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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直面戏剧剧作家莎拉·凯恩的处女作《摧毁》以直白大胆的性描写和血腥的暴力叙事营造了现代社会中的地狱体验。剧本通过呈现异性与同性之间的纠葛与强迫、战争的血腥与残酷、无处不在的性虐待和暴力，隐喻暗示现代人类的精神的幻灭和深刻的孤独寂寞感。剧本中对人和世界的思考与存在主义哲学不谋而合。本文从孤独的个体存在、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这两个维度对《摧毁》的悲剧意味进行另一个角度的解读。
关键词：《摧毁》；存在主义；个体；世界
作者简介：严淑宏（1993-），女，汉族，云南昭通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2
莎拉·凯恩（Sarah Kane，1971—1999）是英国直面戏剧的代表人物。她的处女作《摧毁》刚登上剧坛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摧毁》由五场戏组成，在三个人之间展开——伊安和凯特在肉体和精神上彼此折磨，而士兵则将荒诞可笑的情事变成了血腥的暴力直观。在战争背景中，剧本把人生的荒诞残酷凸现出来，《摧毁》以绝望的笔触刻画了现代人的集体精神创伤。剧本直白大胆的性描写、血腥的暴力叙事，毫不掩饰地呈现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了一种现代社会中的地狱体验。人的灾难与痛苦源于外部世界的荒诞，也源于与人与人内部和谐关系的破坏。剧作家运用令人发指的表现手段，更加鲜明的凸显了戏剧的主题——西方人——特别是处于战争之中的现代人——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巨大的精神幻灭和深刻的孤独寂寞感。
存在主义是20世纪风靡一时的哲学思潮，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存在主义文学描绘世界和人生现实的荒诞性，否定理性至上的乐观精神，剖析人的忧虑和绝望的情感。从这个维度看，《摧毁》在很大程度上与存在主义不谋而合的。在剧中人生是痛苦的，外部世界是荒诞的，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也无时无刻都生活在煎熬中。个人存在的孤独和个体的虚无情感、荒诞世界中人生的痛苦都在剧本中得到体现。英国剧作家菲利斯·奈吉认为凯恩的作品是存在主义戏剧，“也许同存在主义相关，但不是荒诞派。”[1]（279）也算是独到的洞见。
一、孤独的个体存在
虽然存在主义思想家在观点和思想倾向上不尽相同，但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直都是人的生存问题。存在主义哲学的始祖克尔凯郭尔首次把个人“存在”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而且将“孤独的个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海德格尔认为，当人被抛于世而与他人共在时，他总是感到他人和世界对他是陌生的、疏远的，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孤独的、无家可归的状态；萨特认为每个人是神秘而孤立的实在。存在主义回归到了对人的自身存在问题的思考上。
《摧毁》以波黑战争作为冲突展开的极端背景，表现人类陷入了被抛入荒诞世界中的虚无感和孤独感。伊安是一个典型的通俗小报的鬼佬，瘦弱松垂，病入膏肓。他对自己的身体和人生的毫不在意。他还是一个组织的杀手，每天都和死亡打交道，自己也期待着死亡的到来。这个人物对人生的充满虚无厌世之感，他存在的最大人生感受就是孤独。他对一切满不在乎，仇视他的妻子，对儿子满不在乎，对陪伴在自己身边凯特冷嘲热讽。他蔑视上帝，认为上帝根本不存在，人们相信上帝存在的原因也只是“有总比没有好”[1]（30）。在某种意义上，伊安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是同一类人，他们不能改变生活，对人类的处境都抱着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人类是没有出路的。伊安认为他的生命是荒唐的，他之所以还活着就是要等一个终结的到来。他接触到的是人生的丑恶和生命的痛苦，他面对人权和人格被恣意蹂躏的个体生活惨状，产生的是对前途和出路充满着虚无之感，他失去了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伊安连给服务员开门的勇气都没有，他在面对柔弱的凯特时要持有手枪才能感心安。
