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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几乎是以滑着舞步般的轻松与浪漫，处理着军国大事”（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书法、绘画、音乐、图书、古玩、花石、美女，花石纲、万岁山、贡云、大晟乐等等，一切与游冶享乐相联系的“事业”，蓬勃开展。犹如生命的“回光返照”，就在北宋处在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宋徽宗的确玩了一把“辉煌”，“歌舞”为“升平”服务的功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
一、 升平歌鼓沸高楼
赵佶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即位，至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内禅，居皇帝位二十六年。翻阅正史、笔记等文献以及诗赋歌词，关于这二十六年，最为频繁地撞入眼帘的词语，恐怕莫过于“承平”“太平”“升平”“盛世”一类：
“是时海宇晏清，四夷向风，屈膝请命，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乐，庆祥瑞，可谓升平极盛之际”。这是蔡绦《铁围山丛谈》中的记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这是孟元老崇宁癸未亲眼所见汴京元宵节前后的情景。“五门端阙初元夕，万历宣和第二年。盛世亲逢叨四近，颂觞连日缀群英”（张知甫《可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这是徽宗政和年间的中书舍人王安中的赞叹。“时四方承平，府库盈溢，（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如粪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版），这是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升平盛世，歌舞自然是最能直观反映的文艺样式，文士填词的歌唱，更是一片颂声：
万国梯航贺太平。天人协赞甚分明。两阶羽舞三苗格，九鼎神金一铸成。仙鹤唳，玉芝生。包茅三脊已充庭。翠华脉脉东封事，日观云深万仞青。（晁端礼《鹧鸪天》）
重檐飞峻，丽彩横空，繁华壮观都城。云母屏开八面，人在青冥。凭栏瑞烟深处，望皇居、遥识蓬瀛。回环阁道，五花相斗，压尽旗亭。歌酒长春不夜，金翠照罗绮，笑语盈盈。陆海人山辐辏，万国欢声。登临四时总好，况花朝、月白风清。丰年乐，岁熙熙、且醉太平。（曹组《声声慢》）
望五云多处春深，开阆苑、别就蓬岛。正梅雪韵清，桂月光皎。凤帐龙帘萦嫩风，御座深、翠金间绕。半天中、香泛千花，灯挂百宝。圣时观风重腊，有箫鼓沸空，锦绣匝道。竞呼卢、气贯调欢笑。暗里金钱掷下，来侍燕、歌太平睿藻。愿年年此际，迎春不老。（万俟咏《鹊夜慢》）
茜雾红云捧建章。鸣珂星使渡银潢。亲将圣主如丝语，传与陪都振鹭行。香袅袅，佩锵锵。升平歌管趁飞觞。明时玉帐恩相续，清夜钧天梦更长。（王安中《鹧鸪天》）
“万国梯航贺太平”“万国欢声”“醉太平”，宋徽宗朝“升平无际”的文化，太需要“日日仙韶度曲新”了，建立为“太平”“盛世”服务的音乐机关，创作为之服务的音乐艺术势在必行。
二、 大晟乐“嘉与天下共之”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乐三》：
徽宗崇宁元年……次年，帝鼐八鼎成。八月，新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诏赐名曰“大晟”。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以其乐施之郊庙、朝会，弃旧乐不用。又诏：春秋释典赐宴，辟雍、贡士、鹿鸣、闻喜宴，悉用大晟乐，屏于倡优淫哇之声。仍令选国子生教习乐、舞。
大晟得名，缘于对尧舜之治的追慕。“（崇宁四年）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宋史·乐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尧有《大章》，舜有《大韶》，宋徽宗要有《大晟》。晟，光明、兴盛也。在徽宗的倡导下，北宋末年的歌坛着实展演了一片繁荣。
《宋史·乐志》记载：
（政和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亲按宴乐，召侍从以上侍立。诏曰：“《大晟之乐》已荐之郊庙，而未施于宴享。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试于殿庭，五声既具，无沾滞焦急之声，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天下，其旧乐悉禁。”……八月，大晟府奏，以雅乐中声播于宴乐，旧阙徵、角二调，及无土、石、匏三音，今乐并已增入。诏颁降天下。九月，诏：“《大晟乐》颁于太学、辟雍，诸生习学，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纱、皂缘、绅带，佩玉。”
