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人学源远流长，最早被当作甄别人才的标准，出现在儒家的文献典籍中：“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汤取人以声，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大戴礼记·少闲》），“五王”以形貌、态色、语言、声音、器度为观人标准，选拔肱骨贤士，谋求天下大治。故有“五王”之“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刘劭《人物志》序），即帝尧因为能识别才德出众者而著称于世，帝舜因为重用十六贤材而建功立业，商汤因为选拔贤人伊尹而远近闻名，周文王因为起用渭水之姜尚而备受尊贵。可以看出，观人知识最初掌握在具有较高道德修养和强大认知能力的王者手中。秉烛游弋于《左传》《国语》等书林断简，观人学知识若隐若现，作为中国特有的实用文化现象，观人学在东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气候下风行起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轮廓。
　　以形相人
　　观人学理论首推以形相人。以形相人就是通过观察人物的形体外貌、声音气色推求吉凶贵贱、祸福夭寿的观人方法。大概受到相动物理念的影响，东周时期的观人者习惯于以动物之形之性类比人形人性，以此预判人的吉凶祸福。
　　《左傳·文公元年》楚令尹子上称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忍人即残忍的人。据后世相学阐释，“眼凸如蜂，亦主凶刑”（《神相全编五·神异赋》），“眼为监察官”，“神藏不露”则“监察官成也”，蜂眼“神光太露”则是“监察官不成”，“且愚顽凶败”（《神相全编一·十观》），《相恶》中又道“蜂眼常怀毒”，“怀毒”则是“忍人”的注脚。又《文公元年》内史叔服观察公孙敖长子文伯说，“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相术中将下巴称之为地阁，认为地阁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叔服根据文伯的下巴丰满推测出其晚年运势显达，子孙必将兴旺发达。与此面相相反，叔孙侨如额头宽大下巴尖削（“方上而锐下”），王孙说认为他“宜触冒人”（《国语·周语中》）。《宣公四年》载，楚国越椒出生时有“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子文认为“弗杀，必灭若敖氏矣”。无独有偶，杨食我出生时其声音也似“豺狼之声”，叔向母亲听声推断出“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国语·晋语八》），语声如豺狼嗷叫，属于凶残寡恩之人，“豺声好害人”（《神相全编五·相恶》），“（秦始皇）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范蠡认为越王勾践“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相士认为人口如鸟嘴，则多半饶舌，《艺文类聚》一七《口》说：“相书曰：‘欲知人多口舌，当视其口如鸟喙，言语皆聚此，多舌人也’。”叔鱼降生后他的形貌为“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其母看后认为他“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国语·晋语八》）。关于鸢肩，《柳庄神相》认为“肩欲阔不欲耸”；关于虎目，《神异赋》道“眼似虎睛性严莫犯”，《麻衣神相》认为虎目有威；关于牛腹，《太清神鉴》说“牛肚者积财”，叔鱼母亲大概是基于综合判断了。《逸周书·太子晋》中，师旷对太子晋断言，“汝声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寿。”相士认为面色潮红如火者寿命不长，“面色有赤暴如火者命短卒亡”（《神相全编》三《论面》），唐代马周亦是此相，《旧唐书·马周传》岑文本谓所亲曰：“吾见马君论事多矣……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以形相人带有一定的直观性，只凭此会陷入识别的误区。“执形而论相，管中窥豹也”（《神相全编一·鬼谷子相辨微芒》），行不称貌者大有人在，“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韩非子·显学》）。《后汉书·周燮列传》载周燮降生，“丑状骇人，其母欲弃之，其父不听，曰：‘吾闻贤圣多有异貌。兴我宗者，乃此儿也。’于是养之。”诚然，“贤圣多有异貌”，“仲尼之状，面如蒙倛；周公之状，身如断菑；皋陶之状，色如削瓜”（《荀子·非相篇》），此类状貌属于相书中的“形貌古朴”（《照胆经》）、“形厚神藏”（《太乙神照经》）。形体美丑本自天成，德行善恶来自雕琢，“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离娄上》），道德修养重于形体相貌，“心者貌之根”（陈抟《心相篇》），所以“相形不如论心”（《荀子·非相篇》）。
　　以德察人
　　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是因为人之德行能够散发出不朽的魅力和光芒。人之德器恰如沧海之波澜，注之不见泛滥，掬之不见干涸，堂堂相貌太轻盈，经不起时间考验，相形倒不如论德，“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荀子·非相篇》）故“善相者，先察其德，后相其形。故德灵而形恶，无妨为君子，形善而行凶，难掩为小人”（《神相全编五·相德》）。观人不仅要观其声貌，还须察其德行。东周时以德察人颇为兴盛，这种观人法主要通过观察人物的德行心术而推论其政治上的荣辱祸福以及贤能不肖。
　　《左传·隐公四年》载鲁国众仲以德行推论卫州吁必遭祸难。卫庄公之子卫州吁，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且生性穷兵黩武，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恶德，后来他弑杀异母兄卫桓公自立。众仲认为安定百姓以德不以乱，州吁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就没有民众，安于残忍就没有亲信，众叛而亲离，很难成功。而且州吁弑君虐民，不致力于树立美德，而想以祸乱定其君位，“必不免矣”。果不出所料，时隔五月，他在濮地被右宰丑所杀。可见，个人的德行修为极其重要，不仅事关个人祸福，而且事关国家稳定。《僖公十四年》庆郑对晋惠公（姓姬，名夷吾）的德行做了评价，认为他背弃（秦穆公昔日之）恩惠，属于“无亲”，（秦国闹饥荒却）幸灾乐祸，是为“不仁”，贪图所爱惜的东西，就是“不祥”，（不籴粮救灾而）激怒邻国，诚为“不义”，这四种德行丢失，“何以守国”，回看晋惠公执政史，因其德行瑕疵难以服众。
