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建馆之初，出版总署图书馆坐落于北京东总部胡同10号大院西北角，设在一套浅灰色的西式平房内，建筑面积只有100多平方米，随后上级又为图书馆建了一栋建筑面积不足50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工作人员仅10余名，后增加至近30人。随着馆藏书刊不断增加，原有书库已经不能满足需要。1958年5月，出于备战的考虑，为确保国家出版物样本的安全存放，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决定在兰州建立第二版本书库，附设在甘肃省图书馆内，收藏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呈缴样本。60年代初，版本图书馆礼堂改建为书库。1969年，版本图书馆把馆藏部分图书（每种抽出1本）装箱转移至湖北省均县新华字模厂存放，以确保馆藏版本的安全。1975年5月，原转移到湖北省均县存放的“战备书”运回馆里。从80年代开始，书刊品种猛增，于是书刊存放成为版本图书馆面临的最紧迫问题。1984年6月，第二版本书库宣布撤销，全部版本移交北京印刷学院。1985年，为解决书库紧张问题，国家出版局批准在位于北京大兴县的北京印刷学院内兴建中国版本图书馆书库，约5000多平米，共6层。随着馆藏量的持续增长，中国版本图书馆先后在宋庄、顺义租赁临时版本书库，存放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等版本样本以及中央出版管理機关审读样本，并以集中装箱的方式码放。
　　问：版本征集馆藏是版本馆的一项重点工作，70年来，版本馆的征集馆藏工作都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
　　答：中国版本图书馆成立70年来，历经了十余次变革，无论隶属关系如何改变，党和国家始终关心版本事业发展，陆续出台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为开展样本征集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
　　1950年1月，《出版总署关于征集新出图书样本致各出版社的通知》中对征集图书的办法进行了明确规定，拉开了向全国出版单位征集版本的序幕。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正式成立后，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对呈缴制度进一步予以完善。1951年出版总署制定了《征集新出图书期刊办法》，并在《出版总署征集新出版图书、期刊启事》中对新出版图书期刊征集作出了规定。随后，1952年8月发布了《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1952年10月，发布了《关于征集图书、期刊样本暂行办法（草案）》，1953年12月，发布了《专区级以上报纸缴送样本暂行办法》。
　　1954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改名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1954年4月、6月、7月，先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的补充说明》《检送“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及补充说明》。1956年7月，为扩大报纸征集范围，修订发布了《专区级以上报纸缴送样本暂行办法》《文化部修订全国报纸缴送样本办法的通知》。1979年4月，国家出版局发布了《国家出版局关于修订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的通知》。
　　1991年9月，新闻出版署发布了《重申<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 的通知》。1994年8月，国务院发布《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6年10月，新闻出版署发布了《新闻出版署关于缴送音像、电子出版物样品的通知》。2007 年1月，发布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强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样本缴送工作的通知》。2011年3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样本缴送工作的通知》。2020年4月，发布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调整向中国版本图书馆缴送出版物样本范围和数量的通知》，《通知》对出版单位缴送出版物样本的范围和数量等进行了调整，要求出版单位自2020年1月1日起向中国版本图书馆统一缴送出版物实物样本4份、数字版样本1份。
　　中国版本图书馆成立70年来，样本征集队伍和征集成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逐步发展过程，征集版本实物数量和品种不断增长，收藏版本总量达1050 万册（件），其中图书789万册（含宣传画、卷轴），期刊92万册，音像电子出版物76万件。涉及保藏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还包括卷轴、碑帖、拓片、图片、挂历、年历、明信片、乐谱、歌片、影印古籍等出版物样本。 　　中国版本图书馆收藏的出版物以其品种多、版本全、出版物整体记录完整为主要特征。
　　在3万余种红色经典著作中包括各种版本、不同语种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领袖著作、党的领导人著作、党的纲领文件、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中重大决策决议、抗美援朝等重要历史事件主题图书等。其中，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大型出版物，还有极为罕见的豪华本、典藏本和传世珍品，如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典藏本和由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的《邓小平文选》典藏本，以及早期稀有印量出版物、典藏本、特印本等，《毛主席诗词》的不同版本就达200多种，如集宋版书字体照相制版朱砂精印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线装珍藏本等。
　　在文化类版本中，既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全集》《世界美术全集》等大型出版物，还有羊皮装帧、樟木盒装的《鲁迅全集》豪华本，珍仿宋版《史记》线装本，复印大型古籍《四明丛书》，大型《乾隆版大藏经》等。还有近百种大字线装本，由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印制，专门用来给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看的书，发行量极小，如《鲁迅全集》（1958年版，10卷）《老子校诂》等。
　　此外，还有一些全版本全印次的图书样本。以《新华字典》为例，不同版次印次的版本至少有156种，加上每一版次印次的不同版本（包括精装本、平装本、大字本等）在内，一本《新华字典》的版本已达200种以上。