大晟乐颁行天下，施于宴享，改造了的民间旧曲新调，再回到民间，容易被广大百姓接受。于是，大晟歌曲唱响天下，风行各个阶层。宫廷里，“大晟重均律吕全，乐章谐协尽成编。宫中嫔御皆能按，欲显仪刑内治先”；“乐章重制协升平，德冠宫闱万古名。嫔御尽能歌此曲，竞随钟鼓度新声”；“丝篁鼎沸，近内廷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如云外”；“教坊集诸妓女观乐”。都城中，“间列歌场舞馆，车马交驰”；“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民巷里，“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馀里”；“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三、 伟男髫女争唱《黄河清》
大晟歌曲，一时传播天下，自然也产生了不少雅颂经典歌曲，蔡绦《铁围山丛谈》有极其生动的描绘﹕
政和初，有江汉朝宗者，亦有声。献鲁公词曰：“升平无际，庆八载相业，君臣鱼水。镇抚风棱，调燮精神，合是圣朝房魏。凤山政好，还被画毂朱轮催起。按锦辔，映玉带金鱼，都人争指。丹陛。常注意。追念裕陵，元佐今无几。绣衮香浓，鼎槐风细，荣耀满门朱紫。四方具瞻师表，尽道一夔足矣。运化笔，又管领年年，烘春桃李。”时两学盛讴，播诸海内。鲁公喜，为将上进呈，命之以官，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时，作为歌曲焉。 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韩师朴丞相中秋坐上作《听琵琶词》，为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锁春风，悄无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为制撰。时燕乐初成，八音告备，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黄河清》《寿香明》（当为《寿星明》），二者音调极韶美。次膺作一词曰：“晴景初升风细细，云疏天淡如洗。槛外凤凰双阙，匆匆佳气。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大晟》奏功，六乐初调角徵。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内家别敕，重开宴，未央宫里。”时天下无问迩遐小大，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
蔡绦所记江汉的歌，词调《喜迁莺》。晁次膺“晴景初升风细细”一阕即《黄河清》。“两学盛讴，播诸海内”“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这样的传播效应，已不是“流行”二字所能概括，应当是“红遍”天下了。
《喜迁莺》词调，可谓是一支传统的颂歌，宋神宗时的枢密副使蔡挺就是因《喜迁莺》（霜天清晓）的歌唱，而从边疆提升中央的（事见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当时“达于禁中，宫女辈但见‘太平也’三字，争相传授，歌声遍掖庭，遂彻于宸听”。蔡挺之词作于熙宁四年（1071），距江汉填词的政和初，已四十多年。江汉能旧曲翻新，仍然保留“太平也”的颂歌特点，献给蔡京，也算是歌尽其用了。《黄河清》显然是应制的创调。蔡绦以为“音调极韶美”，这从“格律”亦能见出一斑。全词为规范的“八均”慢词结构。试作分析如下：
（一） 平仄
晴景初升风细细，云疏天淡如洗。
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仄。
槛外凤凰双阙，匆匆佳气。
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
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
平仄平平仄仄，仄平仄，平平仄仄。
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
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
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
《大晟》奏功，六乐初调角徵。
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
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平平仄仄。