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能彻悟自己的处境，在孤独、虚无中正视自己的存在，反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觉察到自身的自由和责任。在剧本中，士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他被无法缓和的矛盾所困扰、煎熬，且毫无希望。死亡几乎成为他唯一的归宿。对未来的茫然，对自己行为的不解和对痛苦人生的失望，最终造成了士兵个体存在的孤独和虚无。士兵的痛苦不只是揭露了战争对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痛苦绝望现实时的无助。士兵与战争之外的一切都隔绝开来，成为了孤独的符号化存在，他没有未来，没有朋友，被隔离在了主流世界之外。
存在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个人主义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同传统的个人主义不同的地方……是把孤独的个人看作是自己的出发点”。在《摧毁》中，作者让伊安和士兵处在宾馆房间这个隔绝空间中，让他们从孤独的自我出发，确认自己的存在，表现出现代人在残酷的人生现实之中对自我认可和价值意义建构的追寻。
二、荒诞世界中的痛苦人生
萨特面对二战人类的惨重灾难和二战后文明被毁灭殆尽的状况，提出了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他认为在“主观性林立”的社会中，人與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在此基础上，加缪提出荒诞是在人类的需要和世界的非理性沉默这两者的对抗中产生的。
外部世界是荒诞残酷的，在这个世界中个人生活处于焦虑、失望和痛苦的状态。剧本的故事只发生在短短的几天中，但每一幕戏的结尾却以春雨、夏雨、秋雨、冬雨和雨声作为结束。春雨本该代表着希望和生命力的延续，但是对应的第一场戏却更多的带着腐朽的死亡气息。伊安作为一个将死之人，百般哄骗凯特——一个智力略微有障碍的年轻女子与他发生关系。第一场戏体现出了荒唐的情色意味和死亡气息，与春雨形成了突出的反讽效果。第二场戏多次出现了伊安与凯特的性爱场面。但两人的肉体活动显示的不是主人公旺盛的生命力与情欲，而是他们之间互相依赖和互相憎恨的矛盾关系。第三场戏开始时，旅馆已被炮弹击中，愈加荒诞的剧情便在废墟中展开了。士兵通过口述将伊安强行拉近了战争体验中，伊安成为了一个被动的聆听者，最后成了士兵疯狂行为的受害者。借助秋雨的隐喻，他收获了暴虐与残忍，因为他播种的就是暴力——他对凯特施加的折磨如今加倍地返还在己身。第四场是最为黑暗的一场。士兵自杀后，伊安想自杀却被凯特阻止。凯特带回的弃婴在片刻之后死去，人类的希望也随之消失，凯特对上帝的信仰也破灭了。此时的两人都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在冬雨声中第四场戏结束。全剧以雨声结束，春雨不会再来，象征着春天的希望已经不复存在。 外部世界的荒诞还体现在战争似乎只被隔绝在了一个很小的地方。波黑战争爆发，种族清洗、大量平民死亡都在剧中得到了体现，文明世界的秩序被战争打破，数以万计的人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战争波及以外的人对此选择了漠视。士兵是整个战争残酷的见证者“我亲眼见到成千上万的逃难的人群像猪一样地挤上卡车逃出城去，女人们把她们的婴儿扔上车去，盼着有人会照顾孩子，人们互相拼命挤压践踏直到死亡。他们的眼珠从脑壳中突了出来。一个孩子大半边脸被炸飞了。一个饿昏的男人在吞吃她死去妻子的大腿。”[1]（51）士兵反复的要求伊安把战争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报道出来，但是伊安回答说“没人会感兴趣的”[1]（49）。战争成了当事人的梦魇，却不足以成为处于和平地区的人的饭后谈资。更荒谬的是枪（一个隐喻的暴力象征）成了剧中主人公安全感和强制力的符号化代表，拥有枪就代表着能为所欲为，而失去了枪支，就只能任人宰割。在剧末，伊安抱着给他带来巨大痛苦的士兵的尸体寻求温暖和安慰，这一举动就是对残酷战争和荒诞现实的最有力的揭示。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对“他人即地狱”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只有当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破坏时，才会让主体和他人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不可修复，相互折磨，个体备受煎熬。在剧中，三个主人公之间的关系都体现出他人为“地狱”，伊安、士兵和凯特都又是受害者也是施虐者。前半部分，伊安是作为一个施虐者的形象出场的，他哄骗凯特与他上床，却一直对凯特冷嘲热讽，鄙视她的弱智、嘲笑她的家人，并且还强烈的否定了她的信仰——认为上帝是不存在。但通过他们的交谈也可以发现，凯特在精神上折磨着伊安，让他焦虑不堪。到了后半场，士兵登场，伊安的角色瞬间转换，他从施虐者变成了被害者。士兵强奸了伊安，吞食了他的眼珠，摧毁了伊安的生存意志。讽刺的是，士兵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的女友在战争中惨死，而他本人也找不到出路，最后士兵自杀在了伊安面前。《摧毁》中前半部和平时期利兹旅馆的普通的强奸事件和后半部战争中混乱残暴的一连串的意象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有着微妙的因果关系、替代关系。与他人的和谐关系的被破坏，导致和他人之间的“地獄”般的关系体验，施虐者和受虐者身份处于转换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痛苦。
