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界的“金字塔”，是一块块巨石由塔基一层一层地铺筑到塔身、塔顶的。位于塔尖的往往是闻名遐迩、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歌唱家，处于塔身和塔基者则常常是知名度不广、为数众多的音乐家以及默默无闻的基层音乐工作者。但是，他们对于音乐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都做出了各自应有的重要贡献。于仲德先生可以说是我国音乐界的一座“无字碑”。
　　于仲德（1936---2008）的音乐职务有队长、院长、主席三个“头衔”。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济南市歌舞团乐队队长、山东省歌舞剧院院长和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但是，他喜欢别人叫他“老于”。这个称呼，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指挥家、作曲家、演奏家出身、完全依靠自己拼搏出来的领导干部那种朴实无华的个性和平易近人的品格。
　　我和老于相识，始于1959年。那时，他还在济南市艺术馆工作，我在肥城教高中语文，业余爱好二胡演奏。由于参加济南市一次文艺汇演，演出二胡独奏，被正在筹建济南市歌舞团的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相中，尽力把我从肥城调入济南，其中，老于也是坚定的支持者。虽经历了许多曲折，终于造就了我跨入音乐界的人生转折。记得，他在父母家为我接风时，满满一桌子菜，鱼肉佳肴，单请我一人，那可是吃肉凭票供应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啊！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为“昂贵”的一顿饭。老于待人之好，是那种掏出心来的好。此后，他担任乐队队长，我作为乐队首席，于是，我们之间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和交往。歌舞团组建二十余人的民族乐队声部相当齐全，排练、演出歌剧《红珊瑚》、《小二黑结婚》、《哑姑泉》、《王贵与李香香》、《刘胡兰》、《江姐》、《白毛女》和舞剧《小刀会》等剧目，均由老于指挥。他的听觉非常灵敏，手势简洁明了，讲究音响平衡，思路极为清晰，将乐队表现力提升到全国省、市级民族乐队一个高层次地位。记得《红珊瑚》演出时，山东省歌舞团艺术指导、作曲家刘源曾自己掏钱买票观摩七八场之多，后来说起时连连夸奖乐队水准不在原创单位水平之下；后又赴青岛、开封、徐州等地公演，场场爆满，获得观众广泛好评。这和老于指挥的优异专业水准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后来他被评为国家一级指挥，可谓名至实归。
　　老于音乐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在民族器乐领域。1960年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放他创作的民乐合奏《春到田间》，那格调清新的旋律和浓郁的民族配器风格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还创作了民乐合奏《迎春曲》、板胡曲《观灯》。《观灯》和《大姑娘美》也是他经常上台演奏的板胡独奏曲目。他曾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理论作曲，在创作技法上有了大幅度提高。1963年由本团祁本隆、孙丽、杨夫英、张朝群和张继伦编舞、于仲德作曲的舞蹈《看庄稼》，在参加1964年第五届“上海之春”演出时，轰动了华东地区音乐界，各地文艺团体学习这一节目络绎不绝，排成长龙。舞蹈音乐是老于根据山东平阴民间舞蹈音乐“加鼓咚”为素材创作，音调亢奋，节奏明快、起伏有致，一气呵成：舞蹈内容以三个老农民到田头看一片绿油油庄稼时表现出的诙谐、乐观情绪。可惜，这一舞蹈“生不逢时”。济南市歌舞团部分成员由文化部调至北京，于1966年4月30日晚在北京饭店为周总理和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伴奏交谊舞，中间演出歌舞节目。《看庄稼》演出时，陈毅看得津津有味，周总理却一直和身边人说话，挨他坐着的陈毅示意总理快看，总理也不理会。节目刚演完，周总理快步走到小乐队面前，我们赶紧起立，真是近在咫尺。周总理批评《看庄稼》丑化贫下中农形象。我记得，总理还说：现在的音乐创作调门越来越高，是不是这就是“革命”啊？我看不见得，有的革命歌曲就很抒情嘛！还哼唱了几句，讲了有五六分钟时间。总理或许在传递着某种信息，此时正是“文革”前夕。后来，江青、于会泳等人提出“三突出”文艺创作原则，证实了周总理讲话的针对性。
　　1972年，全国民族乐队纷纷解散，我们也难逃厄运。我被调到济南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老于被借调至山东省京剧院《红云岗》剧组担任指挥。有一次，他邀我观看他们根据彭修文民乐合奏改编成中西管弦乐队合奏的《乱云飞》，那是我听过最好的音响版本之一。老于一贯重视戏曲音乐的随腔、跟腔和包腔，中西合璧乐队配器织体又更为丰满，京剧院乐队对于《乱云飞》“京味”把握比一般民族乐队更胜一筹，老于的指挥富于激情，听来真是如痴如醉。这一阶段，他除担任《红云岗》首任指挥外，还指挥京剧《智取威虎山》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曲目，质量上乘，享誉齐鲁和北京等地。于仲德指挥之大家风度显矣！