内家别敕，重开宴，未央宫里。
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龙榆生先生说：“其在平仄配合方面，例如上句平平仄仄，下句仄仄平平，相间用之，不相凌犯，斯为和婉。反是，则声情即多乖异，而尤以遇协韵句之句末一字，苟用同声之字，音节或趋于凄抑，或入于激厉。二句结尾叠用平声，易成凄抑，叠用仄声便见激厉。”（《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此词全篇结尾多叠用仄声，表现了颂歌高亢昴扬的特点。
（二） 叶韵
去声上声互叶。“细”“洗”“气”“喜”“泚”；“齐”“瑞”“征”“醉”“里”。去声与上声，均匀交换，上片下片贯穿一气。开篇韵密，表现了颂声的激扬。转入后二句、三句相隔叶韵，表现出一种“陶醉”的悠扬。龙榆生先生说：“隔句用韵，或三句用韵者，音节最为和婉。反是，则为拗怒，为迫促，为急切怨怒之音。”（《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三） 句法
上片：七六六四六三四六七；下片：六五四四六六三四四三四。二十句，七个四字句，七个六字句，其他七字句、五字句、三字句作点缀。四六句式的多用，保持了雅颂与骈体句式的“典雅”意韵，奇字句式的插入，奇偶相生，龙榆生先生说：“所谓奇偶相生，谓三五七及二四六诸种句法，相间用之，则和婉而多软媚之态。若多用偶数或奇数之句，则音节往往转为崛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晁端礼有词集《闲斋琴趣外篇》六卷，可确定作于宋徽宗大观、政和间“歌咏太平”的颂词有十四首之多，除《黄河清》《寿星明》外，如《并蒂芙蓉》《舜韶新》《鹧鸪天》十篇，这些颂歌，均为晁端礼赢得了进官加爵的荣耀。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并蒂芙蓉词》：
政和癸巳，大晟乐成，嘉瑞既至，蔡元长以晁端礼次膺荐于徽宗。诏乘驿赴阙。次膺至都，会禁中嘉莲生。分苞合趺，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乐府体属词以进，名《并蒂芙蓉》。上览之称善，除大晟府协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词曰：“太液波澄，向鉴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绿荷深，并丹脸争媚。天心眷临圣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愿君王、寿与南山齐比。池边屡回翠辇，拥群仙醉赏，凭栏凝思。萼绿揽飞琼，共波上游戏。西风又看露下，更结双双新莲子，斗妆竞美。问鸳鸯、向谁留意。”
与《黄河清》相比，《并蒂芙蓉》咏荷花，贺嘉瑞，寄祝愿。起篇三句一韵，极其舒迟和婉。如上片至“愿君王寿与南山齐比”前，“瑞”“蕊”连用，添进一小韵，韵脚变密，并以去声与上声交替，“激励劲远”之声振起，又接“上声”，以改变去声“去而不返”之“刚硬”，使之“舒徐和婉”而转入下片。将祝愿之情表达得十分恰切。全词笔法婉转，语言优美，可以见出大晟词人高超的填词技巧与音乐才华。晁端礼的《绿头鸭》，上片六均，下片五均，平声韵长调，音节十分优美，试听：
锦堂深，兽炉轻喷沉烟。紫檀槽、金泥花面，美人斜抱当筵。挂罗绶、素肌莹玉，近鸾翅、云鬓梳蝉。玉笋轻拢，龙香细抹，凤凰飞出四条弦。碎牙板、烦襟消尽，秋气满庭轩。今宵月，依稀向人，欲斗婵娟。变新声、能翻往事，眼前风景依然。路漫漫、汉妃出塞，夜悄悄、商妇移船。马上愁思，江边怨感，分明都向曲中传。困无力、劝人金盏，须要倒垂莲。拚沉醉，身世恍然，一梦游仙。
龙榆生先生分析说：“上下片都有两个七言偶句，而它的句式又是上三下四的；这也是‘奇偶相生’的另一方式。……整体用三、四、五、六、七各种不同句式参互构成，显示音节上的抑扬骀荡之美，恰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相称。这上片铺写中秋赏月的愉快心情，下片转入伤离思念远的悲凉情调，一结兜转，归到平生心愿，保持着温柔宛转的韵致，是非常谐婉动听的。”（龙榆生《词曲概论·宋词长调的结构和声韵安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除了上述颂赞之歌响彻云霄外，“都下盛传”《踏青游》《红窗迥》，“市井竞唱《韵令》”（《游宦纪闻》卷三，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钧容班、教坊“宜唱田中行、曹元宠小令”，“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宣和间京师人多歌蕃曲》，朱杰人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太平”“升平”“承平”，歌舞艺术园地，一时间，姹紫妍红。现当代治文学史，有一很突出的现象，即凡是对当朝或当代皇帝的歌颂，一律称之为“歌功颂德”，很为后世所不齿。与发抒个人真情实感的歌唱相比，“歌功颂德”的篇章难免有夸饰的不足，历史上的确有像陈后主、南唐后主这些把“国家”唱坏了的，宋徽宗也是“亡国之君”，他主持朝政，“颂声”大作，不久自己就成了“俘虏”，但是否所有“歌功颂德”的作品，均应斥之为“谀词”而一棍子打死？一部中国古代史是否所有的时代都是不值得肯定呢？是否凡是对当代歌颂的作品均无任何价值呢？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