在创作《摧毁》时作者对自己的意图进行过解释：“利兹旅馆中一场寻常的强奸与波斯尼亚的暴行有何联系呢？……一边是种子，一边是大树。”在现代社会中文明与战火的间隔是如此微薄，以至于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或者说，和平和文明本身就已经孕育着战争的种子。《摧毁》是对现代文明，包括现代价值观从整体上，作为一个体系的质疑——在所谓的现代文明中早已埋下了暴力的种子。在《摧毁》中，作者试图从人最复杂的情感切入，来展示现代社会如何从整体上作用于人的情感，使个体人性的残暴、矛盾和虚无与社会有了深刻的关联，或者说，是社会体系导致了人性的堕落。
三、结语
凯恩曾给自己的写作做过这样一个解释，“我一直不断地写剧只是为了逃避地狱，然而始终未能如愿。但从事情的另一端来看，当你们坐在席间一边看一边觉得，那是对地狱最完美的表述时，我又感到这也许是值得的。”她的剧本中充满了对残酷人生的揭露和批判。《摧毁》以主体和他者、异性和同性、同性与同性之间的纠缠、胁迫，通过暴力化的“性叙事”，对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给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个体存在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造成的痛苦感受都是《摧毁》中可供深度挖掘的作者对人生现实的人文关怀。总的来说，虽然《摧毁》展现了骇人听闻的故事、荒诞的社会现实，但从存在主义出发，还是为解读剧本的悲剧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考。
注释：
[1][英]莎拉·凯恩，胡开奇译.莎拉·凯恩戏剧集[M].上海：新星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法]让·保罗·萨特，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4][法]让·保罗·萨特，周熙良等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5][法]让·保罗·萨特，关群德等译.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关键词：《摧毁》；存在主义；个体；世界
作者简介：严淑宏（1993-），女，汉族，云南昭通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2
莎拉·凯恩（Sarah Kane，1971—1999）是英国直面戏剧的代表人物。她的处女作《摧毁》刚登上剧坛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摧毁》由五场戏组成，在三个人之间展开——伊安和凯特在肉体和精神上彼此折磨，而士兵则将荒诞可笑的情事变成了血腥的暴力直观。在战争背景中，剧本把人生的荒诞残酷凸现出来，《摧毁》以绝望的笔触刻画了现代人的集体精神创伤。剧本直白大胆的性描写、血腥的暴力叙事，毫不掩饰地呈现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了一种现代社会中的地狱体验。人的灾难与痛苦源于外部世界的荒诞，也源于与人与人内部和谐关系的破坏。剧作家运用令人发指的表现手段，更加鲜明的凸显了戏剧的主题——西方人——特别是处于战争之中的现代人——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巨大的精神幻灭和深刻的孤独寂寞感。
存在主义是20世纪风靡一时的哲学思潮，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存在主义文学描绘世界和人生现实的荒诞性，否定理性至上的乐观精神，剖析人的忧虑和绝望的情感。从这个维度看，《摧毁》在很大程度上与存在主义不谋而合的。在剧中人生是痛苦的，外部世界是荒诞的，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也无时无刻都生活在煎熬中。个人存在的孤独和个体的虚无情感、荒诞世界中人生的痛苦都在剧本中得到体现。英国剧作家菲利斯·奈吉认为凯恩的作品是存在主义戏剧，“也许同存在主义相关，但不是荒诞派。”[1]（279）也算是独到的洞见。
一、孤独的个体存在
