啡算了，不要什么箱子装骨灰，什么道理呢？作品也一样，能留就留，不能留就别留了。活着的时候就好好地工作，工作可能白干没有价值，也可能有点价值，不要把自己的意义看得太大，我感觉我们活着有意思、有趣就成了，这辈子不是弄得很惨就可以了。
论创作：在第三展厅中，悬挂着老先生一个月前才创作完成的最新作品《白描荷花》，素雅的基调、丈二的尺幅，煞是惹眼，这张用4天时间画出来的画，可谓老先生的“健康体检表”。
我为什么要画荷花？其实很简单，就是熟悉它而已。小时候，我外婆家里荷花特别多，到了后来“文革”的时候，要了一张一丈二那么大的纸，用厚纸把它卷起来，骑车子到圆明园那一带画荷花，为了逃避紧张的空气。还有一个是，荷花跟别的花不一样，有花、有叶子，还有底下的杆，有空间关系，所以，从第一张画到第二张画再到第三张画，都是技巧到技巧的表现，觉得这方面的探索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朋友、熟人、社会上都喜欢我这方面的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
我每天不一样，今天画油画，明天水彩，后天雕塑，都是艺术创作，有的事情画画解决不了，要用雕塑来解决，要用文字来解决。我不是正常培养的人，懂得比较多，就不受限制，学校培养的人，有系统、有修养，缺点是动不动就讲系统，美术学院就讲素描、讲色彩，国画一天到晚讲笔墨。不是不好，是你得有发展才行，不是变化创新，而是要用另外的脑子来领导你的技能，领导的本事没有，空有技巧，就不好了。
我有一个想法，文化活动包括画展，多少年来形成了一个老习惯，书法就写一写古代诗人名家的语言，画画就画某一种画。我常开玩笑说，孔夫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画的题材也是一样，我更熟悉下层生活、最底层的生活，懂得他们的一些思维、语言，我希望展览会上不是老用古人的话和诗词，要在尽可能的范围里面，写一点自己觉得开心的话。
论生活：虽然有点耳背，但是老先生思维依然敏捷，说话幽默、风趣、睿智。现在很多人都感到压力很大，老先生却仍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用快乐对付烦恼，画画与大家分享，应是洒脱率直的个性使然。
在“文革”这么一个可怕的时代，我居然玩得挺好。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自己也想过，大概跟我的经历有关。我们小时候在凤凰，待两天就看到一次杀头，看杀头已经看到了杀人的技巧有多高明的程度。到了抗战八年，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边跑，飞机在炸、大炮在轰，死里逃生中度过的。12岁开始抗战，到了20岁抗战胜利，长大了，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本钱。解放以后，锻炼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在“文革”的时候特别能说谎。有的同志很怕，规规矩矩的，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些，胆子小，我见得太多了。拿破仑有一句话，“对待魔鬼要采取魔鬼的手段”。我从来是往好处想，乐观、努力地去让它变得正常，不正常也把它正常化。
一路走来好辛苦，因为没有基础，书也没有读好，打地基打得很不结实。当时是靠木刻培养自己，有很多老前辈帮助我，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人尤其可爱，所以愿意帮助我吧。我自己也勤奋、努力、正派，没有去沾染那些不太好的东西。我的思想有点独立，有点自己的看法。那时肚子饿也好，衣服破也好，也高傲，就是靠这个成长起来的。我留过好几级，说了很多人都不信，上学的时间我干什么去了？看书！课堂上的东西有限。但现在不提倡年轻人像我这样，那就害了他们，首先要打好基础。
经历过那么多时代，现在最好！因为日子过好了。那个时候十几二十岁在上海，参加抗战活动，那个年代很艰苦的，好不容易穿套西装，被国民党的水龙头一冲，里面填充的草啊麻啊就散了，回来放火上一烤烧没了。老同学在念大学，在复旦、在同济，跑十几二十几里路去吃顿饭，然后再跑回来干活，刻木刻，自己拿钱，自己找木板，刻好交上去印传单。
用不着纪念那些悲伤，干嘛要悲伤的负担。年轻人要过他们的日子，为什么礼拜六、礼拜天要看《非诚勿扰》呢？就是这个道理，我要看他们是怎么对待世界的、怎么思考的。你不要替他们担心，用你的角度来说这帮年轻人连什么人都忘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老年人也要学习认识年轻人。不过我这个人实在不行，很原始的，电脑、电话我也不会，人家问我我说我最擅长的就是手电筒，除了这个什么也不会，不会利用现代化的工具，用的话就是听音乐的唱机，但是一个月没回家了就需要重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