一、 升平歌鼓沸高楼
赵佶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即位，至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内禅，居皇帝位二十六年。翻阅正史、笔记等文献以及诗赋歌词，关于这二十六年，最为频繁地撞入眼帘的词语，恐怕莫过于“承平”“太平”“升平”“盛世”一类：
“是时海宇晏清，四夷向风，屈膝请命，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乐，庆祥瑞，可谓升平极盛之际”。这是蔡绦《铁围山丛谈》中的记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这是孟元老崇宁癸未亲眼所见汴京元宵节前后的情景。“五门端阙初元夕，万历宣和第二年。盛世亲逢叨四近，颂觞连日缀群英”（张知甫《可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这是徽宗政和年间的中书舍人王安中的赞叹。“时四方承平，府库盈溢，（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如粪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版），这是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升平盛世，歌舞自然是最能直观反映的文艺样式，文士填词的歌唱，更是一片颂声：
万国梯航贺太平。天人协赞甚分明。两阶羽舞三苗格，九鼎神金一铸成。仙鹤唳，玉芝生。包茅三脊已充庭。翠华脉脉东封事，日观云深万仞青。（晁端礼《鹧鸪天》）
重檐飞峻，丽彩横空，繁华壮观都城。云母屏开八面，人在青冥。凭栏瑞烟深处，望皇居、遥识蓬瀛。回环阁道，五花相斗，压尽旗亭。歌酒长春不夜，金翠照罗绮，笑语盈盈。陆海人山辐辏，万国欢声。登临四时总好，况花朝、月白风清。丰年乐，岁熙熙、且醉太平。（曹组《声声慢》）
望五云多处春深，开阆苑、别就蓬岛。正梅雪韵清，桂月光皎。凤帐龙帘萦嫩风，御座深、翠金间绕。半天中、香泛千花，灯挂百宝。圣时观风重腊，有箫鼓沸空，锦绣匝道。竞呼卢、气贯调欢笑。暗里金钱掷下，来侍燕、歌太平睿藻。愿年年此际，迎春不老。（万俟咏《鹊夜慢》）
茜雾红云捧建章。鸣珂星使渡银潢。亲将圣主如丝语，传与陪都振鹭行。香袅袅，佩锵锵。升平歌管趁飞觞。明时玉帐恩相续，清夜钧天梦更长。（王安中《鹧鸪天》）
“万国梯航贺太平”“万国欢声”“醉太平”，宋徽宗朝“升平无际”的文化，太需要“日日仙韶度曲新”了，建立为“太平”“盛世”服务的音乐机关，创作为之服务的音乐艺术势在必行。
二、 大晟乐“嘉与天下共之”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乐三》：
徽宗崇宁元年……次年，帝鼐八鼎成。八月，新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诏赐名曰“大晟”。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以其乐施之郊庙、朝会，弃旧乐不用。又诏：春秋释典赐宴，辟雍、贡士、鹿鸣、闻喜宴，悉用大晟乐，屏于倡优淫哇之声。仍令选国子生教习乐、舞。
大晟得名，缘于对尧舜之治的追慕。“（崇宁四年）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宋史·乐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尧有《大章》，舜有《大韶》，宋徽宗要有《大晟》。晟，光明、兴盛也。在徽宗的倡导下，北宋末年的歌坛着实展演了一片繁荣。
《宋史·乐志》记载：
（政和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亲按宴乐，召侍从以上侍立。诏曰：“《大晟之乐》已荐之郊庙，而未施于宴享。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试于殿庭，五声既具，无沾滞焦急之声，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天下，其旧乐悉禁。”……八月，大晟府奏，以雅乐中声播于宴乐，旧阙徵、角二调，及无土、石、匏三音，今乐并已增入。诏颁降天下。九月，诏：“《大晟乐》颁于太学、辟雍，诸生习学，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纱、皂缘、绅带，佩玉。”