　　1981年12月，老于调至山东省歌舞团任副团长。当时住房条件普遍很差，一家四口挤在15平米一间陋室中。分配新住房时，他分到一套三居室房子。按照他的资历（1949年于仲德13岁时即参加济南刚解放组建的“少先文工团”）绝对够格。但是，当团里一位老同志找他反映住房困难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分给他的住房让给了这位老同志。这既是他一贯先人后己、待人厚道的作风，这一举动也在团里引起了轰动，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赏和尊重。1985年1月在全团民主选举大会上以绝对多数选票当选团长，次年改为山东省歌舞剧院时又出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这一阶段，我也调至高校从事中国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彼此都忙，见面机会不多。但常听说他以创业精神做出的许多出色工作：如组建民族乐团和交响乐团：1989年策划演出我国第一部交响舞剧《无字碑》（特邀杨立青作曲，1990年获上海艺术节“白玉兰”奖）；同年还上演金湘作曲歌剧《原野》，这是国内较早演出的单位之一；1994年创作演出大型歌剧《徐福》（本院姚继刚作曲，雷岩、于联华主演，1995年获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在领导岗位上繁忙之余，他还创作了民族管弦乐组曲《蓬莱仙阁》（与台中兴合作），这既是一部民乐创作的精品，也是他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代表作。于仲德的这些大动作和大手笔，反映了他对山东音乐文化事业的敬业精神和做出的杰出贡献，属于山东省歌舞剧院的“黄金时代”。老于一贯重视对优秀艺术人才的培养。记得1983年10月，山东省第二届“泉城之秋”音乐会上11岁的于红梅以二胡独奏《一枝花》崭露头角，老于以敏锐的艺术直觉一眼相中，提议把她调入山东省歌舞团作为独奏演员重点培养。于红梅的父母亲为工薪阶层，工资收入微薄，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简直像天上掉下的馅饼。他们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说：红梅有很大潜质，还是送她到北京去发展吧。于红梅一家至今还念念不忘老于的恩情。她父母经常说：那时也不懂事，都没有去于院长家里道谢一次。老于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以“伯乐”精神培养出不少尖子人才。他非凡地爱惜人才的无私精神，用“崇高”二字评价，毫不为过。
　　1994年，于仲德以全票当选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这一阶段业绩，且举一例：1998年12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和《人民音乐》联合主办在青岛召开98全国当代民乐创作理论研讨会，由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协办，老于全力以赴地投入。他又联系青岛音协、电视台协助，并嘱咐我一定要参加。朴东生、刘文金、张殿英、黎英海、金湘、刘锡津、鲁日融、杨青、唐建平、顾冠仁、景建树、权吉浩、郑冰等一批作曲家和于庆新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开得极为成功。正如朴东生会长在“闭幕词”中所说：“这是一次推动观念转变、拓宽创作思路，高水准、高质量、有实效的理论研讨会。……是一次重要的带有里程碑性质的学术活动，必将在下世纪显出这次会议的理论影响。”朴会长前瞻性的预言已为当前中国民乐创作的迅猛发展所证实。应当说，老于在这次会议的组织安排、经费筹集和后勤工作方面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保障作用。我和民管学会以及这些作曲家的“缘分”也始于此次会议。如果没有老于的再三叮嘱，或许会擦肩而过，失去这些年来和民乐界在学术领域的密切联系与交往机缘。鞭策我参与民乐界理论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这是知音者的先见之明。
　　我和老于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春节期间在张海迪父母张坦夫、毕江桥的家宴上，海迪父母既是我们在济南工作时的老上级，又待我们亲如兄嫂。老于和他爱人吕慧珠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参加了聚会。张海迪也从对面房间推着轮椅过来聊天。那天喝酒聊天都十分尽兴，谈事业、说往事分外激动。未料7月听到老于患胰腺癌住院的坏消息，我和两个朋友去医院探望时，他爱人为不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我们只是隔着玻璃窗户看他躺倚在病床上仿佛在思考着什么事情：再就是9月3日去世后在殡仪馆的遗体告别。他安详地躺着，再无言语，那已经是阴阳相隔的两个世界了。
　　于伸德先生离开我们整整四年多时间了，我在梦中曾多次见到过他。早就想为他写篇纪念文字，直到今日才完成心愿。他的一生，为山东音乐文化事业、包括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他曾担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做了许许多多具体而实在的工作，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待人以诚，不求闻达，称他为我国音乐界的一座“无字”丰碑。我想，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