虽然存在主义思想家在观点和思想倾向上不尽相同，但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直都是人的生存问题。存在主义哲学的始祖克尔凯郭尔首次把个人“存在”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而且将“孤独的个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海德格尔认为，当人被抛于世而与他人共在时，他总是感到他人和世界对他是陌生的、疏远的，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孤独的、无家可归的状态；萨特认为每个人是神秘而孤立的实在。存在主义回归到了对人的自身存在问题的思考上。
《摧毁》以波黑战争作为冲突展开的极端背景，表现人类陷入了被抛入荒诞世界中的虚无感和孤独感。伊安是一个典型的通俗小报的鬼佬，瘦弱松垂，病入膏肓。他对自己的身体和人生的毫不在意。他还是一个组织的杀手，每天都和死亡打交道，自己也期待着死亡的到来。这个人物对人生的充满虚无厌世之感，他存在的最大人生感受就是孤独。他对一切满不在乎，仇视他的妻子，对儿子满不在乎，对陪伴在自己身边凯特冷嘲热讽。他蔑视上帝，认为上帝根本不存在，人们相信上帝存在的原因也只是“有总比没有好”[1]（30）。在某种意义上，伊安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是同一类人，他们不能改变生活，对人类的处境都抱着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人类是没有出路的。伊安认为他的生命是荒唐的，他之所以还活着就是要等一个终结的到来。他接触到的是人生的丑恶和生命的痛苦，他面对人权和人格被恣意蹂躏的个体生活惨状，产生的是对前途和出路充满着虚无之感，他失去了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伊安连给服务员开门的勇气都没有，他在面对柔弱的凯特时要持有手枪才能感心安。
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能彻悟自己的处境，在孤独、虚无中正视自己的存在，反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觉察到自身的自由和责任。在剧本中，士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他被无法缓和的矛盾所困扰、煎熬，且毫无希望。死亡几乎成为他唯一的归宿。对未来的茫然，对自己行为的不解和对痛苦人生的失望，最终造成了士兵个体存在的孤独和虚无。士兵的痛苦不只是揭露了战争对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痛苦绝望现实时的无助。士兵与战争之外的一切都隔绝开来，成为了孤独的符号化存在，他没有未来，没有朋友，被隔离在了主流世界之外。
存在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个人主义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同传统的个人主义不同的地方……是把孤独的个人看作是自己的出发点”。在《摧毁》中，作者让伊安和士兵处在宾馆房间这个隔绝空间中，让他们从孤独的自我出发，确认自己的存在，表现出现代人在残酷的人生现实之中对自我认可和价值意义建构的追寻。
二、荒诞世界中的痛苦人生
萨特面对二战人类的惨重灾难和二战后文明被毁灭殆尽的状况，提出了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他认为在“主观性林立”的社会中，人與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在此基础上，加缪提出荒诞是在人类的需要和世界的非理性沉默这两者的对抗中产生的。
外部世界是荒诞残酷的，在这个世界中个人生活处于焦虑、失望和痛苦的状态。剧本的故事只发生在短短的几天中，但每一幕戏的结尾却以春雨、夏雨、秋雨、冬雨和雨声作为结束。春雨本该代表着希望和生命力的延续，但是对应的第一场戏却更多的带着腐朽的死亡气息。伊安作为一个将死之人，百般哄骗凯特——一个智力略微有障碍的年轻女子与他发生关系。第一场戏体现出了荒唐的情色意味和死亡气息，与春雨形成了突出的反讽效果。第二场戏多次出现了伊安与凯特的性爱场面。但两人的肉体活动显示的不是主人公旺盛的生命力与情欲，而是他们之间互相依赖和互相憎恨的矛盾关系。第三场戏开始时，旅馆已被炮弹击中，愈加荒诞的剧情便在废墟中展开了。士兵通过口述将伊安强行拉近了战争体验中，伊安成为了一个被动的聆听者，最后成了士兵疯狂行为的受害者。借助秋雨的隐喻，他收获了暴虐与残忍，因为他播种的就是暴力——他对凯特施加的折磨如今加倍地返还在己身。第四场是最为黑暗的一场。士兵自杀后，伊安想自杀却被凯特阻止。凯特带回的弃婴在片刻之后死去，人类的希望也随之消失，凯特对上帝的信仰也破灭了。此时的两人都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在冬雨声中第四场戏结束。全剧以雨声结束，春雨不会再来，象征着春天的希望已经不复存在。 外部世界的荒诞还体现在战争似乎只被隔绝在了一个很小的地方。