大晟乐颁行天下，施于宴享，改造了的民间旧曲新调，再回到民间，容易被广大百姓接受。于是，大晟歌曲唱响天下，风行各个阶层。宫廷里，“大晟重均律吕全，乐章谐协尽成编。宫中嫔御皆能按，欲显仪刑内治先”；“乐章重制协升平，德冠宫闱万古名。嫔御尽能歌此曲，竞随钟鼓度新声”；“丝篁鼎沸，近内廷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如云外”；“教坊集诸妓女观乐”。都城中，“间列歌场舞馆，车马交驰”；“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民巷里，“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馀里”；“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三、 伟男髫女争唱《黄河清》
大晟歌曲，一时传播天下，自然也产生了不少雅颂经典歌曲，蔡绦《铁围山丛谈》有极其生动的描绘﹕
政和初，有江汉朝宗者，亦有声。献鲁公词曰：“升平无际，庆八载相业，君臣鱼水。镇抚风棱，调燮精神，合是圣朝房魏。凤山政好，还被画毂朱轮催起。按锦辔，映玉带金鱼，都人争指。丹陛。常注意。追念裕陵，元佐今无几。绣衮香浓，鼎槐风细，荣耀满门朱紫。四方具瞻师表，尽道一夔足矣。运化笔，又管领年年，烘春桃李。”时两学盛讴，播诸海内。鲁公喜，为将上进呈，命之以官，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时，作为歌曲焉。 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韩师朴丞相中秋坐上作《听琵琶词》，为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锁春风，悄无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为制撰。时燕乐初成，八音告备，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黄河清》《寿香明》（当为《寿星明》），二者音调极韶美。次膺作一词曰：“晴景初升风细细，云疏天淡如洗。槛外凤凰双阙，匆匆佳气。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大晟》奏功，六乐初调角徵。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内家别敕，重开宴，未央宫里。”时天下无问迩遐小大，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
蔡绦所记江汉的歌，词调《喜迁莺》。晁次膺“晴景初升风细细”一阕即《黄河清》。“两学盛讴，播诸海内”“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这样的传播效应，已不是“流行”二字所能概括，应当是“红遍”天下了。
《喜迁莺》词调，可谓是一支传统的颂歌，宋神宗时的枢密副使蔡挺就是因《喜迁莺》（霜天清晓）的歌唱，而从边疆提升中央的（事见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当时“达于禁中，宫女辈但见‘太平也’三字，争相传授，歌声遍掖庭，遂彻于宸听”。蔡挺之词作于熙宁四年（1071），距江汉填词的政和初，已四十多年。江汉能旧曲翻新，仍然保留“太平也”的颂歌特点，献给蔡京，也算是歌尽其用了。《黄河清》显然是应制的创调。蔡绦以为“音调极韶美”，这从“格律”亦能见出一斑。全词为规范的“八均”慢词结构。试作分析如下：
（一） 平仄
晴景初升风细细，云疏天淡如洗。
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仄。
槛外凤凰双阙，匆匆佳气。
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
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
平仄平平仄仄，仄平仄，平平仄仄。
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
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
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
《大晟》奏功，六乐初调角徵。
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
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仄，平平仄仄。
内家别敕，重开宴，未央宫里。
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龙榆生先生说：“其在平仄配合方面，例如上句平平仄仄，下句仄仄平平，相间用之，不相凌犯，斯为和婉。反是，则声情即多乖异，而尤以遇协韵句之句末一字，苟用同声之字，音节或趋于凄抑，或入于激厉。二句结尾叠用平声，易成凄抑，叠用仄声便见激厉。”（《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此词全篇结尾多叠用仄声，表现了颂歌高亢昴扬的特点。