　　2014年底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初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依据《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的各项条款，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导下，2016年初，中国版本图书馆规划、启动建设网络文学作品标识管理系统。网络文学作品标识管理系统对网络文学出版领域的无序状态进行规范和管理，加强了对网络文学出版领域的监管和服务职能，同时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准确的网络文学作品出版统计数据，目前共有晋江文学等5家文学网站在线试运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是国家书目标准化的一部分，要求出版社在图书出版以前把书目信息报送到原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相关部门，加工成标准CIP数据传回出版社，并印刷在图书版权页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系统建设分三期进行，从 1994 年开始的图书在版编目（CIP）一期工程以小型机集中处理的方式，实现了在版编目处的 CIP 编目工作的计算机管理，与出版单位的数据交换依然主要以传真方式进行。
　　1998年实施的图书在版编目（CIP）二期工程实现了出版社利用“出版社端书源管理子系统”以邮件的方式采用电话拨号申报CIP工作单和取回编制完成的CIP数据；在版编目处在本地局域网上开发的“CIP制作管理子系统”以 C/S方式实现了CIP数据从标引、一审、二审、终审、系统维护等制作过程计算机管理；构建CIP数据库、样书数据库等几大基础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CIP数据、馆藏书目数据、CIP快报、《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的数据共享，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问：中国版本图书馆除了征集、保管出版物样本的基础业务外，还为我们提供了哪些信息服务？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版本馆为迎接新形势、新业态、新格局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建设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方面，有哪些重大举措？ 　　答：中国版本图书馆依托丰富的馆藏样本资源和数据资源，为出版管理、科学研究、大众阅读提供了丰富的书目信息服务。
　　出版总署于1956年3月出版发行《全国总书目》（1949-1954年卷），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年鉴性的编年总目，此后《全国总书目》按照年度编辑，基本齐全。
　　《全国总书目》是年鉴式书目，以分类目录為主体，前置体例说明、分类统计和内容目录；后附专题目录和书名索引。专题目录包括期刊报纸目录、翻译出版外国图书目录、少数民族图书目录、少年儿童图书目录、中小学教材教学参考书目录等。光盘版《全国总书目》附《使用手册》，还包括有出版社名录、收录图书分社统计数、几大门类图书出版社数量排行、学者论述等内容。
　　严谨、科学的体例，使得《全国总书目》收书率高、查询效率高。它是国内唯一全面系统收录出版物信息的书目工具书，是学者的案头工具、图书馆补充馆藏的重要参考，是我国现行的国家书目。
　　经中国图书馆学会科研成果评定委员会评审，《全国总书目》获得二次文献优秀成果奖。
　　问：“十四五”期间和完成2035年远景目标的征途上，建设文化强国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版本图书馆有哪些新的宏伟的建设方案？
　　答：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建设，推进国家版本馆、国家文献储备库、智慧广电等工程。
　　“十四五”期间，版本馆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贯彻落实坤明同志和部务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国家版本馆建设，坚守初心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全力以赴加快职能定位重塑、业务格局重建和工作流程重构，建设中华版本典藏中心、展示中心、研究中心和交流中心，承担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展现大国形象、推动文明对话的重要使命，推动中华版本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全面征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各类版本，将入藏的中华版本拓展为包括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各类版本资源。时间维度上，包括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以来产生的古籍和近现代版本资源；地域维度上，包括港澳台地区、亚洲乃至全球中华版本资源；语言文字维度上，包括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汉文、少数民族文字、盲文和各种外文版本资源；类型维度上，从正式出版物版本拓展到印刷版本、特殊版本和数字版本。
　　全面加强出版物版本征集。做好正式出版物版本常态征集与增量征集，重点做好精品、高码洋图书版本的征集，提高出版单位样本呈缴率；编制出版单位1949-2019年未缴送版本清单，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催缴；根据部统一安排，回溯补征正式出版物样本。
　　统筹推进各类版本征集。通过法定呈缴、社会募集，代存代管、调度借用、海外采购、购买拍卖、机构合作、专题征集等多种方式，分门类多渠道开展古籍、民国文献、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以及有文化历史传承价值的各类版本征集。
　　规划版本分级分类分库保藏。遵循“以藏为主、藏展结合”的思路，详细论证区分版本价值等级、划分版本主题异同、规划版本分库设置，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华版本价值分级、主题分类、保藏分库体系。探索藏展模式创新，做好“藏展一体”“展演融合”的案例研究，发挥多媒体创新应用，利用互联网数字化手段，塑造可分享、可成长、可变化展厅，增强展示宣传传播效力。
　　开展新时代中华版本研究。开展版本理论研究，推动形成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新时代中华版本理论体系；开展版本内容研究，从内容角度挖掘版本的社会效益。
　　开展版本交流。与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开展合作交流，推进建设中华版本资源联盟；推进海外留存珍贵中华影像资料的收藏、研究、开发与利用。
　　加强出版工作。制定馆藏精品出版中长期规划，启动《国家版本馆藏品大系》选题论证；开展工作刊物《中国国家版本》（双月刊）创刊的论证工作；筹划恢复出版《中国新书》（英文版）；做好《全国新书目》改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杂志内容管理。
　　启动数字版本馆建设。开展版本业务信息平台建设，建立统一的版本数字资源采集、加工、存储、服务等标准规范体系，制定数字资源移交接收、定级管理、数字化加工、长期保存管理规范。
　　建设全国出版物大数据服务中心。汇聚书号实名申领、图书在版编目、馆藏样本、网络文学作品标识和出版社年检等多个数据库，建设全国出版物大数据服务平台，制定数据管理相关规定。
　　做好业务系统升级改造。加快推进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和试运行，做好分阶段、按地区在全国范围出版单位的推广上线工作；推动图书在版编目系统、样本登到与编目系统升级改造；加强网络安全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网络安全应急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