波黑战争爆发，种族清洗、大量平民死亡都在剧中得到了体现，文明世界的秩序被战争打破，数以万计的人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战争波及以外的人对此选择了漠视。士兵是整个战争残酷的见证者“我亲眼见到成千上万的逃难的人群像猪一样地挤上卡车逃出城去，女人们把她们的婴儿扔上车去，盼着有人会照顾孩子，人们互相拼命挤压践踏直到死亡。他们的眼珠从脑壳中突了出来。一个孩子大半边脸被炸飞了。一个饿昏的男人在吞吃她死去妻子的大腿。”[1]（51）士兵反复的要求伊安把战争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报道出来，但是伊安回答说“没人会感兴趣的”[1]（49）。战争成了当事人的梦魇，却不足以成为处于和平地区的人的饭后谈资。更荒谬的是枪（一个隐喻的暴力象征）成了剧中主人公安全感和强制力的符号化代表，拥有枪就代表着能为所欲为，而失去了枪支，就只能任人宰割。在剧末，伊安抱着给他带来巨大痛苦的士兵的尸体寻求温暖和安慰，这一举动就是对残酷战争和荒诞现实的最有力的揭示。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对“他人即地狱”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只有当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破坏时，才会让主体和他人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不可修复，相互折磨，个体备受煎熬。在剧中，三个主人公之间的关系都体现出他人为“地狱”，伊安、士兵和凯特都又是受害者也是施虐者。前半部分，伊安是作为一个施虐者的形象出场的，他哄骗凯特与他上床，却一直对凯特冷嘲热讽，鄙视她的弱智、嘲笑她的家人，并且还强烈的否定了她的信仰——认为上帝是不存在。但通过他们的交谈也可以发现，凯特在精神上折磨着伊安，让他焦虑不堪。到了后半场，士兵登场，伊安的角色瞬间转换，他从施虐者变成了被害者。士兵强奸了伊安，吞食了他的眼珠，摧毁了伊安的生存意志。讽刺的是，士兵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的女友在战争中惨死，而他本人也找不到出路，最后士兵自杀在了伊安面前。《摧毁》中前半部和平时期利兹旅馆的普通的强奸事件和后半部战争中混乱残暴的一连串的意象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有着微妙的因果关系、替代关系。与他人的和谐关系的被破坏，导致和他人之间的“地獄”般的关系体验，施虐者和受虐者身份处于转换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痛苦。
在创作《摧毁》时作者对自己的意图进行过解释：“利兹旅馆中一场寻常的强奸与波斯尼亚的暴行有何联系呢？……一边是种子，一边是大树。”在现代社会中文明与战火的间隔是如此微薄，以至于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或者说，和平和文明本身就已经孕育着战争的种子。《摧毁》是对现代文明，包括现代价值观从整体上，作为一个体系的质疑——在所谓的现代文明中早已埋下了暴力的种子。在《摧毁》中，作者试图从人最复杂的情感切入，来展示现代社会如何从整体上作用于人的情感，使个体人性的残暴、矛盾和虚无与社会有了深刻的关联，或者说，是社会体系导致了人性的堕落。
三、结语
凯恩曾给自己的写作做过这样一个解释，“我一直不断地写剧只是为了逃避地狱，然而始终未能如愿。但从事情的另一端来看，当你们坐在席间一边看一边觉得，那是对地狱最完美的表述时，我又感到这也许是值得的。”她的剧本中充满了对残酷人生的揭露和批判。《摧毁》以主体和他者、异性和同性、同性与同性之间的纠缠、胁迫，通过暴力化的“性叙事”，对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给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个体存在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造成的痛苦感受都是《摧毁》中可供深度挖掘的作者对人生现实的人文关怀。总的来说，虽然《摧毁》展现了骇人听闻的故事、荒诞的社会现实，但从存在主义出发，还是为解读剧本的悲剧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考。
注释：
[1][英]莎拉·凯恩，胡开奇译.莎拉·凯恩戏剧集[M].上海：新星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法]让·保罗·萨特，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4][法]让·保罗·萨特，周熙良等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5][法]让·保罗·萨特，关群德等译.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