（二） 叶韵
去声上声互叶。“细”“洗”“气”“喜”“泚”；“齐”“瑞”“征”“醉”“里”。去声与上声，均匀交换，上片下片贯穿一气。开篇韵密，表现了颂声的激扬。转入后二句、三句相隔叶韵，表现出一种“陶醉”的悠扬。龙榆生先生说：“隔句用韵，或三句用韵者，音节最为和婉。反是，则为拗怒，为迫促，为急切怨怒之音。”（《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三） 句法
上片：七六六四六三四六七；下片：六五四四六六三四四三四。二十句，七个四字句，七个六字句，其他七字句、五字句、三字句作点缀。四六句式的多用，保持了雅颂与骈体句式的“典雅”意韵，奇字句式的插入，奇偶相生，龙榆生先生说：“所谓奇偶相生，谓三五七及二四六诸种句法，相间用之，则和婉而多软媚之态。若多用偶数或奇数之句，则音节往往转为崛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晁端礼有词集《闲斋琴趣外篇》六卷，可确定作于宋徽宗大观、政和间“歌咏太平”的颂词有十四首之多，除《黄河清》《寿星明》外，如《并蒂芙蓉》《舜韶新》《鹧鸪天》十篇，这些颂歌，均为晁端礼赢得了进官加爵的荣耀。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并蒂芙蓉词》：
政和癸巳，大晟乐成，嘉瑞既至，蔡元长以晁端礼次膺荐于徽宗。诏乘驿赴阙。次膺至都，会禁中嘉莲生。分苞合趺，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乐府体属词以进，名《并蒂芙蓉》。上览之称善，除大晟府协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词曰：“太液波澄，向鉴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绿荷深，并丹脸争媚。天心眷临圣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愿君王、寿与南山齐比。池边屡回翠辇，拥群仙醉赏，凭栏凝思。萼绿揽飞琼，共波上游戏。西风又看露下，更结双双新莲子，斗妆竞美。问鸳鸯、向谁留意。”
与《黄河清》相比，《并蒂芙蓉》咏荷花，贺嘉瑞，寄祝愿。起篇三句一韵，极其舒迟和婉。如上片至“愿君王寿与南山齐比”前，“瑞”“蕊”连用，添进一小韵，韵脚变密，并以去声与上声交替，“激励劲远”之声振起，又接“上声”，以改变去声“去而不返”之“刚硬”，使之“舒徐和婉”而转入下片。将祝愿之情表达得十分恰切。全词笔法婉转，语言优美，可以见出大晟词人高超的填词技巧与音乐才华。晁端礼的《绿头鸭》，上片六均，下片五均，平声韵长调，音节十分优美，试听：
锦堂深，兽炉轻喷沉烟。紫檀槽、金泥花面，美人斜抱当筵。挂罗绶、素肌莹玉，近鸾翅、云鬓梳蝉。玉笋轻拢，龙香细抹，凤凰飞出四条弦。碎牙板、烦襟消尽，秋气满庭轩。今宵月，依稀向人，欲斗婵娟。变新声、能翻往事，眼前风景依然。路漫漫、汉妃出塞，夜悄悄、商妇移船。马上愁思，江边怨感，分明都向曲中传。困无力、劝人金盏，须要倒垂莲。拚沉醉，身世恍然，一梦游仙。
龙榆生先生分析说：“上下片都有两个七言偶句，而它的句式又是上三下四的；这也是‘奇偶相生’的另一方式。……整体用三、四、五、六、七各种不同句式参互构成，显示音节上的抑扬骀荡之美，恰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相称。这上片铺写中秋赏月的愉快心情，下片转入伤离思念远的悲凉情调，一结兜转，归到平生心愿，保持着温柔宛转的韵致，是非常谐婉动听的。”（龙榆生《词曲概论·宋词长调的结构和声韵安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除了上述颂赞之歌响彻云霄外，“都下盛传”《踏青游》《红窗迥》，“市井竞唱《韵令》”（《游宦纪闻》卷三，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钧容班、教坊“宜唱田中行、曹元宠小令”，“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宣和间京师人多歌蕃曲》，朱杰人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太平”“升平”“承平”，歌舞艺术园地，一时间，姹紫妍红。现当代治文学史，有一很突出的现象，即凡是对当朝或当代皇帝的歌颂，一律称之为“歌功颂德”，很为后世所不齿。与发抒个人真情实感的歌唱相比，“歌功颂德”的篇章难免有夸饰的不足，历史上的确有像陈后主、南唐后主这些把“国家”唱坏了的，宋徽宗也是“亡国之君”，他主持朝政，“颂声”大作，不久自己就成了“俘虏”，但是否所有“歌功颂德”的作品，均应斥之为“谀词”而一棍子打死？一部中国古代史是否所有的时代都是不值得肯定呢？是否凡是对当代歌颂的作品均无任何价值呢？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