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代消失了。
　　 伴随着这些时代的风度、歌谣、民俗等集体经验也一同淹没无踪。
　　印象之初的端午节，飘有缕缕艾草味，端午前到河边割些艾草，放在家里。听老辈人说，早时候没有蚊香，晚上就烧一把艾草熏熏，众人围着艾草火堆，在艾草烟雾里讲故事打发时间。
　　 此地端午民俗，当天用艾草煮些鸡蛋、鸭蛋和大蒜，喝用麦仁或大米酝酿的米酒，在门口窗户悬艾草，讲究的老人会给孙子缝香包，裹进雄香，戴在项或肩上，驱蚊辟邪。印象最深的是端午过后，腌透了红心流油的咸鸭蛋开始增人食欲。许多岁时记中都记载端午节为中天节、五月节，是和中秋除夕、并重的“三节”。豫东地区端午节连着忙碌的麦收季，由于农事端午并不隆重，麦收过后“麦罢”才是重要的节气，许多人家都要走“麦罢亲戚”，回娘家、定婚姻都在这个点儿。
　　节日，或节气，本质是时间的一个戏剧化的仪式，在冗长忙碌的时间里，挽个节，停顿下来，怀念或庆祝，给人们一个欢乐团聚的仪式，亲朋们不致太疏离，时间不致太漫长，日子不致太难熬。
　　 节日有很多类型，主要一种是农历节气，它根植于自然循环的时间形态，这种时间的测量联系着太阳月亮等星体的运动周期，也联系着草木作物的生长周期，如月缺月圆、日出日落，星座循环和花开花落、苗秀荣枯，人生在天地间、自然里，和草木虫鱼一样，顺乎自然节律的变换，生活节日也因应着天地间的节奏。在以钟表刻度计时的“机械时间”之前，时间具有多元的形态，农业社会大多普遍信仰这种自然循环的时间观，它在不断循环往复中显示着自然的生生不息与永恒静态。端午节即是来自这样时间形态下的一个节日，它保持了人与自然节律的敏感、联系与沟通，随着春夏之交，万物复苏，邪气病菌等也沉渣泛起，此外，按照神秘阴阳交替理论，端午节在夏至前，阳气盛到极点阴气开始反弹，就如每天正午午后，是最神秘阴森的时刻，所以农历五月被称为“毒月”“不吉之月”，才会有这样一个辟邪驱毒的节日仪式，端午节悬艾草煮蒜，带有这样辟邪驱毒的神秘仪式。
　　《红楼梦》五月初三贾母带领合家众人“清虚观打醮祈福”，就是清代端午风俗。南方的端午除了艾草还用菖蒲，《岁华忆语》是民国时期夏仁虎先生晚年回忆南京风俗的作品，其中《端阳》这样记载：“端午节人家，自五月一日，即用菖蒲叶，剪作剑形，并艾叶悬户上，张钟馗像于堂，云可辟邪。戚友家多以鲥鱼、角黍相馈遗。往往遗鱼辗转数处，仍送回本家，则已馁不堪食矣！足为发噱。五日，以野花为束，蘸水洗目曰洗火眼。洗毕，置小鹅眼钱于盆中，倾向门外，曰抛火眼。酒中置雄黄饮之，曰可去毒。于小儿额用雄黄书‘王’字，以象虎形，云易长成。以雄黄书小纸条，其词曰‘五月五日天中节，一切蛇虫尽消灭’，于墙角倒贴之，谓避虫豸。午酒必有一馔，则萱花、木耳、银鱼等五种炒之，曰炒五毒。午餐既竟，则相率至秦淮水滨看龙舟矣。”这段记载十分详细，我猜角黍就是现在的粽子，中间的点火眼不明白怎么回事，倒是点雄黄，让我突然记起小时候也有这么回事，在额头点雄黄辟邪，至于炒五毒，故里并没有这样的事情，五毒本指“蝎子、蛇、蛤蟆、蜈蚣、蝎虎子”，这里以五种相似的植物炒之，是人类学中典型的“相似性巫术”。邓云乡《燕京乡土记》“端午小景”中写道北京是制“五毒饼”馈赠亲友，所谓五毒饼就是玫瑰饼，“用香喷喷、甜滋滋的玫瑰花瓣捣成娇红的玫瑰酱，加蜂蜜和好白糖等熬稀，加松仁等果料，调成馅子，做成雪白的翻毛酥皮饼，上面盖上鲜红的‘五毒’形象印子。”现在市面有些也能买到玫瑰饼，但少了端午的仪式感，只是一种甜点而已。
　　 科学理性的进步，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过去那种蒙昧迷信和神秘联想逐渐从人们脑海里祛除了，人们的时间脱离了自然节律，缩进了机械的钟表和电子数字，不再神秘，许多传统节日像端午节这样少了各种迷信式的仪式，丧失了本身的文化记忆和自然内涵，变得空洞无物，仅仅是快节奏社会的一刻时间停顿，一次休息时间，是社会发展的题中之意。
　　几年前在郑州租房子，房东在门口挂了一束艾草，七月份，艾草已經干枯，仍能闻到缕缕艾草味，后来每到端午节，总能想起那束干枯的艾草，闻到艾草的味道，这味道总牵引着回忆的丝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