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闲下来，单士元总要在故宫里走一走，看一看。随着年事增高，行走的距离愈加缩短，但内心的执着却从未消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给你我的七十四年又如何……
　　在我眼中，如果从类型角度讲，父亲更接近于工作型的知识分子。至于个人特点，就得从几个方面来说了。
　　第一是“本分”。这好像是很多老知识分子都有的特点，也可能与传统上大都先学做人，再学做学问有关。总的来说，从父亲在北大读书，到随北大师生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再到供职故宫博物院，都是在著名学者的教育和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根深蒂固。
　　第二是有民族自尊心。父亲自己曾经谈到接触古建筑的原因。他说他是学历史的，不是学建筑的，之所以跟古建筑打起交道，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份刊物，叫《中法通报》，其中法国人和日本人争论中国的古代建筑，各持己见，却没有中国人参加。当时他感觉，中国的文化，外国人讨论，没有中国人发言，这是个耻辱。那时他已开始清宫旧藏文献档案的整理，于是从事有关工作和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古代建筑信息的收集。由于这个原因，上世纪30年代初，朱启钤先生成立中国第一个研究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营造学社，邀他参加学社的文献组，从事有关整理和研究。他本人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始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
　　第三是有一种爱国情怀。他本人出生于清光绪末（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7年），经历了太多的社会动荡。他说自己一生见过五种旗子，有清王朝的龙旗，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时的五色旗，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青天白日旗，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的膏药旗，还有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对自己的国家从被人欺凌，到走向强大，他从心里感到高兴，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党员”在社会上是一种极其崇高和神圣的身份，入党要求高，审查严，而且是在经历了“三反”、“五反”之后，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能在1956年入党，说明政治上是经得起检验的。
　　而故宫博物院，在父亲看来，有很多特殊性。他说过，“外国博物馆不少，但东西不一定都是自己的。故宫就不一样了，除钟表馆有一些外国进贡的钟表外，紫禁城的一切都是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创造，研究故宫应该把故宫当作祖国文化的一部通史看”。
　　他生前经常讲，“故宫博物院”是由两个概念组成，一个是故宫，一个是博物院，之所以叫故宫博物院，是因为它是以“故宫”为前提，有着占地72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然后才是多达百万件的文物。故宫文物与出土文物的区别，在于它们都是传世文物，而不是通过考古挖掘才发现的。所以故宫博物院不仅与故宫本身的历史有关，还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那些附丽于故宫的文物，如果离开故宫，在哪儿盖座房子都能展出和存放，唯独在故宫意义不同，这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区别。所以保护好故宫的建筑，就是保护好故宫的根本。
　　当然如何保护，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父亲主持故宫的古建保护工作时，曾制定了一个“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方针，并且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这里的“旧”，是指无论工程量大小，建筑的法式和结构特征都不能改变，这一点，老故宫人几乎都知道。直至现在，提到故宫的古建维修，有的老同志仍然说，如果单老主持工作的时候大拆大换，现在就看不到那么多的历史原物了。
　　人生活在社会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问题，父亲也不例外，只是他很少谈这些。也可能是经历的东西太多，人也低调，说话声音有些提高就已经是发怒的表现了，但不会有“怒不可遏”或“暴跳如雷”的时候。另一种表现就是沉默，他自己也说过，如果他不说话，说明他心里有事，不用理他就行了，他自己会解，短的时候一天，长的时候两三天也就过去了。至于是问题解决了，还是自己想通了，还是找到解决办法了，就不清楚了，反正是消化了。
　　当然这些都是指日常工作和生活。大的方面就很难说了，故宫本身就是个小社会，特别是政治方面，社会上有什么变化都会反映到故宫来。比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同时，也开始筹划对中国文化的占有。他们曾妄想接收故宫，并寻找 “代理人”充当汗奸，当时曾找到我父亲，遭到父亲拒绝，于是日本宪兵队企图抓他“坐牢就范”，有人得到消息，迅速通知父亲中断工作、以避风头。再比如1942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接管故宫，为了躲避身边汉奸的迫害，父亲不得不通过朱启钤先生曲助，从文献馆调到图书馆。
