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是深沉沧桑，经历风浪，饱尝冷暖的，深怕被误解为是周杰伦一代、嘻哈一代，和80年代生人一样，是历史的一张白纸。他们习惯于对80年代生人说，你们还年轻。
　　
　　
　　童年。同样没人管，没人问，在废墟、野地、大院、田间疯玩。他们童年的经济生活一片惨淡。陈云1980年代初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这么多要饭的”。
　　种粮食的吃不上粮食。在当时的农村，农民劳动一年得到的现金分红不过十几块钱。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05元，比1966年的636元下降了4.9%。这只是计算的“名义工资”，实际拿到的不过每月50元。
　　经济生活的窘迫和童年的诗意并不相悖，抓革命促生产、真理标准论辩中的父母还无暇顾及，和日后日益讲求实利、规范的社会秩序相比，这是1976年生人的诗意时光。家庭陆续安定下来，政府、工厂、学校、农村不再有大批判的喧嚣，经济平缓回升，中国艰难复苏。
　　少年。青年。小学、中学、外出打工、大学。写诗、唱歌、读书、幻想。80年代的一切主题，也是1976年生人的青春主题。但确切地说，他们只是80年代的旁观者，他们和80年代之间是懵懵懂懂，若即若离的，并没有切实的血肉联系。
　　他们的年龄还不足以体验爱情、痛苦、 困惑、批判、尊严、人道、悲悯。那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自己的青春期，还不能展示勇气和担当，才华和活力。
　　他们虽然根深蒂固地知晓，人不再是被安排好的命运，和政治的道具、附庸，但他们还未成年，还没有开始独立的人生。还不能形成这样的价值指向：人和人性的重建，比政治、经济上的重建更为艰难和宝贵。
　　没有从80年代的思潮里汲取足够的营养，是1976年生人的一道硬伤。
　　这使得今天，他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借助对80年代的温暖回忆，以当时的理想主义菲薄当下的急功近利，以当时的精神至上贬斥当下的消费崇拜，以当时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对抗网络一代无节制的虚无和逃脱。
　　他们还不及思考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个人和体制，主义和问题，完成个人价值的最终确认，80年代就结束了。然后，精神本位向经济本位转型，实利社会开始了。
　　
　　他们雄心勃勃，希望与众不同，坦诚、义无反顾地拥抱新时代。1993年，16岁的柴静高考成绩平常。母亲为将来的就业考虑，让她报考“铁老大”。她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却一门心思要去远方。妥协的结果，柴静南下长沙，“当时走得那么急，头也不回，恨不得把过去全部抛掉”。
　　渴慕成功，崇拜创业英雄，和商业世界不疏离，不抵触。崇尚现实奋斗，创业、竞争、致富，彻底入世。更重要的，在经济大潮中，1976年生人真正学会了思索人生，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对利益的诉求不再扭扭捏捏，并把它理解成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
　　他们希望重新梳理一些广为流传、但似是而非的错误理念；
　　他们希望更深入地观察80年代，更新知识体系；
　　他们相信在80年代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中，并没有意识到市场秩序对个人自由的有效保护，而这将成为今后的讨论主题；
　　在经济转型中，他们积累了对市场秩序的观察，发现了美，并希望它为更多的同胞所体悟。如果你骂他们眼睛只盯着钱看，他们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向你解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必然逻辑关系。
　　这是真实的内心写照，在彷徨、左顾右盼多时后，他们确立了如上的价值观，由此，1976年生人找到了自己在最近50多年中国历史里的精神位置，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生于1976年，并不是一张严格、工整的精神图谱，但还是可以按图索骥。有网友在网上标出1976年生人的身份：
　　是最后一拨对这样一句话耳熟能详的人——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是最后一拨男女生互有好感，却故作嫌恶状，在课桌上刻三八线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中小学写作文时，言必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接受计算机启蒙教育时，还见识过BASIC语言的人；
　　是最后一拨对“五讲四美三热爱”倒背如流，但始终没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四有新人”的人；
　　是最后一拨享受过最纯真最动人的日本动画片，到八十岁仍能张口就来一段《铁臂阿童木》主题歌的人；
　　是最后一拨看了《排球女将》后，逢中日排球赛就紧张万分，生怕日本队真练成了睛空霹雳、流星赶月，抢走中国女排“五连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