　　有德者不仅能得民心，还可以得国家，更能得天下，《国语·周语下》载单襄公论晋周（晋悼公），他告诉儿子顷公，“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单子从十一个维度全面考察晋周的德行，指出他定能凭自己的美德返国为君，执掌国柄。作为国家的掌舵者，晋悼公身怀圣人之才德，以其不世之文治武功，引领晋国再造辉煌，复霸天下。 　　东周时期的权要不仅全方位考察国君的德行修养，同时还将注意力聚焦到辅国的卿大夫阶层上。《国语·周语中》周大夫王叔陈生认为郤至能主政晋国，而且郤至本人标榜鄢陵之战有三伐之功，单襄公对此做出了回应：
　　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礼、勇，皆民之为也。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夫战，尽敌为上，守和同顺义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战而擅舍郑君，贼也；弃毅行容，羞也；叛国即雠，佻也。有三奸以求替其上，远于得政矣。以吾观之，兵在其颈，不可久也。
　　仁、礼、勇都属于人的德行，故襄公论人以德，郤至“三伐”实是“三奸”，距主政的目标十分遥远，而且兵器就搁在他脖子上，难以久存于世。《周语下》叔向以德论单子，认为单靖公“俭敬让咨，以应成德”，若不能振兴王室，他的子孙必将昌盛，并上继其位。“古之遗直”叔向的观人眼力令人叹为观止。《庄子·列御寇》托言孔子提出了“九征”以识别德行之贤与不肖：“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这和诸葛亮《心书》中的“七观法”何其相似。
　　以言识人
　　除了德行，言语也可以识人。言各人有别，“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左传·昭公八年》叔向语），言不仅是一个人身份的文饰，“言，身之文也”（《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语），而且是一个人的心志的反应，“言以足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襄公二十七年》），因而通过言可以辨识一个人。东周时期的士大夫就是通过他人的言谈了解其祸福夭寿、荣辱穷达以及性格命运的。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通过言语确实能了解一个人。《周语下》载单子在柯陵会晤期间发现，晋国卿郤锜“语犯”、郤犨“语迂”、郤至“语伐”，齐国上卿国佐“语尽”。单子认为，齐国佐立身淫乱之国，却直言无忌，揭发他人之过失，这是致怨的根源，由此推出齐国佐可能罹难，这认知与“子好直言，必及于难”（《成公十五年》）的断语如出一辙；三郤会有灾难临头，因为语言冒犯就会欺凌他人，语言迂阔就会诬陷他人，语言自诩就会掩人之美，这是任何人受不了的。又《文公十七年》的记载与此相似：
　　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
　　除了“语犯”“语迂”“语伐”“语尽”，东周还有“语偷”之说，“语偷”指言语敷衍苟且，说话吞吞吐吐。《左传》中有两则推断“语偷”的记载：
　　襄仲如齐，拜谷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文公十七年》）
　　穆叔至自会，见孟孝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孝伯曰：“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襄公三十一年》）
　　唐代袁郊《甘泽谣》载，魏先生对李密开玩笑说，“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气沮者新破败；目乱者无所主；心摇者神未定；语偷者思有谋於人”（《太平广记》卷一七一引），并指出李密没有帝王的气概，也没有将帅的才智，只是个草莽英雄。这实际上是从气概和心胸上去解读人物之言语，大凡有虎啸风生、龙行云起这般威风和气势的人，有动以机谋、为公为国那样心胸和见识的人，便是大有作为的人物。“语偷”大概有深层次的原因，或因体弱多病，或因年事已高，或因气力不足等，而不复君主的气度和抱负，说话絮絮叨叨，灰心丧气，得过且过，预示着人生快到尽头，离死期也不远了。
　　《国语·晋语五》载旅舍主人宁嬴氏以言语观阳处父，阳处父风貌庄重恭敬，言谈却缺乏信诚，最终将会祸及其身。因为“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第二年，阳子死于贾季之难。
　　通过言语固然可以识人，但“巧言乱德”时有发生，故言语不能作为观人的唯一标准，“君子不以言举人”，亦“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人与言不可等量齐观，人心有善恶，言语分好坏，人与言并非一一对应，而要视情况区别对待。
　　余论
　　从《左传》《国语》等记载的观人者来看，他们的身份主要集中于卿大夫阶层，这说明观人知识是最早属于官学，掌握在一些有学识有阅历的上层人士手中。后来，朝廷王官失守，官学顺势下移，成为私学背景，观人学一部分流落民间。观人学作为材料，进入史家的视野，编入史传文学，固有时代风气之影响，也有叙事策略之考量。观人学以预言形式进入历史叙事中，作为叙事的伏笔，大大增加了故事的新奇性。观人学为后世文学中人物的肖像描写和性格点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观人学中对人物的观赏颇具审美特质，如《世说新语》等书有关人物的风神仪貌的描写，颇具美学意义。
　　《左传》《国语》这类典籍是依据当时传世的官府档案、民间故事等相关资料知识编纂而成。后人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解读这类百科全书式的典籍。经典中自有乾坤，从方法论上讲，经典的解读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学术路线，侧重于学理探讨，还原真相；一条是实用路线，侧重于经世致用，立身处世。本文出乎致用，也入乎学理。《左传》《国语》这类经典既可以作为研究人士的案头书，也可以作为普通人士的掌上书。经典虽流传千年，但永不过时，常读常新。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