　　上世纪80年代，日本NHK电视台专访父亲的时候，曾提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大意是：日本军队虽然占领过北京，为什么没动故宫的文物？父亲回答：“那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没想到自己有失败的一天，他们是把故宫当自己的库房了。”
　　父亲一生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历史、档案和古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又一直与文物打交道，只是对两者的关爱略有不同。对前者来说，所做都与工作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约稿多，投稿少”。所以有的研究，撰述虽早、面世却晚；对后者来说，则是只保护、不蓄藏，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搞文物，不玩文物”。这也是我们继承和恪守的原则。
　　另外，父亲有二枚印章，一枚刻的是“文博白丁”，说的是他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一枚叫“梓人门下”，反映的是他与营造学社的渊源。 在“中国营造学社”时，父亲除了在朱桂老指导下工作，还与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贤共事。诸公谢世后，他常称自己是“韦陀”，是他们的“护法神”。
　　记得家里初装电话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下班，母亲说：“刚才有人来电话，我说你还没到家，请他过会儿再打。”父亲说：“以后你把号码记下来，我给人家打，我没那么大架子。”那是他刚开始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特邀委员”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国政协把城市规划建设与文物保护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等进行考察，提出提案或建议。父亲是文化组的成员，和建设部的郑孝燮总规划师、国家文物局的罗哲文工程师一起，被称为全国政协的“三驾马车”，为政协调查团。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是和政协委员们长期进行文物保护调查、提建议和提案分不开的。郑孝燮先生曾写有悼念父亲的诗一首：“史无前例摧文明，七十余年紫禁城，祸起萧墙拨乱后，匹夫老马三人行。三架马车二十年，金刚护法叟为先，鞠躬尽瘁魂归去，洒泪追思悼国贤。”有趣的是，他们仨的年龄差都是8岁，父亲比郑总长8岁，郑总比罗工长8岁。 　　让我记忆至今的还是父亲的工作观和文物观。有位古建专家，十几岁参加工作，一直尊父亲为老师，成长为一名专家后，父亲希望他能把故宫的古建保护事业继续下去。当时不只一个人向父亲“谏言”，说这个人“人品有问题”，原因是这人总爱在背后贬低父亲。父亲说：“我这个人，人抬也抬不高，贬也贬不低。我看他在古建筑的保护方面还是有长处的。”
　　除了具体工作，父亲对故宫修缮中的建筑垃圾总是格外注意，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构件，包括残砖碎瓦，都会加以保留；即使拆下来的破顶棚也会认真检视，如果发现夹层中有乾隆高丽纸等宫廷旧纸，会建议图书馆的同志前去采集，以备修书之用。他说，刚到故宫时，师长就对他说过，故宫的一草一木都是宝，因此老故宫人都知道他有个习惯，只要没出差或被其它事情占住，都会在故宫走一走，也因此结识了很多保洁员、保管员、工地上的工人等一线人员。
　　父亲的另一个习惯是到图书馆去看书。如果当时带着口袋或书包，一定放在门口，绝不带入室内。如果看的是善本书，会事先准备手套和口罩，防止手上有汗或由于旧书粉尘刺激引起喷嚏，污损图书。
　　当然最大的教育，还是他从师长们那里秉承下来的 “责任感”。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长期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直至他们先后去世，整理家务一直是我的必修课。至今忘不了的是，当年曾因拖地受到父亲斥责：“你老用清水拖地干嘛！北京市缺水你知道吗？”除了批评我，他自己用过的洗脸水从不随便倒，总是用来冲厕所。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好像还没有现在这种缺水的呼声，如今却只能以此怀念父亲了。
　　对于父亲在故宫博物院70余年的坚守，我想既有榜样的力量，也有信念和感情的原因。虽然没有和父亲具体聊过，但我知道，他对师辈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崇敬，这几乎成为鼓舞他一生的力量。故宫博物院是在军阀政权的不断更迭中艰难诞生和成长的，忆起陈垣先生、庄蕴宽先生等师长，父亲总是感慨万千。
　　父亲17岁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李煜瀛先生为博物院题写匾额，他捧砚在侧，可以说经历了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成长的无数风雨和跌宕，无论精神上还是感情上都与故宫博物院融为了一体。特别是主持故宫维修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前往一线，这也使他养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习惯：只要没出差或被事情占住，都会在故宫走一走，看一看，退居二线后，仍然如此，直到晚年。尽管随着年事的增高，行走的距离实际已经比以前大大缩短，但内心的那份执着却从未因此消减。
　　“壮心犹未已，伏枥到黄泉”是父亲晚年的自抒心迹，也是一个老故宫人的生前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